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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深刻变化，致力于促进沿线各国加强合作、共克时艰、共谋发展提出的倡议构想，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当前，国际产能合作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研究国际产能合作风险与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产能合作的现状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的变化情况。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性构想的提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合作不断加深，沿线各国在国际产能合作的推动下，在基础设施、能源合作、贸易与投资等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2013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一直呈现出飞速增长的态势（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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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了102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2015年，继续实现加速度的增长势头。2016年全年对外直接。当前，国际产能合作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研究国际产能合作风险与对策具有重要意义。投资额（不含银行、证券、保险）170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4.1％，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态势。 copyright dedecms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对外投资存量得到显着提升。根据《2015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0978.6亿美元，较上年末增加2152.2亿美元，是2002年末存量的36.7倍，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的份额由2002年的0.4％提升至4.4％，排名由第26位上升至第8位（如图2）。 本文来自织梦

第二，“一带一路”政策对我国与沿线国家国际产能合作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的稳步开展直接拉动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长。据绿地投资监测机构f Di Markets的统计，2014年1月到2016年6月的18个月里，中国投资者宣布的沿“一带一路”国家的绿地投资项目为315个，总金额为759亿美元，是之前18个月的两倍。同期，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投资降至365亿美元，降幅将近29％，中国总计56％的对外直接投资最终给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据商务部统计，仅2016年全年，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3个国家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在“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8158份，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如图3）。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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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56个，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人区企业1082家，总产值506.9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0.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7.7万个。以上数据说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得以扎实推进，对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兴经济体的投资实现了稳步陕速增长。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三，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根据美国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数据库提供的数据，2005—2016年，中国世界范围内直接投资和建设合同规模14859.1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对外投资增速加快，其中2015年东亚（注：美国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数据库的东亚标准为东亚、东南亚、中亚等地区）和西亚的投资分别增长150.31％和12.9％。行业层面，按照投资规模排名，主要分布在能源、交通运输、有色、房地产、科技、金融、农业、旅游和娱乐（如图4），其中能源投资规模5946.1亿美元，占总投资的40％；其次是交通运输规模2689.1亿美元，占总投资的18％。 copyright dedecms

具体来看，能源投资方面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西亚占比22.25％，东亚占比15.11％，欧洲占比9.79％，阿拉伯中东和北非占比9.18％。交通运输方面，欧洲占比19.11％，其次为西亚15.83％、阿拉伯中东和北非占比12.20％。房地产方面，东亚、阿拉伯中东和北非和欧美几个地区旗鼓相当。可见，“一带一路”相关投资主要是能源、交通运输、房地产等领域（如图5）。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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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国际产能合作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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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不均衡、经济政策与投资模式存在差异，使得国际产能合作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增加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民生证券做过中西亚国家风险指数的研究。根据民生证券2016年数据，借鉴英国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中国海外投资指数”，并结合中西亚地区的经济状况、偿债能力、社会政治风险、大国博弈风险、对华关系风险等对“一带一路”之中西亚重要合作国家的国家风险进行综合评价。风险得分越低，国家风险程度越高，颜色越浅（如图6）。 dedecms.com

由于伊朗和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经济政治发展水平不高、政治风险较大，因此这些国家的投资风险相对大一些。而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因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较高的投资开放程度，总体风险较低。中西亚地区的国家风险分析折射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国际产能合作所面临的各种风险问题。

第一，地缘政治风险。“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沿线许多国家国内政局动荡不稳，深受民旅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的影响，政权更迭频繁、地缘政治冲突明显。2015年1月，希腊左翼激进联盟获胜，新政府随即叫停了中国远洋集团对比雷埃夫斯港的股权收购进程。我国与墨西哥政府的高铁合作，与泰国政府的密松水电站建设合作也均因政局动荡而中间叫停。而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乌克兰和缅甸等国则更是长年深受战争和内乱伤害：还有一些国家存在着民族和宗教引发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组织在中东、北非和中亚等地异常活跃并逐步延伸到其他国家。2015年11月20日，中铁国际3名高管在马里首都巴马科丽笙酒店恐怖袭击事件中不幸遇难。2016年1月雅加达市中心就爆发多起爆炸事件。领土争端也是十分突出的问题，“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南海岛屿纠纷的干扰和制约。除了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以外，还有中菲、中越南海岛屿主权的争议。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要让这些国家体认和折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变成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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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各个国家在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文化制度、宗教信仰等层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际投资在资源整合与资源分配上面临着诸多障碍。其中，法律信息不对称、法律法规变动频繁这一政策风险使得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和带有国资背景的企业投资面临受抵制、投资项目意外性中断的风险。哈萨克斯坦的《建筑法》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以合资企业的形式进入哈萨克斯坦建筑业，但外资持股比重不得超过49％；如果一个哈萨克斯坦本地企业属于100％外资控股，那么在该企业参与合资时，其外资持股比重不受限制，即可超过49％。我们很容易发现该规定的实质内容有违“对内外资一律平等”的原则，对外国企业的投资设置了一大障碍。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三，经济风险。由于“一带一路”国家大多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实力弱、外汇储备量少，因此其更容易受到来自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或者说其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干扰的能力弱，而这种金融市场环境必将会给东道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带来严重挑战。由此，在东道国投资的我国企业必将面临融资环境多变、资金成本上升和汇兑损失等各种风险。以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半年内大幅贬值近7％为例。诸多对外业务占比较高的企业受到了明显冲击。中国石化2015年汇兑净损失为38.62亿元人民币，汇兑净损失导致其当年净利润缩水8.18％；中国国航2015年因人民币贬值损失51.56亿元人民币，净利润损失43.2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多数国家的未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整体市场化水平较低，企业对国际贸易规则认同度较低，具有商业信用风险高发地区特征。截至2015年11月39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有162个成员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已有50个国家加入，其余14个国家仍然为非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占21.9％。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除土库曼斯坦和巴勒斯坦未有排名之外，其余62个“一带一路”国家的营商环境平均排位为80名（共189个国家参加排名），最高的新加坡排在第1位，最低的阿富汗排在第177位。除少数发达国家外，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内商业环境仍不够健全，企业实力较为薄弱，具有较大的商业信用风险隐患。 本文来自织梦

第四，大国博弈风险。“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国家多是地理位置或资源禀赋等具备战略优势的国家，一向是大国争相角逐的重要战略区域之一。以亚洲地区为例，俄罗斯倡导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建立“欧亚联盟”；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尔逊在2013年10月接受采访时指出：“我们（是指俄罗斯）可能在中亚有些巨大计划，但实际资源不够。中国已经把这些国家（是指中亚国家）与自己联系得很扎实，他们也许自己很乐意从它怀抱中释放出来并把俄罗斯当作对冲”。欧盟启动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白俄罗斯、乌克兰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对中亚国家的援助力度一直在不断加大，不断深化与中亚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美国提出了“印太走廊”设想和“新丝绸之路”计划，目的是通过帮助阿富汗重建，使其能够融入中亚地区，以此为契机谋取美国在欧亚大陆腹地地区发展的主导权，并提升印度的作用。印度工商界对中印产能合作表现出积极态度和浓厚兴趣，各个领域进行产能合作能为印度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印度为了维护自身在印度洋及南亚的领导地位，提出了“季风计划”、“东向行动”、“香料之路”等倡议，以抗衡“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印两国间的产能合作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日本近年来加强与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周围与中国有岛屿争端的国家关系，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形成干扰；日本还通过经济援助、无息贷款等举措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关系，同中国展开竞争，日本也加强了在这些地区角逐。2015年中日两国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之间的高铁项目上，竞争激烈，日本还多次挑起争端，使得中国与东道国的谈判几次陷入僵局。各国国际势力的博弈为中国与东道国的合作带来了很大风险。 copyright dedecms

三、产能合作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融资路径单一，资金缺口大。目前“一带一路”逐渐形成地面丝路、海上丝路、空中丝路、能源丝路、电力丝路、信息丝路等六大丝路六箭齐发的态势。其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从2016年底我国建筑央企公告的重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项目可以看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较多且规模较大（如图7）。目前“一带一路”较为主要的资金来源除了各国家及政府外，最主要的就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到2020年，“一带一路”范围内仅亚洲部每年至少需要7300亿美元用于国家和地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支撑目前经济增长的水平，而通过世界银行和亚开行每年可融资240亿美元，资本缺口巨大。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两优”贷款，期限较长但条件也较为苛刻，区域内很多国家尚未达到“两优”贷款的要求，贷款难度较大。而丝路基金虽成功为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卡洛特-加龙省水电站）提供第一笔贷款，但长远来看，其投资规模仍然有限。此外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和一部分外资银行的资本投放价格普遍较高，致使区域内基础设施融资成本提高，削弱了企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力，融资遇到困难。目前的融资渠道很难推动未来将进入高速发展期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整体进行拓宽，加大融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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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投资领域集中，遭受资源掠夺指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由于投资领域集中，难免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排挤。从民生证券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过去的十几年来，我们国家对“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于能源、有色金属、运输、房地产等行业，而在旅游、科技、娱乐等领域投资甚少（见表1），因此受到外媒对中国掠夺资源的指控。2015年2月，菲律宾宣布基于“国家安全的担忧”，菲律宾国内的电网工程运营工作将不采用中方派遣的技术人员。在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工作的16名中国技术人员已于2015年7月返回国内。 本文来自织梦

第三，我国对外投资保险制度尚不健全，企业投保意识低。首先，我国对外投资保险制度尚不健全，投保成本高、索赔机制繁琐、损失无法完全覆盖。国内始终没有制定一部关于出口信用保险的专门法律，更没有一部专门法。海外投资保险作为一种政策性工具和政策性资源，没有用足用好，整体利用率还不高。出口信用保险承保在“一带一路”业务中占比较低，其风险管理、开拓市场和支持融资三大作用并没有完全得到发挥。发达国家的出口信用保险覆盖率在20％到30％之间，而中国80％以上的出口企业却无信用保险。苏黎世财险公司总经理于璐巍坦言：“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巨大的风险敞口，从央企到地方，无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资产在海外几乎都处于‘裸奔’状态。” 内容来自dedecms

企业投资多为利益驱动，具有盲从性，风险认知不足，事前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不够细致深入，对各种国际风险把握不够全面。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发布《借力“一带一路”国企国际化迈进新时代》白皮书。对我国央企高层问卷调查显示：69％的企业没有完整的税务风险管理制度和专门税务岗位，与大型跨国公司差距较大；67％的企业从未在海外投资过程中聘请税务顾问对项目所在国的税收环境、征管体系和税务风险进行评估，并尽量税务优化。外向型的私营企业或中小企业，普遍存在风险管理水平低和风险管理意识淡薄的问题，对海外投资保险承保的风险、操作的流程，以及相关费率等知之甚少。对政治风险特别是国别风险认识水平较低：有的更多考虑经济成本，认为投保海外投资保险保障的只是不一定会发生的风险，但一定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济负担，挤压经营利润，对政治风险发生的破坏性和全局性认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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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走出去的企业遭遇文化障碍，战略推进缓慢。由于中国与东道国间语言、文化以及风俗习惯差异，使中国资本融入东道国社会时常面临不同程度的阻碍，文化差异阻碍尤为突出。一项针对民企的调查显示，受访民企中78.8％表示已遭遇或对文化差异表示明显担忧，其中37％投资项目将其列为首要风险，且民主相对完善的国家中劳动力纠纷风险相对较高。超过60％民企员工不适应东道国生活环境，近3/4东道国民众对中国民企品牌与产品了解度低。对此，民企只能选择循序渐进战略推进模式进入东道国。通过官方渠道，借助社会资源克服文化差异。调查显示：首次对东道国进行投资的民企中53％通过设立销售办事处，进行前期市场推广；26％与第三方建立合资企业，实现风险共担；19％以并购方式进入，借助本地销售网络与当地民众熟悉品牌逐步占据市场。此外，民企在经营过程中，均不同程度提高了企业管理本土化与产品要素本土化水平。前者中，企业聘用员工当地化程度、授权当地分支结构财务决策与经营范围决定依次为54.3％、54.7％与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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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对策略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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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国际产能合作如何在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实现优势互补和开放发展的同时准确识别和应对风险，有效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投资回报率，是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 织梦好，好织梦

第一，创新金融合作模式，吸引各类资本参与。在国家层面虽然有亚投行、丝路基金，但不能完全覆盖纷繁的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创新各种金融合作方式，探索建立针对“一带一路”的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衍生品等多种形式的资金融通方面的合作。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我国金融机构应积极探索项目融资运作的新模式，吸引各类资本的参与，如可以有序引导保险资金与信托基金等参与“一带一路”的项目建设，还可以吸引民间资本的参与。民间资本或是因为企业规模有限、无法独自应对国际投资项目的高风险，或是因为掌握信息有限、在跨国项目中畏手畏脚，或是因为融资受限、无力全程推进而不得不中途离场，其在对外投资活动中不能充分施展。对此，可以采取PPP模式，联合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筹集配套资金。如2015年丝路基金投出的16.5亿美金的第一单，就是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的模式，以帮助中巴经济走廊上的卡洛特-加龙省水电站的建设。今后，应当多鼓励这种形式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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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构建双边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设置风险数值警戒线。“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风险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分别测定各国的风险状况，整合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经济风险与非经济风险，构建综合性风险指标体系，多方机构联合制定国别、行业、项目风险指数体系，同时对各风险指数进行动态监测与追踪，实时发布风险预警信息。 内容来自dedecms

政府先争取与更多的国家签署双边的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构建双边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逐渐完善双边金融风险的应对和危机处置的制度安排，逐步形成应对跨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建立并完善沿线国家的货币跨境流动统计监测合作机制。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信息优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做好投资环境评估工作，公开国家对外投资环境评估报告，及时发布投资风险预警信息，加强对企业国际产能合作的信息咨询和风险提示。企业需要的是全方位的法律、税务、会计、审计等方面的指导，因此建议政府进行资源集聚和服务整合，集政府国际投资部门、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和相关协会力量于一体，建立综合性服务平台，完善“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信息数据库建设、提供全方位的指导服务。 内容来自dedecms

企业应当完善内部风险分析系统。跨国企业在对东道国进行投资前考查时，需要组织专业国际投资机构和审查小组。整合法律、税务等全面人才成立专门的国际产能合作风险管理委员会对风险进行评估。对当地的宏观产业环境包括政治法律制度、产业经济政策等以及产业发展状况进行尽职调查和谨慎分析，综合东道国的国情、产业态势、企业倡议、项目损益等因素得出尽可能准确的风险一收益报表，设立风险数值警戒线。 本文来自织梦

第三，完善国际产能合作保险制度，丰富保险产品。对于大型基建项目的融资，要由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来主导，要尽量采取银团贷款、再保险等形式，以在有效扩大贷款规模的同时又能有效防范重大项目的各类风险。创新各种金融合作方式，探索建立针对“一带一路”的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衍生品等多种形式的资金融通方面的合作。同时，引进债券融资、股权融资等新型融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及风控压力。鼓励符合条件的我国商业保险公司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保险公司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财产、责任和人身保险等保障。针对部分政治风险，投保政治风险保险、充分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以及采取有效的非保险类境外投资风险转移手段等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潜在的政治风险。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可以充分利用行业协会和银行渠道，并适当增加网点设置，加强出口信用保险影响力，着力提高出口信用保险对企业的覆盖，促进企业树立现代风险管理理念。除此之外，还要创新保险业务。如“内保外贷”已成为各银行近期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的融资业务的创新，有的银行推出的通过入股方式投入资本或信贷资金接续产业基金的业务是很好的尝试。部分银行正尝试综合运用贸易融资、涉外担保、全球授信、国际银团、买方信贷、并购贷款和境外发债等信贷产品及组合的方式都满足企业境外融资的需求；有的保险机构推出外汇保险、海外无捆绑贷款保险、“海外工程项目人员妊娠意外伤害保险”等新产品，这些新产品的出现无疑会增大保险的覆盖范围。

第四，实现本土化经营，属地化管理，夯实民意基础。除了采取保险措施以外，走出去的企业要通过本土化经营策略实现风险转移控制。一方面企业应当注重本土化经营，将供产销一体化注入东道国，努力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拉动当地的经济平衡增长，企业“走出去”之后应当积极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与当地民众和谐相处尽快实现属地化经营管理，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善用当地员工，保障和维护当地员工的合法权益。投资项目在实施之前应当做好与当地政府部门、各利益相关主体和居民的沟通协调工作，避免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引发不必要的冲突；以金融机构在伊斯兰教国家的投资为例，伊斯兰宗教和文化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一大特色，金融机构在拓展业务时应充分考虑伊斯兰传统与现代商业银行的差异。伊斯兰金融是禁止存贷款收取利息和投机的，借贷的回报以加价或者盈亏分担来实现。因此，我国金融机构在与伊斯兰金融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时要充分了解其特点，尊重其信仰，充分协商沟通，取得共识。要针对伊斯兰国家的特点设计一套符合伊斯兰教规的金融服务制度。此外，寻找合适的当地合作伙伴对熟悉当地政治法律环境大有益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跨国企业规避法律风险。我国政府在东道国要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积极参与和支持当地的公益慈善事业。日本在斯里兰卡进行投资期间就不断地进行公益投资，为斯里兰卡人力资源发展提供奖学金，对学校及医疗健康进行援助，对斯里兰卡“三种语言”计划的进行援助。通过这些援助大大提高了日本的大国形象，值得我国学习。中国政府要通过各种努力加强与伙伴国家的教育、文化、旅游、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通过各种努力扩大人文合作领域，促进民间交流合作，最大限度的夯实同沿线各国进一步的合作的民意基础。 dedecms.com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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