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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四国”基础设施投资出口效应的比绞研究

发布时间:2016-12-08 作者:派智库 来源:中宏数据库整理 浏览:【字体:

摘要: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从理论上分析了基础设施投资对出口规模和出口复杂度影响的微观机制。基于理论假设,笔者使用1995—2013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变系数模型检验并比较研究了“金砖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和技术复杂度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金砖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和出口复杂度效应均显着为正,前者由大到小的国家依次为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后者由大到小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巴西、中国和印度;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和出口复杂度效应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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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砖四国”;基础设施投资;出口规模;出口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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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以来,“金砖四国”出口贸易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金砖四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6.199%上升为2014年的17.820%,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4.360%上升到2014年的9.880%。伴随着出口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出口的不断增长,“金砖四国”出口复杂度也得到较大提升。与出口复杂度不断提升相伴的另一个事实是,“金砖四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年均增速超过了10%,尤其是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此,我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疑问:“金砖四国”基础设施投资对其出口贸易规模和出口复杂度是否存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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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本文来自织梦

进入新世纪以后,一些学者认为出口的品质和内涵比出口数量更重要,因而出口复杂度迅速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已有文献关于出口复杂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如何构建和测度出口复杂度的研究;二是影响出口复杂度的因素分析的研究;三是出口复杂度的经济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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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础设施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已做了大量研究。学者们大都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促进贸易货物流量增长的重要因素。现有文献大多基于运输成本视角研究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Bougheas等、Limao 和Venables、Behar和Venables的研究均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降低企业运输成本、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进而促进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也有少数学者从企业出口决策的角度探讨基础设施投资对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盛丹等[1]认为,中国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能改善企业的出口决策,使更多企业选择出口。Francois和Manchin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关税、经济发展水平和距离等因素既定的前提下,基础设施投资对企业出口参与度具有显着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提高1%,则该国企业出口的概率将增加3.8%。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学者开始探讨基础设施投资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蒙英华和裴填[2]的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服务出口品质的提升具有较好的解释力。王永进等[3]从微观企业角度阐述了基础设施投资对出口复杂度影响的机制,并使用跨国面板数据从实证角度证明了基础设施投资对出口复杂度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现有文献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对出口复杂度影响的研究仍然较少,且已有研究鲜见从基础设施投资不同类型的角度来考察其出口规模效应和出口复杂度效应,本文力图做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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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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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同时参考Manova和王永进等[3]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本文的理论模型构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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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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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产与出口 copyright dedecms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需要支付一定的沉没成本Fe。参照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经典假设,企业出口单位产品需要承担的冰山运输成本为τ。 织梦好,好织梦

借鉴Levin和Tadelis的方法,选取产品属性的种类数来衡量该企业的出口复杂度。假定企业生产的产品属性为m种类型,记为ωk,k∈{1,2,…,m}。为了简化研究,假定交易双方只能就某一具体类型的产品签订合同[3]。企业在国际市场中面临着被“敲竹杠”的风险。假设事件发生的概率为ρ,0<ρ<1。该企业在国际市场中被“敲竹杠”的概率为ρm。如果事件发生,为了减少损失或收回货款,出口企业将根据进口方的要求重新组织和调整生产,同时,企业需要额外付出一定的调整成本S(),其中,为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一国的基础设施水平越高,出口企业需要支付的调整成本S()越低,即S′()<0。 dedecms.com

出口企业通过选择出口价格和数量来实现预期利润最大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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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2)求导,得到企业预期出口商品的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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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x)]=[(1-ρm)+ρmS()-ε]q(x)(4) 织梦好,好织梦

其中,q(x)表示基础设施完善条件下企业出口商品的数量。由于S′()<0,则?E[q(x)]/?)>0,?2E[q(x)]/??m>0,表明基础设施水平越高,企业预期出口商品的数量越多,且出口高复杂度的商品越多。由此可以得到本文的假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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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1:基础设施水平越高,出口企业出口商品数量越多,且对于出口复杂度越高的企业,基础设施对其出口数量的影响越大。 本文来自织梦

根据式(2)和(3),解最优化问题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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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9)求导得到,这表明基础设施水平越高,对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要求越低,降低了企业出口的门槛,从而提高了企业出口的参与度;对技术复杂度越高的企业,基础设施对其出口参与度的影响越大。因此,可以得到本文的假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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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2:基础设施水平越高,复杂度越高的企业出口参与度越大,从而使该国出口更多高技术含量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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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假设1和假设2可知,基础设施水平越高,企业的出口规模越大、出口复杂度越高。下文将从实证角度检验以上两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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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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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模型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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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计量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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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xport为企业出口总额,Infra为基础设施投资,X为其他控制变量,μ为时期固定效应,γ为个体固定效应,ε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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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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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样本选取“金砖四国”1995—2013年的年度数据。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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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为出口规模(Export)。出口规模(Export)选取“金砖四国”出口总额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 织梦好,好织梦

主要解释变量为基础设施投资(Infra)。现有各类统计资料均无基础设施投资总额这一指标数据。世界银行将基础设施划分为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前者是指长期使用的工程构筑、设备、设施以及其为经济生产和家庭所提供的服务;后者是指教育、卫生保健和环境保护等。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经济基础设施投资选取“电力、天然气及供水”、“陆地运输”、“水运”、“航空”、“其他辅助运输”和“邮电”等行业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社会基础设施投资选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行业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基础设施投资为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投资总额,数据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表》。部分年份缺失数据采用多项式拟合补充,拟合优度均在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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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X)为贸易开放度(Open)、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口规模(POP)和实际有效汇率(REER)。贸易开放度(Open)选取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人口规模(POP)选取年末人口总额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实际有效汇率(REER)选取国家间相对价格调整的实际有效汇率来衡量,数据来源于《各国宏观经济指标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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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为了避免伪回归,需要对模型中各变量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LLC单位根检验方法来判断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同为一阶单整序列。且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均表明出口规模与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对模型(10)进行回归分析。本文运用Eviews7.0对样本数据进行F统计量检验。计算得到:F1=13.020>F0.01(15,42),F2=25.339>F0.01(18,42)。统计量F1和F2的值均大于临界值,因而本文样本数据符合变系数模型。同时,Hausman统计值为45.900,表明面板数据模型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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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本文应在1%的统计水平下建立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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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可以看出,“金砖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均显着为正,符合理论预期。该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由大到小的国家依次为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金砖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可能与本国基础设施投资额有直接关系。1995—2013年中国基础设施年均投资额为268.399亿美元,是巴西的10倍、印度的4倍、俄罗斯的5倍,可见,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最大。俄罗斯和印度基础设施的年均投资额比较接近,分别为58.581亿美元和64.141亿美元,可见,两国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比较接近。巴西基础设施年均投资额仅为23.988亿美元,其出口规模效应也最小。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下文将分别从能源(So:包括电力、天然气和供水)、交通(Trans:包括陆地运输、水运、航空和其他辅助运输)、通讯(Infor)、教育(Edu)和卫生(Ws)等五个方面来分析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基于该部分的研究目的,表2仅报告上述五种类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弹性,并未列示其他控制变量弹性。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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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可以看出,“金砖四国”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不同。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均显着为正,由大到小的国家依次为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作为物质生产资料,丰富的能源能够为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供物质保障,生产更多产品,从而促进企业出口规模的提高。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也均显着为正,由大到小的国家依次为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众所周知,交通基础设施的提高能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并增加企业选择出口的概率,提高企业出口产品的数量[3]。印度通讯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为负,但不显着,可能的原因是,印度通讯基础设施投资占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比重较低,且存量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如印度通讯基础设施投资存量所占比重由2001年的13.373%下降到2011年的10.823%。除印度之外的其他三国通讯基础设施的出口规模效应均显着为正,由大到小的国家依次为中国、巴西和俄罗斯。教育和卫生基础设施的出口规模效应均为正,但均不显着,说明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并不能带动出口规模的提高。 copyright dedecms

四、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复杂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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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copyright dedecms

1.模型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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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复杂度效应,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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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xco为企业出口复杂度,Infra为基础设施投资,X为其他控制变量,μ为时期固定效应,γ为个体固定效应,ε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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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内容来自dedecms

被解释变量与测算。实证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出口复杂度(Exeo)。Hausmann等较早地提出了出口复杂度的测算方法,其具体计算步骤为:首先,测算出每一种出口商品的复杂度,其计算公式为,其中,k为出口的商品种类,i为国家,xik为国家i的商品k出口总额,Xi为国家i的出口总额,Yi为国家i的实际人均GDP。其次,计算出一国总体水平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其计算公式为借鉴,Hausmann等的方法,可测算“金砖四国”出口复杂度。本文计算1995—2013年“金砖四国”的出口复杂度。商品出口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中的HS92两位数分类贸易统计数据,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 内容来自dedecms

主要解释变量。基础设施投资(Infra)为实证模型的主要解释变量。基础设施投资选取“电力、天然气及供水”、“陆地运输”、“水运”、“航空”、“其他辅助运输”、“邮电”、“教育”和“医疗卫生”等行业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表》。 本文来自织梦

其他控制变量。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度和市场规模等因素是影响出口复杂度的重要因素[3]。故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贸易开放度(Open)选取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市场规模采用人口规模(POP)来衡量,选取年末人口总额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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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dedecms.com

本文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和F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满足建立计量模型的条件,样本数据适合变系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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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可以看出,“金砖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复杂度效应均显着为正,由大到小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巴西、中国和印度。虽然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水平最高,但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复杂度效应较小。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出口贸易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对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提高不够重视。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为了考察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投资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本文分别从能源(So:包括电力、天然气和供水)、交通(Trans:包括陆地运输、水运、航空和其他辅助运输)、通讯(Infor)、教育(Edu)和卫生(Ws)等方面来分析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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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可以看出,“金砖四国”的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复杂度效应均为正,但不显着,表明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并不能显着提高出口复杂度,过分依赖资源投入并不能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这一结果也印证了“自然资源诅咒”的存在。一方面,企业过多依赖能源,有可能弱化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资源型企业对高技术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挤出效应,资源型企业的扩张不利于出口产品技术的提高和产业升级。“金砖四国”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复杂度效应均显着为正,前者的出口复杂度效应由大到小的国家依次是俄罗斯、中国、巴西和印度,后者的出口复杂度效应由大到小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巴西、中国和印度,表明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投资水平越高,出口复杂度越高,符合理论预期。“金砖四国”教育基础设施的出口复杂度效应差异较大,巴西和俄罗斯的教育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复杂度效应均为正,但后者远大于前者。中国和印度教育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复杂度效应均不显着。“金砖四国”教育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复杂度效应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是,巴西和俄罗斯的教育基础设施相对比较完善、教育投入水平较高以及教育成果较为显着。2000—2013年,巴西和俄罗斯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均值分别为4.900%和4.500%,中国和印度仅为2.800%和3.500%;2000—2013年,巴西和俄罗斯的中等教育入学率均值分别为103.900%和87.600%,中国和印度仅为70%和57%。巴西和俄罗斯的卫生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复杂度效应为正,中国和印度则不显着,可能的原因是,巴西和俄罗斯医疗卫生体系比较完善、发展水平较高,而中国和印度的卫生设施水平相对比较落后,导致其对出口复杂度效应并不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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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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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从理论上探讨了基础设施影响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并提出理论假设。基于理论假设,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测算了“金砖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和出口复杂度效应。结果表明,“金砖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和出口复杂度效应均显着为正,前者由大到小的国家依次为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后者由大到小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巴西、中国和印度。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和出口复杂度效应差异较大。具体而言,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提高本国出口规模效应均显着,但出口复杂度效应均不显着,说明“资源诅咒”的存在;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出口规模效应和出口复杂度均显着为正;教育和卫生基础设施的出口效应差异较大,巴西和俄罗斯教育、卫生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不显着,出口复杂度效应则显着为正向,中国和印度的教育、卫生基础设施投资对出口规模效应和技术复杂度均不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本文来自织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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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盛丹,包群,王永进.基础设施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J].世界经济,2011,(1):17-36. copyright dedecms

[2]蒙英华,裴瑱.基础设施对服务出口品质的影响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3,(12):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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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永进,盛丹,施炳展,等.基础设施如何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J].经济研究,2010,(7):10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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