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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两次收入差距扩大的比较与启示

发布时间:2017-05-26 作者:派智库 来源:国研网 浏览:【字体:

摘要:发达国家在“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与“20世纪80年代后”两次经历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两次扩大,均表现为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但最高收入群体的构成并不相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资本集中度提高与政府自由放任都是重要推手,但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历史条件存在差异;都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但最受冲击的社会群体有所区别。通过比较,可以得出如下启示:(1)要重视收入差距处于高位的负面影响,不可将其“合理化”;(2)收入差距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自发缩小,必须政府主动作为;(3)在提升机会平等质量的同时,更加注重结果平等;(4)同时应对发达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遭受的挑战,是我国缩小收入差距的难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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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入差距扩大,发达国家,比较,启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发达国家曾在“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与“20世纪80年代后”,两次经历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两次扩大既有共同特征,亦有深刻差别。作为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我国在较短时间内走过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现代化进程,收入分配关系也集中遭受发达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冲击。比较发达国家两次收入差距扩大的历史经验,可以总结现代化进程中收入分配关系演变的共性规律与阶段差异,有助于消除对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认知误区,进而寻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路径。 本文来自织梦

一、发达国家两次收入差距扩大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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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现形式的异同 copyright dedecms

相同点:收入分配领域都出现两极分化。18世纪末,发达国家进入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历史进程。至20世纪初,欧洲前10%群体的收入占比高达45%—50%;在美国,也超过40%(皮凯蒂,2014)。以小商人、小生产者为代表的中等收入阶层遭到大工业冲击,规模萎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曾一度缩小,但20世纪80年代起再次扩大(图1)。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前10%群体的收入占比下降到30%,美国也下降到30%—35%;而到了2010年,欧洲回升到35%,美国则高达45%—50%(皮凯蒂,2014)。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出现扩大(图2),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也再次下降(图3)。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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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美国前10%群体的收入占比(1910—2010) 织梦好,好织梦

资料来源:皮凯蒂(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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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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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本不变”表示基尼系数的变化幅度小于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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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eeley(2015)。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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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美国中等收入阶层所占比重 本文来自织梦

注:图中数字为不同收入阶层的成年人数占总成年人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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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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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点:最高收入群体的构成不同。20世纪初,发达国家最富有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土地、财产与政府债券的租金收益;而到了2010年,美国前1%群体中,41%是非金融企业管理者,18%是金融从业者(Keeley,2015)。从某种程度上说,相较一百年前,发达国家在第二次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中更多体现出“机会平等”特征,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较少受到批评。例如,伴随一项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一家小企业可以成长为跨国公司,其创始人也可以一跃进入最高收入群体。但随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以及金融化“泛滥”,发达国家很多高收入者的财富更多来自“分蛋糕”而非“做蛋糕”,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也大为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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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因机理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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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点: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资本集中度提高与政府自由放任都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推手。要素回报中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会导致不同要素所有者间收入差距扩大,财富集中度的提高则将进一步加大个体间的收入差距。18世纪末至19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的工资停滞在较低水平,劳动收入占比出现下降。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比虽然出现回升,但也只是达到18世纪末的水平。而在这段时间,财富集中度持续提高,从1810年到1910年,前10%群体的财富比重,在欧洲从80%上升到90%;在美国从60%提高到80%(皮凯蒂,2014)。这使得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两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经历了劳动收入占比提高、资本集中度下降的历史时期,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但20世纪80年代后,上述过程出现反转,收入差距再次扩大。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到21世纪头十年,绝大多数OECD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出现下降(图4),OECD国家整体的劳动收入占比从66.1%下降到61.7%;欧洲和美国前10%群体的财富比重从1970年的60%—65%提高到2010年的65%—70%(皮凯蒂,2014)。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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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OECD国家劳动收入占比 本文来自织梦

资料来源:Keeley(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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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收入占比与资本集中度变化的背后,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发达国家在19世纪对经济社会的干预较少,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与累进税制,并于二战后开启福利国家建设。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再次转向。1981至2013年,OECD国家平均最高法定税率从66%下降到43%,股息收入和公司所得的税率也大幅削减(Keeley,2015)。 织梦好,好织梦

不同点: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历史条件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在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工业化进程中,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导致工资水平长期处于低位,生产率提高所增加的产出大多转化为利润,并进一步积累,劳动收入占比经历较长一段时期下降。例如,英国1851年的城市化水平就已超过50%。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国家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提升了其相较劳动的议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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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后果的异同 copyright dedecms

相同点: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后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1928和2007年美国前10%群体收入占比达到峰值(图1),而随后的1929和2008年均爆发了以美国为起点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这并非巧合。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第一次扩大,导致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这一不足在20世纪初被按揭贷款的迅速推广所掩盖,如,美国1927年汽车交易量的60%是通过按揭贷款的方式完成(艾伦,2009)。但股市泡沫崩溃及其对金融机构的冲击,导致消费信贷锐减,并演化为1929—1933年的大萧条,这也成为二战爆发的经济根源。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第二次扩大,再次引发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2001年后美国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进一步透支需求形成“次级贷”,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当前,全球经济仍未走出危机阴影,并逐步由经济危机向政治危机蔓延。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的结果,就是收入分配领域矛盾激化在政治层面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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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点:最受冲击的社会群体不同。19世纪,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使用低技能劳动力。随着劳动的简单化,原有掌握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城市高技能劳动力被农村转移劳动力、妇女和儿童所取代,受到较大冲击。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大学毕业生不断增多,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转而偏向使用高技能劳动力。随着劳动的智能化,低技能劳动力被替代,受到较大冲击 内容来自dedecms

二、主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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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重视收入差距处于高位的负面影响,不可将其“合理化”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缩小收入差距具有客观必要性。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收入差距在一段时期出现一定幅度的扩大有其客观原因,难以避免,但这并不等于说收入差距处于高位本身具有“合理性”。以史为鉴,发达国家两次收入差距扩大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政治恶果。后发国家应该汲取教训,寻找到更加合理的制度安排,创造条件缩小收入差距。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5,相较2015年略有增加。收入差距长期处于高位,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应当及时扭转。 织梦好,好织梦

缩小收入差距也具有现实可能性。有学者认为,如果连西方发达国家都无法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中国就更无办法,甚至怀疑效率与平等的冲突本身就是无解。这种认识并不正确。第一,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要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即使以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标杆(北欧国家更低),也完全有下降空间。第二,上述认识的内在逻辑,是将中国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过程,如果中国无法跳出西方模式,自然无法破解后者自身都无法解决的矛盾。但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出发,西方模式只是现代化模式中的一种。中国完全可以超越其路径和目标,通过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多数人利益和少数人利益的动态统一,为人类社会探索更好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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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差距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自发缩小,必须政府主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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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曾根据发达国家当时的历史经验,提出收入差距会随经济增长先扩大、后缩小,呈“倒U”型曲线的假说(Kuznets,1955)。受这一假说影响,很多人主张,政府应当“重增长、轻分配”,在经济增长中扩大了的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而自发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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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将历史视域向后延展,囊括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验事实,就会发现其收入差距在整个20世纪呈现的是先缩小、后扩大的“正U”型曲线。这说明,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并不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缩小。进一步看,在发达国家两次收入差距扩大时期,政府都是采取放松管制、自由放任的政策取向;而在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缩小时期,政府的政策取向则是加强市场管理、加大再分配力度。由此可见,政府是否作为以及如何作为,对于缩小收入差距至关重要。 织梦好,好织梦

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已经处于高点。如果迷信“倒U曲线”假说,仍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去遏制收入差距扩大,极易造成收入分配迅速恶化,进而导致经济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甚至中断现代化进程。 copyright dedecms

(三)在提升机会平等质量的同时,更加注重结果平等 内容来自dedecms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人更加注重机会平等,而对结果平等有所忽视。相较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更多体现了机会平等的特征,却仍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这无疑需要更加深入的理论思考。 内容来自dedecms

1.机会平等存在多个维度,不能只是简单地“促进机会平等”,更重要的是“促进什么样的机会平等”,不断提升机会平等的质量。第一,要不断提高机会分布的均等性。实现机会平等,不只是让每个人都拥有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不断促进机会享有的公平性。在我国,关键是做到以下三点。一是消解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的制度分割,让人们拥有同等的机会迁徙、就业和创业。二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证起点公平。三是增强优质公共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享有机会的平等性,避免权力或资本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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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不断增加机会本身的供给。机会分布的平等不能减少机会本身的稀缺。当机会存在稀缺性时,即使机会的分布完全均等,也会出现结果的不平等,其不平等的大小由机会的稀缺程度决定。例如,当每个人都拥有同等概率进入金字塔顶端,这一概率是50%、10%还是1%,将决定金字塔的形态,所导致结果不平等的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异。我国应不断增加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尤其是优质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规模,不断提升供给质量;应转变生产方式,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财富创造与分享的机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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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谁获得机会、如何获得机会同样重要。机会分布的平等并不一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进入金字塔顶端的社会群体,如果是通过生产和创造获得财富,无疑会对全社会产生正向激励;可如果是通过寻租和攫取获得财富,反而会更加“顽固”地阻碍效率改善。马克思就曾指出这一局限。我国应在消除权力对市场扭曲现象的同时,加强市场的法治化、规范化,调节社会各部门的相对收益。让劳动者、创新者而非寻租者、投机者,守法者、诚信者而非枉法者、失信者,获得财富;让实体经济而非金融和房地产,成为支撑财富积累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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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能将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简单割裂,结果不平等的长期持续也会加剧机会不平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相较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更多体现了机会平等的特征。但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中,结果不平等的长期持续已经对机会平等产生了负面影响。基尼系数越高的OECD国家,一方面,不平等的代际传递越强,也就是机会的分布越不均衡;另一方面,高中教育率越低,也就是机会的稀缺性越大(图5)。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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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OECD国家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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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eeley(2015),D'Addio(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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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流动性非常高,人们有相对平等的机会“先富起来”。而随着结果不平等长期处于高位,机会不平等被不断侵蚀。当前,各种“二代”现象说明,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已十分严重。根据发达国家经验,不顾结果平等、单独促进机会平等是难以持续的。应更加注重结果平等,通过再分配为提升机会平等质量创造条件。包括,稳步出台房产税、遗产税,完善个人所得税,在降低对劳动和中下等收入群体征税比重的同时,增强对财产和高收入群体的征税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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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时应对发达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遭受的挑战,是缩小我国收入差距的难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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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发达国家两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但其背后的历史条件各有不同:“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20世纪80年代后”则是全球化不断深入。需要指出的是,城市化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呈“倒U曲线”。在城市化初期,剩余劳动力较多,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工资上涨幅度小于效率改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在城市化中后期,剩余劳动力大为减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工资上涨幅度大于效率改善,劳动收入占比上升。 内容来自dedecms

改革开放后,我国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则是受到两大因素的共同影响。一方面,我国经历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工资上涨幅度长期低于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我国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均迅速扩大,已位居世界前列,资本要素的议价能力不断增强,经济社会政策日益受到全球市场约束。 织梦好,好织梦

两大因素的叠加,导致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政策面临“两难”。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已进入中后期,而民营经济就业吸纳能力强,提高劳动收入占比需要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以推动城市化进程。但随着资本议价能力上升,有人担心,民营经济的发展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应对资本议价能力上升,需要提高财产税比重、高收入群体税负。但因要素全球流动性的增强,又有人担心,这会弱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导致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外流。 织梦好,好织梦

破解“两难”,需要打出“组合拳”。一是加强产权保护,大幅减少阻滞民营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为税制结构转变开辟空间。二是积极稳妥地提高财产税比重和高收入群体税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三是跳出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对立的平面思维,让国有经济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更好发挥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四是抓住我国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的历史条件,用“成长红利”而非“税收洼地”吸引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copyright dedecms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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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虽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公务员等所谓“新中产阶层”,但他们并不占有生产资料,资本集中度在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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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根据皮凯蒂(2014),英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在1790年为65%—70%,到1860年为55%—60%,1910年再次接近65%。其中,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时期,也被称为“恩格斯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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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Acemoglu(2002)曾分析了其中的内在机理。 内容来自dedecms

④这一思维有两类表现:一是认为只要且只有移植西方国家当前的制度,就可以完成现代化,忽视了发展阶段差异;二是认识到发展阶段差异,主张借鉴西方国家在相似发展阶段的制度,其实质仍是将西方模式看作为现代化一般规律,只不过将现代化等同为“渐进”的西方化过程。 织梦好,好织梦

⑤这并不意味着机会分布的平等缺少独立的意义。一方面,当机会稀缺程度一定,机会分布越平均,结果不平等越小。另一方面,即便结果不平等程度一样,机会分布越平均,越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需要指出的是,机会分布平等对效率的影响还受到机会获取方式的制约,这将在下文中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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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马克思曾写道:“即使得到贷款的产业家或商人是没有财产的人,那也是由于相信他会用借来的资本执行资本家的职能,占有无酬劳动。他是作为可能的资本家得到贷款的。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有能力和经营知识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或多或少正确的评价),这是经济学辩护士们所赞叹不已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最好的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优秀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参见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6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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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例如,在相同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要低于发达国家,资本回报率更高,因而能够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入,我们称之为“成长红利”。让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充分地享受到中国经济的“成长红利”,可以避免“竞争性减税”,为在促进资本积累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条件。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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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来明、李建伟、喻东、冯文猛,2015:“国外应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经验与启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题研究报告》,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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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来明、李建伟,2016:“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和实证分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专刊》,第39期(总1514期)。 本文来自织梦

〔3〕刘鹤,2013:“两次经济危机的比较”,《管理世界》,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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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dedecms.com

〔5〕皮凯蒂,2014:《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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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艾伦,2009:《大繁荣时代》,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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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洪丽,2013:《经济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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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uznets, 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 (1). 织梦好,好织梦

〔9〕Pew Research Center, 2015,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No longer the majority and falling behind financially”, Washington, D.C. 织梦好,好织梦

〔10〕Keeley, B., 2015, “Income Inequality: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OECD Insights, OECD Publishing, Paris. dedecms.com

〔11〕Acemoglu, D., 2002, “Technical change, inequality, and the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 (1). 织梦好,好织梦

〔12〕D'Addio, A. C., 2007,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isadvantage: mobility or immobility across generations?”, Oecd Social Employment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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