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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资本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文章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库，在考察了外资来源差异、行业异质性与企业所有制差异的基础上，从外资存在、进入速度和波动性三个维度考察了外资流入对中国内资企业技能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存在有助于提高我国内资企业高技能就业占比；外资进入速度负向影响内资企业高技能工人雇佣比例，而外资进入的波动性有利于内资企业雇佣熟练工人；动态外资进入过程对外资存在影响企业技能就业结构起调节作用，作用大小在行业层面和企业所有制层面存在异质性。在积极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我国应该注重外资引进策略，发挥其促进高质量就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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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外资进入 外资进入速度 外资进入波动性 技能就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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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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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资本全球化也在不断扩大。欠发达国家在资源禀赋上普遍存在着劳动要素充裕而资本要素欠缺现象，故而众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积极吸引外资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充裕廉价的劳动力、优惠的外资引进政策和逐渐健全的投资环境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中国自1993年以来便成为全球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量从1990年的34.87亿美元增长到2015的1356亿美元，年均增长约15.8％。外商投资的大量涌入不仅从资本层面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各个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外资进入对技能就业结构的影响受到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的广泛关注（Feenstra和Hanson，1997；Hsieh和Woo，2005；周艳梅，2011；王鹏和陆浩然，2013；李宏兵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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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nstra‘Hanson外包理论认为，FDI的流入总体上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垂直专业化分工链条中的位置，进而增加高技能工人的就业需求。自此，该领域的研究得到迅速发展。Piva和viva.relli（2004）基于1989～1997年间意大利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外资进入对技能就业结构有显着的正向影响。Bruno等（2012）对东欧的研究发现，外资流入显着正向影响匈牙利的技能劳动需求，负向影响波兰的技能工人需求，而对捷克共和国的技能劳动需求无显着影响。唐东波（2012）指出，“FDI的影响机制颇为复杂，总体上，FDI的流入有助于增加中国高技能工人就业比例”。李宏兵等（2016）在研究我国服务业技能就业结构时亦发现外资进入有利于提高技能工人就业比例。然而，以往相关文献主要从静态视角分析外资进入如何影响东道国技能就业结构，忽略了外资进入的动态变化过程。在外资存在水平相同的两个行业，外资进入速度和规律性的不同，完全有可能对其技能结构产生异质性影响。忽略外资进入的动态过程而单纯分析外资存在与技能就业结构的影响关系，其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都将被弱化。学术界关于动态外资进入的研究起源于Perez（1997），他指出外资进入过快将负向影响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作用，之后，Vermeulen和Barkema（2002）在研究跨国公司时进一步指出其国际化进程的不规律性将负向影响其国际化成效。Wang等（2012）则对“外资进入速度’’和“外资进入节奏”指标进行明确定义。冯丹卿等（2013）分析了外资进入影响内资企业出口倾向和出口强度。钟昌标等（2013，2015）在考察外资影响企业绩效和生产率时，均指出外资进入的动态过程将对外资存在的溢出效应起调节作用。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综观已有研究，鲜有文献考察动态外资进入过程对内资企业技能就业结构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外资进入的速度和规律性视角，利用微观企业数据，考察外资进入过程对技能就业的影响。首先，本文考察了外资存在水平对内资企业技能就业结构的影响；其次，本文考察外资进入速度和外资进入波动性对外资存在影响内资企业技能结构的调节作用；最后，我们进一步说明调节作用大小在行业技术水平和企业所有制层面存在异质性差异。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存在的贡献之处在于：首先，首次将动态外资进入过程纳入到外资影响内资技能就业结构的研究之中；其次，利用大样本的微观企业数据，将企业多重异质性纳入分析框架，从动态视角全面分析外资进入过程对内资企业技能就业结构的影响，为促进我国就业结构优化提供经验证据；最后，充分考虑了行业异质性和所有制异质性的差异性影响。 织梦好，好织梦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学界主流观点普遍认为，外资流入会扩大发展中国家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Feenstra—Hanson“外包理论”指出，发达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将自身的相对低技能生产活动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南北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发达国家的相对低技能生产活动在发展中国家仍然属于相对高技能生产活动，这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劳动者技能水平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FDI所带来的全球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将提高发展中国家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Feenstra和Hanson（1997）曾用墨西哥数据来验证他们的理论，发现墨西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FDI的大规模流入。唐东波（2012）研究认为，FDI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仍可在Feenstra.Hanson外包理论框架内得到合理的解释。

我国大量引进外资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促进技术转移，尤其是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种技术溢出效应将间接促进内资企业的技能就业增加（Krugman，2000；Piva和Vivarelli，2004；Franco和Gemssi,2010；殷德生等，2011）。具体来看，江小涓（2004）将跨国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划分为人力资本外溢效直、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合作效应、技术应用效应和市场开拓效应六大类型，这几种效应都隐含着对高技能就业的促进作用（任志成和张二震，2007）。基于技术溢出视角，我国学者殷德生等（2011）在考察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效果时，研究发现FDI所带来的技术规范将会增加规模以上企业和三资企业的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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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外资进入还可以通过鼓励东道国增加教育投资，加速社会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提高技能就业比例。陈飞翔、郭英（2005）指出FDI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存在良性互动关系，并从外资流入影响东道国正规教育和人才培训视角进行分析，认为FDI有利于东道国人力资本的积累。王维国和颜敏（2008）亦发现FDI可以增加中国人力资本存量，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同时，外资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欠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智力外流”现象。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说l。 织梦好，好织梦

假说1：外资进入会增加内资企业的技能工人就业比例。 copyright dedecms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是从外资存在视角来考察其对本土企业技能就业结构的影响。而实际上，只有当我们全面考察了外资进入的动态过程，才能够对二者影响关系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外资进入速度和外资进入波动性是衡量外资动态进入过程的两个重要指标，其中外资进入速度衡量的是外资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快慢，而外资进入波动性衡量的是外资进入的规律性。从外资进入速度上看，适度放缓外资进入过程，将有利于促进外资技术溢出对内资企业技能就业的激励作用。一方面，外资进入通常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扩张，而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进程需要时间与当地企业建立前后向关联和生产网络（Markusen和Venables，ig99；Navaretti和Venables，2004；Lin和Saggi，2007），快速扩张会降低对当地企业的中间投入等需求，进而不利于本土企业“干中学”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Spencer，2008）；另一方面，内资企业也需要时间去学习、消化和吸收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渐提高其生产率水平（钟昌标等，2013），从而增加对技能工人的需求。此外，延缓外资渗透有利于适当提高市场竞争程度，又可避免外资企业在国内市场渗透率的迅速增加而将内资企业挤出市场，进而刺激内资企业进行研发，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增加对技能工人需求（冯丹卿等，2013）。因此，过快的外资进入速度会对内资企业带来负向影响。从外资进入的波动性上看，Vermeulen和Barkema（2002）在研究跨国公司时指出其国际化进程的不规律性将负向影响其国际化成效。外资进入的不规律性增加将会提高技能工人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失业风险。据此，我们得出假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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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2：外资进入速度会负向影响内资企业技能就业结构提升，而外资进入的波动性有利于内资企业技能就业结构提升。此外，外资进入速度和外资进入波动性将对外资存量影响内资企业技能就业结构起调节作用。 本文来自织梦

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的生产应变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有关，并造成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动态外资进入承受能力的差异性。在我国当前制度下，国有企业相对于私营内资企业享有信贷和资源支持等各个方面的政策偏向性（Jefferson等，2008）。资金的软预算约束和政府作为最后担保人，使得国有企业能够拥有充足资金进行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购买和科研创新活动的研发，进而对外资进入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具有更强的吸收能力，对其进入过程的速度和波动性具有更强的承受力。然而，私营企业相对较弱的生产能力和吸收能力会使其在吸引人才方面受到外资进入更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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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考虑到高、低技术行业各自技术水平和吸收能力的差异，外资进入过程对其人才吸引亦会产生异质性影响。产业组织理论指出，相对于低技术行业，高技术行业在面对需求、竞争等外部环境变化时，需要更高的技术周转速度来应对（郑丹青和于津平，2015）。由于南北地区技术水平的绝对差异，高技术行业外资企业的溢出作用有限，相对而言，低技术行业较小的技术差异使得内资企业能够更好地应对外资进入速度和波动性。因此，我们得出假说3。 织梦好，好织梦

假说3：调节作用的大小在高技术行业更明显（因为高技术行业中外技术距离大，受影响更大），对私营企业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资金、政策支持等各个方面具有优势，在面临外资冲击时，抗压能力更强）。 织梦好，好织梦

三、数据、计量模型及变量说明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数据来源及处理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截至2007年，该数据库收录33万多家工业企业，占我国工业总产值的95％左右。凭籍样本量大、指标全、时间长等优点，该数据库是目前我国国内最为权威和全面的微观企业数据。但是，它也存在着样本匹配混乱、变量定义模糊和指标缺失等问题（聂辉华等，2012）。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本文在数据处理上参考了Brandt等（2012）的处理方法，按照企业代码、企业名称、法人和地址等信息，首先进行两年的数据匹配，之后再进行三年的数据匹配，直至1998～2007年间的样本匹配。这样可以尽量避免了企业由于多个样本名称、企业代码或者是公司重组等问题带来的样本偏误。同时，对于每年报告的名义变量如销售额、产出、增加值等，我们按照其提供的投入产出平减指数对其进行了详细的价格处理。同时依据谢千里等（2008）和聂辉华等（2012）的建议，对指标异常样本进行了删除。首先，我们剔除了销售额、职工人数、总资产或固定资产净值缺失或为负的观测值；其次，我们剔除了职工人数小于8人的观测值，因为这些企业往往缺乏可靠的会计统计；再次，我们剔除了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和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的观测值；最后，我们剔除了年销售额小于500万的样本。 织梦好，好织梦

由于只有2004年的工业企业数据提供了企业雇佣工人技能水平的信息，本文在主要实证模拟过程使用的是2004年截面数据，同时出于对面板数据回归结果的考虑，我们参考胡昭玲和杜威剑（2015）衡量企业内部技能工资差距的计算方法，以企业平均工资作为技能劳动力雇用水平的代理变量，使用2000～2007年间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性分析。在计算外资进入速度和外资进入规律性指标时，我们使用2000～2007年间的8年数据。

2.计量模型的构建 织梦好，好织梦

为研究外资进入对我国内资企业技能就业结构的影响，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copyright dedecms

skilli=c+αFDIi+βFirmi+δ1provincei+δ2industryi+ε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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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killi代表企业i的技能就业结构，用熟练工人占企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FDIi代表企业i所在的省份和行业（用二分位代码进行分类的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程度。Firmi代表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生产率、成立年限、人均资本密度、企业规模、融资成本、出口情况以及企业所在地区与行业的竞争程度。方程中还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industryi和地区固定效应provincei。εi是误差项。

为研究外资进入过程能否影响我国企业的技能就业结构，我们借鉴冯丹卿等（2013）的做法，在上述基准方程中引入外资进入速度和外资进入规律性指标，并构建了其与外资进入的交叉项，以检验外资进入过程对外资存在与企业技能就业结构关系的调节作用。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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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acei代表外资进入速度；irregi代表外资进入波动性，衡量的是外资进入是否有规律，取值越大表明外资进入越不规律；pacei和irregi的系数γ1、γ2分别表示外资进入速度和外资进入波动性对企业技能就业结构的直接影响。交叉项系数γ3、γ4表示外资进入过程对外资影响企业技能就业结构的调节作用。其他变量含义与公式（1）相一致。 copyright dedecms

3.变量说明 内容来自dedecms

（1）技能就业结构（skill）。本文测算的企业技能就业结构按学历划分，指的是受过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占比，用大学及大学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与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越大代表企业雇佣的高技能工人越多。为了保证回归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具有中高级职称员工与全体从业人员的比重作为技能就业结构的代理变量进行检验回归。

（2）外资进入（FDI）。首先我们参考方明月（2010）的做法，根据企业的登记注册类型将其进行所有制划分。考虑到一些法规政策将我国的港澳台企业也定义为外资企业，我们在对外资企业划分时进行了狭义外资和广义外资的区分，其中狭义外资不包括港澳台企业。这样划分，一方面兼顾了原有的政策、法律；另一方面，也兼顾了二者由于所有权差异引致的优势差异对东道国内资企业的不同影响。其次，我们以同一地区（省份划分）同一行业（二分位行业）的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占比来计算外资进入指标（包群和邵敏，2008；李磊等，2016）。同时，我们还以另外两种学术界常用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以外资企业总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二是以外资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值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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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资进入速度（pace）和外资进入波动性（irreg）。“外资进入速度”反映的是外资进入过程的快慢，而“外资进入波动性”是指给定时间内外资进入的规律性（Wang等，2012）。外资进入速度按照计算（冯丹卿等，2013；郑丹青和于津平，2015），其中FEi,t是企业i所在地区和行业层面在t时期的外资进入。在刻画2004年外资进入的规律性时，我们假定外资进入的波动性在2001～2007年间保持不变。借鉴Wang等（2012）的研究方法，以外资进入的标准差来衡量外资进入的不规律性即波动性，有其中代表2001～2007年间地区与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平均速度。 内容来自dedecms

（4）其他控制变量。企业生产率（tfp）以OP方法计算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企业年龄（age）以调查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之差加1衡量；资本密度（cap_intensity）以企业固定资产年均余额与从业总人数之比衡量；企业规模（size）以工业总产值衡量；企业融资成本（finance）以企业利息支出与负债总额之比衡量；虚拟变量是否为出口企业（export）在当出口交货值大于零时取值为l，反之，取值0；企业所在地区与行业层面的竞争程度（competition）以“1-赫芬达尔指数”衡量，计算公式为：Competition=1-H=1-∑Ni=S2i，其中S2i代表企业.j的市场占有率（用就业人数占比衡量），Ⅳ代表地区与行业层面企业的总个数。除竞争程度指标外，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均取对数形式。

四、计量结果分析

1.外资进入影响我国企业技能就业结构的基准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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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报告了外资进入对我国企业技能就业结构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本文引入了行业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以控制行业差异和地区不同特点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列（1）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全要素生产率、成立年限、人均资本密度、规模、融资成本、出口情况等企业层面特征变量和地区行业层面竞争情况下，地区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程度明显对企业技能结构优化起促进作用，这与我们假说l中的预期相一致。具体而言，外资进入程度每增加l％，企业的熟练工人就业比例将增加0.1987％。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关于企业技能就业结构的衡量，唯学历论忽略了工人后期积累的作用，并不能全面衡量其熟练水平，为此，我们引入职称指标进行结果检验。如第（2）列所示，我们以具有高中级职称的工人作为熟练工人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技能结构提升的显着促进作用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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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样本回归过程中包含了企业雇佣人数≥8的所有企业。在小规模企业中，技能就业结构水平容易受到抽样偏倚的影响。如对于雇佣人数为8人的小企业，其熟练工人的雇佣情况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受雇主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较大。为降低抽样偏倚，我们将研究样本进一步设定为就业人数30人及以上的企业，重新进行估计，结果如第（3）列和第（4）列所示。消除抽样偏倚的回归结果与之前的回归结果并没有显着性方面差异，只是外资进入正向影响技能就业结构的大小减弱了，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外资进入对我国企业技能就业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

对于控制变量，通过观察表1我们发现，企业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密度显着正向促进企业熟练工人就业；而企业年龄、规模、融资约束、出口地位和行业竞争程度负向影响熟练工人就业。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需要高技能工人与之生产活动相匹配，有利于熟练工人就业。人均资本的系数为正，主要是因为资本深化与高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Griliches，1969；Flug和Hercowitz，2000；何亦名，2009；卢晶亮，2015）。企业经营年限负向影响企业熟练工人就业比例，Girma（2005）指出成立时间越长的企业成长越缓慢，Aw等（2007）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经营年限与研发投入负相关，不利于熟练工人就业比例提升。企业规模不利于技能就业结构提升，李宏兵等（2015）对外资进入我国服务业的考察亦发现类似结论。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与“资本一技能”互补假说相一致，申广军等（2015）基于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研究明确指出融资约束抑制了私营企业投资与技能工人雇佣。出口不利于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占比的提高，这主要是由当前我国以价值链低端的加工贸易为主体的贸易结构决定的。地区行业层面竞争程度的负向影响，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市场过于分散将不利于企业研发投资（蒋殿春，2004），阻碍了技能就业工人的雇佣。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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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稳健性检验：外资进入程度的不同衡量标准

上文中的外资进入指标，我们采用的是外资企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衡量。出于稳健性考虑，我们亦采用另外两种方法对行业地区层面的外资进入程度进行测算，即资产占比和销售收入占比。同时考虑到外资来源差异，我们在稳健性检验过程中对外资进行了广义外资和狭义外资的区分（广义外资包括我国港澳台企业，狭义外资不包括）。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1）～（4）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那种外资进入的测算指标还是外资进入对企业技能结构提升均显着正向影响，并且来自国外的外资进入要比港澳台资本进入对内资企业就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更大。港澳台外资凭借标准化和成熟技术优势，倾向于进入低技术资本密集行业，对我国内资企业的溢出作用有限。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进入更关注东道国市场，并作为其全球生产网络的一部分，容易前后关联作用本土企业产生正向溢出作用（郑丹青和于津平，2015）。因此，无论是利用总资产指标还是利用销售收入指标计算出的狭义外资进入都要比广义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雇佣熟练工人的促进作用更强。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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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资进入过程对企业技能就业结构的影响 copyright dedecms

根据公式（2），我们考察外资进入过程（进入速度和进入波动性）对企业技能就业结构的影响。此处，外资进入指标仍然以雇佣人数占比衡量，但考虑到国外外资与港澳台资本的差别，我们的分析仍然进行了狭义外资和广义外资的区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对于狭义外资进入的回归结果，通过观察表3的第（1）列可以发现，在控制外资进入程度和其他控制变量时，外资进入速度的符号显着为负，而衡量外资进入波动性指标的符号显着性为正。即外资进入速度越快，越会阻碍我国企业技能就业结构优化；而外资进入的波动性越强，越有利于内资企业熟练工人雇佣的增加，与我们假说2的预期相一致。从第（2）列的交叉项系数符号可以看出，外资进入速度与外资进入规律性均对外资存在起正向调节作用，说明外资进入速度越快或者进入规律性越强越会强化外资正向影响内资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作用效应。广义外资的回归结果与侠义外资的影响方向上具备一致性。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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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上经验分析是基于截面数据，出于稳健性考虑，此部分我们进一步将以企业平均工资作为技能雇用水平代理变量，基于2001～2007年间面板数据进行探讨。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我们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及符号与前文分析相一致。在后文的分样本回归分析中，我们亦用平均工资这一代理变量进行了实证检验，但拘于篇幅限制并未在文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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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样本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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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由于所有制和所处行业技术水平的不同，其在面临外资进入时所受到的影响亦存在差异。此处，我们首先将内资企业区分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通过观察（1）～（4）列我们发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外资进入均能够促进其技能就业结构优化；外资进入速度直接负向影响企业雇佣数量工人的比例，而正向调节外资存在对企业技能就业结构的优化作用；外资进入波动性则是直接正向影响企业雇佣数量工人的比例，调节作用对国有企业不显着，对私营企业是负向调节。通过对比表4后两列和前两列的结果可以看出，私营企业所受到的外资进入影响要明显大于国有企业。这与我们理论分析部分的预测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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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借鉴Anwar和Nguyen（2011）与宗毅君（2012）的方法，根据行业技术水平将29个制造业行业分为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其中，高技术行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企业按照其所属行业技术水平差异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通过观察（1）～（4）列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的符号及显着性与前文分析相类似，在此不再赘述。从行业差异的比较性分析上看，观察（3）～（4）列与（1）～（2）列，可以看出，外资进入动态过程对高技术行业的影响及调节作用明显大于低技术行业，这一结论与前文假说3分析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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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内容来自dedecms

在资本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本文基于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库，在考察了外资来源差异、行业异质性与企业所有制差异的基础上，从外资存在、进入速度和波动性三个维度考察了外资流入对中国内资企业技能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总体来看，外资存在会提高内资企业高技能就业占比，在解决了抽样偏倚问题和利用不同指标测算外资存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均得到了较为一致的实证结果。二是从外资进入的动态过程来考察外资存在的作用效应，我们发现外资进入速度负向影响内资企业高技能工人雇佣比例，而外资进入的波动性有利于内资企业熟练工人雇佣；从调节作用上看，外资进入速度和规律性正向调节外资存在对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提升；从外资来源上看，狭义外资（不包含港澳台外资）的影响要大于广义外资。三是从企业所有制差异和行业技术水平差异上看，外资进入动态过程对私营企业的影响要大于国有集体企业，而对高技术行业的影响要大于低技术行业。 dedecms.com

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第一，在我国实施积极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我们不可忽略外资引入的战略部署，尤其是对于外资引入速度和规律性的关注，将有利于发挥外资存在的正向积极影响。第二，在促进高质量就业的背景下，我们要鼓励引进发达国家外资；同时也要鼓励高技术行业进行研发投资，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缩小与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差异，进而提高自身对外资进入动态过程的应变能力。第三，在企业所有制差异方面，政府要减少如信贷政策等方面对国有企业的不合理政策偏向和对私营企业的障碍，增大对私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提高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有效配置，这将有利于促进私营企业在人才吸引方面的竞争力和应变能力，进而促进其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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