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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贸易顺差成因先要正确认识国际贸易的本质。国际贸易的本质是国与国之间商品和劳务的平等交换，国与国货物的进出口规模和结构取决于市场主体和消费者意愿。我们应当对中美货物贸易顺差成因进行全面分析，并基于此寻求解决问题的理性思路。基于此，本文对于当前中美贸易战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中美货物贸易顺差的成因。本文提出，中美货物贸易顺差反映出的是两国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商品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格局。要减少顺差额，美国政府应更多反思自己的经济制度安排和政策基调。 内容来自dedecms

　　（世经评论·北京）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为1.87万亿，比2016年增长13%。中美货物贸易顺差连年增长引起多方关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从逻辑上讲，评价和解这一问题首先要搞清成因，这事关对问题性质的认识并直接决定对策选择。近期美国公布了对华“301调查报告”并依此为依据做出了对中国1333项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综合分析，这是标准的原因误判引致非理性决策。因为：对华“301调查报告”认定中国对华美企的投资活动施加实质性限制和干预并通过各种途径违规或强制获取美方知识产权，给美国经济造成了至少每年500亿美元的损失。但事实是这些情况根本不存在。美国政府以此为依据做出的决策自然属非理性行为。但这也提示我们应当对中美货物贸易顺差成因进行全面分析，并基于此寻求解决问题的理性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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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中美货物贸易顺差成因先要正确认识国际贸易的本质。国际贸易的本质是国与国之间商品和劳务的平等交换，国与国货物的进出口规模和结构归根结底取决于市场主体和消费者意愿。政府所应起的作用是创造尊重市场选择创造维护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同此可说，中美货物贸易状况是双方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选择，是市场运行的结果。中美货物贸易顺差增长反映的是美国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强劲，这是任何政策手段难以阻拦的经济运行趋势。美国政府在分析中美货物贸易顺差成因时恰恰忽视了国际贸易的本质，把顺差完全归结为制度驱动，这可说是犯了常识性错误，依此做出的政策选择自然会极大地伤害本国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利益。沿着市场运行决定贸易状况思路分析中美货物贸易顺差，可以看出顺差的成因主要在于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缺陷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优势相互交融。具体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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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早在上世纪初期美国就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并保持至今。二战后美国不仅实体经济强势增长，建立了完整的工农业体系，在国际金融领域内也占据了优势地位，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权重最高的货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就出现了内需相对饱和状况。当时轿车普及率就达到了每两人一部车的水平，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进入了绝大多数家庭。钢产量在1953年就达到1亿吨，其后二十年增长不太多，表明内需已饱合。同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农产品过剩就成为美国经济中的难题，其后美国农业主要靠产品外销来维持，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起，如果外销不畅美国小麦种植者就会有50%60%失业。在这种背景条件下，美国资本只得大量向外输出寻求利润增长点。上世纪80年代美国率先发起科技革命，其后取得了新兴战略产业的领头羊地位。在生物工程、航天航空、互联网产业等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问题是其后美国却走上了过度依赖资本运作和强势货币的发展道路。这使美国经济出现了“空心化”倾向：制造业份额不断下降，汇率优势型消费扩张渐强；第三产业就业占就业总量高达80%，其中政府部门人数2000多万，如此等等，这种格局实际上是把大额产品定单主动放给了国外市场。进一步说就是产品加工和组装让外国企业做，消费资料让外国供给。显然，美国经济出现了实体经济萎缩，中间产品和消费资料过度依赖外部供给的结构性缺陷。在新兴产业优势明显和新兴经济体竞争力微弱的条件下，这种结构性缺陷的负面效应尚无放大空间，但在当今其它发达经济体创新能力迎头赶上、新兴经济体发力各行业做大做强的背景下，美国经济结构性缺陷的负面效应就难免呈现出高强度放大趋势，其表现就是大量中间产品和消费资料涌入美国市场，反过来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却已无超强竞争力。因此，美国货物贸易逆差额逐步增加，总体贸易平衡只能依靠服务贸易顺差来维持。 内容来自dedecms
　　
　　其次，中国属于后发国家，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时，GDP规模仅为3678亿人民币，及至2017年初步核算GDP总额已达82.7万亿人民币。中国从2010年起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目前地位稳固，GDP超出全球第三的日本一倍多。近年来全球经济处低增长状态，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量的贡献高达50%多。中国经济发展如此之快主要得益于采取了平衡式发展战略。所谓平衡式发展战略就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第三产业的规模扩张和内部结构变动建立在工农业稳步扩张和结构转换基础上。进一步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以工农业的高速增长为基础的。在4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为全球第一或第二，农业增加值增长率始终保持在3%左右水平，工业则保持在5%以上。因此，中国形成了轻重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且产能位居全球前列。另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市场主体和政府又都注意面对国内外两个市场的需求和供给状况主动调结构、提升技术水平，从而逐步增强了国际竞争力。特别是政府不断深化改革，近年来推出的“放管服”改革、税制改革、金融改革等措施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发展空间，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使经济增长新动能得到了充分释放。这种产业优势和制度优势使中国的产品赢得了美国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认可，最终形成了对美货物出口量的逐年增加。换言之，中国对美货物出口的增长弥补了在美国国内经济缺陷造成的国内供需缺口，没有这个缺口，中国产品质量再好也不会流入美国。
　　
　　显然，中美货物贸易顺差反映出的是两国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商品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格局。要减少顺差额，美国政府应更多反思自己的经济制度安排和政策基调，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美国一直想通过货币手段操控实体经济，试图让全球为美国加工产品、提供低价消费品，反过来又不容忍有货物贸易逆差。这种利益通吃理念完全是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在经济全球化和各国都要寻求经济稳步发展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转化为让各国低头认领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