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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经济转型期防范风险的经验与启示
发布时间：2018-02-11 作者：派智库 来源：国研网 浏览：次【字体： 大 中 小】
摘要：从历史经验来看，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各类风险往往被掩盖和对冲，不容易暴露出来。而随着经济减速和进入转型期，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的变化和问题则更容易暴露出来，各类风险则有可能集中释放。本文以日本在二战后的两次经济转型为研究窗口，回顾梳理了日本在这两个经济转型期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并总结了日本防范与应对各种风险的政策措施。第一，要提高对经济转型和潜在经济增速变动的认识，避免出现形势误判和政策失误；第二，财政刺激应关注刺激政策的有效性；第三，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关注资产价格泡沫；第四，防范转型期的风险不能单纯地依靠刺激政策，而应推行有效的结构性改革；第五，在推行政策时要注重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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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型期，风险防范，经验，日本
一、对日本经济转型期的界定
要总结日本在经济转型期防范与应对风险的经验，首先需要对其经济转型期进行严格的界定。不过遗憾的是，经济学文献中尚没有对日本的“经济转型期”形成统一的认识。例如，大田一广(2011)、董小君(2013)等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五个时期和四次转型①；张季风(2009)，浜野洁、井奥成彦、中村宗悦等(2010)，杨栋梁(2010)等则将战后日本经济划分为四个时期②；李毅(2013)、张承惠(2014)等将战后日本经济划分为三个时期，其中第一阶段为恢复时期到石油危机前，第二阶段为石油危机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阶段为泡沫破灭至今，并认为第三阶段的日本经济步入深刻的转型时期。
根据杨光普(2017)对日本经济转型期的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发生在1971—1976年间，经济增速年均降幅达到1个百分点，日本经济实现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型；第二次转型发生在1991—1994年间，日本经济由中高速增长平台下降到了一个低速增长平台，如图1所示。
图1 1960—2015年日本GDP增速与阶段划分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及笔者测算。
二、日本在第一次经济转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及防范应对
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之后，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再加上外部环境剧烈变化带来的冲击，日本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风险和问题呈现出集中爆发的局面。从1971年开始，日本经历了第一次经济转型。
(一)日本在第一次经济转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
1.“尼克松冲击”与汇率风险。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复兴与发展，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缩小，甚至出现了贸易逆差。同时，由于美国在“越战”中越陷越深，其政府债务不断攀升，国际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动摇，大量黄金从美国流出。
图2 1960—1980年日元兑美元汇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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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日元兑美元的巨幅升值，使得日本的出口受到严重打击，加之日本在政坛和外交上的动荡等多方面原因，日本的经济增速直接由1970年的10.28%下降至1971年的4.39%。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尼克松冲击”打破了固定汇率制度，助推市场形成了对日元持续升值的预期，开启了日元漫长的升值之路，并为后来的“广场协议”埋下伏笔。
2，“石油危机”与产能过剩风险。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在需求侧，由于发达经济体均陷入了不同程度的“滞胀”，外部需求大幅萎缩，产能过剩日渐突出，这对本已经开始下行的日本经济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在供给侧，石油供给的大幅度减少以及石油价格的飙升，对主要发达经济体都造成了沉重打击，高企的石油价格迅速推高了生产成本，企业利润大幅收窄，许多企业经营陷入困境。1974年日本的GDP出现了战后的首次负增长，为-1.23%，而通货膨胀率更是达到23.18%。
根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经济白皮书(1986年)》，1965—1973年日本国内制造业平均开工率为90%，其中1969年更是高达97%。而在石油危机爆发后，制造业平均开工率大幅下降，1975年更是降到了67.1%。
图3 第一次“石油危机”前后日本的通货膨胀水平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3.环境污染与公害风险。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以及公害泛滥的问题在日本也日益突出。根据1972年日本环境厅发布的《全国河流、湖泊、海域水质污染检测结果》，日本国内50%的湖泊、23%的河流和13%的海域，水质污染严重超标。此外，由于过度使用地下水所引起的地表下沉、汽车废气污染、汽车和新干线噪音污染等问题也非常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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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公害”为主题的民间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并逐渐演变成尖锐的社会问题。举世闻名的日本“四大公害诉讼”就是在这一时期爆发的。
(二)第一次经济转型中日本防范与应对风险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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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风险，日本政府积极防范与应对，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成功克服了危机，实现了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型，而且还培育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综合来看，这些防范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1971年，日本通产省发布的《70年代产业结构设想》提出，产业结构将从以资本密集程度高的重、化工业为中心转向以知识密集程度高的加工装配工业为中心；1975年，日本通产省发布的《产业结构长期设想》进一步强化了促进尖端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③。具体而言，一是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行业，以及削减其产能；二是为保持产业布局的完整性，对难以淘汰的支柱产业实行升级改造；三是工业化发展的重点从基础材料型产业向附加值高且劳动力吸纳能力强的汽车、机械、电子加工等组装型产业转移；四是促进包括研究开发密集型产业、高度组装业、流行产业和知识产业在内的尖端技术产业的发展。
2.开发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推行石油替代战略。日本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还大力开发节能技术、新能源和石油替代技术。1973年11月，日本政府正式通过了针对石油危机的《石油紧急对策纲要》，要求全国降低石油电力消费的10%；1973年12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石油供需合理化法》和《国民生活安定紧急措施法》，史称“石油二法”④；1974年8月，日本内阁设立了“保护资源、能源运动本部”，并以国民运动方式呼吁节约资源和能源；1974年和1978年，日本政府分别提出了“日光计划”和“月光计划”，以支持新能源与节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此外，为促进节能设备的应用，日本开发银行专门设立了优惠贷款制度，对装有热转化器、排热锅炉等设备的企业予以贷款支持。
3.治理公害，保护环境。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与公害问题，1970年日本在临时国会上一举通过了14部与公害与环境相关的法律，史称“反公害国会”。1971年日本成立了环境厅，统一管理全国的公害治理和环境保护事宜。在财政支出方面，1970—1980年间，日本直接用于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在国家财政预算中的比重从1.1%增加到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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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政府部门强化治理公害之外，日本私人部门也大幅度增加了公害相关投资，由1969年的69亿日元提高到1973年的701亿日元。在国民、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至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环境问题已基本得到了解决，而且日本企业的节能环保技术更是已经领先世界，不仅降低了本国产品的能耗，更是实现了大量的技术出口，并形成了完整的环保科技创新体系。
三、日本在第二次经济转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及防范应对
在第一次经济转型成功后，日本经济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上运行了15年，但是由于一系列政策失误，日本经济在金融、财政、就业、产业结构、国际收支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风险。1991年，“平成泡沫”破裂开启了日本经济的第二次转型。
(一)日本在第二次经济转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
1.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为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银行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四次下调基准利率降至2.5%的历史最低点，M2增速连续4年超过10%。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没能使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反而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提供大量的流动性，最终酿成了1991年“平成泡沫”的破裂⑤。
从股票市场来看，如图4所示，日经225指数从1986年的13054点上升至
图4 日经225指数与东京股票市场平均市盈率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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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日本全国平均地价指数与东京都地区房价收入比
资料来源：日本不动产研究所；笔者测算。
2.政府债务与财政风险。伴随着GDP增速的下降，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也随之下降；同时，日本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政府的开支加速上升。财政收入增速的下降和开支增速的提高直接导致财政赤字水平(率)的提高，进而导致政府债务的加速累加。同时，由于日本的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保险支出进一步加剧了日本政府的财政负担。
图6汇总了1980年以来日本的财政状况。从图中可以看到，当日本第一次转型完成之后，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率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上保持持续降低，甚至1985年之后还出现了多年的财政盈余。然而，1991年以后，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财政赤字率屡创新高。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债务总额与GDP的比值也在1992年后不断攀升，截至2014年底，该比值已到达250%。
图6 1980—2014年日本的财政状况
资料来源：IMF数据库。
3.“产业空心化”与失业风险。“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的快速升值给日本出口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时，为缓解日美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日本政府也意图将部分产业转移到国外。在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起初，被转移出去的产业多为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但随着日元的持续升值，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也开始向外转移，包括许多核心零部件的制造企业，由此，“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开始威胁到日本经济。
“产业空心化”导致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失业率的大幅攀升。如图7所示，随着泡沫的破灭以及“产业空心化”的加剧，日本失业率水平大幅度攀升，在1994年之后的20年中，日本的年均失业率水平高达4.17%，其中在2002年和2003年更是达到5.2%。
图7 1980—2015年日本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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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4.通货紧缩风险。1991年“平成泡沫”破裂后，日本的通胀水平就开始持续走低，如图8所示，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从1991年的3.3%一直下降到1995年的-0.12%，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更是出现了长达63个月(1992年1月至1997年3月)的连续负增长。遗憾的是，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直到2001年4月，日本内阁府在每月例行经济报告中才首次承认，日本已于1999年出现物价持续下跌，陷入缓慢的通货紧缩状态。
图8 1980—2014年间日本物价水平趋势图
资料来源：IMF数据库。
(二)第二次经济转型中日本防范与应对风险的主要措施
不同于第一次经济转型期间对各方面风险的成功应对与化解，在1991年泡沫破灭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缺乏改革的共识，加上日本自民党的政治泡沫破灭⑦，日本政治进入一个不稳定期，日本政府没有也没能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来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而仅以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经济的萧条，并且效果也不明显——不仅经济增速多年徘徊在较低水平，而且失业率逐年攀升，还陷入了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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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96年桥本内阁上台，日本各界才终于意识到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才能扭转日本经济的颓势，之后多届内阁相继开始了日本改革之路，如桥本内阁时期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小渊内阁时期延续桥本内阁的中央省厅改革、森内阁时期的银行改革以及小泉内阁时期的结构改革等。
四、日本在经济转型期防范风险的启示与教训
基于对日本在两次经济转型中防范与应对风险的经验总结，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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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提高对经济转型和潜在经济增速变动的认识，避免出现形势误判和政策失误。事实上，伴随着日本经济的转型，日本的经济结构，包括市场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对经济转型的认识严重不足，认为过去那种靠廉价原材料、能源、劳动力和土地，通过高强度投资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依然能够带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结果，对形势的误判造成了后续的政策失误。
第二，财政刺激应关注刺激政策的有效性。日本政府的大规模财政刺激面临严重的边际效益递减，但是其僵化的财政支出制度不能对低效的财政支出做出及时的调整，结果，不仅没有使日本经济走出衰退和通货紧缩，反而使日本政府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
第三，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关注资产价格泡沫。20世纪80年代日本货币政策框架的目标主要是盯住通货膨胀率，而忽略了资产价格水平。即便当资产价格急剧上涨、泡沫越来越大的时候，日本央行在加息问题上的犹豫不决、踟蹰不前，同时更迫于美国的压力，未能及时上调利率，最终导致“平成泡沫”的形成。
第四，防范转型期的风险不能单纯地依靠刺激政策，而应推行有效的结构性改革。对比日本在两次转型过程中的应对措施可以发现，第一次转型的成功，主要依靠的是一系列结构性的改革措施，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反观1991年之后的转型，长时间依靠刺激政策而没有有效的改革措施，使得日本迟迟无法实现成功的转型升级，甚至陷入长期萧条和通货紧缩。
第五，在推行政策时要注重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在“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开始对美元快速升值，至1987年时已经升值将近70%，此时日本国内已经开始出现资产价格泡沫的倾向。然而，1987年“卢浮宫协议”却要求日本须继续坚持“协调降息”的方针，这使得日本国内经济政策目标与国际政策协调目标之间出现了深刻的矛盾。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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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大田一广(2011)和董小君(2013)等人的划分，战后日本的四次转型分别为：第一次转型(1945—1955年)，从一切靠进口向“出口导向型”转变；第二次转型(1955—1972年)，从出口拉动向“消费主导转型”转变；第三次经济转型(1973—1985年)，从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型；第四次转型(1985年至21世纪初)，推动以“成本主导型”产业转型升级。
②按照他们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日本战后经历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期的战后恢复期，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的高速增长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与稳定增长时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之后的泡沫经济及长期萧条时期。
③参考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吉林出版集团，2010。
④参考尹晓亮：“日本对能源危机的应急管理——以第一次石油危机为例”，《东北亚论坛》，2010年1月第19卷第1期。
⑤参考杨光普：“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对‘广场协议’的案例分析”，《调查研究报告》，2016年第165号(总50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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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张季风，《日本经济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P37。
⑦在遭遇竹下登的“里库路特丑闻”(1989年)、宇野宗佑的“艺妓丑闻”(1989年)和宫泽喜一的代理首相金丸信的“佐川急便丑闻”(1993年)之后，日本民众最终放弃了对自民党的支持，在1993年8月到1996年1月，接连换了四任首相，分别是来自日本新党的细川护熙、来自日本新生党的羽田孜、来自日本社会民主党的村山富士和来自自民党的桥本龙太郎。
⑧杨坤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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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季风，2009：《日本经济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浜野洁、井奥成彦、中村宗悦等，2010：《日本经济史(1600—2000)》，中译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3]杨栋梁，2010：《日本近现代经济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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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默斯·约翰逊，2010：《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吉林出版集团。
[5]大田一广、郑京淑，2011：“战后日本的宏观经济特质——基于历史的回顾”，《国际经贸探索》。
[6]李毅，2013：“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一种新解释”，《日本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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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董小君，2013：“日本经济转型的经验与借鉴意义”，《行政管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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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承惠，2014：“日本经济转型与资产泡沫”，《中国经贸导刊》。
[9]杨光普，2016：“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对‘广场协议’的案例分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第165号(总5048号)。
[10]杨光普，2017：“对‘经济转型期’的界定：基于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分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第33号(总51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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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转型期的风险防范与应对”课题组
课题总负责人：李伟
课题执行负责人：王一鸣
参加：张军扩 张来明 隆国强 余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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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协调人：张承惠
专题负责人：魏加宁 本文来自织梦
专题组成员：魏加宁 王莹莹 杨光普 杨坤
执笔：杨光普 杨坤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