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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立下的军令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缺乏足够的互动与沟通，影响了精准扶贫的精准度，降低了干部工作的积极性，所以进一步推进精准脱贫要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贫困农民、各级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三个互动”。 copyright dedecms

　　（中经评论·北京）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解决贫困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长期致力于推进脱贫工作。“UDNP表示1990-2015年间，完成了全球1/3的扶贫任务，为千年发展目标的成功实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攻坚作为全党的庄严承诺，对扶贫工作作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思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当前脱贫攻坚工作已经取得显著成效。“2013-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但是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缺乏足够的互动与沟通，影响了精准扶贫的精准度，降低了干部工作的积极性，所以进一步实施精准脱贫必须要实现“三个互动”。
　　
　　一、要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从此次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来看，坚持的是“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运行体制。中央政府是此次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推动方，是重大政策的核心提供方，是基本资金的主要投入方，是扶贫成效的主体裁定方。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地域广大、国情复杂，各地群众的贫困程度、致贫原因以及脱贫举措并不十分一致，简单的、自上而下的、“一刀切”式的扶贫模式并不能完全适应精准扶贫的要求，当前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由于中央和地方缺乏必要的互动与交流，导致地方干部对精准扶贫的必要性、重要性认识不足。一些地方干部依然没有认识到精准扶贫的重大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并没有把精准扶贫作为政府的基本责任，对这一重大部署依然存在内心不认同、执行不主动的问题。在调研中，经常可以听到部分基层干部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比如“扶贫就是扶懒人、造懒汉”，“有些人就根本扶不起来”，“帮扶的越多矛盾越大，做的事情越多群众越有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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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中央和地方缺乏必要的互动与交流，自上而下的单向性导致扶贫工作没有做到精准化。比如，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在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中，2014年国家统计局测算出全国农村贫困居民人数，然后把贫困户指标逐层分解到各行政村，并通过严格的程序形成最终的贫困户名单。“贫困户最后名单的出炉确实是自下而上，但自上而下划拨的贫困户指标变成了一种福利，即使本村的贫困户放在邻村可能是富裕户，但没有一个村庄会放弃对贫困户指标的争夺，识真贫的目的就难以达到。”虽然说在贫困面较大的情况下进行指标化管理是较为有效和容易操作的方式，但是通过指标来进行贫困户数的分配毕竟较为呆板。而且在贫困户识别之初，由于各乡镇贫困指标的多次变动，导致部分农民在是否属于贫困户上多次反复，引发了很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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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中央和地方缺乏必要的互动与交流，导致地方干部在扶贫工作的自主裁量权不够。扶贫政策出自多个中央部门，一些扶贫政策约束性很强，导致基层在扶贫资金运用、扶贫措施选择上缺乏足够的空间，即要求“买醋的钱不能用来打酱油”，并且对“买什么样的醋”、按照什么样程序去“买醋”都有细致的规定。再加上基层干部普遍担心因资金使用不当、项目选择失误而被问责，导致创新精神不足，简单僵化照搬照套，基层工作与地方实际的结合度不高，既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浪费，也影响了扶贫政策的实际效果。当前部分县乡沉淀了比较多的产业扶贫资金难以下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再比如，在住房城乡建设部于2016年9月下发《完善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使用制度的通知》之前，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资金只针对单个农户，不论农户进行什么方式的改造、需要多少危房改造资金，都按照标准定额直接发放给农户，基层政府不能捆绑统筹使用这部分资金，不能实现抽肥补瘦、合理利用，降低了危房改造资金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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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强调中央政策的执行刚性是很有必要的，可以有效防止精准扶贫跑偏、资金使用不当，可以防止基层政府的不作为、慢作为。但是地方政府、基层干部才是精准扶贫的具体实施者和一线指挥者，他们应该最清楚扶什么人、如何扶。如果把所有的决策权都集中在中央政府，且中央的各项政策都十分细致，无疑会造成中央政策不服水土的问题。所以，只有加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沟通互动，才能进一步提高扶贫的精准度。
　　
　　一是要把增强基层干部推进精准扶贫的积极性作为重点，进一步加强自上而下的针对性宣传教育。宣传教育不能不顾及教育对象的所思所想，不能自说自话。要深入了解基层干部的困惑，鼓励基层干部表达疑虑，进而在了解干部所思所想的基础上针对干部心中的郁结针对性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特别是要围绕精准扶贫的意义价值、基本要求、重大政策以及其他地方的有益探索等方面做好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加强对中央政策的解读，切实澄清基层干部的错误认识，为进一步推进扶贫工作营造出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二是要以提高中央政策的精准度作为目标，完善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完善机制。要提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制定的参与度，相关部门在出台政策前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要充分听取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全面分析全国不同地区的情况和特点，从而提高中央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要完善政策后评估调整机制，在增强中央政策的执行力的同时，加强对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的研究和分析，鼓励地方政府就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向上级政府反映，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完善。三是要以增强干部创新创造的积极性为重点，完善干部在扶贫攻坚工作中的容错机制。中央应赋予基层政府和干部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既要加强监管，更要充分信任。要坚持“三个区分开来”，进一步完善干部的扶贫攻坚容错免责机制，要鼓励干部不断创新、支持干部大胆探索、允许干部敢于试错，倡导干部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同时相对灵活地因地制宜实施各项扶贫政策和扶贫资金。 copyright dedecms
　　
　　二、要实现地方政府与贫困农民的互动
　　
　　地方政府是精准扶贫的具体组织者，贫困农民是精准扶贫的直接受益者。从理论上讲，二者应该是高度一致的。但是现实情况显示，当前地方政府和贫困农民之间出现了相互之间的不理解、不满意的问题，甚至成为引发基层矛盾、造成上访的重要因素。为什么好的动机没有得到好的结果？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双方互动不够、沟通不够。
　　
　　（一）在贫困户入列问题上存在较多矛盾
　　
　　如前所述，在识别贫困户的过程中，由于采用指标化管理的办法，导致每个县、每个乡、每个村应该有多少贫困户都有较为具体的指标。一是农民的收入本身难以确切计算，存在诸多隐性收入；二是在贫困地区，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十分明显的贫富差距；三是由于在首次精准识别时，部分贫困群众不了解扶贫政策含金量，因此主动报名的积极性不高，所以在贫困户识别上依然没有完全实现精准要求。以农村低保制度为例，高翔等人通过对山东省某县38个村458户农村居民的走访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的扶贫政策，尤其是农村低保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的问题，低保居民的身份识别准确性不高。目前，随着扶贫实践的全面展开、各项扶贫政策的落地，农民中的攀比情绪、不满情绪也在滋长，“为什么他是贫困户我不是”，“为什么他能享受这样的政策而我不能”等疑问开始涌现出来，并诱发出诸多的基层矛盾。比如，在某单位过春节组织的访贫问寒活动中，一些非贫困户也要求享受各种慰问品并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导致该单位只能把访贫问寒对象扩展到全村。 织梦好，好织梦
　　
　　（二）一些基层政府推出的扶贫举措难以被农民接受
　　
　　精准扶贫必须精准施策，但是部分贫困人口对地方政府推出的扶贫举措不认同、不接受。比如，在一些地方，政府希望农民把扶贫资金捆绑起来发展集体经济，老百姓却希望把钱发放给个人由个人支配；有些地方政府希望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老百姓却希望能够政策兜底；有些地方政府希望农民搞养殖种植，农民却要求买农业机械；有些地方政府积极推动贫困村整体移民搬迁，部分老百姓却漫天要价、不予配合；甚至有些地方出现政府给群众买来用于做种子的葵花籽，老百姓却炒着吃了的极端案例。
　　
　　（三）一些精准扶贫的举措与农村农民的需求不相适应
　　
　　一些地方政府主观臆断，推出的扶贫举措带有主观性和盲目性，既与农民的实际需求不相吻合，也与市场的发展趋势不相一致，不仅起不到精准扶贫的作用，反而进一步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比如，教育扶贫是造血式扶贫的重要手段。但是一些地方在推进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的过程中，只注重形式和过程而不重视结果，课程设计非常粗糙、教师选择较为随意，并没有真正从农民需要什么劳动技能、什么样的劳动技能才能满足市场的要求等方面进行思考和谋划，导致农民参与的积极性非常低。再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没有考虑农民种养传统和种养技能，也不进行市场分析、不帮助寻找销售渠道，而是盲目让农民养兔、养驴，导致搞什么赔什么。
　　
　　精准扶贫不能剃头担子一头热，更不是政府代替农民大包大揽。精准扶贫既要全方位激发农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也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引导农民意愿。这就要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地方政府要全面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摆正位置、放低身段，加强与贫困农民的互动沟通。
　　一是要持续深入宣传教育、强化政治动员。贫困地区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营造脱贫攻坚的浓厚舆论氛围。要以政策普及为基础，通过宣传栏、宣传册等多种宣传手段，进一步让老百姓了解贫困户识别的基本指标、贫困户应该享有哪些政策、中央推进精准扶贫的基本理念等较为基本基础的政策。要以培育信心为核心，应注重“扶志”，选塑一批脱贫致富先进典型，用身边人的身边事激发贫困户摆脱贫困、追求富裕的内在动力。要以提高技能为重点，应着力“扶智”，要坚持按照农民需求培训、按市场需求培训作为基本原则，以方便、管用为培训导向，把产业扶贫、劳务输出扶贫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结合起来，真正发挥出教育扶贫的效果。二是要切实深入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建议。要切实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当好群众的学生。无论是贫苦户识别进入还是贫困户脱贫退出，无论是教育扶贫还是产业扶贫，只要和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基层干部就必须要充分考虑群众的所思所想，必须要深入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在一些矛盾较为聚焦的事项上诸如扶贫资金使用、产业项目选择，更要注重调查研究，坚决防止主观武断。三是要耐心解释引导、理顺群众情绪。面对群众因观念落后、思想狭隘而产生的不理解、不赞同、不满意等负面情绪，既不能消极对待、置之不理，更不能简单粗暴、批评指责，而是要深入细致地做好解释引导工作。特别是在贫困户的入列退出、扶贫项目的选择、扶贫资金的使用等矛盾易发多发领域，各级政府既不能粗暴干预也不能放任自流。这就要求基层干部特别是乡镇和扶贫工作队要深入群众、深入一线，以问题为导向坚持精细管理、精准定位，努力做到精准化解矛盾、精准施策推进。 内容来自dedecms
　　
　　三、要实现各级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互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我们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把全社会动员、全社会参与作为重要原则，努力推动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主体多元化扶贫体系。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有些地方政府缺乏与其他社会主体的沟通，“更多采取经济思维，并习惯于在扶贫资金、项目、效益上打转转，几乎不去考虑在这个过程中怎样实现多元主体的参与，如何实现资金、项目和其他资源与需求的有效对接，如何进行科学、公正、公开的评估等，经济思维替代了社会治理思维。”这就导致当前在精准扶贫中，政府独大、其他社会力量没有得到充分动员，多元主体扶贫体系没有完全形成。
　　
　　由于缺乏充分的互动，各类经济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解决贫困的关键是为农民增收提供源头活水。各类经济组织主要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可以在吸纳就业、输入项目、投入资金、农产品收购、荒山荒坡开发、发展特色乡村旅游等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成为精准扶贫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大部分国有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停留在较浅层次上，基本是带有行政强制性的各种慰问品和慰问金投入。民营经济参与扶贫的主动性、积极性更差，甚至有些民营企业拒绝参与精准扶贫。经济组织参与扶贫的动力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从政府方面去检讨，相关信息披露不充分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即政府没有充当起农村与经济组织之间的桥梁和中介。比如，农村有剩余劳动力需要输出而企业也有用工需求，农村有发展乡村旅游的潜质而企业也有投资的需求等，但由于双方之间缺乏信息的互通，导致农企之间难以实现有效对接。
　　
　　由于缺乏充分的互动，各种公益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提升。中国的公益组织曾经长期活跃在扶贫领域，在为贫苦人口“造血”上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这一轮的精准扶贫中，公益组织却呈现出被有些学者称为“集体性缺位”的状态。为什么一贯活跃在扶贫第一线的公益组织在如此大规模的精准扶贫中缺位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精准扶贫在各级政府的全方位主导之下，公益组织似乎难以找见自己的发力点。甚至个别地方的基层政府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并不欢迎有时甚至反对公益组织介入本地的扶贫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于2014年专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要求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明确了支持社会力量扶贫的“五大政策”。各级政府应在深入贯彻落实《意见》精神的基础上，充分加强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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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扶贫信息的披露工作。尝试建立各级政府的扶贫网站，搭建起全社会参与扶贫工作的信息平台。扶贫网站要在全面刊载当前扶贫政策解读、本地扶贫工作动态的基础上，重点披露贫困农民的个性化需求、贫困村的资源赋存、农林牧副渔产出、扶贫工作急需事项、社会公益捐助资金的使用情况等内容，以利于社会各界了解当地扶贫工作的进展、农民的所思所盼，从而找准符合自身特点的、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的扶贫切入点。二是各级政府要主动与社会力量沟通。各级政府要主动邀请各类经济主体、各种公益组织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要以地方人大、政协以及统战、民政等部门为主，通过召开扶贫工作论坛、扶贫工作座谈会等形式主动与社会各界交流扶贫工作，积极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大力宣传表彰在精准扶贫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个人和典型事迹，为参与扶贫的经济主体提供各种便利，营造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良好舆论环境。三是各级政府要创新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途径和载体。地方政府不能坐等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而要积极创新方式方法以方便各种社会组织，可以尝试将某些环节的扶贫工作整体打包成扶贫项目，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提供给各类社会力量。比如，针对农民的知识技能培训，政府就可以在提出标准、加强考核、予以付费的基础上整体打包给专门从事农民教育的公益性组织。再比如，针对产业扶贫，政府也可以在精确测算、厘清权责的基础上将其打包交由经济组织实施，政府把相关的产业扶贫资金拨付到相关企业。 本文来自织梦
　　
　　总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庄严使命和郑重承诺。精准扶贫已经进入关键阶段、攻坚时期。要实现精准扶贫“六个精准”的要求、实现精准脱贫、夯实共同富裕基础，政府必须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更不能失位，这就要求必须彻底改变大水漫灌的错误做法，就必须彻底扭转政府单向发力的传统思维，形成多层次互动、多方面沟通、多渠道治理、多主体参与的精准扶贫良性机制。
　　
　　参考文献：
　　
　　[1]张秀艳，潘云，贫困理论与反贫困政策研究进展[J].经济问题，2017（3）.
　　[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更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N].人民日报，2017-02-23.
　　[3]吴晓燕.精细化治理：从扶贫破局到治理模式的创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6（6）. copyright dedecms
　　[4]高翔，李静雅，毕艺苇.精准扶贫理念下农村低保对象的认定研究－－以山东省某县为例[J].经济问题，2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