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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1999～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到服务业FDI驱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框架中，探讨知识产权保护的非线性动态门槛效应。结论表明：五种服务业FDI存在知识产权保护双重门槛，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强，中等强度的保护水平在现代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最为显着。地区应基于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调整引资结构。未达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区间的省份，应提高保护水平；保护过强的省份，应平衡保护力度。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关键词]服务业FDI；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门槛模型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信息通讯技术迅猛发展以及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乃至世界服务贸易飞速增长，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2000～2015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持续攀升，由262亿美元增长到2882亿美元，占比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由2.26％提升到5.34％，位居全球第五位。但是中国服务业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整体发展水平偏低，创新力与竞争力不强，出口产品质量低等问题，在低端服务产品出口上具有比较优势，在高端产品上则表现出比较劣势。[1]因此，抓住全球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契机，“借力”发达国家在该领域的比较优势，通过引进服务业外资扭转不利局面被认为是一条可行的途径。[2] copyright dedecms

与制造业产品不同，服务产品具有无形性、高附加值、不可储存性以及生产和消费同时性等特征，产品内含无形知识要素更易被模仿。[3]因此，服务业跨国公司不仅对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和经济水平等“硬环境”相当重视，对法律等“软环境”也有较高要求。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够确保外资企业获得创新收益，吸引高端环节与高技术含量的外资，伴随高技术溢出，从而提高我国服务业整体的技术水平与管理能力，进而提升服务产品出口质量。1984年，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组织IIPA，强调对软件业等服务行业进行知识产权保护。2012年9月，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完善我国服务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因此，本研究认为，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可能会受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此外，也有研究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会强化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降低创新动力，提高本土企业的模仿成本，不利于技术进步。[4]换言之，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转化特征。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那么，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FDI驱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否产生影响，产生怎样的作用机制与影响?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改变，不同类型的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产生怎样的异质性?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各地区应采取怎样的引资策略驱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鉴于此，本研究运用1999～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服务业FDI驱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模型中，验证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关系造成的非线性“门槛”特征，为服务业正确选择差别化、最优化的引资政策，提高本土服务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加快提升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二、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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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FDI与服务业出口贸易关系研究。Hardin（1997）最先在该领域开展研究，认为服务业FDI能够显着促进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扩张。此后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上述结论，认为服务业FDI通过承接服务外包与技术溢出两种路径促进东道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服务业FDI还通过降低贸易壁垒，提高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降低服务贸易的成本，促进出口。[5～6]还有学者研究FDI的流量与存量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认为FDI存量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流量。另有相反的结论认为，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作用不显着。也有学者认为，FDI流入对服务贸易出口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经济发展水平、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数的选取等。[7]随后，注意力转向对服务贸易出口质量的研究。理论层面分析认为，虽然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得到了快速提升，但是仍处于世界均值水平，出口质量偏低；[8]实证层面考察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变迁的影响因素，认为货物贸易出口规模、服务贸易开放度及FDI均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具有显着积极影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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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贸易关系的研究。早期学者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贸易数量的影响上，结论认为，通过市场扩张效应促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占据主导。[10]此后，开始研究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贸易质量的关系，有以下两种观点，即正效应与U型关系。正效应，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激励本土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技术进步，进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11]U型关系，即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呈现“U”型[12]或倒“U”型[13]关系，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不是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存在门槛值，在临界点左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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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多数是孤立研究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贸易影响的静态线性作用机制，鲜有将三者置于同一个框架下，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在服务业FDI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中的复杂非线性动态内生关联，忽略知识产权保护的门槛作用。因此，本研究依据内容不同将服务业划分为五类，将服务业FDI、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纳入到一个框架中，研究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是否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且是否因行业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效应。

三、理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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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

服务业FDI对出口主要通过直接渠道与间接渠道发挥作用，直接渠道主要通过东道国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形式体现。全球生产网络不断拓展和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服务环节逐渐从制造业分离出来，服务产品生产也呈现“碎片化”特征。[14]服务也就具有价值链的高低端之分，服务产品所含技术与知识等高级要素也大相径庭，[15]相应地，出口产品也存在技术内涵、附加值与档次高低的区别。[16]消费者个性需求不断多元化，产品生命周期逐渐缩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外资企业需借助外部优势资源，将服务价值链各环节作为战略单位，配置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提升研发能力，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外包知识密集、附加值高的研发、信息技术等高端服务业或核心业务环节给专业公司，是外资企业离岸服务外包的新特点，外包的动因也由成本驱动逐步转变为构建核心竞争力。2015年，我国弓1进的高端离岸服务外包为646.3亿美元，占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74.04％。大量高端离岸服务外包进入东道国，再传输回母国或第三国，势必会直接提升东道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间接渠道表现在服务业FDI对东道国本土服务业企业产生技术外溢效应，以提升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具体包括：（1）示范效应。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为本土服务业企业创造学习领先技术与知识的机会，从而优化技术水平，提升出口质量。通过模仿与学习获得的先进技术与管理能力进一步传播到其他服务业企业，促进该领域整体的技术进步，增强竞争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17]（2）竞争效应。优质的服务业外资进入东道国，加剧了行业内的竞争程度，迫使本土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增强与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18]（3）前后向产业关联效应。本土企业将没有优势的业务外包给境内服务业外资企业，使用前沿技术，整合外部优质资源，进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此外，本土企业也承接服务外资企业的外包业务，为满足外资企业的要求，本土企业需不断积累隐性知识，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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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业FDI、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 织梦好，好织梦

服务产品的特征要求东道国拥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产品具有无形性、不可储存性以及生产和消费同时性的特征，外资企业难以完全保密内含的先进技术与创新思想。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产品具有较高的知识特性和技术特性，蕴含大量的思想和创意等无形要素，技术含量越高，其内含的无形要素的等级就越高，[19]例如专利、技术等。因此，服务产品内含的技术容易被复制，外资企业难以获得全部创新收益，面临巨大的创新风险。此外，离岸服务外包的环境更加复杂，为确保利益不受侵害，外资企业会花费更多时间来评估外包供应商和离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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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20]保护外资企业的创新成果，提高外资企业投资高技术附加值服务行业的意愿，促进技术溢出，激励服务贸易出口质量的提高。相反，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欠缺，外资企业的高技术服务产品成为“公共品”的可能性上升，削弱了投资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动力，不利于东道国企业获取技术溢出。然而，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提高本土企业的模仿成本，强化外资企业的垄断势力，造成市场扭曲和资源配置失衡，降低创新动力。[21]因此，本研究认为适宜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才能促进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四、研究设计

1.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设定 本文来自织梦

基于理论分析，依据Hausmann等（2007）的“成本发现”理论模型和洪世勤（2015）的建模思想，[22]设定本研究的出口部门生产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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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K，N分别表示劳动力、资本与自然资源，设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即α+β+γ=1。A表示利用、组合这些要素进行生产的技术参数，服从[0，A’]上的一致均匀分布。A’由一国技术禀赋决定，是内部知识（D）、外部知识（F）和促进这两种知识积累的制度质量和创新政策等（I）的综合，函数形式为A’=f（B，D，F，I），其中，B表示可能影响技术参数的其他因素的综合，A’越大表示该经济体生产前沿水平越高，越可能生产具有较高生产率水平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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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成本发现”原理，某一企业可以选择自主创新和模仿两种生产模式，企业的选择具有不确定性。选择自主创新的企业的技术水平为Ai；选择模仿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为δAmax，其中，Amax为最高生产率水平，δ为（0＜δ＜1）生产率水平最高产品的技术外溢系数。企业的生产决策通过比较生产率水平大小决定是进行自主创新还是模仿：若Ai＞δAmax，则选择自主创新，若Ai＜δAmax，则选择模仿。Amax的期望值为：经推导得到，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出口企业技术参数A期望值为：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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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式代入式（1），根据规模报酬不变的设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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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f（B，D，F，I）。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出口自身最有竞争力的产品，出口部门具相对高的技术水平，每个生产者都会选择其最高生产率水平的产品进行生产，由此可将出口品生产率水平视为该行业的出口技术水平。[23]由式（2）可知，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主要依赖于人均资本和自然资源要素禀赋、内外部知识资本以及促进内外部知识积累的制度因素和创新政策等。内部知识资本积累主要来源于研发与教育，外部知识主要来源于上述理论机制中的服务业FDI和服务贸易进口，贸易开放度为影响技术参数的其他因素，促进内外部知识积累的制度因素源于知识产权保护。从事新产品开发和成本发现的企业数量（m）也对出口部门生产率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IRTV=F（Cap，RD，HR，FDI，IM，IPR，OP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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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出口行业的生产率水平视为该行业的出口技术水平，最终得到出口技术复杂度决定模型。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文献的同行做法，笔者将基础模型（3）扩展为具体的计量模型式（4）：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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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RTVit为i省t年出口技术复杂度，Capit为i省t年物质资本密度（或人均资本密度），RDit为i省t年R&D投入，HRit为i省t年人力资源，表示影响出口质量的内部因素；FDI为i省t年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IM为i省t年服务贸易进口额，表示外部因素；OPENit为i省t年贸易开放度，表示影响技术参数的其他因素；IPRit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表示制度因素；μit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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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出口行为具有动态性，同时为了避免出现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在模型中纳入出口技术复杂度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如下动态面板门槛模型： 内容来自dedecms

模型（5）未考虑知识产权保护门槛效应，为真实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在服务业FDI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中的作用，在式（5）的基础上，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门槛变量，分别构建五类服务业FDI驱动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动态门槛模型（以双重门槛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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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将服务业FDI划分为5类，分别为传统服务业FDI（CFDI）、信息服务业FDI（XFDI）、金融服务业FDI（JFDI）、商务服务业FDI（SFDI）、公共服务业FDI（GFDI），是受门槛变量影响的解释变量；IPRit为门槛变量，γ1和γ2为门槛值，I（·）为指示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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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量选取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技术复杂度这一概念是基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本研究采用Hausmann（2007）的方法，首先计算各子类服务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然后计算各省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具体方法如下：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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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TVj表示服务产品j的技术水平；表示C省服务产品j的出口额；EXC表示C省服务产品总出口额；PGDPC表示C省人均GDP；IRTVi表示i省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Xij表示i省j类服务产品的出口额；Xi表示i省服务贸易总出口额。

（2）知识产权保护。自TRIPS协议签订，我国在发达国家的推动下提升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强度，名义保护水平达到高标准。但在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又通过不完全执法的方式被弱化，因此呈现“强名义保护、弱实际保护”的特点。[24]考虑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特殊性，本研究借鉴许春明（2008）的方法，在GP指数的基础上引入“执法强度”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司法保护水平、社会公众意识、行政保护及管理水平、国家监督；立法保护指标包括覆盖范围、国际条约成员、权利丧失的保护、执法措施以及保护期限，衡量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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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L（t）*E（t）（13）

其中，P（t）、L（t）、E（t）分别表示各省t时期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强度与执法强度。 copyright dedecms

（3）服务业FDI。考虑到不同服务行业的技术属性与知识属性存在差异，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敏感程度不同。因此基于裴长洪（2013）的分类方法，[26]本研究将服务业进一步划分为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包括零售与批发业，仓储、邮政与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餐饮与住宿业。依据服务内容的不同将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划分为：1、信息化服务业，包括体育、文化和娱乐业，软件、计算机服务和信息传输业；2、金融保险服务业，包括货币金融服务业，资本市场服务业，保险业，其他金融业；3、商务服务业，包括商务与租赁服务，居民服务与其他服务；4、公共服务业，包括教育，环境、水利与公共设施管理业，技术服务、地质勘查与科学研究业，卫生、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业，社会组织与公共管理。使用各省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直接使用金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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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变量。物质资本投入用各省固定资产净值余额表示；[27]服务业开放度借鉴殷凤（2009）[28]的方法，采用各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各省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人力资本采用R&D人员全时当量表示；R&D投入采用研发经费投入表示；服务贸易进口采用各省服务贸易进口额表示。

3.数据说明 内容来自dedecms

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与可得性，本文将样本区间设定在1999～2015年，同时剔除掉内蒙古、新疆、西藏数据不完整的地区，最后28个省市纳入到研究范围。各省历年服务业各子类产品出口额数据来自《中国商务年鉴》、中国商务部和各省市统计年鉴；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外商直接投资额数据来自各省统计年鉴；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统计指标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区年鉴；服务业进口额、出口额、人均GDP、GDP、R&D人员全时当量、R&D经费、固定资产净值余额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表1列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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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1.动态面板门槛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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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线性结构突变问题，已有研究多采用交叉项模型或分组检验的方式进行估计，但分组标准带有较强主观性，而交叉项会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以往研究多采用Hansen（2000）提出的静态面板门槛模型，虽然避免了上述缺陷，但其仅适用于非动态面板模型，忽视了动态性与内生性问题。由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是一个动态过程，具有延续性和惯性，且模型本身具有很强的内生性。[29]因此，本研究采用动态面板门槛估计法，分步骤估计门槛值与影响系数：第一，对传统门槛模型进行一次差分，并将其作为工具变量，模型的参数估计利用Hansen提出的方法；第二，估计门槛值，将样本进行划分，利用Bond等的一阶差分GMM法，对不同区间的影响系数进行估计。[30，31]均采用STATA12.0完成。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门槛效应检验，检验五类服务业FDI知识产权保护的门槛个数与门槛值，确定模型的具体形式。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依次在单一门槛、双重门槛、三重门槛的设定下对模型（6）～（10）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金融服务业FDI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通过双重门槛检验，其他四类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存在双门槛效应（见表2）。综上，知识产权保护对五类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呈现出不同于简单线性特点的复杂非线性门槛效应，据此本研究对双重门槛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此后，对五类服务业FDI知识产权保护门槛值进行估计和检验（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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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估计结果分析 copyright dedecms

对门槛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依据双重门槛值将样本划分为三个区间，分别为低强度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中等强度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高强度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检验在不同区间内各类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回归系数的差异（见表4）。

结果表明，信息服务业FDI的知识产权保护门槛值分别是0.585和0.807。当知识产权保护未跨越第一个门槛值时，信息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为正，但未通过10％的显着性水平检验；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处于（0.585，0.807]时，信息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着增大，弹性系数为0.4545，通过1％的显着性水平检验，表明在中等强度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信息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进一步提升，当跨越0.807时，影响系数略有下降，但仍通过了5％的显着性水平检验。在三个知识产权保护区间中，信息化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差异显着，呈现出明显的门槛效应特征，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区间为（0.585，0.807]。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滞后一期的弹性系数在1％显着性水平下为0.4122，即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滞后一期提高1个单位，出口技术复杂度上升0.4122个单位。5个控制变量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均具有显着的正效应，说明贸易开放度、物质资本投入与服务贸易进口是促进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因素，同时作为知识产品主要载体的人力资本和代表创新能力的研发，也通过“正反馈”作用，对服务贸易出口质量的提升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copyright dedecms

非线性回归表明，金融服务业FDI的知识产权保护门槛值为0.518与0.646。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未跨越0.518时，金融服务业FDI对技术复杂度具有显着的正效应；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位于（0.518，0.646]时，金融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弹性系数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为0.2587；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越0.646时，金融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负向影响，未通过10％的显着性水平，说明知识产权保护是影响金融服务业FDI作用效果的重要变量，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区间为（0.518，0.646]。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滞后一期的弹性系数在1％显着性水平下为0.3666，在4个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服务贸易进口、物质资本投入与贸易开放度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研发则呈现不显着的正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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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服务业FDI的知识产权门槛值分别为0.518与0.729。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未跨越0.518时，商务服务业FDI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不显着的正向影响；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处于（0.518，0.729]时，商务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弹性系数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为0.2990；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超过0.729时，商务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下降，影响系数为0.1845，通过了10％的显着性水平检验。商务服务业FDI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区间为（0.518，0.729]。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滞后一期的弹性系数在1％显着性水平下为0.3917，5个控制变量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着的正向效应。 织梦好，好织梦

公共服务业FDI的知识产权门槛值为0.474与0.646。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未跨越门槛0.474时，公共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系数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下为0.1585；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处于（0.474，0.646]时，公共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在5％的水平下显着为正；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越0.646时，公共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着降低，弹性系数为0.0185，未通过10％的显着性水平检验。公共服务业FDI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区间为（0.474，0.646]。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滞后一期的弹性系数在1％显着性水平下为0.3359，在4个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服务贸易进口、物质资本投入与贸易开放度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研发则呈现不显着的正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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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服务业FDI存在两个知识产权门槛值，当知识产权保护未跨越0.388时，传统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服务度的弹性系数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下为0.1487；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处于（0.388，0.585]时，传统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呈现不显着的正向效应；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越0.585时，金融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呈现不显着的抑制作用，系数为-0.0936，表明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升，传统服务业FDI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滞后一期的弹性系数在5％显着性水平下为0.2231，物质资本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显着，其余4个控制变量则呈现不显着的正向效应。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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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1999～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门槛变量，从区域知识产权保护视角构建五类服务业FDI驱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总体上，五类服务业FDI驱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存在显着的知识产权保护双重门槛效应，有各自不同的最优保护区间。按最优知识产权保护门槛值大小排序，信息服务行业FDI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诉求最高，其次依次为商务服务业FDI、金融服务业FDI、公共服务业FDI。在综合权衡贡献度的基础上，本研究给出吸引和利用现代服务业FDI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区间为（0.585，0.646]。在该最优区间内，信息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最为显着，其次依次为商务服务业FDI、金融服务业FDI、公共服务业FDI。印证了理论机制分析，即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并非越强越有利于促进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二，区间上，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影响五类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现代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驱动作用在中等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最为显着。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对现代服务业FDI驱动作用存在“临界强度”。随着知识产权保护门槛的提高，传统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影响方向亦发生变化，由显着正效应变为不显着的负向作用，呈现出明显的门槛效应。 dedecms.com

第三，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滞后一期显着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表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动态性。对于控制变量，五类服务业FDI的物质资本投入对服务贸易技术复杂度均呈现显着的正向作用，而服务贸易进口、贸易开放度、研发、人力资本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同。 本文来自织梦

2.政策启示

基于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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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吸引服务业外资的角度，需重视在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区间内，不同类型的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与阻碍效应。各地政府应从战略发展的高度准确审视自身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正确选择和有效实施差别化与最优化的引资政策。打破行业垄断、降低准入门槛、减少投资限制，确定本地区服务业招商引资的重点，积极引导外资流向，对具有促进作用的外资给予政策优惠，调整引资结构比例，促进技术溢出，充分发挥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贸易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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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讲，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低于0.388的甘肃等，应注重引进金融服务业、公共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外资，同时以引进金融服务业外资为主，其次是公共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处于（0.388，0.474]的陕西等，应注重引进金融服务业与公共服务业外资，引资规模前者大于后者；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位于（0.474，0.518]的河北等，引资规模调整为以公共服务业为主；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位于（0.518，0.585]的天津等，在引进金融服务业与公共服务业外资的基础上，还应引进商务服务业外资，同时调整三者的引资比例，扩大商务服务业外资的引资规模，其次为金融服务业与公共服务业外资；对于处于最优知识产权保护（0.585，0.646]的浙江、江苏等，应加大信息服务业的引资力度，依次为商务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大于0.646的北京等，应大规模引进信息服务业与商务服务业外资，且提高信息服务业的引资比例。同时，由于各省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是动态变化的，还应根据自身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变化，适时调整服务业的引资结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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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国多数省份低于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区间，应进一步提升保护强度，完善知识产权执法机制，增加对违法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发挥知识产权保护的“媒介”与“桥梁”功能，成为优化服务业引资结构，提高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源泉。由于各类服务业外资内含的知识特性与技术结构不同，因此，应根据各服务行业的特点量身订制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条例，有针对性的优化保护强度，做到保护制度的大而细，对调整服务业的引资结构与促进服务业出口贸易发展至关重要。此外，在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同时，还应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度的问题，不应超过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区间的上限。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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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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