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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近日，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主席莱姆邦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财政支出、家庭消费和净出口三大经济增长驱动力渐呈饱和运行态势的情况下，印尼经济结构将继续由消费驱动向投资驱动转型。　　记者：您如何评估当前全球经济的走势？　　莱姆邦：我曾经是一名全球经济的“悲观者”。我认为这些年来外部因素对印尼经济带来的影响是风险大于促进、挑战大于机遇。然而，2015年以来，我转变成了一名“乐观主义者”。首先，2015年美国失业率降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低，这表明美国经济进入复苏通道并将重新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且无论特朗普政府推行何种保护主义政策，均不能阻挡增加消费“亚洲制造”的大趋势；其次，中国正在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已取得了非常值得肯定的成果，特别是成功地遏制了铁、铜、镍等工业品价格连续7年的下降态势。在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大背景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也为下一步相关国家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强化互利共赢合作提供了更大空间。基于上述考量，我认为外部因素将给印尼经济带来更多机遇和正向刺激。　　记者：在此背景下，您如何看待印尼经济改革举措和成效？　　莱姆邦：本届政府5年任期过半，至今已推出了14个经济改革“政策包”，在大幅削减燃料补贴、力促出口结构转型、增加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加强教育和医疗保障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公共支出的质量和效益大幅提高，逐渐由聚焦短期的“收支型财政”向注重中长期的“投资型财政”转变。展望未来，在2019年总统大选来临前，本届政府约有12个月的时间将改革措施转化为具体成果，故今年是印尼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关键年。印尼内阁多数成员认为，在财政支出、家庭消费和净出口三大经济增长驱动力渐呈饱和态势的情况下，投资被寄予厚望，印尼经济结构将继续由消费驱动向投资驱动转型。这也是印尼反复强调“投资、投资、再投资”的原因。　　记者：基于上述判断，印尼投资领域将发生哪些变化？　　莱姆邦：在印尼政府中，有史以来第一次从总统到主管经济的内阁部长多数人都具有商业经历，了解经商或投资的难点或瓶颈到底在哪里，这一人才结构也许将在很长一段时期保持下去。当前，在这一领导结构下，印尼正致力于在法律法规、税赋、劳动力、土地、基建等涉及投资决策的重要领域实行改革，如强化政策连续性和简化投资程序、减轻制造业缴税负担、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供征地便利、加快发展基建等。正因为如此，在2016年投资规模增加12%的基础上，2017年又提出了24%的增速目标，并将由两项触及印尼经济基本面的改革予以保障。其一，新《劳动法》即将出台，旨在用好“人口红利”以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给其保驾护航；其二，《电力法》将作出重大修改，加大对外资尤其是输电环节投资者的开放和保护力度，国家电力公司一家独大的局面将被打破。　　记者：这对中印尼投资合作有何影响？对中国—印尼—美国三边经贸互动有何影响？　　莱姆邦：我和印尼外长蕾特诺正在为参加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做准备。同时，印尼关注中美领导人的海湖庄园会晤，我个人认为，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释放的各种政治或外交信号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中美经贸或全球经济的大趋势，中国、印尼、美国三国领导人如能就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展开积极探讨，并就探讨成果的落实机制形成顶层设计，将对三国乃至全球经济产生正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