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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和中兴，都离不开“轻徭薄赋”、“开禁山林”、减轻人民负担。政府及其附属部门规模太大、百姓负担太重、政府管制太多，是当前中国经济困局的最重要原因。我们必须真正地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控制政府人员规模和支出规模，减轻人民负担；通过商事制度和审批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破除行政垄断等措施，重新捡回人民对于未来的信心和活力。这才是供给侧改革的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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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经评论·北京）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后，市场上出现诸多专家解读，总的来看，真知灼见少，误解曲解或望文生义者多，有国际视野和历史纵深感的看法更少。
　　
　　有人说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概念后，改革进入了新阶段。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供给侧改革的说法虽然中央刚刚提出来，但供给侧改革的思想和实践早在2013年3月份李克强担任总理时就已经开始了，突出表现就是简政放权，包括商事制度改革、行政审批改革、铁路体制改革、上海自贸区建设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更是一份完整全面的供给侧改革大纲，核心思想是“放松管制、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转型升级”等典型的供给侧改革思维。
　　
　　然而，这远远不是供给侧改革的起点。事实上，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供给侧改革实践。有人望文生义，说计划体制主要是供给管理，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加强“计划”和发改委的地位，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减少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计划成分，增加市场成分，即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广义上看，之前的中国供给侧改革共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承包和个体私营经济合法化以及价格市场化改革；第二个是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的“解放思想”和“下海潮”、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随后的政企分开、撤销专业部委；第三个是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后因为融入全球价值链而成为世界工厂。现在则是第四个阶段，主要内容是深水区的体制改革和开放。 织梦好，好织梦
　　
　　既然当前的供给侧改革仍然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一部分，为什么要用“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历史反思和纠正。
　　
　　中国第一次使用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亚洲金融危机汹汹而来，中国出口部门下滑明显，为了刺激经济增速，时任总理朱镕基采取了放松银根、扩大基建投资特别是高速公路投资等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当然，需求管理政策在当时是“配角”，行政体制、国企改革等供给侧改革仍然是“主角”。到了温家宝总理任内，需求管理政策正式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角”，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频繁使用，城乡居民的住房和出行需求得以释放，带动了房地产、汽车、冶金等行业的高速成长。当然，最典型的需求管理政策，就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出台了被称为“四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这项政策虽然使中国经济呈现“V字”型反转，“率先”在危机后复苏，但问题是这项规模庞大的刺激政策，使生产部门形成了庞大的生产供应能力，一旦刺激政策退出，则必然出现巨大的“产能悬崖”和产能过剩。事实上，今天中国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包括产能过剩、僵尸企业、房地产高库存、实体经济衰微等，都与过去的需求管理政策有直接关系。需求管理政策着眼于短期，而中国改革需要的是解决中长期问题。把需求管理政策作为主角，是过去十多年间宏观调控政策的巨大教训。这也是中央说的“前期政策消化期”的真实含义。现在强调供给侧改革，并非完全否定需求管理政策，而是更强调“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主角”作用，更强调当前改革是过去改革史的顺延。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和中兴，都离不开“轻徭薄赋”、“开禁山林”、减轻人民负担。根据中央党校周天勇的计算，2014年中国财政供养的各类人员规模为7600万，比2007年增加了900万，官民比例高达1：19。如果再加上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所说的广泛存在于中国经济社会中的“第二税收系统”（或历史学者洪振快所说的“亚财政”），中国居民、个体工商户和企业面临着更沉重的负担。政府及其附属部门规模太大、百姓负担太重、政府管制太多，是当前中国经济困局的最重要原因。过去邓小平总讲“解放生产力”，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让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的要求。供给侧改革此其时也。我们必须真正地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控制政府人员规模和支出规模，减轻人民负担；通过商事制度和审批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破除行政垄断等措施，重新捡回人民对于未来的信心和活力。这才是供给侧改革的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