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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文章考察了我国企业通过出口或对外直接投资两种模式进入全球商品市场的选择效应。从行业技术程度的视角出发，同时结合我国企业国际化的现实情况，重点探讨生产率对我国制造业企业采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进行国际化的影响作用以及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样本中企业在出口模式下的选择效应表现得相对较弱，在传统行业中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生产率悖论”；在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下生产率的选择效应在统计学意义上显着，而且在高新技术行业中这种选择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传统行业企业采用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取决于企业的利润率水平以及前期在出口市场准备等因素。 dedecms.com

关键词 行业技术差异 全要素生产率 选择效应 出口 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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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内容来自dedecms

自从我国政府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取得国际公认的显着成就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记0FDI）增速均居于世界前列，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贸易和对外投资大国[1]。2015年，全球贸易额大幅度下滑，世界市场极不景气，但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出口贸易情况好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以及出口额稳居世界第一位，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不断扩大，其中出口额为2.27万亿美元，进口额为1.68万亿美元，二者增速均有所下降。中国从过去的资本输入国逐步跻身于最大资本输出国行列。2013年，中国0FDI流量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蝉联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而2004年中国仅位居全球国际投资来源国或地区的第8位（UNCTAD，2005），中国作为国际投资重要来源国的地位在不断加强。2015年，中国0FDI流量快速增长，全年对外直接投资1180亿美元，这是自中国发布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以来连续13年实现增长，截至2015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在中国“走出去”战略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尝试并扩大境外对外投资业务。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数量和投资金额逐年增长，在带动我国出口贸易、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等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织梦好，好织梦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企业的出口更多的只是完成了量的积累，而出口质量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如大量制造业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偏低、产品开发和制造水平相对落后、自主研发能力缺乏、处于产业增值链或分工体系中相对低端的地位、产品增值速度慢、竞争优势不强等问题，这意味着我国制造业企业需要通过加大创新和创造力度以及改进生产模式等方式来提高自身竞争力。在当前中国政府如此大力支持企业通过出口、OFDI逐步实现国际化的背景下，利用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来研究企业的出口和OFDI模式与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企业的经营现状和出路有更清楚的了解。从国家层面来看，对企业微观运作机制的深入理解有助于制定更合理的宏观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对不同企业来说，有助于其优化资源配置，根据自身经营状况理性选择进入国际市场及进入方式从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参考国内外前沿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考察了我国企业通过出口或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全球市场的选择效应。考虑到企业层面生产率与知识、技术积累之间的重要关系，本文选择从行业技术差异视角出发尝试就我国现实情况揭示生产率对我国企业出口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影响作用及机理。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不同之处体现在：其一，现有研究一般只单独讨论出口的生产率效应（戴觅和余淼杰，2012；邱斌等，2012；张杰等，2009）或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田巍和余淼杰，2012；严兵等，2014），本文则考虑了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两种进入国际市场的模式选择，并对其进行了比较，目的在于发现处于不同行业性质的企业当前更为合适的经营方式。其二，本文研究立足点在于国际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进展。在企业满足国外市场需求模式选择的备选影响因素中，本文注重从经济学角度强调生产率的至关重要性。现有国内外研究文献从国际商务、企业管理或者公司治理等角度提供了大量纷繁复杂的理论假说，本文则将落脚点定于探讨生产率的核心影响作用，这与Helpman等（2004）以及Helpman（2014）的开创性理论研究保持了内在一致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相关文献综述 内容来自dedecms

对于企业国际化的内涵，现有研究常常存在争议（张天顶和张晓欢，2016），例如，有研究者强调国际化所对应的企业层面行为属于对外直接投资，而不应该包括出口贸易等松散方式。然而，也有研究者强调只要企业开展国际业务，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形式，都可以视为国际化。于是，国际化既可以包括出口贸易活动，也包括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本文在考察我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问题时是针对广义上的国际化。上述处理方式也是与经济学先前的研究文献保持了一致，例如，Helpman（2014）在回顾性文献评论中突出强调了微观企业满足国外市场需求的方式不仅包括出口贸易，还应该包括OFDI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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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理论文献中，沉淀成本带来滞后的影响作用，仅仅那些预期利润足够高的企业才能够承担起进入国际市场的沉淀成本（Bernard和Jensen，2004），为此企业层面的生产率作用得到突出强化，并借此强调国际化活动主要是企业根据生产率进行自我选择的结果（Helpman，2014）。于是，研究者们对企业生产率与其出口、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之间关系这一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预测：对一个特定行业而言，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其产品生产和销售仅限于国内市场，甚至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退出市场；生产率水平居中的企业除了可以在本国生产和销售外，还能够克服出口贸易所引致的固定成本而最终进入国外市场；而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除了通过出口模式满足国外市场需求外，还能选择是否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这种依据生产率来区分不同的国际化模式选择就是贸易研究文献中常提及的“选择效应”（Melitz，2003；Montagna，2001）。该理论预测一经出现便得到了后续研究者们的广泛支持（Redding，2011）。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Melitz（2003）所构建的贸易模型忽略了企业在满足国外市场需求过程中至少有两种方式进入国外市场，没有分析企业可以通过另一种选择即对外直接投资来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在考虑不同模式满足国外市场方面，Helpman等（2004）在拓展Melitz（2003）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识别了不同企业生产效率的差异在企业决定选择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时的重要作用。Helpman等（2004）实证研究了美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对其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进行OFDI的企业比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高出约15％；相比仅在国内销售的企业，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又要高出约39％，这一结果与Melitz（2003）的经典理论预测一致。自此，大量相关研究相继展开，选择效应在企业国际化研究方面得到了广泛的证实。

此外，Head和Ries（2003）使用日本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样本中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一部分企业选择进行OFDI，而生产率水平居中的部分企业选择了出口模式进入国际市场，生产率最低的一部分企业仅在国内销售，甚至还有可能退出市场。Keller和Yeaple（2009）以美国企业为样本，对生产率如何影响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这一问题作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有OFDI行为的企业其生产率确实高于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又比只在国内销售的企业高。Damijan等（2007）使用斯洛文尼亚制造业企业的相关数据进行的经验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此外，Girma等（2008）、Eaton等（2004）以及Kimura和Kiyota（2007）的实证研究结果均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论。Bernard等（2011）和Yeaple（2009）研究了美国的跨国企业数据，均发现生产率最高的那一部分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进行OFDI，并且其投资额也可能更大。 copyright dedecms

但是，研究者们将异质性企业理论应用于我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结论则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尽管如此大多数研究还是支持选择效应的（张杰等，2010；邱斌等，2012）。Feenstra等（2013）对中国企业的研究还发现，企业出口与否的选择同时受到生产率和信贷约束的影响，当存在信贷约束时，生产率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可能会受到弱化从而变得不显着。此外，田巍和余淼杰（2012）使用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对外投资的数据进行的研究以及严兵等（2014）的研究均表明，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进行OFDI，且投资量也可能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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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者提出了“生产率悖论”这一理论假说，即中国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往往高于出口企业（Dai等，2016；李春顶，2010、2015）。对于大量中国企业非生产率驱动的出口行为，国内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相应的解释。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当前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制度扭曲造成的国内生产成本上升是大量企业出现“舍近求远”这一反常现象的重要原因。张杰等（2010）比较了中国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间出口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发现市场分割因素确实是对本土企业选择从事出口的激励，而在这种背景下外资企业反倒获得了发展机会。王孝松和谢申祥（2010）在研究中国的出口退税机制时发现，出口退税政策明显扭曲了本土市场，由于部分利益相关群体在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制定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很多经济效益高、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行业并没有获得更优惠的退税率，这就导致很多低生产率的利益相关群体企业在出口市场活跃。此外，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的宏观制度环境（如市场上普遍缺失社会信用体系、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或执行不到位等因素）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国内低生产率企业反常的出口行为（张杰等，2010）。Lu等（2010）还发现行业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的成本，在典型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企业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压力远小于国内市场，因而更有效率的生产者在国内销售，而低生产率的企业会“舍近求远”地选择出口。

在异质性贸易理论出现之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常常由市场失效或者企业层面特定优势等予以解释。Buckley和Casson（1976）强调指出，作为中间产品市场失败的一种必要反应，国际直接投资常常出现，而且能够较好地将市场相关活动与共同所有权进行整合，进而将原有的外部活动纳入到企业边界内部予以完成。在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方面，Dunning（1992）给出所有权一区位一内部化（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简记为OLI）的分析范式来探讨微观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按照OLI范式，三种动因影响着企业国际化活动，即寻求国外市场、追求效率、获取资源。对此，有研究者强调OLI范式寻求市场的动因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而其他动因则对设定改变敏感（Chakrabarti，2001）。探讨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国际化活动的传统理论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行为，是对早期探讨企业跨国活动的理论提炼和经验总结。上述理论分析并不完全适用于类似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Child和Rodrigues，2005）。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的企业因其母国具有较低的劳动力要素成本，不可能借助于国际化活动降低要素成本进行跨国经营，因此在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分析时可以排除追求效率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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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研究者指出中国资本市场不完善能够使得国有企业获取低于市场利率的资金，进而允许这些企业在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能够对较高风险的东道国进行投资（Buckley等，2007）。中国企业储蓄率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关注（Bayoumi等，2010），于是针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活动有研究者强调中国国有企业具有超常的储蓄率以及较弱的公司治理来管理这些企业储蓄，于是这些企业能够承担在较弱制度治理的国家或地区投资所面对的风险（Morck等，2008）。针对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影响因素的考察，现有经验研究结论依然是混合的。例如，Buckley等（2007）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被来自高政治风险国家的自然资源所吸引，为此甚至有研究者强调一个国家越具有风险性，自然资源储备丰富就越有可能吸引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Kolstad和Wiig，2012），然而也有研究者发现中国企业投资在高政治风险的非洲或者拉美等产油国家主要并不是为了获取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Cheung和Qian，2009）。 内容来自dedecms

遵循当前贸易理论对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进展，现有研究强调了企业开展国外市场活动中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例如生产率、企业规模、创新活动以及产品差异化等因素（Greenaway和Kneller，2007）。对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所得到的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问题，有研究将其扩展至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问题研究。例如，戴翔（2013）强调生产率不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并将其根源归因于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也存在着“生产率悖论”，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有研究者基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投资到高收入国家的企业生产率不高，越有效率的企业越有可能进行技术研发型投资等（蒋冠宏，2015）；也有研究者将异质性贸易理论中所强调的选择效应转向针对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行业生产率是我国服务业OFDI的重要影响因素（陈景华，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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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利用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或是对全部样本企业国际化的“选择效应”存在与否直接进行分析，或是按照传统研究方式区分企业规模和企业所有权进行分析。本文认为“选择效应”能否发挥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所处行业的特性。具体来说，我们将Romer（1986）的理论探讨应用到企业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上进而提出问题。与技术性较低的行业相比，高技术性行业中的企业其知识和技术积累的可能性更大。因此，针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一个较好的理论思考为：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效应是否更可能发生在高新技术属性的行业中?出于上述考虑，本文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OFDI与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重点从行业技术差异视角出发进行了理论探讨和现实考察。 内容来自dedecms

三、数据、数据处理和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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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统计数据来源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其中，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了企业绝大部分指标，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提供了企业对外投资的信息，最后历年的不同价格指数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企业样本范围包括全部国有工业企业以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它是由中国国家统计局收集的数据，具有样本大、指标全等优点，可以说是当前我国最全的企业数据库。从计量和统计的角度来看，大样本的好处是降低了估计的近似偏误，从而提高估计效率及稳健性。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该数据库存在很多问题（聂辉华等，2012），如指标缺失、指标大小异常、法人代码或者法人单位名相同，每年的统计指标也不尽相同，这样很多观测值实际上是无效的，我们在使用之前必须对原始数据进行细致处理和筛选。

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提供的信息中我们使用的包括：境内投资主体，即企业名称；核准日期，表示对外投资的年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或地区，可以用来计算对外投资的目的地数量。利用企业名称和年份进行匹配我们可以将企业对外投资的数据合并到工业企业数据中。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企业名称具有唯一性，但是实际上在统计时即使出现细小的差异（比如企业对名称进行更改而没有同时反映在两个数据库中）都会导致无法匹配，从匹配结果来看，企业对外投资的数据只有2000个左右的观测值，表明有大量对外投资企业没有被确认为对外投资企业，因此，我们无法利用匹配后的数据确定对外投资企业的比例。 织梦好，好织梦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在使用上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借鉴谢千里等（2008）以及Cai和Liu（2009）的研究方法，我们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使用了以下标准来减轻异常样本的问题：

第一，剔除了关键指标（如总资产、员工数、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缺失的观测值，其中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并没有工业增加值的统计项目，我们借鉴聂辉华等（2012）的处理方法，根据会计准则进行估算（聂辉华等，2012），具体如下：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增值税，然后我们将估算结果与其他年份工业增加值比较，发现符合历年的基本发展趋势，没有结构上的突变，这表明采用聂辉华等（2012）估算方法是有效的；第二，剔除了职工人数少于30人的观测值，因为这些企业很可能不具备完善的会计系统；第三，剔除了明显违背会计准则（GAAP）的观测值，例如，企业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企业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出口交货值为负以及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的观测值；第四，剔除了工业增加值为负或者零的观测值，因为这些观测值无法用来计算TFP；第五，对关键指标的极端值（前后各0.5％）进行了缩尾处理；第六，数据库中统计的企业经营状态分为营业、停业、筹建、撤销和其他五种，分别用1、2、3、4、9表示，我们只选用当年在营业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第七，为了客观反映不同要素投入对于产出的真实贡献，我们对工业增加值使用分省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对资本存量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其他财务指标采用CPI价格指数平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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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聂辉华等（2012）对工业企业数据库潜在问题的分析，我们还研究了该数据库的法人代码及法人名称重复的问题，结果表明这个问题并不严重，每年最多只有几十个企业出现这一问题。当需要按照法人代码将不同年份的企业进行匹配时，这一问题必然会导致企业错配，因此对于出现法人代码和名称相同的情况必须删除，由于数量很少，删除它们基本不会造成样本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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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文重点关注企业所处行业技术程度不同的影响，必须对行业代码进行细致和谨慎的分析。聂辉华等（2012）指出2002年前后我国使用了不同的行业分类标准，即2002年前后的行业分类标准在两位数行业大类上是相同的，在三位数行业代码上有少量差异，但是对四位数行业代码则有较大不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于国际比较的需要，将航空航天制造业、计算机与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品（包括生物制品业）与医疗器械制造业确定为高新技术产业，这一定义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本文实证研究所采用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1所示。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尽管进行了技术处理，我们仍需要对数据持谨慎态度。通过分年的数据考察，我们发现主要指标随着时间变化都有增加的趋势，2004年工业增加值指标通过估算得出，处于可接受范围，最终获取的数据我们认为具有可靠性。受篇幅所限，我们只报告了各指标分年的统计均值（对数形式）以及不同类型企业的比例。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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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变量的含义分别为：Y代表企业总产出，Va代表产出工业增加值，M代表中间投入，Tax代表增值税，K代表资本存量，L表示劳动力，以上变量均为对数值水平；Tec表示每年高新技术企业占所有企业的比例，EXTra表示出口企业中传统企业占比，EXTec表示出口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的占比。其中2004年的工业增加值数据是估算得出，从整体结果上来看估算结果是可靠的，不影响后续实证分析。 copyright dedecms

四、实证研究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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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计算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前提，必须先对生产函数进行估计。表2是使用不同的方法估计生产函数的结果，其中OLS估计和FE估计的结果也列示出来，目的是为LP估计提供一个比较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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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OLS估计相比，固定效应估计和LP法估计的资本系数要低些，且后两种方法的资本系数值较为接近。值得注意的是LP法的劳动投入系数显着降低了，这会扩大以L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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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是企业TFP及其增长率GTFP年平均值的水平，可以发现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以及对外投资企业相对于国内企业的生产率优势尽管一直存在，却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小；而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逐渐被国内企业超越。此外，不论是高新技术企业还是传统企业，不论是出口企业、OFDI企业还是国内企业，在样本期内生产率增长情况都比较好，且传统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国内企业与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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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目前多数研究的做法，本文采用离散被解释变量的二值选择模型，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进行出口或OFDI，如果有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借鉴戴觅和余淼杰（2012）的处理方式，在研究出口的选择效应时，将企业分为未出口企业、新出口企业和已出口企业。其中在样本期内一直没有出口的企业为未出口企业；如果企业出口时间晚于企业在样本中的出现时间，则属于新出口企业组；如果企业在样本中首次出现时间与其首次出口时间相同，则属于已出口企业组。此处对出口企业本文只选择新出口企业初次出口的情形，这样做是考虑到已经进行出口的企业继续进行出口的可能性比从未出口过的企业高。显然，一个企业如果已经进入过出口市场，那么便可以认为它已经支付了出口的固定成本，因此这里仅考虑新出口企业和从未出口过的企业。同理，在研究OFDI的选择效应时采用同样的划分方法。在已有理论与经验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使用了如下Probit模型： 内容来自dedecms

Pr（STARTit）=Ф[h（TFPi,t-1,xi,t-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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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TARTit表示企业在某一年份是否选择开始EX（出口）或OFDI，如果是则STARTit=1，否则取值0。TFPi,t-1指企业上一期全要素生产率，xi,t-1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t-1，本文中以企业资产总额表示；企业上一期利润水平PROt-1以利润除以资产总额得到。在OFDI的概率估计中，还包括了企业上一期是否出口的状态EXt-1。此外，还包括可能影响企业是否出口的地区（省份）虚拟变量Provinceit、企业所有权属性虚拟变量Sharestatusit、年份虚拟变量Year及误差项。 内容来自dedecms

对出口和OFDI模式下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在表4中列出。表4是分别对高新技术行业和传统行业进行估计的结果，对传统行业来说，当只考虑生产率作为解释变量时，企业的生产率对出口概率的作用是积极的，但这种积极作用也并不是非常明显，而当增加了企业规模变量（资本）、利润作为解释变量时，生产率的系数变为负数，当然系数的数值依然非常小，从这一结果来看，生产率悖论存在于中国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传统行业企业的生产率对其出口概率变为抑制作用。因为大量低生产率的企业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受政策因素影响，低生产率是大量企业出口的结果而非原因。对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来说，当只考虑生产率这一自变量时，其系数显着大于传统行业企业的对应系数，当增加更多自变量时，生产率的系数有减小的趋势，但是依然显着。这一结果表明在我国的高新技术行业中，生产率悖论并不存在，企业的出口行为与经典贸易理论的预测是一致的，生产率越高的企业选择进行出口的概率越大。

此外，不论企业是否属于高新技术行业，企业规模、利润率水平均有助于促进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这一结论与大多数研究是一致的。显然这是因为更大的企业在风险承担、规模经济效应和融资渠道等方面相对更有优势，于是在企业的全球化经营中表现出更强的风险抵抗能力，从而使得企业规模对其进入出口市场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企业出口概率也与企业的利润率水平显着正相关，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前往往会面临其在本国市场经营之外的额外成本，因此，盈利能力更好的企业更有能力支付额外的出口成本。考虑到不同地区（省份）的不同出口政策以及地理位置对出口的影响，本文还加入了省份固定效应。考虑到不同年份全球宏观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我们还加入了年份固定效应。由于企业的不同所有制属性可能会对其是否进入出口市场有直接影响，如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国有企业在诸多领域具有垄断优势，表现为特定行业的特许进入权、信息优势、低息贷款、各种政策优惠条件等，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生产率对企业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而外资企业由于外资背景的存在，与国际市场更是有天然的联系，所以本文还加入了企业所有制属性虚拟变量以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在控制了这些不同的固定效应后，对原有结论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结论的稳健性。 dedecms.com

表5是分别对高新技术行业和传统行业进行OFDI选择效应的估计结果，不同的是加入了企业上一期是否出口这一虚拟变量。从实证结果来看，生产率对企业进行OFDI的选择效应广泛存在于中国制造业企业，企业是否属于高新技术行业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这一结论。如同在考察企业出口的选择效应时那样，除了生产率水平外，这里也加入了企业规模变量（资本）、利润率水平以及省份、年份和企业所有制固定效应。此外，考虑到企业出口也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一种初级方式，而很多中国企业在进行OFDI之前往往都先通过出口做了进一步深入国际市场的准备，本文认为一个企业之前的出口行为可能会对其进行OFDI产生影响，因此在这里还加入了出口虚拟变量，即当一个企业在上一期有出口的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织梦好，好织梦

根据表5的结果发现，企业出口确实显着影响其是否进行OFDI，且系数非常大，这与中国企业的现实情况相一致。而企业国际化已有的相关理论也表明很多企业的国际化路径常常就是从出口开始，经过在国际市场积累一定的资源和国际化经验后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了解会更加充分，国际化运作的经营管理能力也将得到提升，所以出口可以认为是OFDI的前期准备之一。不过，当考虑本文所有自变量后，高新技术行业生产率对企业进行OFDI概率影响的系数是0.133，且在1％水平上显着，这一结果明显大于传统行业企业的生产率系数0.031，这意味着高新技术行业的生产率对企业决定是否进行OFDI影响更大，即在高新技术行业选择效应体现得更为突出。实际上，上述实证研究结果也可以表述为，在出口行为方面高新技术行业的选择效应更明显。结合这里得到的结果，可以认为不论是出口还是OFDI，选择效应在高新技术行业企业中的表现都更加明显。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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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高新技术行业和传统行业出口行为的回归系数，我们可以发现传统行业的企业出口行为对其进行OFDI的促进作用更大，在高新技术行业这一系数明显小一些。传统行业的企业利润率水平显着影响了企业OFDI，而在高新技术行业这种影响完全不显着。这些结果意味着在生产率之外，传统行业企业的OFDI行为更加依赖于企业利润率水平及前期的出口行为，这可能是由于传统行业的知识和技术积累程度没有高新技术行业高，因此传统行业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也没有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生产率差异大。正是因为传统行业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相对更小，在其进行OFDI之前更加需要依赖其他优势进入，如更高的利润率水平、前期在出口市场积累的资源以及经验等，这样企业才更有能力承担OFDI的固定成本。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五、主要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生产率对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模式的选择效应。本文重点基于行业技术差异视角予以探讨，所得到的经验研究发现在一定意义上协调了异质性企业理论预测与被国内学术界广泛讨论的“生产率悖论”问题。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传统行业企业的生产率更为集中，生产率水平也更低，即传统行业企业的生产率差异较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的生产率差异小，这可能是因为传统行业的知识、技术积累程度更低。对选择效应来说，不论是高新技术行业还是传统行业，企业生产率对出口的促进作用相对微弱，在传统行业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生产率悖论”，这一结果与李春顶（2010）所观测到的实证结果保持了内在一致性。此外，企业规模、利润等因素显着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生产率对企业进行OFDI的选择效应广泛存在于中国制造业企业，企业是否属于高新技术行业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这一结论，当然，在高新技术行业，生产率对企业OFDI决策的影响远大于传统行业。而传统行业的OFDI决策更多受企业规模、利润率水平以及前期的出口行为影响，这是因为传统行业企业的生产率差异小，企业要想进行OFDI必须依赖其他方面的优势。结合本文的研究发现，以下政策建议可供政府相关部门参考： 织梦好，好织梦

首先，在企业国际化的产业选择上，应更多地鼓励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根据本文的生产率测算结果，我们注意到从生产率水平值和增长率上看，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相对传统行业而言优势并不明显。这意味着我国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仍有待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事实上，从现实中企业运作经验来看，我国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的0FDI行为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便是通过在境外运营科技企业、设立研发中心来更方便地获取国际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甚至当地优秀人才，并以此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总之，技术层面的考虑是OFDI的重要原因。传统行业企业进行OFDI更多的可能只是考虑扩大市场或是降低成本因素等，即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的“边际产业扩张论”，部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将落后产能转移到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低层次的地区，这样企业可以扩展市场和降低成本。

从目前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来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是高度集中的，截至2014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位居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的FDI存量之和占世界总量近90％，仅2014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就高达136.6亿美元。我国大量传统企业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与边际产业扩张论是相当契合的。即使是在高新技术行业，我国制造业企业对许多核心和关键的技术环节依然没有完全掌握，如果能够通过OFDI使企业在技术知识等方面更直接地接触到国际技术前沿，这必将有利于中国开放经济的提升和发展。 dedecms.com

其次，在企业“走出去”的区域选择上要具有一定针对性，传统行业的企业在进行OFDI之前适合先通过出口的方式做好前期准备，以积累一定的资源和经验。应该承认，目前在诸多领域，发达国家的企业依然拥有相当的技术优势，因此那些技术寻求型、有助于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OFDI活动应该更多地集中在发达国家。从实证结果中可以发现，传统行业企业的出口行为对其进行OFDI的促进作用更大，在高新技术行业这一系数明显小一些。这一结果意味着在生产率之外，传统行业企业的OFDI行为更加依赖于企业在进行OFDI之前的出口行为，这可能是因为传统行业的知识和技术积累程度没有高新技术行业高，传统行业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也没有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生产率差异大。正是因为传统行业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相对更小，在其进行OFDI之前更加需要依赖其他优势进入，如更高的利润率水平（更有能力支付OFDI的固定成本）、前期在出口市场积累的资源以及经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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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目前我国企业整体上还处于国际化进程的发展阶段，对外投资存量相对于我国经济实力来说还较小，因此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知识和经验显得格外欠缺，通过出口逐步过渡到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减少进入更为陌生和复杂的国际市场的潜在成本。对传统行业企业而言，如果想通过OFDI的方式进入发达国家，一方面会在当地已经成熟的市场上面临相当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行业属性限制也很难起到大幅度提升技术水平的作用，如果一味追求扩大市场而盲目进行投资可能会无法实现预期收益。因此，传统行业可以先通过出口的方式接触国际市场，找准自身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据此来合理地转移产能，扩大市场和实现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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