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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亚洲新兴经济体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新发展红利的提供者。在工业化国家难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情势下，经济政策“以邻为壑”、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浪潮兴起的当下，中国更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起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重任。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中国和亚洲逐步重返全球经济中心地带，既是全球产业转移、自由贸易、国别与区域整体性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全球经济迈向三边均势格局的阶段性表达，由此必然撬动全球经济金融贸易乃至最终分工格局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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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经评论·北京）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中国和亚洲逐步重返全球经济中心地带，这是全球产业转移、自由贸易、国别与区域整体性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由此必然撬动全球经济金融贸易乃至最终分工格局的变迁。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发起者，中国希望将本国发展优势与周边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逐步形成立体化的区域与全球互利合作新模式。这是工业革命以来，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作为公共产品的新供给者，承担起了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重任。
　　
　　在“贸易保护、英国脱欧、美国优先”的国际大背景下，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格外令人注目。这是继“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之后，我国在一周之内举办的第二个重量级国际会议。尽管两大会议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就会议的议题设计、参与主体的层级与代表性而言，都凸显出了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在求解本国与区域经济发展乃至全球性命题过程中的开放心态与国际动员力。
　　
　　从本届论坛学术发布的《亚洲经济一体化2017年度报告》、《新兴经济体2017年度报告》、《亚洲竞争力2017年度报告》等学术报告来看，尽管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都在降低其贸易对亚洲的依存度，尽管随着中间品贸易的萎缩，亚洲经济体在生产上的一体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倒退，以至于东亚地区作为全球价值链中心地位有些不稳，但包括中国、印度、韩国、印尼等亚洲国家在内的11个主要新兴经济体，成了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力，已是不争的事实。亚洲经济体在应对全球价值链出现的结构性变化、金融一体化倒退、内部市场狭小和服务业缺少竞争力等方面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局面。要走出当前的低谷，亚洲成员需要提升共同体意识，摈弃以邻为壑的思维方式。亚洲经济体的领导者必须大幅增加彼此之间的合作，以实现地区共赢。
　　
　　统计数据显示，上述亚洲11国2016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0%。与此同时，亚投行日前批准了包括加拿大、比利时等发达国家在内的13个成员国的加入申请，使成员国数量达到70个。预计到年底前亚投行还会接纳欧洲、非洲和南美的25个国家，并继续欢迎美国与日本加入。而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增多，中国或许将主动调整在亚投行关键决策中的投票权。所有这些，都在向世界释放清晰的信息：中国和亚洲不仅有能力打造包容有序的全球性公共产品，而且可以按照高效透明的原则来执行相关开发项目，从而引领“一带一路”成为21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变迁史上繁荣共生新模式的指标性发展战略。 本文来自织梦
　　
　　从时间轴来看，在经历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和亚洲国家在反思本国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结合全球经济金融与贸易的发展趋势，一直致力寻找在全球经济变局中的坐标系，并逐步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路线图。回首这18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8年至2003年的调整过渡期。期间，包括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在深刻反思本国金融危机的基础上，致力于整固实体经济，并重新调整了在资本开放方面的激进战略，同时寻求区域经济互助与贸易一体化安排。在这一阶段，中国成功加入WTO，从适应国际规则开始，通过全面嵌入全球产业与贸易价值链中，充分发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联动作用，迅速做大了贸易蛋糕；第二个阶段是2004年至2012年的繁荣与震荡期。其中，2004年至2007年是全球经济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一段黄金发展期，中国和亚洲国家利用这一黄金周期所释放的诸多红利，显著提升了本国的经济实力。特别是中国，在告别入世过渡期之后，很快适应了国际经济竞争形势，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势头，迅速缩小了与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差距；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暴发，让亚洲国家疲于应付全球金融危机的“达尔文主义”式冲击，整体处于被动应付局面，东北亚经济一体化步伐趋于停滞。不过，在此期间，中国除了启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案之外，对外着力维护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利益，以防保护主义抬头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为搭建中国产业与金融资本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中国企业在努力走出国门；第三阶段是2013年以来，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为重要标志，中国和亚洲国家开始致力打造合作共生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着力推动区域互联互通，促进贸易便利化，建设多边合作共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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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倡议国，中国希望将本国发展优势与周边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逐步形成立体化的区域与全球互利合作新模式。并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便利化与一体化，以及区域与全球金融稳定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指标性公共产品，亚投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太自贸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就是相关构想的充分表达。可以说，这是全球工业化革命以来，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作为公共产品的新供给者，承担起了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重任。
　　
　　毋庸置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新发展红利的提供者。据《亚洲竞争力2017年度报告》，亚洲地区“金砖国家”中国和印度已成为亚太及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领导者，中国整体经济活力与竞争力突出，排名位列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37个亚太地区经济体的首位。2016年中国经济波动由“弱”转“稳”，全年GDP同比增长回稳、转暖，营商环境也在持续改善，正朝着创新驱动的经济体发展，不断提升社会发展水平和质量。 copyright dedecms
　　
　　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中国和亚洲逐步重返全球经济中心地带，既是全球产业转移、自由贸易、国别与区域整体性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全球经济迈向三边均势格局的阶段性表达，由此必然撬动全球经济金融贸易乃至最终分工格局的演变。而在此过程中，中国和亚洲很容易成为各种力量纠合的集中地带。但是，正如1895年美国工业超过英国之后开启的长达百年兴盛史难以阻遏一样，中国同样不会停止重返全球力量中心的步伐。
　　
　　在工业化国家难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情势下，经济政策“以邻为壑”、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不时泛滥，中国更有责任和义务在全球经济变局中稳步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在有效协调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战略竞合的同时，适当改造中国发展范式中的成功经验，以资本积累和产业能力为基础，嵌入“一带一路”战略中，再有效对接周边与域外有关国家的需求，带动新一轮产业与技术的大规模匹配性转移，打造全球繁荣共生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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