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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意味着中央财经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央财经委从议事协调机构向决策机构制度建设框架转型已完成。这是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落定后，该委员会首次对外披露相关信息。 copyright dedecms

会议明确打好三大攻坚战 关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织梦好，好织梦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这三大“攻坚战”，在2017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列为未来三年的工作重点，又被写进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此次中央财经委进一步研究了打好三大攻坚战的思路和举措。其中，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位于首位。值得关注的是，会议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要求中特别指出，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企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意味着上述两个领域将成为去杠杆政策落地的核心领域。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从防范金融风险的主要目标、着力点和路径来看都非常明确，说明中央对金融风险有更精准的把握。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3月底进行的《中国去杠杆进程报告》发布会上，专家认为，未来去杠杆的重点是国企和地方政府。在3月底的中发高论坛上，新任央行行长易纲也指出，中国经济宏观上仍然存在着高杠杆风险，特别是企业部门的杠杆依然较高，部分国企的杠杆居高不下，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问题、居民部门杠杆率较快上升。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指出，尽管国企特别是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但非国企资产负债率下降速度更快，使得国企债务占比依旧保持高位。当前国企债务占全部非金融企业部门的62%，比2016年增加3个百分点。因此，去杠杆仍面临挑战。标普董事总经理李国宜认为，近年来国企降杠杆意愿很强，但个别企业在转型中扩张较快，负债较多，要重视这种局部风险，但目前整体风险可控。恒丰银行研究院商业银行研究中心主任吴琦指出，近年来国企降杠杆工作积极稳妥推进，但总体成效仍低于预期，且一些内生性、结构性的问题日益凸显，例如有企业同时肩负税收、就业、投资等职能，在去杠杆过程中，易于受地方政府部门的干预，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压力；又如部分国企集中在钢铁、煤炭、电力等行业，在这些行业中去杠杆又与去产能、补短板等任务相交织，进一步加大了企业去杠杆的压力。此外，一些创新的债务重组方式，比如资产证券化、市场化债券股等，在实施过程中受政策法规不明确、中介服务不完善等因素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企债务重组的进程和效果。对此，未来国企降杠杆需遵循“严格控制增量，有序化解存量”的总体原则，一方面严格控制增量债务，推动国企形成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另一方面以优化债务结构为主线，有序化解存量债务，推动国企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率，通过市场化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国有资本存量，积稳妥推进企业债务重组，推动企业脱困发展和转型升级。关于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吴琦表示，国企去杠杆的关键是要优化杠杆的结构，提升杠杆的质量：一是对钢铁、煤炭、电力等重点行业，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来推进债务重组，优化企业的债务结构；二是通过金融的引导、约束和杠杆功能，推动国企业务发展和资源配置向新模式、新业态和新技术倾斜，加快企业自身的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国信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剑指出，“结构性去杠杆”有助于更精准地去杠杆，尤其是会议提到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企的杠杆，同时也有利于破除“预算软约束”，甚至可能会允许一些主体破产，从而市场不再迷信“政府信用”。如果能够精准地实现结构性去杠杆，那么紧货币政策（属于总量去杠杆政策）的压力减轻，可适度走宽。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风险是地方隐性债务。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副主任常欣指出，政府显性债务杠杆率相对较低，2017年政府总杠杆率从上一年的36.6%下降至36.2%，但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要承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及公益类建设，财务状况并不理想。在平台与政府的现有关系架构下，可能还需增加对平台企业的持续补贴。此外，融资担保债务虽然在引入市场化机制，但实践中违规担保和变相举债仍时有发生。在防范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方面，根本上应处理好政府与企业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要改变政绩考核机制、打破刚兑、破除隐性担保，形成长效机制。短期可操作性方案一是加快构建资本预算制度，强化政府性融资行为的预算管控；二是打造中国版的地方政府市政项目收益债，适度扩大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中央财经委正式“上线” 金融监管迈向一盘棋 织梦好，好织梦

3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等四个领导小组改为委员会。此举是为加强党中央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决策和统筹协调职责。此次会议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审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规则》，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好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改为委员会，是健全党对重大工作领导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举措。谋划好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关键在党，尤其要通过中央财经委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新时代我国打赢三大攻坚战、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保障。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小组”上升到“委员会”体现了长期性、稳定性。本次会议针对防范金融风险方面还提出“要抓紧协调建立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机制，强化地方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事实上，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的意见，就已初步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金融监管体系。目前，“一行三会”模式目前已变更为“一委一行两会”（即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央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新格局，且中央监管层面已建立了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金融监管体系得以完善，但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尚未建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从近些年民间借贷领域的风险可看出，眼下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职能配置过于分散，导致了风险出现后处置责任并不明晰的情况。地方政府在金融风险防控中的作用也有待加强。2017年年中召开的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了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董希淼认为，未来在坚持金融监管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应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监管机制，制定新办法、探索新模式，发挥地方政府在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中的作用。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机制进一步协调，也被业内人士视为金融监管向“全国一盘棋化”迈进。 dedecm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