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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视角 本文来自织梦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 （国办函[2009]9号）、《关于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复函》（国办函[2010]69号）、《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复函》（国办函[2013]33号）、《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加快发展的意见》（国发[2014]67号）等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的加快发展。2010—2016年。中国服务外包签约额从198亿美元增加到1064.6亿美元，年均增长32.3％；离岸执行额从144.5亿美元增加至704.1亿美元，年均增长30.2％；产业结构持升级加速，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知识流程外包（KPO）的结构从67:21:13优化成50:18:32。与此同时，不仅每年吸纳大学生就业60万人以上，还对“互联网+”和“双创”人才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2016年服务外包流动率在15％左右，其中，40％左右的服务外包人才流向互联网企业，10％的服务外包人才流向自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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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以来，国际经贸形势复杂程度加剧，以“美国优先”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维浪潮兴起。再加上我国经济已进入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产业短板问题凸显，因此在积极争取有利的国际经贸环境的同时，如何从宏观层面重新认识产业增长的动力，微观层面探究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中观层面研究措施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已成提质增效的重中之重。

国内外学者对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增长开展了一定的研究，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影响产业发展的微观因素。Dossani和Panagariya（2005）认为，语言环境、成熟的国际惯例体系以及TCS、Infosys、Satyam和Wipro等外包企业巨头是印度成为第一接包国的关键。Brown和Wilson（2008）指出，汇率、治安环境以及基础网络是影响接包能力的主要因素。国内学者（江小涓，2008；卢峰，2007）认为。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状况是影响承接国际业务的直接因素，尤其是懂技术、市场、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缺乏成为当前产业发展的瓶颈（张明磊，2009；陈若愚等，2012）。另外，国际服务外包作为服务贸易跨境支付的一种国际经济组织形式，实际上是WTO框架下多边贸易规则、接发包国制度取向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经济自由度、法律产权等制度对承接国际业务影响巨大，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法律法规不完善。已经制约了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韩莉等，2014）。 copyright dedecms

目前关于从宏观层面的政策供给、中观层面的产业增长动力、微观层面的企业成本等综合研究仍处空白。本文依据对全国31个示范城市商务部门和477家代表性服务外包企业的网络调查数据，从宏观、中微观层面着重研究服务外包产业中长期发展的动力和效率问题，包括：（1）增长减速与新要素的形成；（2）服务外包鲍莫尔成本病的突破点；（3）示范边际效益与资源错配；（4）创新政策供给的着力点。 内容来自dedecms

二、增长减速与新要素的形成 dedecms.com

受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加速演变、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加剧、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等综合因素影响，2014年以来我国服务外包规模增量、增速均明显放缓。2014—2016年全国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增量从174.9亿美元下降到97.7亿美元，同比增速从27.4％下降到10.1％；离岸执行金额增量从105.1亿美元下降到57.7亿美元，同比增幅从23.1％下降至8.9百分点：在岸合同执行金额增量从69.8亿美元下降到40亿美元，同比增速从37.9％下降到12.5％。从各地区来看，传统服务外包大省的增长放缓。2016年江苏省离岸执行额均占全国的31.5％左右，离岸执行额增长为3.5％，增幅比2015年下降了18个百分点；广东省份额占全国的13.5％，增长19.8％，增幅下降5.7个百分点。2016年浙江、山东离岸执行额增速分别为6.7％、5.2％。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从外部原因看，成本增加、高端服务能力不足、汇率波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是增速下行的主要因素。一是由于国内成本增加和高端服务能力不足，“到岸服务”成为诸多龙头企业新的选择，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美国、日本、欧盟当地设立交付中心开展到岸服务业务，服务和收入留在当地，“双离岸”现象趋显。2016年文思海辉欧美到岸服务占总收入的25％左右，中软国际到岸服务占比在10％以上。二是外包回流效应渐显。美国是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最大来源地，特朗普上台后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美国对外发包的不确定性加大，2016年中国承接美国发包业务同比增速从2015年的17.5％下滑至2.5％。三是“有规模、无占比”，离岸业务“应统未统”现象突出。调研发现，相当一部分企业离岸业务规模大，但无法满足“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不低于企业当年总收入的35％”的条件，无法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不愿申报数据，存在数据失真情况。四是新老交替，统计滞后。2014年以来，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与众包新模式产生的新业态种类繁多，但尚未纳入统计。 本文来自织梦

从内生原因看，长期以来我国服务外包增长路径依然囿于传统的劳动力主导之中，扩大“人头”规模、力求规模报酬是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要路径，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多。目前全国服务外包企业有3万多家，但中小企业占据主导地位，70％的企业人数在100人以下，超过万人规模的企业40家左右，即便如文思海辉、东软集团等第一梯队企业的规模也就在3万人左右，与印度动辄15万～20万人的外包企业相比，差距巨大。“千百十”工程以来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国内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人头”模式一度成为外包的主流范式。十年后的今天，劳动力红利边际收益递减，逐步向均衡轨道收敛的态势明显，简单地增加“人头”投入模式难以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也无法提升劳动力生产效率。2010—2015年中国服务外包从业人均年产值从1.2万美元上升到1.8万美元，同期印度从3.2万美元上升到3.9万美元，始终维持在印度一半左右水平。 本文来自织梦

实现要素边际报酬递增需要打破边际报酬递减约束条件。一般来讲。边际报酬递减约束条件包括：技术不变：只有一种生产要素的变动：在可变要素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出现；所有可变投入要素同质。新增长理论认为，若成立要素边际报酬递增假定，需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其实原理就是通过破除边际报酬递减“技术不变”和“要素同质”的约束条件，让研发所取得的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纵观我国服务外包产业，起初通过“干中学”承接离岸业务，增大服务边界产量，维持产业边际报酬规模递增和不变。随着传统劳动力的潜在效率发挥至理论最优，边际效率逐渐进入递减区间，“十二五”末期以来的产业增速坐实了这一规律。当务之急是要通过引入那些能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新要素来抵消传统要素规模收益的递减，摆脱当前的均衡状态，走出减速通道。首先是要利用劳动力驱动和“干中学”模式为技术和知识外溢效应积累的技术基础，构造报酬递增的“新卡尔多事实”（Romer，1987；Grossman等，1991；Aghion等，1992）。第二，要让知识、人力资本、创意成为内生技术增长路径的核心，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第三，在创新驱动框架下，研发部门劳动投入是经济增长最直接的决定因素（严成梁等，2013）。目前无论是企业私人投入还是政府创新补贴尚不能发挥对研发部门的支撑作用。印度服务外包企业研发投入支出已占到销售收入的3.5％，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研发投入仅占企业成本支出总和的4％左右。政府创新补贴主要来源与外贸资金中的服务外包专项资金，2015年全国部署中央财政经费6926亿元，用于鼓励创新研发，仅占专项资金的10.8％左右。更重要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既有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是另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现有政府创新补贴方式主要是以平台、硬件设备、固定资产等硬件资产为对象，但服务创新的核心是人，以“物”为补贴导向的创新扶持政策影响了创新投入的效率。

三、服务外包鲍莫尔成本病的突破点

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一直保持增长，但自动化和规模化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整体生产效率，有效弥补了名义工资成本的增长。然而，服务领域自动化并不能完全替代人力，难以像制造业一样通过规模化生产来提高生产效率，服务所需的劳动投入难以压缩，服务成本被动升高，这是典型的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1967）。从调研数据来看，现阶段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也正在经历鲍莫尔成本病的困扰。在“2016年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的问卷调查中，52％的受调查企业认为是人力成本上升过快。其中，55.8％的受调查企业员工税后月平均工资超过5000元，加上40％以上的社保率，月平均工资成本超过8000元，成本接近印度的两倍，其他东南亚国家的3倍左右，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传统低成本优势渐行渐远。

不断上涨的成本是否成为遏制服务外包发展的理由?理论上讲，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水平提高，国际社会总体收入和购买力较快增长，人工智能在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单位小时的服务产出大幅提升，劳动力投入不断下降，服务外包主体可以承担名义上涨的成本。但实现中为何我国外包企业普遍反映成本偏高?一方面是，2012年之前，无论是名义还是实际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均高于平均工资增长率，2012年以后，工资增速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速，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0.1％，劳动生产率仅为6.6％，这种变化给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人工成本造成较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在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结构中，中低端业务居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业务少；单个项目多，综合解决方案少；二、三手包业务多，一手包业务少，总体仍处于价值链低端地位。毫无疑问，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是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方式，但参与国际分工并不必然提升所处的价值链环节和分工地位。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外包的生产效率差异显着，因此，整体生产效率决定于产业内部结构。以劳动力密集型为特点的BPO和部分ITO，相对于生产率“进步部门”，所需的“人头”难以大规模压缩，属于典型的生产率“停滞部门”，呼叫中心、数据处理、编码测试等便是例子，成本上涨、汇率变动等因素将导致购买这些服务的费用越来越高。因此，需要避免简单机械地营造低工资、低税率的静态比较优势，竞争低层次的国际外包业务，否则不仅不能提高服务价值链地位，反而滑入“比较优势”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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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数KPO和ITO而言，服务的技术、知识、创意含量多少是决定服务附加值高低的关键因素。在鲍莫尔-富克斯的假说模型中，只将劳动投入作为主要生产要素，事实上，人力资本、信息技术、研发、创新等会明显提高服务的附加值，进而提高服务生产效率。Sanehez等（2009）通过对37个OECD国家相关数据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较高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生产率较高，有的行业甚至比制造业更高。从美国“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到德国实施“工业4.0”战略、日本大力发展无人化工厂，预示着全球已经快速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的工业产品制造逐渐被机器所取代，释放出来的人力资源流向研发设计、知识产权、维修维护等知识服务领域。尽管知识服务外包成本高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但高技术含量投入对应高附加值产出，足以抵消上涨的成本。 copyright dedecms

综上分析，鲍莫尔成本病突破口在于如何提升我国企业参与分工的服务价值链地位。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初期，劳动力在附加值低的产业部门，以“干中学”和规模效应为主要特征，但随着劳动力大量集聚，边际效应下降，从业人员人均实际GDP增速放缓，达到某个临界点后，“干中学”的累积效应、离岸业务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要素从劳动力向人力资源转换，投入边际效应持续增大。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转移，人均实际GDP加速增长，这既符合鲍莫尔（1967）提出的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会降低人均实际GDP增长的结论，又支持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会增加人均实际GDP增长的观点（Sasaki，2012）。因此，化解成本病、提高服务附加值的内在逻辑是改变服务产品结构，提高中高端服务供给比重，提升服务生产效率和服务价值。对以劳动力密集型为特点的BPO和ITO外包，要依托技术革新减少或替代传统劳动力投入，促进服务的规模化、标准化，提高劳动力投入效率。对人力资本密集型的ITO和KPO外包，服务价值链要从传统的编程、测试等业务向需求分析、研发服务、售后服务等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从单个环节服务向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升级。 copyright dedecms

四、示范边际效益与资源错配 织梦好，好织梦

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起步阶段，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主要使命是树典型、立样板，技术先进性企业所得税减按15％征收、职工教育经费支出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人才培训补贴、平台资金等政策集中在示范城市，对于示范城市的快速、集聚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016年，全国31个示范城市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额999.2亿美元，占全国服务外包合同执行总额的93.9％。其中，离岸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额为657.9亿美元，占全国离岸服务外包执行总额的93.42％。从区域分布来看，长三角地区示范城市保持领先优势，处于第一梯度，示范城市总数量达到9个，全年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588.8亿美元，占全国服务外包合同执行总额的53.2％。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示范城市处于第二梯度。其中，珠三角地区，包含广州和深圳两个示范城市，全年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额126.2亿美元，占全国的11.9％：京津冀地区，包含北京和天津2个示范城市，全年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68.4亿美元，占全国的6.4％：成渝、东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示范城市处于第三梯队，分别占全国的3.3％、3.6％、4.2％。应该说，全国各示范城市集聚作用的体现是充分的。

随着产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产业空间需要拓宽、产业规模需要总体做强，此时示范城市除了引领示范作用外，还要起到辐射带动作用。由于辐射带动作用难以定性衡量，缺乏可参考的指标，我们采用区域内非示范城市与示范城市的服务外包规模之比作为衡量示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依据。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31个示范城市服务外包合同执行规模和离岸合同执行规模分别占全国的93.9％和93.4％，对非示范城市的辐射带动率分别仅为6.5％和7％。分地区来看，长江中游地区示范城市辐射带动率最高，对非示范城市服务外包产业带动率达12.5％，离岸业务带动率达20.6％。珠三角地区示范城市位列第二，对非示范城市服务外包产业带动率为10.5％，离岸业务带动率为13.7％。长三角地区外包业务主要集中在示范城市，两项指标辐射带动率分别4.1％和3.7％。成渝和东北地区最低，各项指标辐射带动率接近于0。从数据来看，示范城市“一城独大”特征明显，辐射带动作用发挥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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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城市产生集聚效应的同时，对非示范城市也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政策对示范城市等特定区域的企业扶持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和在截面意义上无效配置。原因在于，虹吸效应实现了服务外包企业在物理空间上的集聚，看似做大了示范城市的规模，实际上以损失区域甚至更大范围的全要素生产效率为代价，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佛山与广州地理位置毗邻，具有人力和租金等方面的成本优势，但由于不属于示范城市，无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多家企业选择在广州交付、佛山服务，造成了非示范城市和示范城市分别成了成本中心和利润中心，这在客观上影响了本地企业和非示范城市的积极性。在完美市场假设下，资源和要素无障碍流动，要素在各部门间的自由配置会获得相同的边际报酬。政府主观出发点是通过短期内政策引导特定区域内快速发展，形成示范效应，但政策如何在边际效应临界点及时退出或实现普惠也同等重要，否则容易在客观结果上诱导资源错配，一旦各部门间的同一要素投入不再具备相同的边际收益，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就会受限。因此，降低示范与非示范城市之间政策的不均等性，促进人力、资本、资源的跨部门、跨区域自由流动，是辐射带动周围城市发展、形成新的增长极的前置条件。 本文来自织梦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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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框架下，未来服务外包产业要通过建立有效的创新驱动机制，形成产业持续增长的新要素，来解决增长减速问题。通过提高人力生产效率，带动提高创意、资本、土地等全要素生产效率和服务供给能力，优化服务外包内部业务结构，化解服务外包成本病。通过政策普惠，推动产业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减少示范城市的政策洼地效应，提高非示范城市的积极性，形成全国产业增长的新空间，促进服务外包为本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服务。 织梦好，好织梦

（一）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体制，提高核心要素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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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的买人头到今后的创新驱动模式，人始终是服务外包企业的核心资产和竞争力。现行管理体制机制主要是借鉴传统制造业和货物贸易以物为本的管理方式。服务外包与货物贸易区别悬殊，硬的固定资产少，软的人力资本多，传统借鉴货物贸易管理的思路显然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服务外包的发展需求。只有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体制机制，才能提高核心要素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提高企业高附加值的供给能力，形成新的动力，摆脱增长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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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政策普惠，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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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资源错配的要义是实现市场配置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取消技术先进性企业离岸业务比例要求，以离岸业务规模为依据，打破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的地域限制，推动技术先进性企业认定从示范城市向全国复制推广。支持国际服务外包发展引导基金用于非示范城市的重点园区、重点项目建设。允许在示范城市注册的母公司在非示范城市成立子公司开展外包业务时，享受同等优惠，为市场配置要素资源创造条件。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优化示范城市功能定位，促进外包为本地经济服务 内容来自dedecms

我国地区间资源禀赋、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决定了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要因地制宜，突出差异化发展。可以按照东、中、西城市发展特征，将示范城市分为离岸主导型、在岸主导型、离岸在岸复合型。离岸主导型示范城市加快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成为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排头兵，建成全国服务外包创新与研发基地。科学化解要素成本上升压力，稳妥有序推进产业向内地转移，形成面向内地城市的发包中心。离岸在岸协调型示范城市要优先发展离岸外包，积极发展在岸外包，促进在岸离岸外包协调发展。在岸主导型示范城市要充分发挥商务成本优势，加快服务外包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承接国内产业升级和满足自身产业转型升级内需，将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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