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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际产能合作现状 copyright dedecms

2015年国务院推出《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30号），提出总体任务是“将与我装备和产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强烈、合作条件和基础好的发展中国家作为重点国别，并积极开拓发达国家市场，以点带面，逐步扩展”，并进一步指出“将我国产业优势和资金优势与国外需求相结合，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加强政府统筹协调，创新对外合作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大力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有力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打造经济增长新动力”，且“近期以亚洲周边国家和非洲国家为主要方向”。值此，我国国际产能合作初见成效。这一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与我国产业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强烈、合作条件和基础较好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实施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国家产能合作战略推进的重要成果。总体而言，从近几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各产能合作的支点国家中，有些并未展现出其应有的产能合作属性。具体可从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对重要性排名和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排名看出，如表1和表2所示。 织梦好，好织梦

基于表1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紧密程度较高的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在国际产能合作的支点国家中的排序均较靠前；表2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排名前30位国家也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其中，前五位分别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印度尼西亚，投资总额分别为280.9亿美元、180.6亿美元、172.3亿美元、152.7亿美元、133.7亿美元，投资占比分别达13.72％、8.82％、8.42％、7.46％、6.53％，前五位总投资占比达到44.95％，可见地区合作紧密。另外，投资行业方向主要集中在能源、金融、房地产、科技及交通领域，一方面彰显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领域的广度，另外一方面投资方向由劳动力密集型农业等领域过渡到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实施产能合作的支点国家在区位优势、人口与资源环境优势、区域政治影响力和辐射力优势等方面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较高的契合度，也展现了沿线国家与我国在产能合作领域具有高效的机制，成功带来了“一带一路”经济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对周边国家的辐射效应。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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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报告了截至2017年5月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合作进展概况，总体上铁路、航空、港口、海上物流和跨境光缆等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的国家数量突飞猛进，合作线路不断攀升。表4报告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部分行业在2016年和2017年的比重比较结果，相比租赁和商务服务行业、批发和零售行业及制造业，以信息技术，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交通运输，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小，也远远不能满足“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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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中行业潜力分析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为反映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未来国际产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行业合作潜力指标来刻画“一带一路”国家与我国的产能合作潜力，进而甄别“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条件下最具优势的行业。本文基于行业投资效率指数来刻画投资的无效率水平和行业投资发展潜力，即：当实际投资规模达到最大规模时，不存在投资非效率；当实际投资规模小于最大规模时，投资存在非效率，非效率意味着存在行业投资发展的潜力。且投资效率指数值越小，表明实际投资规模与最大投资规模距离越大，行业合作空间越大，即行业合作潜力越具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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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效率指数如表5所示。具有合作潜力的行业分布如图1所示。投资效率均值不超过0.3的行业分别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房地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五个行业，表明其在“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中行业合作潜力较大。 内容来自dedecms

虽然在“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中，信息技术，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交通运输，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合作潜力较大，但以“优结构、促转型、新动力、稳增长”为特征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对我国传统产业比较优势正形成严峻的挑战。比如，劳动力市场因成本、流动性等限制出现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弱化，进而有可能带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的弱化，从而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在全球产业结构加速调整的背景下，进一步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以实现经济的提质增效，并以输出最优的资本、产能来嵌入新的全球创新链，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须基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及打造经济增长新动力为前提。承载上述前提条件的关键在于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进而重塑产业空间格局以及重构产业发展战略，从而与我国区域产能的承接力相互适应。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探讨我国在持续扩大“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推进沿线国家国际产能合作的能动效应及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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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新内涵：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copyright dedecms

林毅夫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结构经济学，通过对过去几十年结构主义理论（主要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发展轨迹的研究，并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从初始资本劳动力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转移、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制度效率改进潜力等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动力因素，进而强调国家采取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发挥产业比较优势以扶持经济发展的策略：这不仅有助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后起之秀通过“产业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转型与增长，而且对于国家和地区实现绿色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理论层面而言，新结构经济学可以说是古典经济学和结构主义理论的一次结合，即新结构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和经济结构演变的决定因素；从中国实践经验来看。主张国家对经济适度引导，并依据中国的劳动力相对密集、资本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出口导向型产业，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因此，后发国家应当遵循比较优势，循序渐进实现产业升级，而非一蹴而就直接模仿发达国家资本密集的产业结构。这也很好地解释了20世纪末中国迅速发展但许多新兴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即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考虑自身劳动丰富、资本稀缺的要素禀赋，盲目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模式，集中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导致自身的资源配置并没有达到最优，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而中国则考虑自身劳动要素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情，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从而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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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经济体的禀赋特征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因而是动态的。即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从劳动丰富国家转变为资本丰富国家，那么相应的，其应当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转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而新结构经济学的另外一个核心要点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负有责任，在经济处于衰退和萧条时期时，应以积极的经济发展政策支持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消除经济增长瓶颈；在短期内可降低失业率提高需求水平，稳定经济增长，长期内可提高经济增长率水平，有利于增加政府税收以弥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所产生的赤字支出，即“超越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体的禀赋特征是动态变化的：而经济也可能处于衰退或者下行阶段，此阶段是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最佳时期，为使经济体的禀赋特征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此时就需要增加可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此作为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措施，这对提升经济增长率具有积极作用。

三、“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新契机

（一）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促进双向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内生经济增长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优良直接关系到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贸易成本。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集聚能够带来规模经济的增加和运输成本的降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产生产业空间集聚效应，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一方面，对基础设施建设东道国来说，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短期内不仅可以扩大东道国的投资、消费等需求，而且还能增加就业、创业水平，提高经济产出水平：长期而言，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但能够降低生产运输、要素流动、搜寻匹配、组织交易等贸易成本，带来经济的空间集聚效应，产生产业空间正向溢出效果，从而激发东道国的市场潜能，有利于促进其内生经济增长，还能吸引来自本地区或周边的制造业、服务业进入，促使其向工业化产业逐渐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对基础设施投资国而言，扩大“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有利于非比较优势产业的转移，促进“一带一路”跨境要素流动，而且还有助于本国经济结构优化，释放产业结构升级空间。具体而言，非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不仅有利于本国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减少失业，而且有助于缓解部分产能过剩的压力，释放现有的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与规模，从而满足本国产业不断升级的要求，即满足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构间升级，由粗放型制造业向创新型制造业、由纯服务性向生产型服务业的产业内部结构升级，从而提升本国内生经济增长。 内容来自dedecms

（二）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反向优化本国产业布局，拓展新型产业空间发展格局 copyright dedecms

以交通、资源及信息为重点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整合东道国陆路、水路、航空交通网，能源、矿产等综合资源，物流、商流、信息流等，而且有助于形成陆上与海上、内外联动的新型产业空间分布发展格局，促使新型经济发展格局与东道国经济承载能力相匹配。而现阶段，中国经济地理及产业分布格局呈现产能过剩、产能过度集中的特点，对内生经济持续增长带来了一定的负向外部性效应。尤其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珠三角等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导致其具有外向型或者内向型经济的差异，长时间“各自为营”式的发展，造成局部产能过剩，难以实现包容性大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产业资本合理跨境流动，有利于避免产业资本在区域内过度集聚的现象，缓解部分区域产业资本过剩压力；依托“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本国对外输出技术、资本等要素，不仅对部门的资源有效配置有益，而且有利于分散区域过度集中的产能。对以从“钟状曲线”右侧向“钟状曲线”左侧过渡为特征的我国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大有裨益，从而有助于合理重构产业布局，增强区域发展的要素资源有效配置空间，促使产能分布进一步优化。 dedecms.com

（三）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高跨境产能合作抗风险能力，重塑我国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创新链的主流地位 内容来自dedecms

“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中主要面临的风险包括来自国际不确定因素所产生的地缘政治风险、大国博弈风险、国际经济形式风险，东道国所产生的社会风险、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欠缺风险。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弥补东道国因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而难以支撑产业配套体系所导致的国际产能合作阻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复苏长期处于疲软和衰退的经济，实施以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新型产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导致国际资本流动性增强，进一步提高了全球投机资本水平，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容易造成冲击和影响。而依据新结构经济学“超越凯恩斯主义”理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可以很好地应对来自发达国家投机资本和再工业化的冲击，提高东道国实体经济应对全球不稳定冲击的能力，进而提升“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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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实现企业集群抱团“走出去”，发挥企业集团优势。大型企业集团拥有产业园区建设经验，可为东道国产业集聚、产业升级提供相关方案。与此同时，“走出去”的企业集群往往具有本国的品牌优势和生产标准优势，对于整合东道国生产要素资源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可以塑造本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主流地位；另外，本国“走出去”的产业或行业，在生产或服务技术领域具有一定的国际先进性，技术标准的比较优势能够形成本国生产或服务技术的全球创新价值链主流地位。无论全球价值链还是创新价值链，都是基于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国内价值链时间与空间的战略延伸，且都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前提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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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 本文来自织梦

建设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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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需从“普及宽广型”向“细分重点型”转变 内容来自dedecms

首先，依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特征、经济空间布局、基础设施状况、公共服务体系水平及经济发展水平等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和领域的细分。如推进中非产能合作过程中，细分中国对非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非洲地区缺乏水、电、陆路交通、通信及航空等基础设施，在实施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还需明确细分非洲各国基础设施需求状况，合理规划基础设施资源，达到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配置；在推进中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细分与东道国的经济距离而合理规划交通、资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推进中欧基础设施建设中，细分东道国产业比较优势，紧密结合欧洲东道国技术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开展技术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其次，细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园区。细分产业园区，合理布局区域产能，进一步细分合作园区的投资主体，发挥投资主体的资本、技术比较优势，有助于“一带一路”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再次，合理细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资本。对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细分，从而发挥“一带一路”区域性融资平台功能，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使得产业资本能更多、更好地运作于具有巨大潜力的国际产能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这样不仅可以弥补“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主体资金短缺问题，还能避免资金的浪费。最后，细分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及东中西部产业布局。通过平台整合手段合理细分中国产业东中西部格局，并相应发展高铁、航空等高技术基础设施。形成本国区域战略纵深，同时细分产业中心与贸易中心，使得最大化发挥行政与市场的职能，从而与“一带一路”区域产能承载能力相适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值链相对接。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推进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copyright dedecms

依据新结构经济学“超越凯恩斯主义”理论，实施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第一，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金来源多种多样，但不论是来自金融融资渠道还是非金融融资渠道，对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而言都存在较大的缺口，只有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有效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问题，从而加快基础设施发展速度。第二，实施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能够很好地调节公共支出结构，将公共支出偏向“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最需要的行业及产业园区，从而有重点、有方向地发展沿线国家相适应的产业，形成“一带一路”产业比较优势，塑造具有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地理格局和产业分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