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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主要国家的全球战略调整及对我国的期盼
发布时间：2018-05-07 作者：派智库 来源：国研网 浏览：次【字体： 大 中 小】
内容摘要：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根源在于既有全球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克服全球化的弊端。在逆全球化浪潮中，美国奉行“美国至上”原则，英国采取更加自主的开放战略，欧盟从理想主义转向有原则的务实主义。美国、英国和欧盟均高度关注我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和行动，对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既期待又顾虑：期待与我国在全球治理多个领域加强合作，期待“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带来新动力，但也质疑“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理念的内涵和实施路径，顾虑我国在战略利益和价值观等方面提出的挑战。我们建议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充实化和具体化，推动“一带一路”规则体系建设和务实合作，并促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全球治理，逆全球化，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内容来自dedecms
近年来，逆全球化不断升温：全球贸易增长缓慢，跨境资本流动下降；世贸组织谈判停滞，贸易保护主义持续蔓延；民粹主义势力和右翼保守政党在多国发展壮大。2016年以来，逆全球化在欧美国家集中出现：2016年6月，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9月，德国十万民众示威反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12月，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成为最大赢家；2017年4月，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在总统大选中异军突起；7月，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发生大规模暴力抗议。这一系列现象汇成一股浪潮，给世界各国带来强烈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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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逆全球化，我国家领导人指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逆全球化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的不足。消除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需要适应和引领好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强全球治理，从而使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和普惠的方向发展。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和行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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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认识逆全球化浪潮中主要经济体的全球战略调整方向及其对我国的期盼与关切，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近期组织多位在海外的华人专家，探讨逆全球化的成因，研究多国的全球战略变化，分析其对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理念和行动的看法。本报告对有关国家的报告进行了综述，并对我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提出政策建议。
一、逆全球化的成因
(一)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原因
逆全球化产生的原因是，近年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部分地区经济不平等加剧，民众对精英丧失信任和信心，被遗弃感和不安全感增强，从而转向支持打“民粹牌”的政治人物。
经济上，全球化使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全球资本逐利最大化不仅造成了不同国家间的资源配置和收益分配不公平，也加剧了一国内部的贫富分化。获益较少的国家和群体成为全球化的输家，并进而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此次逆全球化在欧美国家集中出现，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中下层民众因全球化而丧失就业机会，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了这些民众的处境，直接刺激了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思潮的迅速发展。
政治上，传统固有制度难以解决贫富差距、分配不均的问题，不少民众对精英政治丧失信任和信心，许多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分裂和极化。同时，全球互联网的发展为草根阶层参与政治提供了便利，投机政客进一步助长了民粹主义势力。
社会层面，全球化带来的大量移民不仅挤占当地工作机会、消耗社会福利，而且造成了文化冲击与文明、宗教和认同等方面的中突。难民潮和恐怖主义挑战欧美多国的安全保障和社会秩序，不少民众对外来文化和移民产生排斥心理。
(二)逆全球化的根源在于既有全球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克服全球化的弊端
全球化使世界体系面临新的挑战，虽然原有的规则在不断地重构，但全球治理仍遇到深刻的制度障碍，难以有效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新问题。既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缺陷包括：治理机构没有适应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转变，无法对全球财富分配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治理议程更趋新颖和复杂，治理规则供应不足；治理体系公平性不够、代表性不足、责任难以落实；治理理念有待更新等。作为逆全球化的表象，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滋生，西方国家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规则修正主义和政治孤立主义来应对这种危机，但效果不佳。
二、美国、英国和欧盟的全球战略调整
美国、英国和欧盟等主要经济体是以往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是当今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主体，但在逆全球化浪潮中纷纷调整了各自的全球战略。
(一)美国开始奉行“美国至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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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台后，面对国内的经济问题和就业压力，将美国的全球战略从奥巴马时期的扩展转向收缩，开始采取“美国至上”的主张。特朗普不满自由贸易给美国带来的不利竞争，对全球化持负面态度，认为美国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反对过多参与国际事务。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加大贸易保护主义，重振美国经济。在对外贸易上，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区，迫使韩国等亚太国家重谈自由贸易协议，推出“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的行政命令，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并推出严格的移民禁令。在国内经济上，美国推出一系列重振制造业的措施，包括放松对环保、传统能源、医药和金融的管制，大幅削减家庭和企业税负，以及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等。
第二，注重军事实力和安全利益。在军事上，美国将“让美军再次强大”作为优先政策之一，大幅增加国防预算，频繁开展军事活动。在安全上，特朗普政府认为“印度—太平洋”将是21世纪全球最为重要的地区，谋划形成以美国为主导，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为主轴的安全架构，企图用“印太战略”制衡中国崛起。
第三，减少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美国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将停止资助《全球气候变化倡议》和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等项目；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幅减少对国务院和国际发展署的财政预算，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发展援助，大幅削减国际维和、国际人道主义和全球健康等方面的投入。
(二)英国转向更加自主的开放战略
英国公投脱欧对欧洲一体化是一个重大打击，但脱欧后的英国仍希望维护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和领先地位，转向更加自主的开放战略。短期看，英国必须更多依靠全球市场以及其他多边国际组织来弥补脱欧带来的损失。长远而言，这一战略是由英国的经济地位、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英国的全球战略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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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更强大的英国”为支撑。英国政府提出脱欧谈判“十二项基本目标”，将更强大更公平的英国置于“真正面向全球的英国”目标之前。为了夯实国家实力基础，英国政府将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来增强自身实力，建设一个“共享型”社会，包括恢复对英国法律的控制，加强英国各部分团结，控制移民，以及保护公民和劳工权益等举措。
第二，同等重视新老伙伴关系。英国政府认为，英国离开欧盟并不是离开欧洲，英国和欧洲主要国家仍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脱欧后的英国将优先和欧盟构建特殊的伙伴关系，以确保自身在欧洲的经贸和安全利益。美国仍是英国全球安全发展事务的优先伙伴。同时，英国脱欧后将可以更加自由地与世界其他国家和行为体建立双边或多边关系。除传统英联邦成员国之外，英国政府将更加重视与中国、巴西等新兴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并将进一步强化英非关系，更加关注和非洲相关的繁荣、安全和移民问题。
第三，立足英国自身产业优势。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英国在金融、医药、教育、文化、科技和再生能源等产业都具有较强优势。英国政府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注重运用、发挥和强化自身产业优势，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并致力于发挥全球领导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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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推动对外援助转型。对外援助是英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脱欧后的英国将把部分援助资金用于推进“全球化英国”项目，将援助与“国家经贸利益”更好地进行结合，以保障其在脱欧后的经济繁荣和贸易发展。正式脱欧后，英国虽然会继续和欧盟在一些项目上保持合作，但不再无条件地向欧盟提供援助资金。
(三)欧盟从理想主义走向有原则的务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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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一直试图推进多边机制和跨国合作，宣扬“普世价值观”，引领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挑战，是全球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跨国组织之一。欧债危机以来，欧盟的权威不断受到成员国的挑战，国际影响力和地位有所下降。在逆全球化中，欧盟从理想主义走向有原则的务实主义，希望凝聚共识、整合力量，继续推进全球化，促进全球治理。欧盟的全球战略调整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优先确保自身安全。欧盟将与北约保持合作，并注重增强防务硬实力和战略自主性，还将在反恐、网络和能源以及战略沟通等方面加强集体安全。欧盟将在东至中亚、南至中非的周边地区增加投入，在人道主义、发展、移民、贸易、投资、基础设施、教育、健康、能源、环境、反腐败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等领域开展合作，增强这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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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构建合作型地区秩序。欧盟不输出模式，主张通过互利的经验互鉴，加强双边、次区域、地区和跨地区合作，促进各国和各地区共同分担全球责任。欧盟认为，亚洲的和平稳定是其繁荣的前提，将深化与亚洲的经济外交，并升级其在安全上的作用。欧盟将在尊重国内和国际法治的基础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加深贸易和投资往来，强化高端技术合作，在经济改革、人权和气候行动上展开对话。
第三，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欧盟致力于建立基于国际法的全球秩序，支持对安理会和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欧盟将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推动形成开放、公平和有规则的经济体系，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寻求建立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欧盟还致力于在网络安全、太空、能源、健康、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远程控制系统等新的全球公共领域中通过多边交流发展国际规则。
三、美国、英国和欧盟对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看法
在全球战略调整中，美国、英国和欧盟对我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和行动高度关注，认识到许多问题都需要与我国合作解决，但也有较大质疑和顾虑。
(一)期待与我国在全球治理多个领域加强合作
美国认识到我国在朝核问题、核安全、艾滋病和疫情防控、打击毒品犯罪、网络安全、反恐以及维和中具有重要作用，希望在这些方面加强合作。英国期待在贸易、商业、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基础设施投资、反恐、防止核扩散、人道主义、反腐败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提升与我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欧盟希望与我国在气候变化、能源、海洋、资源效率、环境、发展、全球健康、维和、人道主义事务和灾害危机管理等问题上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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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待“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带来新动力
美国逐渐认识到“一带一路”建设是大势所趋，开始转变消极态度，期待该倡议能在基础设施、金融、环境和能源等方面为其发展带来良好契机。英国期待“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带来新的市场机会，并积极采取务实行动，如率先加入亚投行、设立“一带一路”专项基金。欧盟认为该倡议可以深化中欧经贸往来，为欧盟的经济复苏创造良好机遇，期待该倡议能够与其“容克计划”更好对接，共同推动欧盟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增长。
(三)质疑“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理念的内涵和实施方式
美国、英国和欧盟均认为，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的价值观和优先序上都存在重要分歧。美国、英国和欧盟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等理念有质疑，认为这些理念的内涵和实现路径并不明晰，主要表现在：一是认为中国需要践行自己提出的理念，加大本土市场的开放力度，如在保险、银行、法律服务、教育、零售和医药等领域放开准入限制；二是希望中国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时能够以所谓的“法治或规则为基础”；三是认为“一带一路”合作需要遵守市场规则和国际标准，需要提高透明度、公平性、经济性和环境可持续性；四是希望中国在国际场合能就人权等“普世价值”问题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立场。
(四)顾虑我国在战略利益和价值观等方面提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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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顾虑我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可能拉拢部分发达国家，削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的领导地位；怀疑我国试图用经济手段实现外交目标，担忧我国在陆上和海上扩展战略空间以对抗美国。英国顾虑我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在周边地区的中心地位，利用经济联系和物质利益，迫使南海周边国家和中亚国家在政治和外交上进行妥协。欧盟担忧“一带一路”倡议除了满足我国经济需求外，还有能源和安全战略的考量，顾虑该倡议(如中东欧“16+1”倡议)在强化我方与其成员国双边合作的同时，扰乱欧盟现有的规则，削弱欧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同时，英国、美国和欧盟均有舆论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等理念和概念意味着我国将加大“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的输出。
四、对我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政策建议
(一)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充实化和具体化
一是加强理论研究，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渊源、演变路径和发展方向，解释该理念与西方治理观的共性和差异，系统、全面和客观地论证其对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意义；二是结合全球治理的既有框架和现实矛盾，提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实施步骤和操作方案，将理念细化为可操作的行动指南；三是改善宣传方式，以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和易于接受的方式，解释好中国理念，传递好中国声音，分享好中国智慧。
(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规则体系建设和务实合作
一是健全规则供给，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主体、客体、方式、内容、权利和义务进行梳理，并提供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二是做好政策沟通和规则协调，了解沿线各国和参与各方的政策和法律体系，与相关方开展政策、法律和信息沟通，以协商方式解决冲突和争议；三是强化规则执行，加强对“一带一路”重点投资项目全过程监督，引入第三方评估，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落实项目建设的责任；四是建立风险管控机制，做到事前预警、事中应急和事后反馈，搭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发布重点国家和地区的风险信息；五是寻找共同利益，从项目层面与其他国家和机构开展务实“三方”“多方”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在合作中不断增信释疑，推广成功案例，促进各方互利共赢。
(三)促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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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加强法治建设，深化市场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树立一个法治、开放、民主和自信的良好国际形象。二是要主动学习和借鉴全球治理中的先进理念和成熟机制，结合我国实际加以灵活运用，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三是抓住国内和世界发展的共同议题，如减贫和气候治理等，发挥国内外合力，达到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双重目的。四是加强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分享，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发展经验的推广不应仅局限于经济发展领域，更应该加大在社会保障和新能源经济等方面的交流，注重将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等领域相互结合，提高中国方案的道德感召力和价值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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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rown, K., 2017, The Critical Transition: China's Priorities for 2021, Chatham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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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国际发展合作”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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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负责人：蒋希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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