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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日第六次施政演说，并将“劳动方式改革”作为本次例行国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日本“劳动方式改革”的目标是大幅缩短劳动时间、改变劳动方式、改善劳动待遇，让人们有时间和精力去休闲和顾家，同时对育龄女性的生产和育儿进行支援，保持日本社会与经济未来的增长活力。基于此，本文探讨了本次"劳动方式改革"的具体内容，并对本轮改革的实施路径及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本文提出，虽然日本各界对此寄予了很高期望，但改革能否真正解决问题依然是个未知数，制约改革的因素不少。

　　（世经评论·北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日在众议院发表了第六次施政演说，将“劳动方式改革”作为本次例行国会（也叫通常国会，每年1次，在1月份召开，会期一般为150天左右；此外还有临时国会、特别国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内容包括切实改变劳动方式，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待遇、支援产育等，以应对少子老龄化，保持日本未来社会与经济的增长活力。
　　
　　一、改革聚焦到“人”
　　
　　“劳动方式改革”源于“安倍经济学”未能取得预想效果。2012年安倍二次执政后，提出了名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即“量化宽松”、“公共财政扩张”和“增长战略（结构改革）”，但2015年第二和第三季度，日本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衰退。
　　
　　为此，安倍政府开始调整经济政策，由此前注重产业到向关注人转变，于2015年9月提出“一亿总活跃社会”计划，宣布了以“希望、梦想和安心”为包装的“新三支箭”，包括以改善幼儿保健、实现入托零等待、扩大无偿幼儿教育等内容为主的“编织梦想的育儿支持”，以及以护理员工零离职、居家护理减负、兼顾工作与护理等内容为主的“安心社会保障”。 copyright dedecms
　　
　　除了政府，日本国会也在2016年的财政预算和补充预算中对该政策调整进行支持。2016年中，安倍再度表示日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改革日本人的工作方式”，当年9月启动了“劳动方式改革实现会议”，安倍本人任议长，并确立了“劳动方式改革”的目标是大幅缩短劳动时间、改变劳动方式、改善劳动待遇，让人们有时间和精力去休闲和顾家，同时对育龄女性的生产和育儿进行支援，保持日本社会与经济未来的增长活力。日本“劳动方式改革”逐步拉开。
　　
　　二、改革全面铺开
　　
　　2017年3月底，安倍正式提出了“劳动方式改革实行计划”，形成了“劳动方式改革”初步思路，2017年被认为是日本“劳动方式改革”元年，而2018年此项改革预计将全面铺开。
　　
　　结合此次安倍在众议院发表的第六次施政演说及媒体披露的信息，“劳动方式改革”主要包含“劳动时间限制”、“同工同酬”、“脱时间给制度”及所得税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其中，“劳动时间限制”、“同工同酬”、“脱时间给制度”被安倍称为“劳动方式改革”的三根支柱。“劳动时间限制”、“同工同酬”包括改变长时间加班的习惯，实现同工同酬，设置有限度的加班赏罚机制，打破“36协议”（劳资双方根据《劳动基准法》第36条达成协议，使8小时以上的长时间劳动合法化）的束缚。
　　
　　通常情况下，月加班小时数的上限被设定为约45小时，年加班则在360小时左右，特殊情况下，年加班上限可延长至720小时，允许每年繁忙期最多6个月超过月加班上限，但繁忙期的单月加班小时数不能超过100小时。企业必须保证员工每年有104天休息日，有义务在下班至下一次上班之间，设定一定休息时间的“工作间歇”制度。对目前不受加班小时数上限标准约束的司机及建筑工人等行业员工，政府拟在一段缓冲期后将其列入限制对象。大企业落实加班规定的截止期限是2019年4月，落实同工同酬的期限是2020年；中小企业落实相关规定的期限是2020年，落实同工同酬的期限是2021年。
　　
　　“脱时间给制度”则指部分收入高、专业性强的工作不再以时间而以成果进行收入评价，相关从业人员从必须支付加班费的范围中剔除，该制度自2019年4月实施。此外，改革将提高所得税的扣税基数，根据2018年度税制修订大纲，家庭年收入所得税起征点提升至850万日元（约合49万元人民币），扣税上限为195万日元；减少自由职业者纳税额；22岁以下及需要护理家庭成员的家庭不再征收所得税。 本文来自织梦
　　
　　同时，加强社会安全保障建设。日本政府呼吁2018年4月开始提高护工报酬，2019年秋起政府将对高级护工给予每年8万日元补助，保障2020年初维持50万人的护工规模。2018年政府给保育员每月新增3000日元补助，2019年每月补助再增加3000日元，从而使每月的补贴达到4万日元。同时，推进免费教育，今夏拿出幼儿园、保育园的免费教育政策，今年起政府还将提高儿童抚养津贴，2019年将津贴支付次数由每年3次增加至6次，2020年实现贫困家庭大学生学费实质性减免。
　　
　　三、效果待观察
　　
　　安培此次推动的“劳动方式改革”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是抓住了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关键，可能对日本长期存在的过度加班成风、薪资停滞、人口少子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起到缓解作用。
　　
　　第一，有助于日式“加班狂”风气的改善，提高劳动效率。长期以来，日本形成了靠“露面时间”判断员工绩效、员工不敢比老板早走的文化，造成员工过劳、精神压力大但工作效率却不高。2016年日本的平均劳动时间为1713小时，比德国高350小时，正式员工的平均劳动时间甚至超过2000小时，但日本的劳动生产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仅提升了1%，约为美国的60%~65%、欧洲的80%。 copyright dedecms
　　
　　2015年12月，日本大型广告公司电通新进员工、东京大学毕业的高桥茉莉自杀，震惊日本社会，促使日本政府更加关注“劳动方式改革”。2016年10月，日本政府首次发布了《过劳死白皮书》。有部分企业也开始响应政府“劳动方式改革”的号召，鼓励员工居家工作、睡午觉、喝下午茶，实行“超值星期五”运动，用现金补贴休假。
　　
　　第二，助推日本薪资水平提高。近年来，在日本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日经股指持续上涨，于2017年11月突破23000点，为1992年以来首次。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也持续向好，但是日本民众并未从中获得太多实惠，家庭可支配收入甚至低于安倍上台前，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六成的个人消费始终萎靡不振。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薪资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
　　
　　安倍从2014年“春斗”（日本工会每年春季组织的为提高工人工资而进行的斗争）起一直呼吁企业加薪，但效果非常有限。据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统计，4年间企业员工工资仅增长2%。此次“劳动方式改革”如果能够将压缩工作时间、提高个税起征点、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落到实处，将有助于提高日本民众的实际收入。 dedecms.com
　　
　　第三，缓解人口结构少子老龄化压力。少子老龄化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甚至有日本政客称之为“国难”。2017年，日本人口净减少40.3万人，连续11年减少；20岁新成人仅有123万，连续8年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足1%；劳动人口仅为7500万，预计到2065年跌至4500万。在此背景下，日企遭遇40年来最严重用工短缺，反映劳动力供给状况的“有效求人倍率”高达1.5，即3个岗位只有2个人应聘。此次“劳动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要改善育儿、护理环境以促进女性和老人就业，从而缓解少子老龄化对经济的拖累。
　　
　　虽然日本各界对“劳动方式改革”寄予了很高期望，但改革能否真正解决上述顽疾依然是个未知数，制约改革的因素不少。例如，加班文化曾铸就了日本的经济奇迹，要想短期改变可能性不大；日本企业长期不给员工加薪，不是因为缺钱，而是与日本经济几十年来不景气相关；“劳动方式改革”期望促进女性和老人就业，但受限于日本特定的社会文化，能够就业的女性数量有限，同时，日本已经出现了“下流老人”、“过劳老人”（指因贫困而不得不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老人），老人就业也难有大幅提升。
　　
　　此外，“劳动方式改革”还面临严重的财政制约。1990~2017年，日本社保费用从13.3万亿日元上升到33万亿日元，财政预算占比从19%上升到34%。为配合“劳动方式改革”，2017年12月，日本政府制定了规模为2万亿日元的一揽子育儿政策，其中的1.7万亿日元需要通过增加消费税来实现，0.3万亿日元要由企业负担，社会普遍担忧日本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如何保障“劳动方式改革”的财源，将成为安倍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