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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日趋活跃且区位多元，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需要在更加宽广的范围内与不同制度禀赋的东道国打交道，政治制度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机制值得进一步深入评估。作为政治制度的两个重要维度，政体类型和否决者同样会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决策，前者主要体现在投资准入阶段，后者则主要体现在投资实施阶段。作者在理论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假说，并根据2000年至2012年171家中国企业在196个可能的投资目的地所记录的670次投资事件整理而成的数据库，运用定量方法进行了经验检验，实证结果与理论假说基本相符。一方面，东道国的民主程度与中国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东道国为威权政体不会显著降低中国企业选择赴该国投资的概率；另一方面，东道国否决者数量的增加有助于吸引中国企业，拥有次国家的否决者也可以显著提高中国企业投资的概率。若政府中否决者发生更换，则其更换的比例越大，中国企业投资的可能性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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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制度；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政体类型；否决者

一 引言 内容来自dedecms

作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维度，生产的全球化集中反映在外商直接投资（FDI）[1]流入和流出的快速增长上。据统计，全球FDI流量在2013年达到1.45万亿美元，增长了9％。在FDI流入方面，2012年发展中经济体吸纳的FDI已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占FDI流动额的52％；2014年这一数字破纪录地升至56％。同时，中国在2014年成为最大的FDI接受者，FDI流入估计值为1280亿美元。这种结构的转变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潜力的体现，另一方面则是发展中国家自身对外直接投资（OFDI）迅速增加的结果。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在2013年一共对外投资达5530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39％，而在21世纪初期这个数字仅为12％。自2001年“走出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以来，[2]中国企业内生动力日益增强，成为2012年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并在2013年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在2014年迎来对外直接投资拐点，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国。根据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14年中国共实现全行业对外投资1160亿美元，如果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2014年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应该在14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据大约高于中国利用外资200亿美元，就是说2014年中国的实际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3]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进一步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中国将更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对外投资合作。 copyright dedecms

政治制度，尤其是东道国的国内政治制度，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环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2015年前5个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6个国家或地区的3426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日趋活跃且区位多元，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需要在更加宽广的范围内与不同制度禀赋的东道国打交道，政治制度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机制值得进一步深入评估。双边投资协定（BITs）作为调节与规范FDI的主要手段，其签订也反映出一国的投资活跃度。自1982年与瑞典签订第一份BITs之后，据统计，截至2016年1月，中国至少已与130个国家签订过146份BITs，平均每年签订4.3份，是目前第二大BITs签署国。[5]不过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欧盟与中国之间尚未签订BITs，且限于中国在BITs中争端解决机制的低制度化水平，中国在对他国进行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仍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中国国有企业在欧美市场准入中受到歧视，甚至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如华为、三一集团等也常受到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的审查；在2011年利比亚骚乱中，中资企业便遭受了巨大损失，但其赔偿到目前为止只能基于传统的外交保护原则进行磋商和斡旋。因此，在投资领域国际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东道国国内政治制度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便更显重要。 内容来自dedecms

那么，东道国政治制度是否会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便是本文将要着力探讨的问题。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讨论了既有文献中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及其不足。第三部分从东道国政治制度出发，阐述了东道国的政体类型（regime type）和否决者（veto players）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的理论机制并提出假说。第四部分基于中国2000年至2012年企业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事件运用计量方法对相关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现有研究及其不足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国际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引进外资对中国转型、改革、发展的影响吸引了大量学者的研究兴趣。[6]随着中国对外投资日益活跃，并于2014年成为资本净输出国，[7]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受到更多关注。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国际直接投资行为中，区位选择十分引人关注。首先，区位选择与企业的投资动机密切相关；其次，区位选择一定程度上体现母国（地区）的投资策略和东道国（地区）的投资环境；最后，区位选择还能为理解国家间关系提供信息。由于最初的对外直接投资多发生于发达国家之间，国家异质性相对较小，因此相关文献和理论多关注母国企业为何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带来的收益，强调区位的重要性及不同区位可带来的优势，这类研究多以企业为中心，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多，学者们开始试图解释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越来越多地考虑国家和制度的影响。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企业的视角 内容来自dedecms

尽管伴随着对特定区位优势的强调，在经济学试图理解对外直接投资时，大量研究仍是以企业行为体为中心展开的。 copyright dedecms

第一，企业的投资动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2006年曾以“发展中与转型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为主题发表了当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动机，并将其划分为四类：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8]牧野成史（Shige Makino）等在分析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时，以328个台湾公司为样本，发现当企业有寻求战略资产和市场的动机时，更倾向于投资发达国家，而当其动机为寻求劳动力优势时，更倾向于投资欠发达国家。陆亚东和罗莎丽·董（Rosalie L.Tung）在分析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扩张后提出了“跳板论”，认为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为了弥补竞争力及所有权上的劣势而大量投资于购买战略资产。中国企业尤其被购买海外战略资产所驱使。芮怀川和乔治·伊普（George S.Yip）通过分析联想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国外收购案例，说明了寻求战略资产在中国跨国公司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这类文献在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时更偏重于对“企业为什么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理解。 内容来自dedecms

第二，企业的投资经验。20世纪70年代，瑞典乌普萨拉（Uppsala）大学的扬·约翰松（Jan Johanson）和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让—埃里克·瓦伦（Jan-Erik Vahlne）提出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论”，其成果被称为乌普萨拉模型（Uppsala Model），强调海外市场知识及经验对解释跨国公司进入国际市场的渐进性模式。威廉·戴维森（William H.Davidson）在研究区位选择时专门考虑了合作经验的机制。对于在同一国的其他项目而言，一旦企业在他国已经事先建立了子公司，便有可能产生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并减少不确定性，这些机制会提高公司在该国的收益水平。宗芳宇等在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时同样考虑了东道国经验因素，她以中国2003年至2009年92家上市公司在60个国家新建的283家海外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东道国经验对区位选择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9]除企业东道国经验之外，该研究还考虑了其他企业东道国经验、企业对外投资经验的影响，并指出它们在实证结果中显著为负，但其并未做出相应的解释。 织梦好，好织梦

第三，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在陆亚东和罗莎丽·董的研究中曾将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按国有和非国有进行分类。一些学者的研究说明，东道国针对企业所有制的不同会有相应的政策变化，如对国有企业设置更高的进入障碍。[10]不过，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也被视为一种特定的企业优势，因为它们更有可能获得政府关于对外投资的审批以及有利的政策支持，这也增强了其抵抗风险的能力。早期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由中央企业进行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的政治利益推动而非经济利益。中国国有企业在发达国家进行着非商业目标所推动的并购，它们的投资决定反映了其政治目标，如促进国内发展、确保政权生存、增加当权者的财富或地位、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或是帮助东道国发展。由于政府的支持与资助，国有企业甚至可以投资政治和经济风险较高的经济体，这也是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体现。[11]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有学者将企业所有制作为解释变量，甚至将国有企业类型做进一步分类，得出的实证结果是相似的，即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投资高风险的东道国，并对较差的东道国制度环境更具忍耐力。[12]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制度环境的视角 织梦好，好织梦

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13]制度环境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部分：非正式的制度环境（规范、价值观、态度和习俗）和正式的制度环境（法律规章、官僚体制）。制度环境和个体共同支持着治理结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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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但企业的投资不可避免地要在制度环境的约束下进行。所以除了以企业为中心的研究视角之外，以制度为中心的路径理应也确实越来越受到重视。彭维刚（Mike W.Peng）在国际商务（international business）领域提出了制度基础观（institutional-based view），认为不能将制度仅仅看作一种背景条件，而应是基础性与决定性的因素。由于企业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形式，本部分所指的制度不包含企业这种制度形式，而是更多强调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制度环境。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一，母国制度。关于母国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可大致分为“制度逃避论”和“制度促进论”两类。制度逃避的视角可以较好地解释对制度先进国家的投资以及当本国存在外资超国民待遇时对避税港的区位偏好与返程投资（roundtripping investment）。陆亚东和斯蒂芬妮·王（Stephanie Lu Wang）系统讨论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母国效应。他们用制度困境（institutional hardship）作为变量，其中包括制度缺失（如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商法的执行不利和司法系统的不透明）和非正式的制度风险（如腐败和逃税），通过对153家中国企业的实证分析，发现母国的制度困境和投资的规模与赴发达国家投资的区位选择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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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促进的视角同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较长时期内，国际投资对母国作为竞争优势的来源较为忽视。[15]任兵等分析了国家及制度力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角色。他们指出，中国的正式制度（如政府政策、官僚系统和政府在企业中的所有制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如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自豪感）对公司实现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目标以及公司层面的全球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何伟（Wei He）和玛乔丽·莱尔斯（Marjorie A.Lyles）在其案例分析中发现，中国寻求战略资产的投资能获得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并且由此可解释大多数中国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这种制度促进效应还可适用于国有企业在高风险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本文来自织梦

第二，东道国制度。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较早地关注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及政治风险。提出“资本为什么不从富国流向穷国”的卢卡斯悖论（Lucas Paradox），对此主导性的解释是穷国的低制度质量。关于东道国制度对投资影响的大量文献显示，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和外资流入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6]这种正相关关系在发达国家投资的区位选择中尤其统一。 织梦好，好织梦

然而，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度的反应则不尽一致。以中国为例，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17]另一些认为二者之间并无显著影响，还有一些实证结果却发现制度质量较差、政治风险较高的东道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具吸引力。对此的一个解释是，新兴市场国家在这类东道国具有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水土不服的最不发达国家，它们拥有非市场优势。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在高风险发展中国家投资时拥有应对不完善制度环境的经验，有较强的关系能力和较低的适应成本。这也成为研究区位选择，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理论逻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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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母国与东道国间制度距离。与单独分析母国制度或东道国制度不同，制度距离（institutional distance）的视角注重母国与东道国间的制度差异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制度距离指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管制、规范、认知制度的差异程度。[18]制度距离的概念提出后，学者们逐步产生了一些可用于实证研究的操作化的分析框架。其中较为成熟的为四方面的CAGE距离结构（CAGE distance framework），包括文化（cultural）距离、管制（administrative）距离、地理（geographic）距离、经济（eeonomie）距离。四项距离在理论上均与区位选择呈负向关系，[19]体现了外来者劣势。[20]

李凝在既有制度距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管制距离的方向，并从东道国制度中“非市场优势”和母国制度中“制度逃避与制度逃离”的角度探讨了“外来者优势”，即通过制度距离获利的可能性。根据中国对82个国家数年投资额构成的样本，实证结果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方面，东道国与中国正向管制距离增加与中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直接投资倾向之间是一种非线性的正U型关系；另一方面，东道国与中国负向管制距离的增加不会抑制中国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21]

第四，国际制度。由于国际投资领域中并不存在全球性的制度安排，作为对多边机制的一种替代，双边投资协定便成为调节与规范FDI的主要手段。通过BITs的签署及对其中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设计，理论上可以有效提高东道国的承诺可信性并吸引母国投资。[22]宗芳宇等在研究中部分说明了中国更倾向于对已互签BITs的国家投资，且这种制度安排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23]而也有研究发现BITs并没有显著提高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

除BITs之外，还有学者对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对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郑春霞以2005年中国对4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数值为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并不显著。[24]其原因或是由于所选国家和年份跨度不足，所选样本几乎都与中国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导致影响被忽略。这同时也提示我们更加注重同种协定问条款的差异性，如BITs中争端解决机制的不同授权。 copyright dedecms

由于经济一体化、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领域的密切联系，相关国际制度同样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鲁明泓基于对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拉美一体化协会（LAIA）、安第斯集团（ANCO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计量研究进一步指出，区域一体化确实对FDI有重要影响，且一体化水平越高，吸引外资的效果越明显。[25]随着贸易协定中越来越多地纳入与投资相关的条款，[26]贸易协定对FDI的影响也愈发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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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文献中，尽管以企业和制度为视角的研究为主，但也存在着其他视角，如价值链视角、[27]双边关系视角[28]和社会联盟[29]的视角以及一些并未专门讨论的控制变量，如经济形势、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地理距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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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区位选择的理论还是实证分析，既有研究都取得了一些结论，但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首先，既有研究在讨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时政治变量相对缺乏。对政治变量的处理常过度简化或流于表面，较少涉及政体类型、否决者等核心政治变量。如在李凝及阎大颖的研究中，均通过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进行主成分分析，从而将发言权与问责性、政治稳定性、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和腐败控制等六个指标降低为一个维度，即管制距离，这种处理方式无法具体说明某个影响机制。[30]其次，既有研究在数据选择上存在偏误。大多数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采用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数据，然而这其中绝大多数直接投资目的地为香港地区和开曼群岛，该数据本身在质量和覆盖面上与国际标准是缺乏可比性的，因此这类研究有可能存在偏差。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在数据样本上时间跨度较小。最后，在文献上，关于制度的解释尽管在研究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时取得了较大程度的一致性，而对于新兴工业经济体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出现了较多不一致或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结果，需要进一步讨论。

三 东道国政治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内容来自dedecms

随着国际关系学在研究层次上回落，国家的黑箱逐渐被打开，比较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分析也成为政治学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视角。[31]在国内，政治制度规定基本权利与义务，塑造或调节社会中利益、责任与人生机遇（life-chances）的分配，并为解决问题与冲突创设权威。作为自变量的政治制度不是个体行为的加总，而是具有相对自主性的行为主体。[32]不同制度，如立法机构、行政机关、官僚机构、司法制度与选举制度，其不同的制度形式本身即是解释变量。 内容来自dedecms

在开放经济政治学（OEP）这一研究范式下，[33]许多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国际一国内互动的情境下，尤其强调国内政治制度对于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34]其代表作之一便是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Mansfield）和海伦·米尔纳（Helen V.Milner）于2012年出版的《投票、否决与国际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学》，书中考察了国内政治制度中的政体类型和否决者两个核心变量对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协定的影响。的确，作为政治制度的重要维度，政体类型和否决者是十分重要的解释变量，影响着领导人的权威来源、受约束程度以及公共政策的出台。国际直接投资是全球化的重要方面，其不仅涉及国际层面的资本流动，也涉及国际直接投资行为体和东道国国内政治制度问的互动。本文认为，政体类型和否决者在讨论国际投资这一跨国经济合作时也同样是重要因素，影响着投资者的区位选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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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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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制度层面，目前政体类型主要是根据领导人及其产生方式划分的，常用来区别一国是民主（democracy）还是威权（autocracy）。[35]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区分了不同威权类型，如一党制（sparty）、军人政体（rnilitary）、个人独裁（personal）、君主制（monarch）。从可操作化的角度来看，也可将政体类型根据民主程度打分赋值。[36]

政体类型对企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准入阶段。国际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国内具有分配效应，即并不是所有东道国国内行为体都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中受益。基于不同的微观基础，与贸易政治领域相似，[37]不同偏好的行为体会形成分配联盟以寻求集体行动。[38]若以阶级分化为解释，在外资流入时，劳动力要素所有者获利而资本要素所有者受损，故资本要素所有者有限制外来投资的偏好；若以行业/部门分化为解释，某些行业/部门出于自身利益，也可能有动机反对外来投资者进入，如20世纪末美国针对日本投资的某些限制性产业政策。[39]若以企业为中心，某些企业由于不愿面对来自外国企业的竞争，同样会对政府在投资准入问题上施加压力。[40]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东道国政体类型的民主程度越高，意味着更强的政治竞争性，不同偏好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活跃并且制度化。在投资领域，决定能否获得准入通常是行政部门主导的，在民主政体中，行政部门往往受到更大的制约。同时，由于民主政体面临的政治竞争，行政部门需要更多地考虑利益集团的偏好，这降低了行政部门的自主性。 织梦好，好织梦

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大额投资往往集中于能源、金属和不动产领域，且有很大一部分比例的投资者为国有企业。由于中国尚未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可能遭遇投资歧视。同时，由于面对选举压力，民主国家中的资本利益集团也更可能向行政部门施压，通过传播中国企业试图控制相关行业、垄断当地市场和不能带来就业等言论进行动员，[41]这类议题也使反对投资的利益集团在进行动员时相比于支持者拥有不对称优势，提高了中国企业的进入壁垒。相比而言，威权国家在行政方面受到的约束往往更少，中国企业的投资进入相对容易。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做出如下假说：[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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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1：东道国的民主程度与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的概率呈负相关，即民主程度越高，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越小。 织梦好，好织梦

假说2：东道国为一党制、军人政体、个人独裁、君主制等威权政体不会显著降低中国企业选择赴该国投资的概率。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否决者 dedecms.com

否决者对企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实施阶段。前景理论中的保守理性认为，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利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故企业在进入东道国之前必然会考虑，如果获得准入将在实施过程中面临何种程度的政策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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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企业来说，投资实施阶段的不确定性突出表现为因时间不一致性（time-inconsistency）而产生的承诺可信性（credible commitment）问题。与贸易领域相比，投资领域面临着更大的承诺问题。在投资者进入一国之前，东道国政府有提供税收、土地等各方面的补贴优惠的动力；而一旦投资达成，由于投资者撤资面临较大的沉没成本，东道国政府在单次博弈理性下便有对其进行征收及国有化等侵害的动力。由此，投资者有充足的理由担心东道国事后的不利政策，如征收与国有化等，故东道国的政策稳定性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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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制度上，否决者与政策稳定性密切相关。与否决者概念相关，埃伦·伊默格特（Ellen M.Immergut）最早提出了“否决点（veto points）”的概念。一项公共政策，需要不同领域决策链上的多个点的同意才能出台，并可以根据政治系统预测这些点，其被称为否决点。但有意思的是，伊默格特认为，否决点并非物质实体，而是在决策过程的逻辑中产生的战略不确定性。不难看出，作为历史制度主义者，伊默格特习惯性地将行为体和结构混为一谈。之后，以乔治·泽比利斯（George Tsebelis）为代表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把这些对改变现状而言其同意是必不可少的个人或集团行为体称为“否决者”。并进一步将否决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国家宪法产生的“宪法否决者（institutional veto players）”，另一类是政治博弈中产生的“政党否决者（partisan veto players）”。[43]否决者会带来交易成本，没有否决者的同意，现状就无法或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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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者数量越多，政策稳定性就越大，[44]企业在投资实施阶段的政策不确定性就越小。同时本文认为，有助于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的否决者不仅包括横向的否决者（horizontal veto players），如行政一立法关系之间的制衡，也包括纵向的否决者（vertical veto players），如可充当否决者的州、省和地区等次国家实体，它们同样有利于减少企业在投资实施阶段与东道国打交道的不确定性。故加强与东道国立法机构、地方政府等的沟通和交流有助于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利益。

此外，否决者更换同样是影响企业事后投资治理的重要因素。否决者作为行为体不是一成不变的。通常情况下，导致否决者更换最常见的因素是任期限制。其他原因如遭到弹劾或因病、因故更换，甚至因政体发生改变而更换也是可能发生的情形。其他条件不变，否决者更换的比例越大，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也就越大，这增加了企业与东道国政府打交道的成本。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做出如下假说：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假说3：东道国的否决者数量与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的概率呈正相关，即否决者数量越多，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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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4：东道国政府中否决者更换的比例越大，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越小。 本文来自织梦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存在关联，但否决者与政体类型在进行政治制度分析时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政体类型，无论是民主还是威权，都可能存在两个以上的否决者。在威权政体中，国内政治并非是只有单一决策者的单纯统治集团，其领导人同样面临着限制。势力强大的军队、大资本集团、地主、政党组织等也可能非正式地参与决策制定，观众成本在威权国家也同样可发挥影响。当威权国家的统治者需要寻求合作或减少威胁时，甚至可能设立相对正式的制度框架，如立法机关，来作为政策协调和妥协的场域。而且就算政体类型相同，也可能有不一样的否决者数量。因此，民主一威权的二分法并没有限制否决者概念在政治制度分析中的普遍适用性。[45] dedecms.com

四 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经验检验

本部分将实证检验前述假说。研究问题决定研究方法，对于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来说，数据至关重要。总体而言，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仍以定性研究为主，但在区位选择领域，定量则是通常的研究方法。接下来，本文将以中国2000年至2012年企业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为样本，整理构建数据库，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织梦好，好织梦

（一）变量测量与数据来源

第一是被解释变量（DV）。目前，主要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了解中国投资的区位选择。一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中国商务部基础上整理发布的、以经济体为单位的分国别数据；[46]二是商务部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47]三是通过其他途径加以整理的，如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上市公司年报等。三种途径各有特点。在第一类统计中，尽管投资区域十分广泛，但国家地区高度集中，2014年中国超过七成的投资流向前五大目的地：中国香港、美国、卢森堡、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48]且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长期占据中国最大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的前3位。此口径的统计数据与国际标准相比缺少覆盖性和可比性，也可能使研究产生误差。在第二类统计中，商务部对境外投资主体的投资申请进行了备案。2000年至2012年，共有超过20000次备案，企业主体构成十分复杂，数据处理任务量很大，且限于此数据库的备案属性，并不包含投资金额等重要信息，这也不利于进行后续研究。还存在备案企业并未实际进行海外投资的可能性，故也存在较大的偏差。在第三类统计中，美国企业研究所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中国全球投资跟踪（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数据库记录了中国企业2005年至2015年中超过1亿美元的大额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参考了“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整理了2000年至2015年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事件。[49]此外，也有一些研究通过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数据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50]但这会面临较为严重的抽样问题和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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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综合考虑，本文采用了第三类统计中美国企业研究所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中国全球投资跟踪”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事件”的数据，并将两者对照整合以拉大分析中所采用的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整理而成“2000—2012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库”（以下简称数据库）。 本文来自织梦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INVDUMijt”（投资）是一个哑变量。如果第t年企业i在国家j进行了一笔及以上的直接投资，DV取值为1，否则为0。整理后的数据库共包含2000年至2012年171家企业的670次投资记录，可能投资的目标国家或地区为196个，共435708条样本。为满足面板数据要求，公司均为2000年及之前成立的企业。

第二是解释变量（IVs）。本章的IVs由政治制度构成。根据已提出的理论假说，主要包括民主程度、威权类型、否决者数量、[51]否决者更换的比例等。关于解释变量名称、数据说明、数据来源等信息见表1。 copyright dedecms

第三是控制变量（CVs）。本章的CVs是指IVs之外，其他可能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企业、东道国国内和双边层面。关于控制变量名称、数据说明、数据来源等信息见表2。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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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投资经验。本文对企业投资经验的界定是狭义上的，若在数据库中，企业i在t年之前在j国有过投资事件，则视该企业在t年对j国有投资经验。理论上，投资经验会促进企业对一国的投资。 本文来自织梦

2.企业所有制类型。在本章的实证部分，企业所有制被区分为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中央国有企业有着较强的“走出去”实力与动力。虽然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已逐步持平，但在本数据考察的以大额投资为主的投资事件中，中央国有企业这一所有制类型仍被预期会提高投资概率。

3.东道国经济数据。东道国的经济形势、人均GDP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但其机制可能是双向的。一方面，东道国经济形势好，人均GDP高意味着更大的盈利空间和消费能力，从而促进投资；另一方面，经济形势不佳和人均GDP低也可能带来更宽松的投资政策和更低的用工成本。因此，其实证结果也可能是不确定的。[52]

4.东道国资源禀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背后可能出于不同的动机，如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可以一定程度上衡量企业投资的目的。本文考虑了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科技创新能力，一般认为，这类资源禀赋越充裕，企业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越大。

5.两国距离。自国际贸易的引力模型开始，双边地理距离便成为两国间经济活动的重要变量，距离的增加会抑制双边经济往来。通常认为，其他条件相同，两国之间距离越近，投资的可能性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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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是否建交。这一因素在最基础层面上衡量着两国的政治关系。尽管严格意义上，未建交的国家间同样存在着投资等经贸联系，但一国通常会更倾向投资于有外交关系的东道国。[53]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计量方法与实证结果 dedecms.com

在计量方法上，笔者首先使用了固定效应Probit模型。在分析企业在区位选择时的投资决策时，为分析某企业在某年对某国是否有过投资行为，需要同时控制多个变量，如年份、企业等的固定效应（fixed-effects）。在使用本模型时，笔者将数据视为横截面数据（cross-sectional data），在回归时加入各年份和各公司的哑变量（dummy variables）以控制其固定效应，这也是处理这类数据的通常做法。[54]除此之外，笔者还采用了面板Probit模型，该模型为“面板二值选择模型（binary choice model for panel data）”的一种，用于非线性面板的回归分析。[55]由于因变量不能采用常规的面板数据设定，故在原数据的基础上生成了新的年份一公司编码，[56]并以此设置面板数据。[57]面板Probit模型也构成了对前者的一项稳健性检验。需要注意的是，面板Probit模型没有固定效应模型，所以默认为随机效应（random-effects）模型。此外，若使用面板logit模型的固定效应，则会自动省去每个企业2000年至2012年未投资的东道国组，因而大大减少了模型的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且这也不甚符合我们的研究目标，故未采用此模型。 内容来自dedecms

尽管如此，本文对所选择的模型及相关数据处理仍然是审慎的。[58]毕竟有的问题能通过统计处理而得到克服，有的问题可能只能被有限地改进，还有一些问题可能定量方法克服和处理不了。重要的是把可能的问题明确地摆出来，而不是把它们“藏起来”。 dedecms.com

1.固定效应Probit模型 内容来自dedecms

在选定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后，进一步控制其他相关变量。我们运用已有的数据使用了固定效应Probit模型，固定了年份和企业的效应。年份固定效应能够测量全球经济情况，企业固定效应能够测量171个企业的差异。计量结果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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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1—3讨论的是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政治制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模型4—7则进一步加入了控制变量。可以看出，与假说1相一致，模型1、模型4与模型5中东道国民主程度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东道国民主程度越高，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小。模型2与模型6将民主程度处理为关于民主的哑变量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果。模型3与模型7进一步将政体类型细分，我们发现，东道国的威权政体类型并不会显著降低企业赴该国投资的概率；未加入控制变量时，东道国为一党制政体、军人政体、个人独裁政体甚至反而增大了中国企业投资的可能性，这验证了假说2。与假说3相一致，模型1—4中东道国否决者数量的增多有助于吸引中国企业，同时，所有模型均显示，拥有次国家的否决者也可以显著提高中国企业投资的概率。作为纵向否决者，独立的次国家实体（州、省、地区等）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投资所在地的政策稳定性。若政府中否决者更换，则在所有模型中，其更换的比例越大，中国企业投资的可能性越小，这验证了假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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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模型4—7显示，控制变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企业层面，投资经验对是否投资有着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因素和资源禀赋同样会产生影响。一国的人均GDP越低、经济形势越好，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越大。此外，自然资源和科技资源越丰富，中国企业也更愿意投资。中国与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投资关系也更加密切，并倾向于赴距离较近的国家投资。

2.面板Probit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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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针对此数据库使用了固定效应Probit模型，生成了新的年份一公司编码，在此基础上设置了面板数据，并运用面板Probit模型对其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见表4。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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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Probit模型与之前的固定效应Probit模型基本一致。政体类型的民主程度对企业的投资概率有着显著负相关关系；东道国的威权政体类型不仅没有显著降低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投资，甚至一党制政体、军人政体、个人独裁政体还显著提高了中国企业投资的概率。东道国否决者数量越多、拥有独立的次国家实体、政府中否决者更换的比例越小，会显著增加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的概率。这些在统计上仍然具有显著性且方向与假说相符。同时，由于未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可以看出，相比于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央国有企业更可能参与对外直接投资。

（三）敏感度检验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我们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了多方面的敏感性检验。第一项敏感性检验是用ICRG（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数据库中的“民主问责制（demo_ircg）”的测量来替换原模型中的民主测量。[59]替换后，demo_icrg在统计上同样为负相关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且独立的次国家实体、政府中否决者更换比例、投资经验、东道国人均GDP、东道国经济形势、自然资源等变量仍然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且影响方向不变。第二项敏感性检验是用POLCON中的行政人员受约束程度（xconst）替换原先的政体类型划分。[60]在理论机制中，民主政体之所以意味着较高的准入门槛，便是由于其对行政部门的约束。因此我们可以预计，行政人员受约束程度同样将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与此判断相一致，计量结果显示，xtconst在统计上为负相关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且否决者数量、独立的次国家实体、政府中否决者更换比例、投资经验、东道国人均GDP、东道国经济形势、自然资源、科技资源等变量仍然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且影响方向不变。第三项敏感性检验是用DPI（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中的军人政体（military_dpi）替换原先GWF威权类型数据库中的军人政体。[61]其结果是military_dpi在0.025的水平上显著且为正相关，且独立的次国家实体、政府中否决者更换比例、投资经验、东道国人均GDP、东道国经济形势、自然资源、科技资源等变量仍然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且影响方向不变。第四项敏感性检验是进一步控制地区因素。在世界银行对地区分类的基础上借鉴曼斯菲尔德和米尔纳的研究进行了微调，分为八个地区，并作为哑变量纳入模型中。计量结果显示与东亚与太平洋、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北美洲与中美洲、南亚五个地区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民主程度、独立的次国家实体、政府中否决者更换比例、投资经验、东道国人均GDP、东道国经济形势、自然资源、科技资源等变量仍然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且影响方向不变。第五项敏感性检验是将解释变量由是否投资变为投资多少金额（INVVOLijt）。民主程度与投资金额的相关性显著为负，其他变量在方向上与预期一致，尽管在统计上的显著性有所减弱。[62]第六项敏感性检验是放松模型中对年份和公司的固定效应。无论是放松其中之一或是全部放松，民主程度、独立的次国家实体、政府中否决者更换比例、投资经验、东道国人均GDP、自然资源等变量仍然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且影响方向不变。而且在未控制企业固定效应时，中央国有企业与投资概率的相关性显著为正。第七项敏感性检验是用其他计量模型进行检验。除固定效应Probit模型和面板Probit模型外，作者还将是否投资作为线性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xtreg），并用广义估计方程（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进行了计量验证（xtgee），结果与假说一致，民主程度、否决者数量等变量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且影响方向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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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本文来自织梦

对外直接投资由于涉及国家和企业行为体的互动，并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是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议题。不过总体看，对该议题的研究仍以经济学为主。在经济学的研究视域下，关注更多的是企业层面的因素，政治因素局限于政治风险和政策激励，而很少正视具体的政治制度。政治学界虽对政治制度有所强调，但对此问题的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民主程度与吸引投资的关系上，并且针对中国的专门研究十分匮乏。

本文通过对东道国政治制度的重视，讨论了政体类型、否决者等东道国国内政治制度变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两者尽管存在关联，但在政治制度分析时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政体类型对企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准入阶段。由于企业投资东道国的准入过程往往是行政部门主导的，而通常民主国家则意味着更强的政治竞争性，对行政过程有更大的约束，因此，东道国的民主程度与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的概率呈整体上的负相关。否决者对企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实施阶段。由于执行过程中的时间不一致性，企业面临东道国政府向不利方向改变现状的风险，而否决者则可以通过提升政策稳定性来降低这类不确定性。理论上，否决者数量越多，政府中否决者更换的比例越少，则政策稳定程度越高。因此，东道国的否决者数量和政府中否决者的稳定程度与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的概率呈整体上的正相关。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针对以上理论机制，本文提出了相应假说，并根据2000年至2012年171家中国企业的670次投资事件基础上整理成的面板数据库，运用定量方法进行了经验检验，实证结果与假说基本相符。一方面，东道国的民主程度与中国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若进一步将政体类型细分，东道国的威权政体类型并不会显著降低企业赴该国投资的概率。另一方面，东道国否决者数量的增加有助于吸引中国企业，拥有次国家的否决者也可以显著提高中国企业投资的概率。若政府中否决者发生更换，则其更换的比例越大，中国企业投资的可能性越小。

当然，由于计量方法的局限性，为确证理论机制和因果关系，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比较案例的研究。企业在区位选择中对东道国政治制度的考虑可以通过对具体企业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加以丰富。[63]此外，本文并未专门讨论中国企业对某一地区或某些行业的投资，然而事实上，总体的投资行为模式可能会遮盖具体地区和行业的特点，这也是可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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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商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为获得在另一经济体中运作的企业的永久性管理权益所做的投资的净流入。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对相关指标的说明。http：//data.worldbank.org.cn/，登录时间：2016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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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载《人民日报》，2001年3月18日。 本文来自织梦

[3]王珂、于军：《我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载《人民日报》，2015年1月22日。 织梦好，好织梦

[4] 《前5月我国对外投资增长近五成》，载《人民日报》，2015年6月19日。 copyright dedecms

[5]第一大BITs签署国是德国。UNCTAD，Investment Policy Hub：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Navigator，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IIA/CountryBits/42#iiaInnerMenu，登录时间：2016年6月10日。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6]如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第8章；巴里·诺顿著，安佳译：《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章。 dedecms.com

[7]李大伟：《怎么看我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载《人民日报》，2015年2月26日。

[8]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New York and Geneva：United Nations，2006，p.141，pp.157-163.这种对动机的分类与邓宁一致，参见John H.Dunning.“Loca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A Neglect Factor?”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Vol.29，No.1，1998，p.53。田贵明在其研究中亦强调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参见田贵明：《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吸引外资的政策取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第61—65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9]宗芳宇、路江涌、武常歧：《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载《经济研究》，2012年第5期，第78—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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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in Cui and Fuming Jiaug，“FDI Entry Mode Choice of Chinese Firms：A Strategic Behavior Perspective，”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Vol.44，No.4，2009，pp.434-444；Hinrich Voss，Peter J.Buckley and Adam R.Cross，“The Impact of Home Country Institutional Effects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of Chinese Firms，”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Vol.18，No.3，2010，pp.25-48；张建红、卫新江、海柯·艾伯斯：《决定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成败的因素分析》，载《管理世界》，2010年第3期，第97—107页；张建红、周朝鸿：《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制度障碍研究——以海外收购为例》，载《经济研究》，2010年第6期，第80—91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1]陈俊龙：《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问题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6—81页。 本文来自织梦

[12] Bala Ramasamy，Matthew Yeung and Sylvie Laforet，“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Vol.47，No.1，2012，pp.17-25；Jing-Lin Duanmu，“Firm Heterogeneity and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MNEs），”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Vol.47，No.1，2012，pp.64-72；宗芳宇、路江涌、武常歧：《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载《经济研究》，2012年第5期，第71—82页。 本文来自织梦

[13]兰斯·戴维斯、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载罗纳德·科斯等著，刘守英等译：《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页。 织梦好，好织梦

[14] Oliver E.Williamson，“Hierarchies，Markets and Power in the Economy：An Economic Perspective，”in Claude Menard，ed.，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Recent Developments，Cheh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7，p.8；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15]裴长洪、郑文：《国家特定优势：国际投资理论的补充解释》，载《经济研究》，2011年第11期，第2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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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nil Mishra and Kevin Daly，“Effect of Quality of Institutions o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Vol.16，No.2，2007，pp.231-244；鲁明泓：《制度因素与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一项实证研究》，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7期，第57—66页。值得提及的是，也有部分研究试图发现制度与吸引投资的非线性关系，如倒U型。参见Yu Zheng，“Credibility and Flexibility：Political Institutions Governanc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37，No.3，2011，pp.293-319。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7]张宏、王建：《东道国区位因素与中国OFDI关系研究——基于分量回归的经验证据》，载《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6期，第151—160页；周建、肖淑玉、方刚：《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外向FDI的影响分析》，载《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7期，第86—93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8]塔蒂阿娜·科斯托娃最早在其1996年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制度距离的概念，并在1999年首次提出这一定义。参见Tatiana Kostova and Srilata Zaheer，“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Under Conditions of Complexity：The Cas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24，No.1，1999，pp.64-81。

[19]需要注意的是，CAGE框架的分析并不完全属于制度范畴，因为除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构成的管制距离和文化距离之外，很难说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是制度的。Pankaj Ghemawat，“Distance Still Matters：The Hard Reality of Global Expans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Vol.79，No.8，2001，pp.137-147.

[20] Srilata Zaheer，“Overcoming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Vol.38，No.2，1995，pp.341-363.关于中国OFDI面临的外来者劣势，参见潘镇：《制度距离与外商直接投资——一项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载《财贸经济》，2006年第6期，第44—49页；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