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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摩擦2018年不断升级，中美关系可能进入一个复杂的战略僵持阶段，然后在斗争和妥协中趋向某种平衡。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理性认识中美经济摩擦本质，不惹事不怕事也不主动对抗，在积极维护全球经济秩序和规则前提下，采取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方式，以战止战，以战促谈，在竞争合作中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织梦好，好织梦

一、中美经济摩擦本质是两国由互补合作转向竞争合作 本文来自织梦

第一，美国日益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非传统而更重实效的双边直接接触策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收缩，战略上暂时搁置多边机制，在战术上对其传统盟友既打又拉，唤醒国内危机意识，煽动国内民粹情绪，直接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频繁出台单边措施通过贸易保护、投资限制甚至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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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国挑起的经济摩擦超越了传统范畴，在美国国内也有相当民意支持。特朗普挥舞保护主义大棒，从传统的贸易保护扩大到有针对性出口和投资限制，目标直指中国最具创新潜力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已在其盟友中出现了引导和示范效应，成为威胁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经济稳定的破坏力量。应该看到，特朗普主动挑起经济摩擦，既有选举政治的考虑，也有相当的民意支持。特朗普放松金融管制，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调整以及保护主义落地在很大程度上夯实了其政治基本盘。

第三，特朗普政府在涉台问题上频频出手，屡屡触碰中方底线，试图在政治上牵制我国，力度前所未有。特朗普利用台湾民进党执政机会，与台湾蔡英文当局“眉来眼去”，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国防授权方案，特别是与台湾交往法案等不断制造事端，频频触动中方底线。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与台湾交往法案在美国参众两院高票通过，特朗普主动签署法案，具有相当的战术示强和威胁意味，为中美建交后所罕见，也为特朗普政府今后利用台湾问题牵制我国埋下了伏笔，应早做准备。 本文来自织梦

第四，中美经济摩擦升级是中美关系进入战略僵持阶段的一个重要信号，不应孤立和静态地看待，必须从全局和长远角度综合分析。中美经济摩擦反映了两国长期以来的信任赤字，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人力资本素质、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增加了美国社会的焦虑和危机意识，中国故事、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特别是中国制度使得美国政治家和社会精英感到实实在在的危机和压力。中国崛起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对美国而言越来越充满了不确定性，美国需要时间来适应中国的崛起，中国也需要重新审视和美国的关系。 本文来自织梦

二、理性认识中美经济摩擦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本文来自织梦

第一，中美经济摩擦与上世纪80年代日美、德美经济摩擦相比，既有一定的相似性，又有较大差异性。相似性在于，美国当时已走出两次石油危机，进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技术竞争周期，在全球跨国投资还不很活跃的情况下，对日、德存在巨大贸易逆差，美国制造业面临日、德制造企业和产品的全面竞争。差异性在于，中国将改革开放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搭上了1980年后全球化的快车，已经实现了国际收支再平衡，人民币也已基本国际化，中国市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外开放，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对美贸易逆差。必须看到，中国人均GDP和基础创新能力与美国相比还有代际差距。中美经济摩擦相对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与日德当时情况比大概提前了20年左右。 本文来自织梦

第二，中国和平崛起被特朗普代表的美国保守人士当成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政治和安全挑战，这和当时日本和德国所面临的政治安全环境截然不同。上世纪80年代，美苏冷战还在进行，美国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日、德是美国的重要战略盟友。日、德虽然在经济上成为巨人，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冲击，但在政治和安全方面还依赖于美国。日、德在面临美国经济摩擦时，更多的是妥协和让步，因此才有广场协议、自愿出口限制以及日德对美后来的直接投资，美国对日德创新型企业的投资审查也从来没有这么严苛。中国今天被美国作为经济和政治上最大的竞争对手，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独立自主，美国担心中国政治制度和对外政策对其构成战略威胁。实践中，中国在应对中美经济摩擦时的勇气、态度和行动，与日、德当年的妥协和退让也有明显不同。 copyright dedecms

第三，美国更担心中国和平崛起会在长期威胁到美国的全球霸权，未来取而代之。中美关系被部分美国保守团体认为是世纪挑战。日、德虽然也是人口和经济大国，但已经发展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与美国均存在较大差距，政治影响也受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制约。美国与日德虽然也有局部矛盾，但美国更多地把他们作为维护全球霸权的补充力量，并不担心被取而代之，更乐意让日德搭便车。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以上，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经济总量在10年内就可能超过美国，未来发展潜力更大。中国的制度特点、人口规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创新潜力被美国认为对其全球霸权和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长期威胁，而且这种焦虑随中国的快速发展日益增强。美国不希望中国在中美合作中过多地受益，更不愿意让中国通过搭便车的方式对其形成追赶。这样，美国在主动挑起经济摩擦同时，还在不断通过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来制造麻烦，并利用其欧洲和亚太盟友围堵中国。

第四，中美经济摩擦越来越多地受到舆情和民意的左右，民粹主义将会放大风险的复杂性和管控难度。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使得每个社会个体都可自由发表自己的主张，影响社会舆论，理性的声音常常会被感性的宣泄所吞噬，民粹主义极易抬头和泛滥。特朗普胜选或多或少地受益于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低估了特朗普背后的政治力量和述求。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在全球影响力上升，国内民粹主义也越来越难以控制。民粹主义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双方妥协的空间，同时也有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团体所利用，干扰决策，影响定力，造成误判，将中美经济摩擦引向全面对抗。

三、中国具有应对保护主义的能力、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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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十三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面推进，中国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善，国际收支早已回归到合理区间。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在市场作用下2017年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重已经回落到1.5％以内，人民币也已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组成货币，中国对外经济早已实现再平衡，为中国积极应对保护主义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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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需求端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正在由外需拉动转向内需拉动，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夯实了中国应对保护主义的基础。2008年，最终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4.2％，2017年上升到58.5％，平均每年上升1.5个百分点。相比，2008年资本形成总额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3.2％，2017年下降到32.1％。随着最终消费和内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应对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有了坚实的内在条件和市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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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供给端看，中国经济的供给结构正在由制造驱动向服务和制造双轮驱动转化，显着增强了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2008年，服务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6.2％，2017年上升到58％，平均每年上升1.2个百分点。相比，2008年第二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8.5％，2017年下降到36.1％。随着服务业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中国应对保护主义和经济摩擦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内容来自dedecms

第四，中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带动了中国贸易结构快速转型发展，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明显下降，出口中加工贸易比重下降，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综合成本和代价随之下降。2008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达56.3％，出口依存度达到31.4％；其中，一般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48.2％。2017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下降到33.6％，下降23个百分点，出口依存度下降到18.5％，下降13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上升到56.4％。中国不惧怕不屈服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讹诈。

第五，加入WT0以来，中国已成为维护全球经贸体系及其规则的一支建设性力量，却一直是全球贸易摩擦的最大受害者。我们不仅面临少数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救济调查，而且也面临少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救济调查。实践得知，退让和回避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有直面挑战，积极应对，制定具体可行且有效的反制措施，才能保护自身利益，真正维护公平的国际贸易投资体系，履行自己的大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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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对策略与思考

第一，将改革开放作为管控中美经济摩擦的定盘星，理性认识中美经济摩擦的危害。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活力所在，也是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动力，中美经济摩擦不应改变中国改革开放大局。事实上，美国的利益诉求几乎都可以通过改革开放来解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巨大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谈判筹码，改革开放也就成为管控中美经济摩擦的定盘星，主动性在我们一边，但是改革开放也不应为中美经济摩擦所绑架。因此，只要把握好改革开放的大局，就能更好地服务国内经济建设。有效应对中美经济摩擦。 织梦好，好织梦

第二，对特朗普挑起的经济摩擦要针锋相对，有理有力有节。一是要把道理讲足讲透，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不愿意挑起经济摩擦，但中国也不回避不退让，充分展示我们的斗争决心。二是要尽可能利用现有规则，通过WT0、G20、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达沃斯论坛、博鳌论坛等机制，强调中国的全球化主张，尽可能建立统一战线。三是对于美国挑起的经济和政治摩擦，都要做好做细相应的预案积极反制，主要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消费者和利益集团，把美国拉回到谈判桌前。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三，要在斗争和妥协中寻求中美关系的战略平衡点，避免走向全面对抗。要理性认识中美经济摩擦的性质，美国贸易赤字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结果，美国的竞争优势决定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美国及其跨国公司一直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那种认为中国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论调缺乏事实根据。因此，特朗普虽然主动挑起经济摩擦，但并不愿意走向全面对抗，摩擦只是谈判的一种策略和筹码。应该认识到，特朗普挑起经济和政治摩擦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旧的平衡已经打破，中美关系需要新的战略平衡。

第四，要将美国对中国科技型创新企业的打压转化为建立内部创新体系的压力和动力，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国内创新环境。美国对华为、中兴和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创新企业的打压，体现了中国创新型企业的潜力，也暴露了国内在核心技术和基础科技创新领域的短板，拉响了警钟，不全是坏事。中国发展阶段不同，对美国及其他国家高科技企业关闭大门，不是最佳选择，反而会破坏国内相对开放的创新环境，正中对手下怀，适得其反，给市场传达错误信息。

第五，要注意引导理性思维，有效管控民粹化宣泄。在中美经济摩擦的前期，以及博弈谈判过程中，一定程度的舆论和民意宣泄，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份筹码，用的好会给对手带来压力。但是，在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情绪化和民粹化宣泄有时又不好管控，往往会淹没理性的声音，干扰决策，造成误判。因此，一定要注意引导理性思维，不要让民粹化的宣泄走入极端，左右中美关系，影响改革开放的大局。 织梦好，好织梦

第六，要在对话和协商中探索建立竞争合作的中美关系。美国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是一种竞争合作关系，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应是一种竞争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充分对话、沟通、协商和互信基础之上的。近年来，由于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不适应，再加上中美之间制度的差异性，美国对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故事特别是中国制度的疑虑加深，使得两国的战略互信出现了较大赤字，因此才有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和特朗普挑起的经济摩擦。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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