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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非共享知识体系的建构
发布时间：2019-04-04 作者：派智库 来源：《西亚非洲》2018年第5期 浏览：次【字体： 大 中 小】
内容提要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通过覆盖全球的国别区域研究创新学科建设，在广泛而充分地继承开发各国、各民族、各区域的传统知识与现代智慧的基础之上，通过平等对话、多元交流，把人类的知识、思想、文化链接汇通起来，并加以综合创新，创造出超越个别区域、个别国家范畴的真正具有普适性的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思想与文化，从而让人类以更加理性、主动、积极的方式，采取共同行动，塑造共同利益，担当共同命运。建构有特色的“中国非洲学”和“非洲中国学”，正是这一宏大背景下今日中非双方学术思想界应该努力的方向。跟上时代节奏，创新学科建设，返本开新，立足中国，情怀非洲，融通全球，建设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中国非洲学。
关键词 中非命运共同体 学科建设 共享知识体系 中国非洲学 创新 民族性 时代性 dedecms.com
近年来，中国明确提出要努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新型国际关系。2018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主旨讲话中，提出了中非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新内涵。为此，我们必须有能支撑、解释、服务这一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思想理念与行动智慧。 dedecms.com
创造共同知识以助推共同行动和塑造共同利益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不会凭空而降，也不能由某一区域、某一国家民族文化的知识来充当普适性的人类知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先行兴起并扩张于世界各地，西方知识也随之扩散于全球。这其中既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知识创造，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但也有许多是基于西方经历所形成的西方本土知识、地方性知识，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一段时间，一些西方本土知识被当成普适性知识推广于全球，这给人类的知识创造与相互关系带来许多矛盾与冲突。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今天，我们需要通过全球范围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学科的建设，在继承和开发各国、各区域、各民族的传统知识与现代智慧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和合作研究，把人类的知识、思想、文化都链接起来、汇通起来，并加以综合创新，才可以创造出超越个别区域、个别国家知识范畴的真正具有普适性、全球性的人类共享、共通的知识与文化，也才能应对今日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推进“中国的非洲学”和“非洲的中国学”学科建设，从而创造、积累、传播中非双方可以共享的知识体系，对于建构中非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国人素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一思想传统对于今日我们建构新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学科”和中非共享知识有着特殊的意义。所谓“天时”，是指人类普遍性的文明精神与规则原理，是人类共享、共拥的自然规则与社会规律，中国古人所谓的天道、法则、天理，大致如此。而所谓“地利”，则是因为人类生存的地域空间与生态环境的多样性而形成了各区域、国别、民族的文化个性与文明特点，它具有依时空变化而形成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而这种区域上的差异与个性的存在，正是国别与区域研究学科建立的基础所在。而所谓“人和”，则是通过人类自己的主观努力，通过人类相互问主动的、平等的知识交流与思想沟通，在平等对话、相互学习、共享共建的基础上，将不同国别与地域的人类知识体系与思想智慧一步步沟通和链接起来，如群峰相连，江河人海，让地域性国别文化知识汇人人类的知识思想洪流中去，形成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体的大同理想局面。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汇聚成为全世界可以相互理解、沟通共享的知识与思想，形成普适性的人类思想与智慧财富，助推人类和谐世界的建立。 本文来自织梦
“非洲学”这门区域特色学科的建设，就是要担当这样一种时代的重任。它的开放式建设与创新发展，对于创造中非共享知识，完善当代中非学术体系，助推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都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1]我们说，学术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助推器。近代以来，中非双方都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复兴进程。为最终完成中非双方的国家民族复兴，21世纪的中非双方都需要以更加自尊、自信、自立的精神，去继承和发扬各自的文化传统与精神遗产，同时也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去拥抱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共同推进人类各文明，以更为均衡、多元、平等的方式对话与合作，从而共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建构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从全球范围看，当诸如非洲学、东亚学、南亚学、中东学、拉美学、欧洲学、美洲学、澳洲学等区域研究学科及中国学、印度学、尼日利亚学、巴西学、美国学、日本学等国别学科都逐渐得以建立与发展，可形成日益丰富的区域、国别、民族的研究学科与思想形态。而如果这些区域、国别、民族的研究学科所形成的各种知识、思想、智慧，拥有相互间频繁交流、平等对话、互学互鉴的开阔途径，那就可以塑造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吸纳了人类各区域、各国家、各民族智慧的人类共享知识体系，就能为人类建构命运共同体、建构新型国际关系、推进新型全球化提供必要的行动智慧和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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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人类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已是如此复杂，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民族、区域、文化与知识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世界必须携起手来，同心协力，同舟共济。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发展变革的关键时期，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局。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在经历了百年来的奋斗后，正取得历史性的发展与层次提升，即从过去主要是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自身发展，转向到倡导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共同发展；从主要通过改革、开放、跟随、学习的追赶型发展，转变为更多通过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结伴型发展；从主要依赖于资源、技术、人力、资金的旧发展，转变为更多立足于知识、思想、制度、文化的新发展。在此大背景下，中国需要知识与思想的自主性成长与战略引领，需要系统回顾总结中华学术传统，以中华文明演进的5000年智慧、国家治理的3000年思想、现代复兴的200年经验、改革开放的40年探索实践为基础，返本开新，继往开来，着眼于未来百年中华民族与世界发展的相互关系的高度，重新理解和确认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以及在新时代的身份、角色和抱负，进而为推进全球治理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今天，中非合作关系的快速发展，客观上也要求中国必须形成自己的非洲学。[2]这一学科有两大重点领域：一是侧重于研究非洲大陆以往历史进程的“非洲文明研究”，二是侧重研究非洲大陆现实问题的“非洲发展研究”。[3]总体上来说，“非洲文明研究”重在历史，“非洲发展研究”重在当代，前者为背景研究、基础研究，后者为实践研究、运用研究，而这两部分其实是一体之两面，互为依托，互为基础。
时代需要呼唤普适性的非洲知识体系 本文来自织梦
一门学科能否设立，大体看是否具备如下特征：一是有自己的研究目标与研究对象，二是有独特的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三是有基本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四是有突出的社会需求与应用空间。[4]今日非洲大陆发展问题的紧迫性、中非发展合作的丰富实践与现实需要，都在日渐完备地提供这些必要的基础与条件，使得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持久的努力，逐渐形成专门化的认识非洲、理解非洲、言说非洲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知识体系，从而为我们建构一门相对统一的“非洲学”开辟前进的道路。因此，“非洲学”这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是客观情势所迫，对拓展中国域外知识以完善当代中国学术体系，对积累中非共享知识以助推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都是一项意义重大但又必须付出巨大努力才有可能向前推进的事业。[5] dedecms.com
第一，“非洲学”之所以设立，在于非洲这块大陆无论是作为一个自然区域还是一个文明区域，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都具有一些泛大陆的、泛区域性的共同属性，其在自然、地理、历史、社会与文化诸多方面，都有一些共同的联系与特征，使得我们可以对这块大陆做出整体性、联系性、宏观性的认识与把握。而事实上，在过去百年，许多现代非洲的历史学家、知识精英和思想者、政治领袖们，都普遍主张将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有整体性联系的区域、一个有共同历史遭遇与现代命运的整体来看待，他们一直强调要重视把握非洲大陆各文明、各地区间的“具有悠久历史的社会和民族纽带”[6]，这些联系和纽带的历史存在，要求我们必须以一种“整体与联系的眼光”来看待非洲，形成“专门化”的有关非洲的知识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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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今日世界体系中，非洲大陆各国又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发展任务与发展目标，它不仅有共同的历史遭遇，更有共同的现实命运，而这些共同的问题、共同的目标是可以作为共同的学术问题来研究的。现代非洲的思想家、政治家们都清楚地知道“非洲大陆乃是一历史文化与现实命运的共同体”，如非洲统一组织创始人之一的加纳首任总统恩克鲁玛所说，非洲“要么统一，要么死亡”。因而过去百年，非洲泛大陆的一体化努力持续不断，先有民族解放运动时期声势浩大的“泛非主义运动”，继之为独立后“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进入21世纪以来则是“非洲联盟”的地位和作用日显重要，而今天，一个统一的非洲自由贸易区也在推动建设之中。“非洲学”之存在，是因为“非洲问题”之存在，对“非洲问题”之研究的活动、探索、思考及积累的知识与思想，就自然构成了“非洲学”形成与发展的现实基础。 dedecms.com
第三，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有关非洲的知识与思考本身也已经形成悠久的传统，今天则面临着更大的现实需要。考虑到非洲是一个具有历史命运共同体的大陆，我们要对非洲大陆各国、各地区的复杂问题有整体把握，则必须对非洲大陆“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历史属性与联系性的”自然区域与文明区域的根本问题，即“非洲性”或“泛非性”有一整体的认知、理解。如此，则如登临高峰而小天下，举其大纲而通揽四野，求得对非洲大陆之普遍性、共同性问题的全景式通览。在此基础上，对非洲大陆各国别、各地区、各专题之多样性问题、差异性问题，需要更进一步具体而细致地研究与把握，分门别类地开展对非洲54个国家国别研究、各次区域的研究，以及对非洲一些重大专题的深入研究，从而得以有“既见森林也见树木”的认知成效。[7]因而，非洲学是一门将领域学、区域学、国别学、专题学融于一体的学问。[8] 本文来自织梦
第四，在现实的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非洲研究也13益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与思想领域，其地位与作用正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与重视。今天在世界范围内，一个相对有聚合性的、联系性的非洲研究学术群体也在逐渐形成，有关非洲研究的学术机构、智库团体、合作机制也13渐增多，非洲研究的相对独立地位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政府管理部门的认可。例如，在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入选名单中，就有以“非洲研究”岗位入选的专家[9]；在国家人才奖励计划中专门设置“非洲研究”特聘教授岗位，说明非洲研究日益得到国家的重视。又如，在“中国社会科学网”的“跨学科频道”栏目中，专门设立的学科栏目有“非洲学”“边疆学”“敦煌学”“藏学”“江南学”“徽学”等。[10]其中“非洲学”栏目中，收集和转载有非洲研究方面的资讯文章，笔者的多篇有关建构中国非洲学的论文、笔谈都被刊发在此栏目中，可见，今13中外学术界已经逐渐对“非洲学”作为一个专门化的知识领域，给予了相应的认可和重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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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学科建设的基本缺陷及解决之路长期以来，中国高等学校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科建设与教学科研一直存在明显缺陷，制约着当今中国全面认识世界、认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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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世界史或者外国史的认知不全面，往往将欧美史、西方史等同于世界史或外国史，忽视非西方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教学。长期以来，在中国大学的世界史或外国史教学中，西方史或欧美史课程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广阔的非西方史包括亚非拉史的课程所占比重很低。比如，今天全国几百所大学中，历史系开设了非洲、拉美、中东地区史与国别史的大学微乎其微，当下虽然国家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但大学历史学专业中涉及“一带一路”沿线100多个国家的区域史、专题史、国别史、语言文化与宗教民族问题的教学与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因而当中国要推进与亚非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方位合作的时候，我们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显得极为匮乏。但与此相对照的是，几乎所有大学的历史系都开设西方文化史、西方政治制度史、西方思想史或者美国史、法国史之类的课程，而且往往是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基础课或专业课，而每年中国国内发表的世界史的文章、学位论文，欧美史方面的往往占到了一大半。事实上，长期以来在“中西二元史观”的影响下，人们所说的“中外历史比较”其实不过是“中西历史比较”，所做的“中外文化研究”其实是“中西文化研究”，可谓“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这样一种对世界历史的认知显然不利于我们的学生获得对于世界历史的整体看法与理解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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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中国史的认知不全面，往往将汉族史或中国大陆汉族史等同于中国史，忽视中国边疆史、各区域少数民族史的教学。长期以来，受中原汉民族正统史观的影响，中国史教学中往往用中原史或汉族史代替整个中国史。本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一个56个民族组成的共和国，但习惯上人们讲到中国学或国学时对中原内地汉民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关注甚少，因而人们倡导和推进的国学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汉学或儒学。总体上看，目前中国大学的历史系课程体系中，讲授中原正统王朝历史沿革的“正史”一直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对广阔边疆地域的中国各少数民族史、各地方民族王朝历史涉及很少。现在中国大学中的历史系能系统开设边疆史、民族史的很少，特别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本应具有整个国家的整体眼光与全面布局，但在其中国史教学体系与课程体系中能讲授中国边疆民族史、地区史（诸如新疆史、西藏史、蒙古族史、白族史、傣族史）的教授可谓凤毛麟角。长期以来似乎形成了一个不成文做法，即只在专业化少数民族大学，才有专门的师资可以开设系列化的边疆民族地区的课程。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大学历史学课程的“两张皮”，一般性的国家重点建设大学大多不讲边疆民族史，只有那些单独设置的中央和地方的民族大学才讲这方面的课程。然而，在民族大学中开设边疆史、少数民族史课程似乎成了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一个单独的部分，并未有机地融合到国家完整的中国史教学体系与课程体系中。在这种教学体系下，目前中国大学中培养的历史学专业毕业生绝大多数对于中国的边疆民族史是知晓很少的，非历史专业的学生知道的就更少了。这显然不利于培养年轻一代学生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的全面把握与认识，也不利于中华多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12]
第三，大学历史教学体系忽视地方史志教学和本土知识传承，青年学生往往缺乏乡土文化的教育熏陶。历史本是人的生活，是人思乡忆旧、感怀家园的情感世界，它本身一定要有浓浓的家国情怀与故土意识，但目前我们的历史学教学严重缺乏这样的精神塑造功能，这与我们长期忽视地方知识、本土文化的教育有很大关系。在快速工业化都市化的今天，一些中国人似乎正走在一条“背井离乡”的精神飘浮路上。那些安顿心灵、抚慰乡愁的本土知识、民间生活与文化，越来越消失于快速的都市化进程中。今天中国的大学大体上被分成中央高校和地方高校两大类，前者如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建设的“双一流”高校（之前有“985”、“211”高校），另一类则是非“双一流”高校，如省属高校、地市级高校等。但实际上，无论是中央高校还是地方高校，其实都是位于某个地方的“地方高校”，如位于北京、天津或上海，有一块它生长的“那一方水土”，但这些高校往往都忽视对于自己所在“那个区域和那个地方”的本土性知识教学与乡土文化传习。比如，位于北京的“双一流”高校大多很少开设京畿地区的历史、方志、乡土文化的课程，在上海、天津、南京的“双一流”高校也大体如此。于是，一个在北京高校就读的学生，哪怕是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学了几年历史，其实对于北京的地方历史、北京的传统乡土文化知道的也很少。 内容来自dedecms
乡土意识、家国情怀、世界心胸，都是青年学子形成人生完整精神世界的基本要素。拥有开阔的世界眼光、真挚的家国情怀、温馨的乡土观念，对于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一方水土那一方人”怀有一份温情、感恩与敬意，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应该具有的知识体系与心理结构，它会给青年学生一个立体的、多维的、丰富而全面的人格教育与健全心胸，也是我们的大学历史学专业可能培养出全球化时代优秀合格的历史学工作者的一个基本要求。然而，目前我们高校的历史学教学体系与课程体系并不利于年轻一代学生正确认知世界和中国的全貌，不能形成与真正图景相适应的完整意义的“中国观”与“世界观”。缺乏乡土文化教育、缺乏对本土历史的认知，也无助于青年一代形成健全的世界眼光与家国情怀。
今天的中国正在快速地参与、融入甚至引领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也在快速变化着。我们的未来能否走得更稳、更好、更有方向感，需要一些更具战略性、前瞻性的思考与把握。在此背景下，就当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建设而言，我们有必要采取一些积极的举措来克服上述缺陷。
第一，努力贯通中国史与世界史，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的背景下讲授，以中国史的视野讲授世界史，讲清楚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让年轻一代养成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心胸志向。 织梦好，好织梦
第二，在世界史课程体系中大大增加非西方世界史、亚非拉史的教学内容，尤其是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史教学，以适应中国发展战略，以此培养青年一代对于世界历史的整体观念与世界视野。 织梦好，好织梦
第三，在所有大学的中国史课程教学体系中大大加强中国边疆区域史、各少数民族史的教学内容，以此培养年轻一代的中华民族国家整体观念与全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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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所有高校的史学教育与通识教育中加强对大学所在区域的地方史、乡土文化的教学，重视对本土知识的整理与教学，以此培养学生的乡土观念与家国情怀。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五，推进世界历史学科的国际化进程，重视对象国小语种学习，创造条件增加世界史专业学生的海外实习与田野调查实践活动，以培养青年一代未来适应在全球范围内生存发展及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人民共同生活的多元文化适应能力。 内容来自dedecms
第六，采取一些积极的举措，重视中国历史教学中长期被边缘化的非洲民族史与中国少数民族史，并且尝试将这两个相距遥遥、看似并无关联的世界连接起来，做一番跨地域之比较研究。比如，一方面，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特殊视角看遥远的非洲民族历史文化；另一方面，从非洲民族历史文化的域外视角看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这种“从边缘看边缘，从边疆看边疆”的学术努力，这种全新的认知角度与研究努力，对于推进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创新学科建设跟上时代变化节奏 内容来自dedecms
为了更好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学科”这个概念进行阐释与分析。
考察人类的知识形态演进过程，我们说，所谓的“学科”，其演进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根据人类的认识能力提升和知识运用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分化又不断融合的过程，是一个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过程。[13]就如同我们今天经常用的“政治学”“经济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这些概念，并非自古就有，未来也会有变化，有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依据地域性研究活动而建立“地域性学科”（如非洲学、中东学、亚洲学等等）时，就是将分化的学术与知识又统筹起来，共同来关注同一地域的一些基本问题、共同问题。非洲研究曾一度是一个冷门的、边缘的知识领域，但今天它正在转变成一门日益具有创新空间而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新兴学科或研究领域。[14] 本文来自织梦
“非洲学”是一门以聚焦地域为特征的“区域学”学科。“区域学”重视学科知识的地域适应性和时空关联性，特别重视从非洲大陆的特定地域与时空结构开展自己的适宜性研究，建构自己的适地性知识体系，形成可以系统说明、阐释、引领非洲问题的“地域学”学科群落。从目前我们国家的学科建构与体制来看，“非洲学”这样一种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正可以对目前中国以“领域学”为特征的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学科建设起到积极的平衡与补充作用，从而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和理解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长期以来，中国大学学科设置是按照所谓的“专业领域”来划分的，比如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学”学科。它的基本前提和假设，是认为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明确可分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这样的事象，人们可以形成专业学术圈对其展开分门别类的专业化研究，形成各专业化的学科知识体系。这有点像西医之治病，可将人分立为内科、外科、眼科、皮肤科、神经科等等不同科室来把握。这样的学科分类很有必要，也是深受西方知识体系影响的结果。但是，这种划分方法并不是中国学术的全部传统的自然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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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学术与思想，虽然也有“领域学”的意识，如传统意义上的“经、史、子、集”或“诗、书、礼、乐、易”等的划分，唐代杜佑撰《通典》将天下之事分为“食货”“选举”“官职”“礼”“乐”“兵”“刑法”等领域，大体上如今日之经济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艺术学、军事学、法学等等，宋代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对学科领域之划分更细，有“二十四门”之说，略当今日之“二十四科”。不过，中国传统学术，在重视对社会事物做分门别类之领域划分和把握的同时，又始终十分重视对人类事象与国家治理的时空关系的综合把握，重视人类文化在地域和时空方面的整体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综合理解。如果说“领域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等）有如西医之专门化普适化诊治，则“区域学”（非洲学、中东学、中国学、西域学、江南学等）有如中医之整体化具体化诊治，西医重分科、重分析，一个一个学科来把握世界，中医重综合、重联系，把这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看待。 内容来自dedecms
人类的文化与制度，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与生态环境中生成和演变的。各不相同的地域空间，如形态各异的历史大舞台，在什么样的舞台上唱什么样的戏，一直是文明研究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特别重视历史和文明的环境因素、时间关系、发展基础与演化动力。以这样的眼光和理念来研究非洲，我们就不能离开非洲大陆的基本属性来做抽象的概念演绎，而必须沉入它的时间与空间环境中去，站在非洲的大地上来做非洲的学问，这就是非洲学这样的“区域学”“区域研究”的基本特点。、
非洲学是中国区域研究领域的一个特殊成分，或者说可以从当代中国对于世界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背景上来理解把握。这里，我们要讨论一下中国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自身的学术传统及其现代意义。近些年来，关于区域研究学科建设问题，逐渐引起人们重视。但观察国内学术研究界，我们发现有一种说法，认为“区域研究”是一个舶来品，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代美国或欧洲的地区研究，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东西，但若说中国没有这样的学术传统与知识视野，可能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从古到今就具有巨大的内部区域文化多样性、周边国家与民族文化也极复杂多样的巨型文明国家，对于区域内外的不同文化形态、社会制度、经济生活的认知与把握，本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 dedecms.com
从学术传统上看，中国人看待世界特别倡导要有一种“文明发展的时间与空间意识”的认识眼光与思维模式。中国传统学术历来重视历史的时间背景、基础与动力。每一个国家、每个区域，其历史不同、传统不同，我们认识它、把握它也得有所不同。每个国家、每个区域环境不同，生态相易，因而需要“入乡随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因地制宜，分类施治。如此，方可得天时地利之便，求国泰民安人和之策，当代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之建设，必当发扬光大中华民族这一认知与思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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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本开新重读经典以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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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于中国国家治理传统智慧及区域研究学术传统的现代发扬，我们需做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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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的《诗经》及其所体现出的认识世界的理性觉悟与思想智慧，就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区域研究”著作。[15]到了汉代，中国知识思想体系渐趋于成熟，汉代大学者班固撰《汉书》，专门设《地理志》之部，承继了《诗经》写15国风的传统，分别推论自远古夏商以来的国家疆域沿革变迁，政区设置、治理特点，详细记述疆域内外各地区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特点，以及广阔疆域及其周边世界的经济物产、民风民情，以求为治理天下提供知识依托。《汉书·地理志》这一传统后世连绵传承，促成中国古代史上形成了发达的具有资政治国意义的“疆域地理学”或“政区地理学”，历朝历代治国精英与天下学人皆毕一生心力，深入分析国家政区内外的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的相互关系，从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编写历史著述，从而使得在中华学术框架下，各类区域的、国别的政区治理学著述不断面世，流传久远。 内容来自dedecms
受这一传统的影响，中国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把握特定时空环境下各地区不同的气候、江河、物产、生产、交通、边民情况，详细描述各民族不同的精神状态、心理特征及政治制度的演进与相互关系，从而积累起中国古代成熟发达的国家治理思想与知识体系。如东汉山阴人赵晔着《吴越春秋》，以丰富史料和翔实的纪年记载了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天下而兴亡存废之事。北宋苏洵所著的《六国论》纵论天下治乱得失之道， “气雄笔健，识更远到”，一时洛阳纸贵，名动天下。就如我们今天要理解非洲、研究非洲，当注重对非洲民风民情的调研考察，掌握真实的非洲大陆及各次地区、国家之具体情况，关注非洲发展之大趋势并做深入扎实的研究，而不用抽象的标签来标识非洲丰富的生活世界，才可真正认识非洲、懂得非洲。
中华民族有通盘考虑天下基本大势，把握人性之普遍特点，这些优良的知识传统，这些历史上积累的思想智慧，在今日我们认识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和民族，包括认识复杂的非洲大陆的区情、国情、民情、社情时，都是可以继承和发扬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要把学问做在非洲的大地上，做在非洲各国、各地区真实的环境里，而不是仅停留在书本和文献中做文字推演和概念抄袭。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中国传统学术特别强调学术与思想的实践性与参与性，对于中国而言，这一传统对于今日建设区域国别学科是有重要意义的。总体上看，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家，不仅只是通过自己的着书立说来实现对于现实政治施以影响的理想与抱负，他们首先是政治家，登上了政治舞台，参与了实际的国家治理。如果他的政治抱负与政治理想因其参与了实际政治而有所发挥、有所实现，则是否还要着书立说似乎已不重要。如钱穆所言：“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实际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当时的实际行动实际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则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16]这大致也就如王阳明倡导的那样，知行合于一，知行本一体，两者自不可分离，“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因为“知已自有行在，行已自有知在”，行中必已有知，知则必当行，唯有知行合一，知行合成，方能显真诚，致良知，致中和，最终求得古今道理，成得天下大事。[17] copyright dedecms
中国古代学术历来是与国家民族的发展、国计民生的改善结合在一起的，立足实践，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经国济世。这些精神品格与文化传统，与今天要建设非洲研究学科、推进中国海外国别与区域学科建设有对接的历史基础，是值得今日挖掘的学术精神源泉。虽然今天的时代与古代已大不一样，但一些基本的道理还是相通的、一致的。因为有此种对多元地域、时空结构的历史性理解，历史上中国的中央政权体制，与域内域外各民族、各地方政权、各周边族群和其他国家的相处往来，就特别注重施治和交往的地域变通性、区域适应性，并形成了一些具有特殊中国智能的治国理念与制度模式。比如，历史上形成的中央王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制度” “土司制度”，大体上可以看成是一种中国多元地域文明治理的传统智慧，对这些传统政治智慧所包含的思想内容与治理实践的理论总结，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基础。
事实上，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国家治理经验可被视作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的传统智慧，也为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性地发扬。当年毛泽东同志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重视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影响深远。他后来在延安时期所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更明确提出了开展深入的区域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20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对此，他指出，中国革命要成功，就“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8]这一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发扬。邓小平同志一生的思想智慧之一即根据实际情况治理国家，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区情、社情来处理内政外交，他的思想都是很务实、很接地气的。因为“地区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倡导思想与政策要“接地气”，要“通民情”。习近平同志早年在河北正定县工作，通过深入调查正定县的基本情况，提出一个区域发展理念，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城吃城”的“二十字方针”：“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19]。上述区域发展的“二十字方针”，就是一个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自我的方针，今天看来，也很有理论上的意义。当时，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正定农村考察后，建议创办“农村研究所”，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解决中国自己的发展问题，这些也是中国区域研究传统的现代发扬。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和民族接触过程中，同样形成了基于自身民族传统智慧与精神的对外交往原则。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之所以一开始就提出“求同存异”的原则，提出亚非合作“五项原则”、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和后来对非援助的“八项原则”，都基于中国人对自我、对他人、对世界文明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理解能力与尊重传统。这正是中非合作关系走到世界前列、成为中国外交特色领域的根本原因。我们今天从事非洲研究，从事非洲政治学的研究，要做得好、做得有益，学者们还是一样要深入中非合作的实践，深入非洲的社会生活，努力了解国家对非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观察中国在非企业和公司的实际运作情况，将田野考察与理论思考真正结合起来，由史出论，因事求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才可获得对非洲和中非关系的正确把握。由此，我们的着书立说、我们的资政建言，才会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相关思想的产生，才可能是管用、可用、能用的。 copyright dedecms
中国非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dedecms.com
在当代中国，“认识中非关系”或“认识中国对非战略与政策”，越来越成为“认识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此背景下，“非洲学”也开始成为与当代中国“新国学”紧密关联的一个知识思想领域部分，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创造与知识拓展的特殊领域。 织梦好，好织梦
总体上看，快速发展的中非发展合作关系，正在与非洲国家的内部力量一起，推进非洲大陆由“国际援助的负担”到“全球发展的机遇”、人类现代性核心内涵由“西方语境”到“全球语境”、中国国家身份由“追求自身发展”到“引领亚非发展”等多方面变化，非洲问题的中非合作新理念日益在当今国际交往领域彰显出特殊的道德建构意义。系统总结当代中非发展合作实践，推进具有中国气派、中国胸襟的非洲学话语形态的建构，应该是中国学术实现自主创新可以主动予以把握的特殊机会。[20] copyright dedecms
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对域外他国他族的认知，包括对非洲的认知，都可以追溯到古老的过去。不过，作为严格意义的一门学科，非洲学总体上是一门当代中国学术殿堂中的新兴学科、一个新兴的知识与思想领域。这门学科在中国出现和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是伴随着当代中国对非交往合作关系的推进，随着当代中国对非洲认知领域的拓展，而逐渐成长成熟起来的。因而这一学科一开始就带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是它具有十分鲜明的面向当代中国发展需要，或者说面向中非合作关系需要的时代特征与实践特点，具有突出的服务当代中非发展需求的问题导向特征与经世致用精神；二是它是当代中国人努力认识外部世界的结果，它一开始就不可能是一个简单引进移植他人的舶来品，虽然在此过程中也包含着借鉴移植他人尤其是西方成果的持久努力，但它一开始就必须是扎根在中华学术古老传统的深厚土壤上的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创造，是中国传统学术走向外部世界、认识外部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与产物，因而它必然会带上中国学术的某些基本的精神与品格。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时代性和中国性决定了当代中国的非洲研究必须面对中非合作中中非双方自己的问题，建构自己的根基，塑造自己的品格，拓展自己的视角，提炼自己的话语；而这一切又离不开当代中国学人自己扎根非洲、行走非洲、观察非洲、研究非洲的长期努力。[21]概而言之，中国立场与非洲情怀，再加上一个全球视野，是中国非洲学的基本品格。 本文来自织梦
与其他传统学科相比，目前中国对非洲的认识和研究，总体上还处于材料积累与经验探索的早期阶段上，在基础性的学理问题、体系问题、方法问题研究方面，尚没有深入而专门的成果问世，这是这门学科现在的基本情况。[22]不过，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都已发生重大变革，其中中非合作共赢国际关系的构建及中国发展经验在非洲影响的扩大具有时代转换的象征意义。40年来，中非关系的实践内容在促进中非双方发展方面所累积的丰富经验与感受，已为相关理论及知识的创新提供了基础条件。人们常说条条道路通长安，学术在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几年，由于国家的重视与时代的需要，国内涌现出了许多非洲研究的机构，但这些新创立的研究机构若要走得远、走得深、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则需关注以下几方面：其一，要有一番慎思明辨、举高慕远之战略思考与规划构想，遵循古人所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23]的精神传统，在努力设定好自己的建设宗旨、发展目标与前行路径的基础上，再以严谨勤奋之躬身力行在实践中一步一步探索、完善、提升。其二，要有一种与众不同、开阔包容之治学理念与精神追求，形成一种独特的学术文化与研究品格，并将其体现在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其三，要有高屋建瓴之建设规划、切实可行之实施路径，并在具体的工作中精益求精，做好每个细节、每个环节，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切忌只说不做、纸上谈兵。其四，要逐渐搭建起开阔坚实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平台，积累丰富多样的学术资源，汇集起方方面面的资源与条件为创新发展提供空间。其五，要有扎实严谨、亲历亲为的勤奋工作，敏于行而讷于言，在实践中探索，由实践来检验，并在实践中完善提升。其六，要培养出一批才情志意不同凡响的优秀人才，有一批志向高远的志同道合者，这些人应该是真正热爱非洲、扎根非洲的人，有学术担当并能长期坚守于此份事业。 内容来自dedecms
行动、行走与实践，是从事非洲学理论问题的起点与归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忽视理论本身，轻视思想与精神。事实上，所有的实践与行动背后都是有思想与理论的，因为在行中需要思考，当我们去行时，其实一定有思在里面了。一个实践者，一个在行走中思考与观察的人，必须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寻找动态的平衡点。这种实践中的规划、思考、总结，必然包含着许多知识创新与思想成长的内容，中国人讲“知行合一”，或者说是“行知合成”。因而，建设非洲研究学科，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在行动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本文来自织梦
今天中国的非洲学建设，自然是无一定之规，无特定之法，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研究对象之多样性与特殊性，采因时而变、因事而变之多样性、变通性的治学路径与方法，边走边看，边做边想，在实践中探索前行，从而不断接近真理。但是，我们又不能随意乱走，漫无边际，不思方向。如果一个科研机构没有自己的核心理论与战略目标，而只是赶时髦，逐时尚，任年轻科研人员自生自灭，或许也会有优秀人才靠自己的努力走出适合自己的学术道路、成长起来，但松散杂乱、人浮于事、无所作为的情况也就很难避免。
回顾这些年中国非洲学科建设的探索路程，我们可以总结出几条基本的结论： 织梦好，好织梦
第一，学术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就是说，无论是教学与科研都不是一天就做起来的，而是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积淀，需要专深的传承和延续。中国的非洲研究必须有根源，有传承，需几代人长期的坚守与坚持。 内容来自dedecms
第二，即古人说的那句话“功夫在诗外”。做成一件事，功夫既在这件事之内，更在这件事之外，得有超出这件事本身的开阔的视野与心胸、智能与能力。就我们做非洲研究来说，要做得好，在做自己的专业性的非洲政治、经济、教育、宗教专业时，还必须要有超出这个专业范围的更广博的知识与更开阔的理论修养、兴趣与爱好。我们要建设一个综合性的非洲研究机构，得有一个开阔的知识视野，把诸多学科统筹在一起。做非洲研究的科研人员要有所成就，不能心胸太狭隘，视野太狭小，眼界太短浅。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知识，非洲以内和非洲以外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宗教、民族、社会、自然、科技、地理，哪一方面的知识、哪一方面的研究，对研究人员做好非洲研究都是有意义、有帮助的；学者要真正做好非洲研究，也必须要懂得中国、懂得欧美、懂得亚洲、中东和拉美。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三，坚守和扎根尤为重要。就是说，一个学者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学术追求是不是更单纯，是不是更本真，是不是更坚韧地扎根于某个学问之地。天下许多事情，都没有什么诀窍，不过是用时间换来的。十年，在学术研究领域，是一个最基本的单元时间。学问之事，不坚持十年甚至二十年，或许都不会有重大的成果。做非洲研究，其实没什么特殊的方法，唯有用心、用情、用意坚持扎根于非洲，一直行走。中国的非洲学构建，其实是一个开放着的、建设着的过程，也许它永远都不会有正式宣布说自己建成的那一天，它会一直开放着、建设着、拓展自己前面的路。[24]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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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敏：《刘鸿武教授出席教育部国别区域研究国际研讨会 阐释建构人类共享知识问题》，http：//www.zjnu.edu.cn/2018/0728/c3997a266155/page.htm，2018-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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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鸿武：《初论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1期，第5～10页。 copyright dedecms
[3]刘鸿武：《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如何可能》，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5期，第3～31页。 dedecms.com
[4]刘鸿武：《人文科学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dedecms.com
[5]刘鸿武：《创造人类共享知识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zx/bwyc/201807/t20180728_4512627.shtml，2018-08-04。 本文来自织梦
[6]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序言》，载J.基-泽博：《非洲通史（第一卷）：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计建民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xxiii页。 本文来自织梦
[7]刘鸿武：《非洲文化与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9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8]刘鸿武：《非洲国别史研究的意义》，载《非洲研究》2016年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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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3年度笔者当选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就是以“非洲研究”的岗位名称而入选的。《教育部关于公布2013、2014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名单的通知》，载教育部门户网站：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8132/201502/xxgk_183693.html，2015-01-20。 copyright dedecms
[10]参见中国社会科学网跨学科频道：http：//indi.cssn.cn/kxk，2018-03-30。 本文来自织梦
[11]刘鸿武：《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如何可能?》，载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indi.cssn.cn/kxk/fzx/201709/t20170918_3644181.shtml.2018-02-12。 dedecms.com
[12]刘鸿武：《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载《思想战线》1997年第5期，第4页。 copyright dedecms
[13]刘鸿武：《人文科学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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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鸿武：《打破现有学科分界是人文学科的发展之路》，载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gd/gd_rwhd/gd_mzgz_1653/201406/t20140624_1225205.shtml，2016-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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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鸿武：《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一跨文化区域研究行与思》，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
[16]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页。 本文来自织梦
[17]王阳明：《传习录》，叶圣陶点校，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第8页。 内容来自dedecms
[18]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3页。 copyright dedecms
[19]参见赵德润：《正定翻身记》，载《人民日报》1984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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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刘鸿武：《中非发展合作：身份转型与体系重构》，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122～129页。 copyright dedecms
[21]张明：《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对中方研究机构加强对非洲原创性研究提出新要求》，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t1492905.shtml，2018-08-15. 内容来自dedecms
[22]张宏明：《中国的非洲研究发展述要》，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5期，第3～13页。
[23] 《礼记·中庸》第二十章第十九条。
[24]文国文：《中国非洲学原创性发展研究取得重要成果》，载《中华读书报》2017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