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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引发的讨论及启示
发布时间：2018-05-07 作者：派智库 来源：国研网 浏览：次【字体： 大 中 小】
内容摘要：基于中国发展实践和发展经验，密歇根大学洪源远副教授的专著《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一书提出，发展是体制与市场共同演进的过程，并指出成功的演进和发展需要多方面的条件，特别是“有什么用什么”和“有指挥的即兴发挥”。该书既诠释了中国的发展经验，又揭示了中国发展经验的一般性价值，并直接挑战了西方关于发展的规范标准和政策工具。该书受到国际发展界的广泛关注和肯定，其研究发现和方法的重要启示包括：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需要加强引导和善用国际人才；中国方案分享要深入挖掘中国经验的一般性价值；我国发展援助需纳入更多中国发展实践和发展原理的介绍；我国经济赶超阶段的成功体制在“新时代”仍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关键词：发展原理，中国方案，对外援助
2016年9月，密歇根大学副教授洪源远发表专著《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以下简称“洪书”)。该书不仅被纳入颇有影响的康奈尔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丛书，而且受到国际发展界的广泛关注。2017年11月，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邀请作者来华开展学术交流，包括与在华发展机构专家进行对话。现将这本书的要点、引发的讨论以及对我们相关工作的启示报告如下。
一、基于中国发展经验，洪书提出普适性和形象化的发展原理
洪书从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对“如何实现发展”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并主要结合中国自1978年至2012年间的发展实践案例进行论证。用作者的话来说，这不是一本关于中国发展的专著，而是基于中国经验关于发展的著作。
(一)发展是体制和市场共同演进的过程，起步应“有什么用什么”
洪书指出，现代经济发展过程可简化为三步曲。第一步是“有什么用什么”，即利用社会主导组织和网络，即便是被西方规范视为虚弱甚至错误的体制(institutions)，建立市场，实现腾飞。第二步是利用新兴市场促进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领域的体制改善。第三步是利用强化的体制维护和巩固市场。
从中国案例可以清晰地看出三步曲。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弥补发展资本不足的短板，中国政府动员所有地区、所有公共部门员工利用其社会关系网，投入到招商引资工作，对投资质量以及对环境和资源保护重视不够。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地方政府从只关注招商引资的数量转变为对其质量有更高的要求，负责招商引资的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也逐渐专业化，相关体制不断改善，比如政府机构的公开性、问责和制衡都在加强。当前，相关体制的逐步完善有助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二)“有指挥的即兴发挥”是共同演进的基本条件
基于有机系统演变理论和有关案例研究，洪书指出，共同演进源于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特别是“有指挥的即兴发挥”能力。具体而言，一是指挥者要确定“有限务实目标”，即在发展初期突出一两个关键目标，例如经济增长目标。二是指挥者要围绕关键目标在“多个相关领域同时启动渐进式变革”。多领域的同步变革，更可能带来系统性变化；渐进方式可以降低系统变革带来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三是指挥者为执行者“划定创新边界”，既鼓励变革，又防止混乱。四是“让每个参与者在发展中都受益”，利益均沾可以让每个参与者都获得有效激励，从而为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五是指挥者帮助执行者“根据比较优势确定发展定位”。
中国案例对“有指挥的即兴发挥”提供了很好的诠释。在中国的发展演进中，指挥者是中央政府，执行者是地方政府。在十八大之前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坚持把经济增长作为重点发展目标并遵循渐进式系统改革的思路。中央政府通过制定发展规划、颁发文件等方式，在对地方政府设定约束性发展指标并发布命令的同时，也设定预期性发展目标并提供原则性指导；在政策空间范围内，地方政府根据既有资源和体制，创造性地进行“即兴发挥”，用灵活的方式完成中央政府设定的目标和任务。在中央对地方的激励方面，中央政府采用“特许经营模式”，让每个地方政府犹如连锁店一样自负盈亏，并允许地方政府从当地发展成果中分得一杯羹，激发其创新动力和企业家精神。沿海地区首先开放，发挥地理区位等资源禀赋优势吸引外国投资，中西部地区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共同促进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对外出口，使国家摆脱贫困陷阱。在沿海地区富裕以后，中央政府又鼓励其转型升级，将一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并结对帮扶贫困地区发展。
(三)“有什么用什么”和“有指挥的即兴发挥”是早期发展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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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书指出，不仅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表现出“有什么用什么”和“有指挥的即兴发挥”的特征，早期欧洲、美国和当代尼日利亚的发展也经历过相似的发展过程。中世纪晚期欧洲财产权的演变、内战前美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和当代尼日利亚“尼莱坞”电影业的发展，这三个看似大异其趣的案例，实则都经历了类似于中国的发展历程。换言之，“有什么用什么”和“有指挥的即兴发挥”作为早期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发展实践，也能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供很好的解释。
二、尽管一些专家基于西方规范对洪书持批评态度，但主要国际发展机构对其持肯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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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部、哈佛大学等主要发展和研究机构均对洪书予以积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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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17》主编Zhou Yongmei认为，洪书对体制功能而非形态的关注，以及对如何加强适应能力的视角，非常独特并有说服力，其价值远超出了中国范畴。Zhou认为，洪书提出的贫弱国家可以利用既有的、并不符合西方典范标准的体制，来开启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摆脱“贫困的经济与脆弱的体制”的恶性循环，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挑战了长久以来评价国家体制的普遍做法。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贫困与公平发展全球实践局局长Salman Zaidi也表示，非常同意“有什么用什么”的观点，并预计中国不久将从产品和资本输出大国转变成为思想输出大国。
英国国际发展部中国代表处负责人Roli Asthana女士总体上也对洪书给予积极评价。她认同本书所采取的系统分析方法、所提出的三步曲发展路径和“有什么用什么”的发展思路以及对中国发展的解释，包括“特许经营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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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肯尼迪学院Lant Pritchett教授是“实践不同发展”(Doing Development Differently)运动的倡导者，也高度认同洪书“有指挥的即兴发挥”理念，认为繁荣经济和有为政府的关键在于为创新和“即兴发挥”提供适宜条件，同时又施加一定的约束以防止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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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乐施会(Oxfam)战略顾问Duncan Green在书评中指出，洪书是一项巨大的成功，为了解中国惊人崛起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其经验可以应用到中国之外的其他地方；其核心的发现是，对于发展早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认为的弱体制可能优于所谓的强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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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评者主要从价值观和中国的独特性等角度质疑中国发展成功的标准和可借鉴性
联合国开发署中蒙局减贫研究短期顾问Bill Bikales认为，发展不能等同于经济增长。联合国妇女组织中国办公室的Julie Broussard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不全面的，对地方官员保护人权没有激励。
至于可借鉴性，美国国际援助署北京办公室的Miles Toder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特殊国情，美国援助的教训表明，简单输出不是明智的举措，因此中国经验是否具有可借鉴性或可复制性还需要结合其他国家的国情。Bill Bikales说得更直白，“美国主宰将要结束，但中国经验过于特殊”。他认为，中国经济腾飞之前的体制基础是现存欠发达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难以比拟的；并且中国政府能力很强，特别善于制定中长期规划，而其他发展中国家规划能力很弱，比如蒙古，甚至不能预先思考两个月后的事情。
(三)我们认为，对洪书提炼的发展原理一般性的质疑，主要源于其直接挑战了西方价值观、规范标准和政策工具
表面上看，多家在华国际机构聚焦于政府能力等中国特色，进而质疑基于中国经验的发展理论的一般性。实际上，洪书提炼的发展原理直接冲击了多项西方价值观和相关政策工具，这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根本原因。
一是洪书论证了“有限务实目标”在发展早期的合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国坚持的经济社会权利优先的基本人权理念，直接挑战了西方坚持的公民权和政治权优先的人权观。多年来在重点促进和保护公民经济社会权利的同时，我国不断推进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特别是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坚持将人权等同于公民权和政治权，特别是结社权和选举权。
二是洪书提出了体制与市场相互作用的“共演”机制，倡导“有什么用什么”，走出了“善治”与繁荣孰先孰后的困境。传统西方观点认为，体制与市场之间存在单向线性关联，要么“先增长后善治”，要么“先善治后增长”。后者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认为只有实行良治，经济才会成功。但现实中这条道路往往行不通，或者适得其反(Lant Prichett and Michael Woolcock，2004)。洪书则提出，体制与市场两者是双向关联、互相作用、“共同演进”的过程，甚至认为发展中国家既有的主导体制对早期发展可能比照搬发达国家的“善治”体制更为有效。
三是洪书提出了“有指挥的即兴发挥”机制，跳出了顶层控制和基层创新孰轻孰重的争论，也不同于西方偏重的“自下而上”的基层主导或自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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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位读者在对Duncan Green书评留言时所说，发达国家的偏见让其看不到中国的成功、它的机制和其他类似的案例，是时候拓展发展援助知识网络、反思既有假设和按照不同思路推动发展了！
三、洪书的研究发现和方法对研究交流发展理念、改善发展援助乃至思考新时代发展转型都有重要启示作用
洪书将理论和案例分析相结合，既肯定了中国特有的国情和体制特点，又提取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共性原理。该书将中国的发展实践纳入世界发展问题范畴，揭示了中国发展经验的一般性价值，为中国发展经验“走出去”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经验提供了理论基础。该书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中国方案的分享、发展援助的完善和新时代发展路径的设计等均具有重要启示。
(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前景光明，但称职的建设者并不多，需要加强引导和善用国际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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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书在学术界和实践领域的广泛影响再一次表明，中国的发展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蕴含着丰富的营养，是人类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重要源泉。
但我们必须看到，洪书所取得的成就至少具备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作者十分自信，志在探究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坚信中国实践的一般价值。二是作者在中国开展了近1 0年的基层实地调研，深入了解中国发展实践。三是作者广览群书，善于国际历史比较研究，熟悉西方案例和话语体系。当前，我国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研究者并不多，这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进展缓慢的原因所在。
多年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是用中国证据证明西方理论。现在必须坚持扭转这类研究范式，突破西方规范性理论框架的约束。要调整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资源配置导向，鼓励研究者注重基层调研，引导对中国实践的客观描述和理论总结，重点支持与西方规范不一致的非最佳实践案例研究和相同发展阶段的国际比较研究。同时，要善于使用海外人才，树立治学榜样，带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中国实践对西方知识体系进行矫正和完善。
(二)中国智慧和方案的分享，既要充分肯定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也要深入挖掘其一般性价值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在肯定和赞叹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普遍认为中国有着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国情和政治体制，即“中国特色”，并因此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很难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这不仅使得中国的发展经验难以融入主流发展理论，且大大降低了“中国方案”的适用性，损害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基础。某种程度上，“中国特色”与“中国方案”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矛盾或张力，但洪书给出了明晰的答案。
事实上，中国的发展成就源自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的论述只是一个浅层结论，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主导力量为什么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走向成功，应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征。洪书基于中国实践提出了“有什么用什么”和“有指挥的即兴发挥”等基本发展经验，且在早期的欧洲和美国以及当代尼日利亚找到了类似的案例。“有什么用什么”强调的是充分发挥既有体制和优势资源撬动发展，“有指挥的即兴发挥”则要求“指挥者”具备以下组织特征：不是僵化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断学习和适应的；不是松散的，而是有纪律、能指挥的；不是高压控制的，而是适度放权和有效激励的；不是只有顺从，而是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作为中国的“指挥者”，中国共产党具备这些特征；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指挥者”，或者可通过适当方式培养这些特征。这项理论概括大大提高了中国经验的可借鉴性。
因此，在讲述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方案的时候，既要充分肯定“中国特色”，也要防止“中国例外主义”，努力将中国经验主流化，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经验的接受度，并最终影响全球发展知识体系，使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总结成为世界发展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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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对外援助要坚持不附加条件的原则，同时也需融入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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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发展经济学往往没有区分“建立市场”和“维持市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并认为最富强的国家(如美国)所拥有的体制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最佳的典范。因此，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中，往往强制包含了让被援助国按照西方先进体制进行体制改革的援助条件。同时，西方传统援助国也据此批评中国对外援助的原则和实践，认为破坏了西方发展援助中促进“良治”的努力。实践证明，西方“先进”体制对于贫穷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作用十分有限，并不符合贫穷国家发展初期的需求。洪教授提出的体制与市场是“共同演进”理论，从理论上证明了传统国际援助条件存在不合理性。
洪书提出的发展理论对欠发达国家的一个基本启示是，欠发达国家需要解放思想，打破好与坏、强与弱、现代与落后以及是否符合国际典范或任何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先充分挖掘、发挥已有体制的优势，由此迈出体制与市场共同演化的第一步。这与中国的对外援助理念和实践不谋而合。
在尊重发展中国家自主权，“不输出中国模式”的同时，我国的对外援助也要纳入中国发展实践和发展原理的介绍，加强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结和讲述。主管部门应加强指导，将目前各界已有较广泛共识的基本发展经验，如新结构经济学、洪书提出的“有什么用什么”和“有指挥的即兴发挥”体制等，融入援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在大力培训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官员，提高其“指挥”能力、规划能力和激励机制建设能力的同时，也要加大对地方政府官员、民间社会代表的培训和交流，分享中国地方官员“因地制宜”“即兴发挥”“非最佳实践”等方面的发展经验。
(四)中国经济赶超阶段的成功体制在“进入新时代”后不一定完全适用，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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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从单目标有限维度的经济增长转入多目标多维度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既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对传统发展方式遗留问题的矫正。
由于任务性质变化和复杂程度显著提高，公共管理不适合继续采用强激励等经济手段，新时期宜多管齐下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包括加强思想教育、确定每个岗位的基本职责和建立与市场可比的公共部门平均薪酬制度。同时，在实现不同任务目标时仍然可以“有什么用什么”，但由于主体选择显著增加，在不同任务中可侧重不同力量，例如在经济建设中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最后，在新时代仍要发挥好“有指挥的即兴发挥”机制的作用，在全面从严治党、划定边界的同时，要给予地方充分自主权，将容错纠错机制落到实处，鼓励改革创新。
参考文献：
[1]Ang, Yuen Yuen, 2016, 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Green, D., 2017, “Review: How China Escaped Poverty”, Oxfam Blogs.
[3]Pritchett, L., Woolcock, M., 2004, “Solutions When the Solution is the Problem: Arraying the Disarray in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32, No.2, PP191—212.
[4]Woolcock, M., 2017, “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 Governance, 30(3), PP526—527.
[5]Zhou, Y., 2017, “A review of 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 by Yuen Yuen Ang”, Let's Talk Development, World Bank. dedecms.com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中国发展道路”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贡森
课题协调人：王雄军
课题组成员：周太东 华若筠 申秋 宁叶 朱清逸
执笔：贡森 周太东 宁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