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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持续扩张、企业债务风险集聚与杠杆率抬升，商业银行需要警惕企业债务违约带来的金融风险。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能力取决于自身盈利水平。因此，商业银行内部处置不良资产拥有“三道防线”：一是净利润增速，二是拨备覆盖率，三是资本充足率。文章认为，伴随多年发展，我国银行业的净利润积累、拨备计提以及资本充足率均已达一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段内，以“以丰补欠”足以支持不良资产的处置需求，行业不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 内容来自dedecms

　　（中经评论·北京）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导致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降低、产业结构调整与“去产能”进程中的银行投资信贷损失，以及我国经济处于金融周期高涨期顶部的现实情况，未来持续降低金融企业的杠杆率，确保全社会债务余额/总产出比例（即“杠杆率”）伴随“保增长”目标的实现逐步降低，成为了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亟待解决的难题。
　　
　　我国的债务规模与杠杆率
　　
　　我国债务规模、杠杆率的整体情况
　　
　　我国的债务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国际市场关注的焦点，不同国家的研究与投资机构对我国债务占GDP比例的估算也不尽相同，但他们普遍认为，这一比例已经远超新兴经济体的平均负债水平。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数据，2016年第一季度我国非金融部门总体杠杆率已从2008年的148.3%攀升至254.9%，复合年均增长率为8.04%，我国杠杆率已超过美国金融危机前的杠杆率（246.3%）8.6个百分点，同时高于G20集团的247%杠杆率，也高于新兴经济体的186.6%的杠杆水平。从负债结构看，BIS测算的2016年第一季度我国政府负债率为40.7%、居民负债率为39.5%、企业负债率为169.1%。其中，政府部门负债率与国际水平持平且整体可控，居民负债水平低于国际主要经济体，而企业负债率高于OECD国家90%的阈值，且显著高于美国、日本，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由此可见，企业高负债已成为了我国债务结构中的突出风险点（见图1）。 织梦好，好织梦
　　

图1 2008-2016年世界主要经济体非金融企业债务水平
　　
　　根据彭博公布的我国负债结构数据显示，2007～2015年我国企业债务由102%上升至165%，银行债务由26%降至19%，政府债务由17%上升至22%，而居民债务则由19%升至40%。彭博的数据同样显示出企业债务占据我国总债务的主体地位。
　　
　　我国的国家资产负债情况
　　
　　鉴于上述各方对我国债务统计边界的界定混乱，笔者改以观察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整体情况，进而判断当前我国的债务风险情况。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公布的数据显示，一方面，2007～2014年，国家净资产年均增加额为31.1万亿元，持续低于同期我国GDP增速，反映部分GDP变为了无效投资（如投入产能过剩行业），导致了当前产能过剩问题的形成。另一方面，2007～2014年，我国总资产从284.7万亿元增加到691.3万亿元，增长406.6万亿元，年均增长67.8万亿元。同期，国家总负债从118.9万亿元增加到339.1万亿元，增长220.2万亿元，年均增长36.7万亿元。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急速扩张以及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呈现上涨趋势，反映了在国家资产形成中，我国对以间接融资为主要模式的债务融资依赖持续上升，形成了我国债务风险不断提高、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非金融企业债务规模与杠杆率快速攀升、商业银行不良率与不良贷款余额“双升”等问题。
　　
　　商业银行面临的债务风险
　　
　　面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持续扩张、企业债务风险集聚与杠杆率抬升，商业银行需要警惕企业债务违约带来的金融风险。企业债务风险反映到银行端就是不良贷款，2013年第三季度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呈上升趋势，银行的资产质量持续承压。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升至1.75%，不良贷款余额13921亿元、同比增长41.7%；相较于2013年初，不良贷款余额增加了2.64倍，不良贷款率提高了0.79个百分点（见图2）。
　　

图2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
　　
　　伴随商业银行不良率的快速上升，商业银行的关注类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余额之间的“剪刀差”持续扩大。其中，关注类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余额之差已由2014年第一季度的9092亿元，快速上升至2016年第一季度的1.8万亿元，增长近一倍。关注类贷款与不良贷款余额占比也由2014年第一季度的1.46%快速上升至2016年第一季度的2.26%，上升了0.8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银行业资产质量继续承压，资产质量不断恶化。
　　
　　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
　　
　　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能力取决于自身盈利水平。因此，商业银行内部处置不良资产拥有“三道防线”：一是净利润增速，二是拨备覆盖率，三是资本充足率。简单归纳，就是做实利润、提足拨备以及资本充足。
　　
　　净利润增速
　　
　　2010年以来，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持续下降，目前已触及历史低位，这源于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是央行降息和利率市场化改革造成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二是银行信用成本不断上升，2015年上市银行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速达54.1%；三是为抵补预期损失，各家银行机构加大了对贷款损失准备金的税前计提，而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已成为当前冲击银行利润的首要因素。未来，随着银行净利润增速持续下降，处置不良资产的财务资源空间将逐步变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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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备计提
　　
　　根据银监会宏观审慎视角的逆周期监管以及“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原则要求，我国商业银行机构自2009年开始引入动态拨备制度，前瞻性地在经济上行期和利润较好的情况下多计提拨备，以应对未来不确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在这段时间内，不少银行机构进行了超额计提，并将超额计提部分计入了二级资本，确保了拨备计提的增加与资本充足率的不降低。
　　
　　然而，2014年以后，提足拨备的现象发生了变化。根据中国银监会公布的《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显示，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5%，已超过监管规定的不良贷款率阈值1.67%约0.08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上升为3.06%，拨备覆盖率已降至175.03%（见图3）。个别银行拨备覆盖率甚至一度低于150%的监管红线，银行机构依靠“存粮过冬”面临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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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与贷款拨备率变动
　　
　　资本充足率
　　
　　众所周知，资本的作用是抵补非预期损失（Unexpected Loss），资本充足的标准是银行所持有的资本足以覆盖各类非预期损失，而各类资产和表外项目的预期损失（Expected Loss）则是由银行所提取的风险损失准备金（即拨备）抵补。
　　
　　根据巴塞尔协议Ⅲ和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要求，我国已于2012年7月1日开始实施全球统一的资本监管标准，一方面，商业银行需将留存利润计入核心一级资本；另一方面，为避免更高、更审慎的拨备制度造成资本充足率下降，银监会允许商业银行将超额拨备部分计入二级资本（又称“附属资本”），目的是在实施逆周期审慎监管的同时，不降低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受此影响，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持续大幅度改善。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与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了10.96%和13.38%的历史新高，高于巴塞尔协议Ⅲ规定的监管要求4.96个和5.38个百分点，我国银行机构的资本实力、综合业务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持续提高。作为银行抵御风险的最后屏障，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主要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依旧较高，一定程度上可以抵御企业债务风险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综上，尽管商业银行当前面临盈利能力持续下滑的问题，不过，若将研究的时间放得更长远一些，不难发现，我国银行业历经“黄金十年”发展期（2004～2014年），盈利能力稳步提升，净利润增速常年维持在20%左右；银行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提升；资产规模高速增长，复合增长率高达30%；拨备率持续高于国际同业水平，并从2015年起，开始呈现逆周期调节特征；资本充足率水平稳步提升，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加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由此可见，伴随多年深耕发展，我国银行业的净利润积累、拨备计提以及资本充足率均已达一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段内，以“以丰补欠”足以支持不良资产的处置需求，行业不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