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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σ收敛、β收敛、俱乐部收敛、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部Moran’s I指数对中国内地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收敛性进行了剖析，发现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收敛性，并且收敛性存在与否很大程度上会因区域的不同以及不同的衡量标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对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收敛性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有着显着的正向刺激效应，工资水平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无显着影响，全国和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分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向邻接空间效应，东部和中部地区分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向邻接空间效应。 dedecms.com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收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工资水平 织梦好，好织梦

0 引言 本文来自织梦

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2014年其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为45.88％。同时，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也存在着区域不平衡现象，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异十分显着，2014年东中西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比例分别为88.56％，5.33％，6.11％。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主体性质决定了其与FDI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据了不小的份额。FDI和加工贸易在中国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梯度转移现象，这恰好成为助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收敛的一个理论动力机制，而现实是否如此，需进行相应的研究和论证。

有关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的研究较少，比较典型的有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等[1-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对内资企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3-5]、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对内资企业技术外溢[6]、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对中国贸易条件影响[7-8]等研究，这些研究并未涉及收敛性。有关收敛性问题的探讨，早期大部分文献都着墨于经济发展层面，近些年开始涉及环保、人力资本等一些新的领域[9-10]，虽然也有极少的研究涉及进出口贸易层面[11]，但深入到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层面的研究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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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在中国的现实表现及潜在的动力机制，本研究利用传统方法考察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总体和区域的收敛性，引入空间计量方法探讨邻接区域的收敛性并验证其作用机制，丰富对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认知，拓展收敛性研究的范围。 本文来自织梦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由于重庆直辖市成立于1997年，故各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额（万美元）数据采集区间为1998—2014年，同时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利用基期为1985年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价格修正；教育水平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量（人）来反映；基础设施以公路里程（km）来反映；第一、二、三产业产值（亿元）分别用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来反映；工资水平（元）以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反映。另外，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工资水平、人均GDP（元）和外商直接投资（亿美元）都分别用基期为1978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价格修正以平抑物价变化影响，除了空间权重矩阵外，所有数据都进行了自然对数化处理。

1.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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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收敛性。有关收敛性的实证方法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主要有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σ收敛体现了静态收敛性，而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则体现了动态收敛性。σ收敛主要是利用相应的一些统计指标如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等来反映。本研究利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标准差来反映总体和区域收敛性的情况，具体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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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σt表示t时期总体或某区域内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标准差；n代表样本省份的数量；Te，it表示t时期i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额，如果该指标值变大，则反映出呈发散状态，变小，则呈收敛状态。β收敛主要反映初始水平比较低的地区比初始水平高的地区具有更高的增长率，故拟用下式进行回归分析来反映： 本文来自织梦

ΔTe，it=α+βTe，i0+εi。（2）

式中：Te，i0表示基期i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额；ΔTe，it表示基期到t期间i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额的平均增长率；α和β为常数项；ε为误差项。当β值为负值时，则表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呈收敛状态，因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初始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增速越低，反之，则增速越高。当β值为正值时，则表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呈发散状态。俱乐部收敛主要是反映具有某些相似特征的区域是否存在收敛的现象。本研究将利用β收敛法分别对中国内地东、中、西部[1]区域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收敛性进行检验。 copyright dedecms

1.2.2 空间相关性。利用全局Moran’s I指数对中国总体邻接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从而反映整个邻接空间的集聚情况，具体表达式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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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为全局Moran指数；xi为区域i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额；wij为空间权重，当区域i和j邻接时，wij=1，否则，wij=0。Moran’s I指数的值域为[-1，1]，当该值小于零时，表示负相关，值接近-1时表明具有相异的属性集聚在一起即高值与低值相邻或低值与高值相邻，反映出邻接区域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呈发散状态；当该值等于0时，表示不相关，反映出邻接区域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无关联性；当该值大于0时，表示正相关，值接近1时表明具有相似的属性集聚在一起即高值与高值相邻或低值与低值相邻，反映出邻接区域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呈收敛状态。利用局部Moran’s I指数对中国局部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从而反映某局部区域邻接空间的集聚状况，具体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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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i为i区域局部Moran指数。Ii＞0时，表示i区域与邻近区域的属性值相似（“高-高”或“低-低”）；Ii＜0时，表示i区域与邻近区域的属性值相异（“高-低”或“低-高”）；Ii=0时，表示i区域与邻近区域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无论是全局Moran’s I指数，还是局部Moran’s I指数，其标准化均服从渐进标准正态分布[12]，故可使用标准正态的临界值进行检验。 织梦好，好织梦

1.2.3 空间面板模型。尽管空间面板模型形式多样，但主要是由两类基本模型衍化而来，其中空间自回归面板模型（SAR）反映了因变量的空间关联性，而空间误差面板模型（SEM）则反映了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以外因素的空间关联性。由于重在考察收敛性作用机制，为此，在空间面板模型的选择上，只考虑此两类基本模型即空间自回归面板模型（SAR）和空间误差面板模型（SEM），模型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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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t分别表示省份和时期；Te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额；Ifd为外商直接投资；Lw为工资水平；X为控制变量；w为空间权重。除了核心自变量外，选取各省份人均GDP（Gp）、教育水平（Le）、基础设施（Lr）、第一产业产值（G1）、第二产业产值（G2）、第三产业产值（G3）作为控制变量。此外，加工贸易之所以出现梯度转移，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工资成本的差异，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将加工贸易助推作用的论证转换成工资成本助推作用的论证。

2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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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总体和区域收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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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σ收敛方法，计算中国总体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σ收敛系数（图1）。从全国的角度来看，σ收敛系数大体上涨的态势较为明显，从1998年2.32上涨至2014年的3.39，这反映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总体上还是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发散性，区域间差异较为明显，且并未有明显的弥合之势，这更多是因为受到中、西部地区拖累所致。从中国东部区域的角度来看，σ收敛系数波动的幅度不是太大，并于近些年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体现出中国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收敛性，这也说明了在中国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存在着良好的省际间互动效应，各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差距有逐渐缩小之势。从中国中部区域的角度来看，σ收敛系数上升态势较为明显，由1998年0.47上升到2014年的1.14，这反映出中部区域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发散性，各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差距有逐渐扩大之势。从中国西部区域的角度来看，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发散性非常明显，并且发散的程度明显要高于中部地区。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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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Stata 14.0对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β收敛性及俱乐部收敛性进行运算（表1）。从全国角度来看，由于回归系数β值为0.0010且大于0，故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不具有β收敛性，即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额越高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增速越高，“马太效应”十分明显。这种局面的出现与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发散性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在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中，只有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存在显着的发散性。从东部地区角度来看，由于回归系数β值为-0.0033且小于0，故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具有β收敛性，即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额越高的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增速越低，反之，则增速越高，这将会使得东部地区各省份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现有差距逐渐缩减而趋于收敛。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东部地区的成员结构息息相关，尽管内部成员经济特征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梯度，一些发达成员如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等正面临经济结构调整，是国内产业转移重要的源头地，其中不乏一些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加工贸易的转移，甚至还出现了直接迁移至境外的现象。而一些相对欠发达成员如河北、海南、山东等则由于地处东部且各方面要素成本相对低廉而成为国内产业转移一个很好的迁入地选项，尤其是河北，正日益成为京津一些产业外迁的首选地。从中部地区角度来看，同样由于β值小于0，中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具有β收敛性，即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额越高的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增速越低，反之，则增速越高。这种局面的出现可能与中部地区各省份的经济差异不大、外资无特别的地理偏好以及政府问的竞争有着一定关联。从西部地区角度来看，由于β值大于0，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不具有β收敛性，即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额越高的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增速越高，反之，则增速越低。由于西部地区中，部分省份民族构成较为复杂且基础设施落后，使得外资对部分省份有着特别的偏好，如重庆、四川等，这使得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呈现出明显的发散性。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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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邻接区域收敛性 内容来自dedecms

利用GeoDa软件计算得到全局Moran’s I指数（表2）。1998—2014年间全局Moran’s I指数都大于零，并且P值都小于0.05，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着性，因此，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在邻近空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即有部分邻接区域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呈高水平或低水平收敛现象。 dedecms.com

利用GeoDa软件计算得到局部Moran’s I指数并绘制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空间集聚图（图2），另外，局部Moran’s I指数的显着性水平设定为0.05。 内容来自dedecms

当局部Moran’s I指数显示某区域与邻接区域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存在空间自相关时，此时该区域与邻接区域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存在4种典型状态，具体为：高-高即该区域和邻接区域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都处于高水平，体现了该区域对毗邻地区的正向辐射作用以及良性的互动关系；低-低即该区域和邻接区域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都处于低水平，体现了该区域对毗邻地区的反向辐射作用以及恶性的互动关系；高-低即该区域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处于高水平、邻接区域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则处于低水平，体现了该区域对毗邻地区有着巨大的虹吸效应，造成损人利己的局面；低-高即该区域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处于低水平、邻接区域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则处于高水平，体现了该区域受到毗邻地区虹吸效应的巨大影响，造成为毗邻区域所伤的尴尬局面。在这4种状态中，能体现收敛性的为高-高和低-低这2种状态，其中高-高为高水平收敛，低-低为低水平的收敛。上海、浙江和江苏1998—2014年间一直处于高-高这一类型中，这3个省份不仅自身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处于高水平，而且相互之间有着良性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个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高地，对周边地区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正向辐射作用。2000年福建也进入了高-高类型中，并且2002—2014年间一直稳定地处于该类型中，这种局面的出现既有福建自身发展的原因，也有邻近省份浙江的功劳。2004年安徽也进入了高-高类型中，并且一直稳定地处于该类型中，同样这种局面的出现也与其邻近省份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正向辐射作用有着一定程度的关联。江西1998—2007年间一直处于低-高这一类型中，由于面临周边毗邻地区巨大虹吸效应的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但自其周边省份福建和安徽相继迈人高-高这一类型后，再加上毗邻省份浙江的正向辐射作用，自2008年江西也迈入高-高这一类型且一直延续至2014年。西藏、新疆和青海1998—2014年间一直处于低-低这一类型中，这3个省份形成了低水平的集聚，对周边地区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负向辐射作用。1998—2009年间的甘肃、1998—1999年间的陕西、1998—2006年间的四川和1998—2013年间的云南也都处于低-低这一类型中，但这4个省份分别于2010，2000，2007，2014年脱离了这一集聚洼地，其中甘肃、陕西和云南的脱离更多地是源自于与周边毗邻地区的空间不相关性，而四川的脱离则显得有些脱胎换骨的意味，2007年四川迈人高-低这一类型中且延续至2014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水平走高更多地与四川对毗邻地区的巨大虹吸效应有关。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3 收敛性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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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J.P.Elhorst提供的Stata程序包[2]，对不同类型的空间面板模型进行了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拒绝随机效应原假设，故所有模型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另外，空间面板模型还有时间效应、空间效应和时间空间效应3种类型之分，再加上本研究考察的2种基本空间模型，共产生6种组合模型，并利用Stata 14.0分别进行相应运算。为了甑别具体适用模型，依据空间自回归系数和空间误差自相关系数的显着性，并结合R2值的大小来进行检验（表3）。其中在总体、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中，之所以选定该类型，是因为其他类型要么空间自回归系数或空间误差自相关系数不显着，要么是R2值较小，而在西部地区，依据R2值，空间自回归面板模型和空间误差面板模型中的时间固定效应类型都呈现出良好的特性，且空间自回归系数和空间误差自相关系数都显着，为此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SAC）进行运算，发现此时只有空间自回归系数显着，故选择空间自回归面板模型（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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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看出：第一，无论是总体，还是东、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都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有着显着的正向刺激效应，即增加外商直接投资都将有利于提高该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贸易，反之则减少该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贸易。而这一结论也与先前的认知基本吻合，因此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收敛性可借助外商直接投资的梯度转移来实现。第二，无论是总体，还是东、中、西部地区，工资水平都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无显着影响，这也说明工资水平的区域差异并未能诱发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在国内的区域转移，这种局面的出现可能与两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国内工资水平区域差距并不是太大，尚不足以弥补转移成本以及抵补其他由转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二是近些年相对于周边国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显着上升，即使是西部地区，也处于弱势地位，这造成了许多外商投资企业直接将相应的加工贸易搬迁至周边一些国家，如越南、老挝等一些东南亚国家，并且这种趋势有着愈演愈烈的倾向。第三，在空间效应方面，总体存在着正向的邻接空间效应，即邻接空间会对毗邻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更多地体现为表3中未列明的因素所传递，这也反映出全国范围内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域收敛性。东部和中部地区都存在着反向的邻接空间效应，即邻接空间会对毗邻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有着反向的抑制作用，其中，东部地区的邻接空间效应更多地体现为邻接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因素的影响，而中部地区则更多地体现为表3中未列明的因素所传递，并且东部地区的邻接空间效应比中部地区小很多，显着性也差一些。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在于东部地区作为FDI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始发地，内部省份之间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弱竞争性，而中部地区作为FDI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最终目的地，这种竞争性更为强烈，大有“以邻为壑”之势，这可能与中部地区的内部省份之间的差别性不大有关。同样作为FDI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承接地的西部地区存在正向的的邻接空间效应，即邻接空间会对毗邻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更多地体现为邻接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因素的影响。这反映出西部地区内部各毗邻省份之间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之所以出现区别于中部地区的效果，这可能与西部地区内部省份之间的差异性较大有关，各有各的特色，在推高自身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同时，也间接地助推了毗邻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第四，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均GDP对东、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有正向助推作用，对中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有反向抑制作用。中部之所以出现反常现象，可能与作为FDI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承接地的中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更为看重东中部之间的位差有关。教育水平对中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有着正向刺激效应，对西部地区无显着影响，对东部地区以及总体有着反向刺激效应，之所以在东部以及总体存在反常现象，可能与教育水平加速了该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有关。基础设施对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有着正向刺激效应，对总体、中、西部地区有着反向刺激效应，总体、中、西部地区的反常现象说明了该区域基础设施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边际促进作用不仅递减，甚至恶化为负值，这可能与过度的基础设施投资挤占了有利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其他公共财政支出有关。第一产业分别对总体和西部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有着正向的刺激效应。第二产业分别对总体、东、中、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有着正向的刺激效应。第三产业对总体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有着正向的刺激效应，对中、西部地区有着反向的刺激效应，这也说明了中、西部地区落后的第三产业阻碍了该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贸易。

3 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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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结论

利用σ收敛方法分析得出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收敛性。利用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方法分析得出东部和中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存在着β收敛性。利用全局Moran’s I指数分析发现全国范围内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在邻近空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利用局部Moran’s I指数研究发现近些年属于“高-高”集聚类型的地区为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安徽和江西；“低-低”集聚类型的为西藏、新疆、青海和云南。利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得出在全国范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都分别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有着显着的正向刺激效应，工资水平都分别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无显着影响；全国范围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向邻接空间效应，东部和中部地区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反向邻接空间效应，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邻接空间效应。 本文来自织梦

3.2 启示 内容来自dedecms

第一，通过相关政策推动FDI在国内的梯度转移，从而加速实现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收敛。第二，推动“低-低”集聚类型的解构，实现由低水平收敛向高水平收敛的跨越。第三，尽管国内存在劳动力成本区域差距，但这并不是推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收敛的一个因素，因此，为了延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在中国的生命历程，需要其他相关的政策手段，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国内劳动力成本区域差距足以提供这一转移动力。第四，重视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的空间邻接效应，对正向的空间邻接效应要持鼓励的态度，同时也要对负向的空间邻接效应进行一定程度的抑制，要形成一种良性的邻接空间互动效应，具体为鼓励西部地区的正向邻接空间效应，抑制东部和中部的负向邻接空间效应，尤其是中部的负向邻接空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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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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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575-598.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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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 织梦好，好织梦

[2]http：//www.regroningen.nl/elhorst/spatialeconometrics.shtml，另外还运用该网站提供的Matlab程序包验证得出存在空间相关性的结论。 copyright 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