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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为市场化的土地供给思路

发布时间:2017-07-07 作者:派智库 来源:上海证券报 浏览:【字体:

[摘要]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禀赋和经济发展的差异较大,因此中央从大局出发,一直强调区域间协调发展。但结果是,土地供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决定,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净流入的地区和经济发展较慢、人口净流出的地区获得同样的土地供给。虽然住建部和黄奇帆都提出了人口、产业、土地相适应的理念,但这一理念离市场化的土地供给政策还有一定距离。试想,如果土地供给能市场化,将大城市周边的农业土地释放出来,让自然资源更合适的省份承担农业生产职能,这将释放多少制度红利? 内容来自dedecms

  (中经评论·北京)城镇化之路该怎么走,大城市该如何转型发展,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摸索。
  
  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黄奇帆稍早时候在复旦大学以《关于建立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的若干思考》为题演讲时,剖析现行土地政策,提出了“土地跟着人口和产业走”的思路。他的讲话与住建部、国土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近期住房及用地供应管理和调控有关工作的通知》遥相呼应。该通知提出,对消化周期在36个月以上的,应停止供地;消化周期在36至18个月的,要减少供地;在12至6个月的,要增加供地;6个月以下的,不仅要显著增加供地,还要加快供地节奏。这反映出了一种更为市场化的土地供给思路。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禀赋和经济发展的差异较大,因此中央从大局出发,一直强调区域间协调发展。但是,社会各界普遍把均衡发展理解为均匀发展,甚至过度担心人口聚集的后果,刻意控制大城市。结果是,土地供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决定,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净流入的地区和经济发展较慢、人口净流出的地区获得同样的土地供给。例如,北京、上海经济、人口增长的速度远快于天津,但2005年至2014年累计建设土地供给都小于天津,三者分别是46,534.74公顷、 62,715.83公顷和81,729.08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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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经济原理,资源应投入到产出最高的领域。同样单位的土地资源,投入到不同的地区,产出大不一样。即使在农业社会,我国也存在明显的“经济―人口”分界线,即“黑河―腾冲”线,该线以南土地面积占全国的36%,但人口占96%。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就是人口、资本向东南沿海集中的三十多年,东南沿海地区每单位的土地产出的经济价值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南沿海是中国经济的重点地区,产出我国一半以上的GDP,在土地供给上,东南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一视同仁,是一种经济无效率的行为。
  
  事实上,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土地供给政策,已成限制人口在经济发达地区落户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经济发展带动人口从经济落后地区迁入经济发达地区,迁入后的人口消费水平提高,由此带动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需求。我国原本也可以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农村人口到经济发达地区工作,长期工作后移居经济发达地区,消费上升至发达地区水平,带动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需求。但是,现有的土地供给制度迫使人口回到经济欠发达地区,既形不成内需,更不用提产业升级。更严重的是,现在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上涨,甚至连985、211院校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都因为高房价不得不回到经济不发达的家乡。 copyright dedecms
  
  均匀化的土地供给甚至已积累了严重的金融风险。由于土地供给没有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区别对待,各地方政府都为了本地区财政收入卖地盖房子。一二线城市住房供不应求,京沪深穗一线城市均价已在每平方米5万以上,租售比大约不到2%。“刚需者”不得不从银行借入房屋抵押贷款来支付房款,部分投机者则更以高杠杆来赌房价持续上涨。高杠杆下,银行风险不断积累,以致金融风险“绑架”房价,让市场普遍形成预期:政府不能承受房价下跌带来的金融风险,房价因此不会跌。在这种预期的驱使下,杠杆、房价、金融风险都在进一步抬高,形成“房价―杠杆―金融风险―预期”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在很多三四线城市,特别是资源型、产能过剩行业集中的城市,又存在大量无人居住的新建社区,房地产销售很困难。
  
  显然,以土地等手段限制人口流向大城市的政策与国际趋势、产业发展趋势相悖。国际经验表明,经济、人口聚集是常态。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50%左右的GDP是集中在占全球陆地面积1.5%的土地上创造的。巴黎只占法国面积的2%,却产生了全法国28%的GDP;东京聚集了日本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产生日本近四分之一的GDP;伦敦人口占了英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从产业发展趋势上看,下一步我国主要经济增长点在于服务业。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超过了一半。服务业人口规模效应更要强于工业社会。打车软件、外卖、团购都是在人口聚集的京沪深穗杭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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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住建部和黄奇帆都提出了人口、产业、土地相适应的理念,但这一理念离市场化的土地供给政策还有一定距离。试想,如果土地供给能市场化,能形成土地的统一大市场,将大城市周边的农业土地释放出来,让部分自然资源更合适的省份承担农业生产职能,这将释放多少制度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