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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医改，仅是“药改”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样说绝非贬低。从1997年算起，举十多个部委之力，药改二十年出师未捷，药价药量药费持续爬升，药改之难，可见一斑。三明药改不到两年，能在整个地级市将药占比由50％左右降到27％的，唯此三明一例。如此成就，如何称赞亦不为过。诚如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所言，三明药改“以虚高药价为突破口，挤掉了药价水份”。 织梦好，好织梦

药品政府集中招标政策基本属于“目的很好、手段很差”的经典案例。这一政策是世纪交替之际出台的，并几经强化，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十七年来药价和药费增速不降反升。出台和执行这一政策的卫生部门，面对一浪高过一浪要求取消政府集中招标的建议，十七年来“虚心听取”，但从部里到省厅年年三令五申“坚持省级招标，禁止二次议价”。三明药改，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严格执行省级招标目录和价格的结果，就是2011年三明的医保基金出现了赤字。而“分灶吃饭”机制要求地方财政自己背这个窟窿。三明市委市政府不得已，重用能吏，毅然突破省级招标目录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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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省级招标目录和价格改革成效巨大，自然就暴露了省级招标的真相，也触及了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于是，省卫生厅严辞批评，勒令三明停止这一“违规”做法。面对省厅的反对，地方政府压力很大。毕竟医疗卫生方面的专项转移支付很大部分握在省卫生部门手中，找个理由不给你或者少给你，那可是真金白银的损失。

不过三明市委市政府，自信自己做得对，坚持药改不变。一来是药品政府集中招标政策自身不仅违规，还违法，违背《招标法》和《政府采购法》；二来是因为我们的行政体制基础是“分级管理”，地方政府有权因地制宜调整某个领域的具体政策。 copyright dedecms

那个时候，经济欠发达、语言也太朴实的三明人，还不会扯出“三明模式”这个大旗，只会默默地干，苦苦地守。孤独的前行者，对三明医改能够走多远充满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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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进展至此，根据此前类似案例推断，三明的做法极可能很快被窒息掉。但是故事到此发生逆袭，尽管卫生部门欲置三明药改于死地，但另一家省厅则看到了三明药改的显着成效，及时把这一信息报到其对应的中央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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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为投入数万亿财政补贴而医改效果不明显而郁闷的这家中央部委顿觉眼前一亮，迅速派入深入三明调研，回京后写出一份既专业又扎实的调研报告报送了国务院。国务院领导也是眼前一亮，主管医改的国务院领导迅速亲自到三明调研，仔细考察后高度赞扬了三明医改的做法和成效，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势迅速发挥出来，各方面的反对和遏制声音迅速销声匿迹，“三明模式”不但坚持了下来，还成为了全国的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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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药改”的成功，体现的正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独特优势。在保持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三明充分发挥了“分灶吃饭、分级管理”体制的优势。没有“分灶吃饭”机制，三明也就没有了医保基金穿底带来的财政压力；没有“分级管理”机制，三明市委市政府也就无从发挥主观能动性，无法突破省部两级政策的束缚，因地制宜搞改革。 dedecms.com

三明以“限价采购”为名，与药品生产流通企业进行“二次议价”，通过“标外压标内”“标外换标内”等手段挤压药品中标价中的水分、压缩药品回扣和返利的空间，同时剔除了一百多种高毛利药品，实现了药价的大幅下降。回扣激励的降低，医生大处方自然减少，返利空间的压缩，院长卖药的积极性自然降低，量价齐降，结果自然是药品费用大幅降低，药占比下降二十个百分点自然水到渠成。

行文至此，这篇文章该进入总结陈词阶段了。三明医改做对了什么?一是突破省级药品招标政策，“违规”剔除省中标目录中的上百种高毛利无疗效或者可替代药品，同时通过“二次议价”砍掉采购药品的价格水分；二是第一条的成功来源于三明市委市政府充分发挥了“分级管理”的体制优势；三是另一家中央部委适时出手，将卫生部门极力反对的三明药改适时反映给了国务院，充分发挥了业务分工管理制衡机制的优势；四是国务院领导经过亲自考察，充分肯定了三明的做法，并决策向全国推广，发挥了统一领导的优势；五是卫生部门领导恪守了和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则，在国务院决定推广三明的做法后，迅速调整姿势，开始适时调整宣传策略，积极“总结”和表态支持“三明模式”。 内容来自dedecms

强调一点，在保持党的统一领导下，“分灶吃饭、分级管理”和部委分行业（业务）管理这个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前根据地经验和前苏联教训基础上初步建立，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这一行政管理体制需要长期坚持。（nc-1820171201） copyright 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