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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常态下的经济政策导向可进一步带动内需和消费的增长。企业创新活动可为市场提供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进一步提高消费生活的品质，是形成内需消费的外在动力。“双拐点”的出现，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了收入差距的缩小可以提高消费倾向并带来扩大消费的机遇，因此可以形成内需消费的内在动力。新常态正在引领我国社会经济跨越“双陷阱”阻力，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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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经评论·北京）新常态与扩大内需
　　
　　（一）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1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我国的实际GDP增长率改革开放后（1979-2014年上半年）一直保持在年均9.8%的水平，金融危机后（2009-2014年上半年）也达到年均8.7%的水平，但在2014年上半年跌至7.4%，继2012年和2013年之后再次低于8%。分析其原因并非周期性需求衰退，而是劳动力短缺这一结构因素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以往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过去式，今后应着重保持经济7%-8%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反映短期内的消费、投资、出口等需求项目动向，其以供给因素决定的潜在增长率为中心，反复上下波动。如果潜在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率也会随之降低。这里所说的潜在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期间内，各种资源实现最佳配置并充分发挥作用时的经济增长率。我国由于近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以及意味着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消失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潜在增长率出现大幅下降。 内容来自dedecms
　　经济增长率在概念上由劳动投入量和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拉动）构成，后者进而又可以分为“资本投入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2012年11月野村基金会宏观经济研究会议认为，1995-2011年我国的平均增长率（被视为潜在增长率）达到9.9%，分解其中各项因素，得出劳动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度分别为0.7%、5.3%、3.7%，劳动市场出现的两个变化是压低“劳动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贡献度的因素，因此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速度保持不变，潜在增长率就会下降。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意味着人口红利变为人口负担。以前劳动年龄人口不仅持续增加，而且由于年轻人占人口多数，所以社会储蓄率也很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带来劳动供给量的增加，而且储蓄可以成为投资的资金来源，所以高储蓄率带来了资本投入的增加。但是今后如果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老龄化严重，劳动供给量的减少和储蓄率的下降就会压低增长率。其次，除了劳动力短缺，我国还存在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随着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逐渐缩小，后发优势越来越少，这些也都压低了潜在增长率。
　　2.经济结构改善支撑内需活力。在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我国开始将重点从经济规模的扩大转向提高经济质量，因此在产业、需求以及收入分配方面出现了结构性改善。
　　在产业方面，随着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以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大量消费资源和牺牲环境，其发展空间越发有限。服务业因能耗低、注重环保，作为新的增长领域受到关注。其实，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我国的农业和工业比重也随着经济发展而下降，服务业的比重上升，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在2013年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在需求方面，工资和资源价格上涨削弱了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在储蓄率下降的背景下投资能力也不断下降。同时，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的完善推动了消费的扩大。民间消费与GDP比值在2010年触底后开始出现回升趋势，正在替代投资和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收入分配方面，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工资上涨通过劳动报酬份额的上升，对改善贫富差距做出了贡献。东部地区受土地和劳动力紧缺的影响，部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以此为契机，形成了“西高东低”的增长模式。伴随着城镇化发展加速，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镇，他们向家乡的汇款等做法，也使得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其实，由“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构成的“三大差距”已相继开始出现缩小的趋势，综合显示这些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峰值0.491下降到2013年的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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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创新驱动引领发展。生产要素的低价格推动我国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受生产要素价格急速上升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被迫从扩大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量转向通过创新提高生产率。为了加快创新，许多企业不仅从国外引进技术，而且积极开展研究开发。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动力。
　　
　　（二）新常态下改善内需的经济政策
　　
　　1.稳增长与内需。首先，受刺激政策影响，虽然增长率会暂时上升，但不久经济会再次减速，又需要新的刺激政策。长此以往，经济发展将会过度依赖刺激政策。其次，过去实施刺激政策，从中获益的主要是国企，而非民营企业。随之而来的“国进民退”现象对市场化改革目标是一种逆向而行，很可能阻碍经济活力。再次，刺激政策会加剧产能过剩和企业负债。因此，首要任务并非为维持高增长而实施刺激政策，而是通过扩大内需和消费，使经济长期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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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调结构与内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需要“从工业转向服务业”、需求方面“从投资转向消费”、生产方式方面通过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升级来推动“从增加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转向提高生产率”，进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产业方面，要依靠改革推动和开放倒逼加快服务业的发展，重点将增值税覆盖至生产和服务的全部环节，推进金融、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在需求方面，为了扩大消费，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支持发展网络电子商务等新业态，还要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建设法制化的商业环境。进而在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推动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的提升。此外，从中长期来看，城镇化也能通过扩大内需、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缩小地区间差距，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贡献。 dedecms.com
　　3.促改革与内需。在促进改革方面，调整政府和市场职能成为焦点。政府“越位”表现在政府依然掌控土地等重要资源，基干产业也仍被国企垄断。而且掌权官员的自由权限很大，经常直接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缺位”表现在环保、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短缺，经济方面的法律也不完善，执法不透明。需要完善信用和交易秩序的基础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解决这些问题，今后必须让政府职能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并且为了激发市场和民营企业的活力，必须放宽限制，打破国企在许多领域的垄断体制，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扩大内需和拉动消费。
　　
　　企业创新驱动提升消费的品质
　　
　　（一）制约创新的影响因素和对策
　　
　　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成熟仍然是我国创新的巨大阻碍。第一，知识产权保护仍不充分。保护专利权、著作权的知识产权制度使垄断权和使用权并立共存，可以促进创新。因此需要对相关法律逐步建立和完善，消除妨碍国外投资以及技术转让的阻力。第二，国有企业在人才和资金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创新方面需要进一步充分发挥其作用，解除其不必要的市场垄断地位。第三，支持我国创新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也缺乏资金和经验。虽设有创业板，但由于规模小，作为风险投资企业回收投资资金的渠道作用有限，这阻碍了风险投资业以及创新主力军新兴企业的发展壮大。第四，正如新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科斯所指出的那样，“当市场化转型催生了蓬勃发展的商品与服务市场，并让我国成为全球生产领域的领头羊时，需要建立一个创新活动的活跃市场”。因此，全民创业和创新过程中技术思维传播可以带动消费。 织梦好，好织梦
　　
　　（二）创新可以提供优质的服务和消费商品
　　
　　首先，从国家整体水平来看，根据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国INSEAD商学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联合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14》，我国在14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29位。排在我国前面的所有国家人均GDP均高于我国。不仅如此，我国的排名大幅度领先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
　　在产业层面，美国福布斯杂志（2014年电子版）列举了我国领先于世界的8个产业。微支付，我国的IT企业一方面免费提供游戏和网络服务，另一方面销售游戏附属品，赚取小额利润，许多企业利用这种商业模式获得利润。电子商务，我国的电子商务简单且覆盖范围广泛，电子商务已经超越了我国的传统零售业，把商品送到农村地区。快递服务，整体来说，我国的快递服务既快捷又价格便宜。在线投资产品，阿里巴巴旗下的“余额宝”是一个在线投资平台，为顾客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现已跻身全球最大货币基金（MMF）之列。高性价比的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上网的主要途径，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正在转向物美价廉的国产品牌。高铁，我国高铁总里程占世界的一半，成为社会交通变革的主要力量。水利发电，在当今世界发电量最大的25家水电站中我国占有11家。DNA排序，一个完整基因组的测序成本已从2003年的30亿美元降到了如今的几千美元。这一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BGI），该公司的测序能力约占全球基因测序总能力的一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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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消费倾向的收入水平变动趋势
　　
　　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基础是收入水平的变化。在新常态下，之前一直不断扩大的“城镇”和“农村”、“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近年来终于相继出现缩小趋势。
　　从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差距来看，2010年以后，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率超过了城镇。受此影响，城镇与农村人均收入比从2009年顶峰时的3.33倍开始回落，2013年降至3.03倍（见图1）。
　　

图1 城镇与农村人均收入比的变化 注：城镇地区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地区为人均纯收入。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中国统计摘要》制作。
　　
　　从“高收入层”与“低收入层”之间的差距来看，城镇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与最低的20%的家庭人均收入比，从2003年的5.30倍扩大到2008年的5.71倍，之后开始回落，2013年降至4.93倍（见图2）。在农村，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和最低的20%的家庭人均收入比在2011年到达峰值后也开始回落。最后受这些变化的影响，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2013年）以及“2013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2014年）发布数据综合显示，全国（包含农村和城镇）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从2008年顶峰时的0.491下降至2013年的0.473，我国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居民收入进一步趋向合理化。 本文来自织梦
　　

图2 高收入层与低收入层人均收入比的变化 注：高收入层为家庭人均收入靠前的20%，低收入层为靠后的20%城镇地区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地区为人均纯收入。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中国统计摘要》制作。
　　
　　刘易斯拐点和库兹涅茨拐点（简称“双拐点”）共同作用效应。关于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关系，可用西蒙·库兹涅茨（Kuznets）提出的著名“倒U型曲线”进行分析。根据这个假说，收入差距虽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会扩大，但到达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出现改善。纵坐标为收入差距的指标，横坐标为经济发展阶段的指标，两者之间的关系形成“倒U型曲线”（见图3）。
　　

图3 显示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关系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
　　
　　按照这个假说进行分析，我国正好刚刚经过“倒U字曲线”顶点（“库兹涅茨拐点”），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其契机就是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的刘易斯（Lewis）转折点的到来。在还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前，由于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所以即使经济增长，工资也没有多大提高，在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同时，资本报酬份额则有所上升。这在收入分配中不利于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的低收入阶层，而有利于能获得资本收入的高收入阶层，所以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然而，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短缺问题变得明显，工资上升的速度也不断加快。结果造成劳动报酬份额上升，收入差距开始下降。我国2011年以后，出现了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但求人倍率反而持续上升的现象，这说明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受此影响，劳动报酬份额也在2011年开始上升，收入差距开始缩小（见图4）。 内容来自dedecms
　　

图4 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 注：劳动报酬份额=（城镇地区工资收入+农村地区工资收入）/GDP。其中，城镇（农村）的工资收入=城镇（农村）的人均工资收入×城镇（农村）人口。资料来源：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制作。
　　
　　收入差距缩小带来的扩大消费转机
　　收入差距的缩小，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还有利于通过扩大消费从需求方推动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表示消费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的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成反比，收入越高消费倾向越低，收入越低则消费倾向越高。收入差距的扩大，意味着收入集中在消费倾向低的高收入层，是使整体消费倾向降低的原因。相反，收入差距的缩小，意味着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层的收入增长率高于消费倾向低的高收入层，是提高整体消费倾向的原因。
　　收入越高的阶层消费倾向越低、收入越低的阶层消费倾向越高的这种趋势在我国也可以看到。首先，反映了农村的家庭收入比城镇低，2012年农村的消费倾向为74.6%，高于城镇的67.9%。其次，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如果把家庭收支按人均收入分为5个层次（各占20%），可以看到低收入户的消费倾向最高，之后依次按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的顺序，比例逐渐降低（见图5）。例如在城镇，低收入户的消费倾向最高，为81.7%，而高收入户的消费倾向只有61.4%。 织梦好，好织梦
　　

图5 与收入水平成反比的消费倾向（2012年） 注：城镇和农村的各个阶层按家庭收入排序分成五个层次1各占20%）。资料来源：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制作。
　　
　　居民消费与GDP比值以往一直呈下滑趋势，但在2010年降至34.9%谷底后，开始回升，2013年达到36.2%（见图6）。由于收入差距的缩小会引起消费的扩大，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进一步改善民生。我国还处于刚经过库兹涅茨拐点和刘易斯拐点共同作用的阶段，可以预测今后的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还将持续。这种情况将会通过提高消费倾向，切实促进消费的扩大。
　　

图6 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转向上升 资料来源：根据2014年国家纯计局《中国统计摘要》制作。
　　
　　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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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没能转变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因此无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从而导致经济长期低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共同特征包括：剩余劳动力消失、产业升级停滞、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恶化、官员腐败等。“转型陷阱”是清华大学课题组（2012）提出的概念，这里所说的“转型陷阱”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垄断利益集团企图阻止进一步改革，使过渡期的“混合型体制”定型化，结果导致经济发展走向畸形，贫富差距扩大和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严重。
　　为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和“转型陷阱”（简称“双陷阱”），必须在新常态条件下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三个转变，即在需求结构方面从投资和出口向内需消费转变、在产业结构方面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变、在生产方式方面从扩大投入量向提高生产效率转变，因此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是新常态中的重要任务。新常态和企业创新是内需和消费的外部动力，内部动力是收入水平的改善，是拉动消费的基础，“双拐点”的出现为内需消费带来了新的转机，我国应该在新常态环境中及时把握这次机遇，跨越“双陷阱”的阻力，按照中央的“顶层设计”开展和推进各项改革，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紫石，奚希.新常态下商业经济的创新发展[J].商业经济研究，2015（1）
　　2.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推动社会领域创新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2015（3）
　　3.蔺思涛.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就业形势的变化与政策创新[J].中州学刊，2015（2）
　　4.李伟.新常态下以创新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J].中国发展观察，2015（1）
　　5.廖耀华.城镇化、老龄化双趋势下我国劳动力短缺分析及对策[J].商业经济研究，2015（4）
　　6.肖卫.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下的劳动力分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1）
李平进 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