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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点近在眼前

发布时间:2017-01-09 作者:派智库 来源:未知 浏览:【字体:

[摘要]2016年国际黑天鹅事件频出,世界经济已处于转变中状态,其变化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跨国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大相变的来临。首先,美联储的加息造成世界经济进入动荡不定的美元退潮期,这也将导致西方企业债市场被迫在今后数年持续去杠杆化,从而形成“债务悬崖”。其次,2016年涌起的西方民粹主义浪潮是一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反建制化浪潮,未来全球化的动力可能转为由新兴市场国家和全球市场推动。此外,国际关系正由从文明的冲突转向流动性的竞争,流动性来源以及多寡将对国家的上升发挥空前的作用。未来货币全球化进程将被进一步推进,而多元货币体系的竞争与合作也将会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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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经评论·北京)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使用“新平庸”来概括当时的全球经济。2015年4月,拉加德又进一步称,世界经济处在低增长、低通胀、高失业和高负债的泥沼中,各国应采取措施,避免“新平庸”变为“新现实”。“新平庸”与“新现实”都可以描述世界经济的表征,但2016年,表征的问题已深入至“症候”,其根源在于大相变的来临,体现在世界经济、跨国社会和国际关系三大方面。
  
  (一)世界经济:进入动荡不定的美元退潮期
  
  
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宣布加息。2016年美国股市经历了年初的震荡后,下半年连创新高,2016年12月28日,标普500指数达到2271点,远远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最高点--2007年10月的1561点。美国股市持续高涨,意味着在2016年大量美元在持续流入包括美股在内的美国资产。美联储加息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又大规模回流美国,必然导致世界其他地区美元供应量持续减少,并且这种减少趋势是大量的、全球范围的并且已持续超过一年,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美元退潮”。 copyright dedecms
  
  如何衡量“除美国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美元退潮的程度呢?我们认为,伦敦作为全球美元的流通枢纽,美元在伦敦银行间隔夜拆借市场上的利率(libor)水平,可以衡量除美国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美元流动性稀缺程度。通过2016年美元libor变化,可见全球市场上美元的退潮程度:2016年12月21日,1个月期美元利率达到0.75500,超过美联储加息导致的上涨周期开始前夕2015年11月17日0.20900的三倍半。 2016年世界发生的多方面变化,都可以通过美元退潮得到解释,美元退潮构成了世界大相变的根源。
  
  自二百多年前工业革命以来,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第一动力是技术创新。2016年美元退潮期却对全球、尤其是西方未来的创新前景造成损伤。21世纪以来,创新过程发生巨大变化,其中最具根本性的特征是创新的虚拟化。随着全球制造中心移出西方,互联网、知识经济和生产型服务业兴起,价值链出现全球化延伸,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分工角色的变化,导致创新的组织过程成为一个资本运作过程,作为创新组织者的企业往往转型成为西方资本概念股,并具有轻资产的特征。然而轻资产的另一侧面是高债务。 内容来自dedecms
  
  标准普尔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全球企业债务规模将从2016年中期的51万亿美元增至75万亿美元。该研究认为,假如利率和通胀都保持在较低水平,且经济持续增长,企业债规模膨胀就不会构成严重问题。然而,一旦利率上升、经济状况恶化,企业偿还债务将变得更加困难。在此情况下,银行可能从信贷市场撤出,从而导致银根突然收紧,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标普分析师认为,信贷市场的修正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是修正幅度有多大。最坏的情况是,一系列不可预见的重大负面消息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信心危机,导致金融市场动荡,促使投资者和贷款机构退出风险头寸。如果处理不当,信贷崩盘就会像此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时一样发生。可以说,美元加息导致2016年起西方企业债市场将被迫在今后数年持续去杠杆化,从而形成 “债务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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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跨国社会:从精英的全球化到反建制的全球化
  
  
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修宪公投被否,表面上都是“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获得胜利,也被认为代表着“去全球化”潮流的兴起甚至“全球主义”的终结。然而,全球化的动力并未减弱,“民粹主义”的兴起本身也来自像移动互联网这样的全球化产物,变化的不是全球化的趋势,而是全球化的推动力量。
  
  二战后,随着一大批军工技术转入民用,“新科技革命”蓬勃展开,电子信息技术、喷气式飞机、计算机、原子能、航天等技术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重塑了世界产业格局。跨国公司的面貌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从跨国贸易转变为跨国制造,即不再仅仅是在一国范围内制造出产品再销售到另一国,而是产品的制造过程本身在不同国家进行。随着跨国制造的变化扩展,一批将其生产体系分布在多个国家的跨国公司出现了。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是跨国公司,更具体地来说是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中获益的群体,可以称为“精英的全球化”,而大众只是全球化的被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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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精英的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投资的收益增速大大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而2016年可能恰恰到了这样一个临界点: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某种临界值。
  
  例如,2015年,美国总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财富已经和占人口90%的家庭不相上下,并且趋势持续发展。近30年来,占人口90%的美国底层家庭拥有的总体财富在全美所占比例持续下滑,从36%降至23%,而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占比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增加,2015年已经升至22%。精英的全球化另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于精英全球化方式的全球治理体系。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西方七国集团(G7)到欧盟,只要剖析其议题细节就能看到:大多数都是关于如何使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更加便利。相应地,这也导致西方的国内治理体系更加与精英的全球化融为一体,并进一步与大众相割裂--例如救市政策体现出的关心银行远多于民生倾向。在2016年美国大选过程中,特朗普、桑德斯等人及其支持者被称为“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这个词被用来表达对于全球化过程中既得利益精英的反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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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难认识到,2016年风起云涌的西方民粹主义浪潮,其实矛头指向是西方的“建制”,可以说这是一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反建制化浪潮,但其本身仍然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只不过今后全球化的动力可能改变,像2016年中国杭州G20峰会显示的那样,变为新兴市场国家与全球市场推动的全球化。
  
  (三)国际关系:从文明的冲突到流动性的竞争
  
  
2016年国际关系“相变”在于,影响国与国之间亲疏远近的关键因素,明显地从传统因素转移为流动性。冷战结束后,“文明的冲突”论对国际关系影响甚巨。从西方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到发生在欧美的多次恐怖袭击,都显示出“文明的冲突”因素。甚至就连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发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由于背后不无美国奥巴马政府搞“战略东移”、“亚太再平衡”影子,归为“文明的冲突”也未尝不可。然而,2016年一系列新的国际关系动向显示,流动性的竞争关系,而非“文明的冲突”,已成为国际关系中最突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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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30年来,全球化进程已使世界各国家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之中,各种经济活动也越来越货币化,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就成为新的全球微观基础,这也导致各国都在经历资产证券化的浪潮。当各种经济活动都越来越依靠货币与会计作为管理基础,国家发展的进程也就与全球货币的流动密切相关。而对于金融化了的经济来说,流动性是一个重要概念。流动性强调了货币或资产的流动属性,它意味着未经货币化或者缺少流动性的资金、资产对于经济活动来说没有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流动性的来源以及流动性的多寡,对于一个国家已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
  
  美元是世界货币,美联储扮演着全球流动性总源头的角色。在美元流动性供应充分的时期,“文明的冲突”更容易凸显,因为“文明的冲突”总体来说是一种未考虑金融与全球经济联系的理论。而在2016年流动性竞争则更为凸显。 内容来自dedecms
  
  例如,菲律宾政府换届后,突然倒向中国,背后的原因更应该看作美元退潮,只有中国能够为菲律宾提供未来经济发展所需的流动性来源。英国脱欧这一历史性事件,也使得流动性竞争对国际关系的未来影响更加巨大。由于伦敦金融城是美元欧洲流动的枢纽之一,英国脱欧意味着美元与欧洲大陆的关系开始疏离,这必将开启包括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在内的“次全球货币”进一步全球化的进程,从而出现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竞争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