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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东北三省从分税种分成转向总额分成的时间先后以及总额分成体制的地区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财政体制转变与县（市）政府财政扩张倾向之间的关系。基准双重差分回归结果显示，总额分成体制对县（市）财政扩张产生了正向的激励。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进一步表明，总额分成体制的政策效应并不存在显着的时间趋势。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关键词：总额分成 边际激励 双重差分 财政扩张 本文来自织梦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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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财政体制通常会对政府产生不同的经济激励。从体制变动背后的政治过程来看，财政体制的变动也有可能是政府调整自身激励的结果，致使很难在实证上观察到财政体制变动对政府经济激励的因果效应。就我国省以下政府财政体制而言，政府的层级以及预算软约束等影响着政府的财政激励。自1994年开始的旨在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划分与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分税制改革至今已经历二十多年，但由于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仍未完全理顺，分税制与最初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贾康和刘薇，2015）。当前，政府间税收收入的分配、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以及转移支付体制等，仍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dedecms.com

现有财政体制缺陷导致相关财政体制的变动可能存在内生性，即政府可以通过财政体制调整来改变预期（何富彩，2017）。不过，辽宁省在2010年从分税种分成体制转向总额分成体制，为从实证上研究省以下财政体制变动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可进行因果识别的证据。一方面，相比分税种分成体制，总额分成体制更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财政增收以及扩张财政支出的激励。另一方面，总额分成体制与县（市）政府当年本级财政赤字可能互为因果。因此，本文利用县（市）政府上一年财政赤字作为测度县（市）财政扩张的代理变量。基准双重差分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地区固定效应之后，总额分成体制对县（市）政府财政扩张产生显着的正向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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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按税种分成转向总额分成体制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从2001年起，针对省以下财政体制逐渐暴露的问题，江苏、福建、浙江、辽宁以及湖南等五省开始逐步调整省以下财政体制，上述五省先后从分税种分成体制转向总额分成体制（崔运政，2012）。东三省中的辽宁省于2010年对省以下财政体制进行调整，将原体制规定的省级共享税收收入全部下划到市、县，作为市县固定收入，税收实行属地征管、属地入库。省对各市原体制规定的省市共享税收形成的财力实行总额分成，由市向省上解财力。与此同时，省对各市当年上解省财力增量部分按40％的比例予以返还。与辽宁省不同，东三省中的黑龙江省与吉林省以下政府税收收入分配实行的是按税种分成的体制。从2013年6月之前黑龙江省与吉林省的省以下财政体制来看，黑龙江省于2006年颁布的体制规定，营业税是省级分成的主要税种，省级财政在营业税的分成比例为50％。而吉林省于2004年颁布的财政体制则规定，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以及个人所得税是省级分成的主要税种，省级财政在这4个税种的分成比例分别为12.5％、50％、16％以及16％（贾康和刘薇，2015）。 内容来自dedecms

尽管省以下财政体制中政府税收收入分配机制仅仅属于当前省以下财政体制的一部分，但通过分析税收收入分配机制变动对县（市）政府经济激励产生的影响仍然可以从整体上探讨当前省以下财政体制对政府经济激励的效果。一方面，在辽宁省于2010从按税种分成体制转向总额分成体制之后，黑龙江省与吉林省仍然属于按税种分成体制。总额分成体制以及按税种分成体制不仅与政府财政关系的层级、转移支付关系而且与政府间事权同财权相匹配的原则密不可分。总体上来看，按税种分成体制或者总额分成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形塑县（市）政府同省级政府之间财政层面的预期及激励。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辽宁省从税种分成体制转向总额分成体制可能意味着政府间财政层面激励的变化。另一方面，就省以下财政体制与政府间财政激励之间的关系而言，如果存在预算软约束，则意味着即使财政体制没有出现明显改变，仍然可以观察到政府财政层面激励的显着变化。一旦县（市）政府预期可以利用上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中的不确定部分弥补自身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这就很难抑制县（市）政府内生性的财政扩张倾向。利用辽宁省所辖县（市）实行总额分成体制的前后以及辽宁省、黑龙江省同吉林省所辖县（市）在总额分成体制上的地区差异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则可以从实证处理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在基准双重差分回归模型中，通过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可以分析税收收入分配体制变动对县（市）政府财政激励的因果效应。此外，本文的基准双重差分回归模型将被解释变量设定为县（市）政府上一年本级财政赤字，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可能存在的预算软约束对县（市）财政扩张产生的影响。假设存在预算软约束，不管是在总额分成还是在分成体制下，县（市）政府都可能具有内生性财政扩张激励，而双重差分模型通过总额分成政策的变动将预算软约束对财政扩张激励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三、基准双重差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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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与模型 本文来自织梦

利用2010至2014年《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财政体制转变与县（市）政府财政扩张倾向之间的关系。基本回归计量模型设定如式（1）所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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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efictit是i县在t-1年本级财政赤字（亿元）。Pi是衡量省以下政府间税收收入分配总额分成体制的哑变量，Tt是实行总额分成体制的年份哑变量。在2010年转向总额分成的辽宁省辖区内的县（市），是本文基准双重差分模型中的处理组别，i=1。而黑龙江以及吉林两省辖区内的诸县（市）是本文双重差分模型中的对照组，i=0。本文数据的时间范围为2009至2013年，就年份哑变量而言，在2010年之前，t=0。而在2010年及2010年之后，t=1。本文最感兴趣的协相关系数是β，在控制住地区固定效应后，β测度了从按税种分成转向总额分成财政体制的平均处理效应。Xit是协相关解释变量，包括人口密度（人口数且/平方公里）、上一年乡村就业者人均创造的第一产业产值（元）、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第二产业产值占GDP之比（％）、人均财政预算内收入、人均财政预算内支出。 本文来自织梦

（二）基准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从计量方程（1）来看，总额分成体制哑变量与体制变动前后时期哑变量的交互项与上一年县（市）政府本级财政赤字的协相关。考虑到县（市）政府财政层面的预算软约束对其预期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此处利用县（市）政府上一年本级财政赤字作为衡量县（市）政府财政扩张的代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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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基准双重差分的回归结果表明，从平均意义上来说，总额分成体制对县（市）政府上一年本级财政赤字具有正向作用，均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即从按税种分成体制转向总额分成体制给县（市）政府提供了正向的财政激励。此外，上一年乡村就业者人均第一产业产值以及第一产业产值对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这两个解释变量主要测度乡村劳动效率以及产业结构，这两个指标越高则表明经济及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表1的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县（市）政府表现出更为显着的赤字偏好。

随着时间推移，从分税种分成体制转向总额分成体制可能对县（市）政府财政产生更为显着的影响。参考Miller（2008）和Shi and Sun（2016）的计量模型，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总额分成体制可能的时间效应。在基准双重差分模型中，本文控制住地区固定效应。不过，假设总额分成体制有利于增强县（市）政府财政自主性，进而激励县（市）政府的财政扩张。那么，一个合理的推论是，随着时间推移，政策本身的效果可能与地区财政存在交互作用，结果将使基准回归结果出现向上的偏误。稳健性检验方程如计量方程（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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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eficitit-1是指i县（市）政府在t-1年的本级财政赤字。δi是县（市）级地区的固定效应，ρt是年份的固定效应。与基准双重差分回归模型相类似，Xit是协相关解释变量。与基准回归相类似，稳健性检验中的协相关变量包括人口密度、上一年乡村就业者人均创造的第一产业的产值、人均财政预算内收入、人均财政预算内支出以及当年第一产业对第二产业的产值之比等。在计量方程（2）中，本文最为关注的系数b3测度了总额分成体制变动的时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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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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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2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可以拒绝“解释变量与误差项无关”的原假设。在政策变动的当年（2010年），b3的估计值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第二年、第三年以及第四年，b3的估计值同样在统计上显着。从b3的估计结果来看，总额分成政策对县（市）政府财政扩张激励并不存在显着的时间趋势。年度哑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并不具有联合显着性。人口密度、上一年乡村就业者人均创造的第一产业产值以及第一产业同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与县（市）政府上一年本级财政赤字的协相关与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上保持一致。与表1的基准双重差分回归结果不同，在表2的固定效应回归中，不管是人均财政预算内支出还是人均财政预算内收入，与县（市）政府上一年本级财政赤字呈现出显着的负相关，这表明县（市）政府财政扩张激励存在一定的地区异质性。而在基准双重差分回归中，为了分析总额分成体制对县（市）政府财政激励的影响，本文实际上控制了地区异质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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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dedecms.com

本文以2009至2013年期间东北三省省以下政府间税收收入分享体制的变动作为财政体制变动的证据，利用总额分成体制变动的前后以及实施总额分成体制的地区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在控制地区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之后，基准双重差分回归结果表明，从平均意义上来说，总额分成体制对县（市）政府财政扩张产生正向激励。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总额分成体制对财政扩张的影响并不存在时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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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明确的。首先，为了解决省以下政府间税收收入总额分成体制对财政扩张的不利影响，应该在兼顾当地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形下，按照分税制原则，逐渐通过按税种分成体制等来完善省以下政府间税收收入分成体制。其次，就当前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体制的改革而言，应该立足分税制的基本原则，通过制度化建设机制来化解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层面的预算软约束。最后，由于事权与财权的不相匹配迫使县（市）政府在赤字上起舞，需要逐步建立起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政府间财政收入及支出机制等，推动各级政府更好地履行现代公共财政职能。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参考文献： 本文来自织梦

[1]崔运政.财政分权与完善地方财政体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陈锡文.中国县乡财政与农民增收问题研究[M].山西：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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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富彩.分税种分成体制是否有利于抑制财政扩张?——来自2005至2014年江苏及浙江两省所辖县（市）的证据[J].现代经济探讨，2017（6）：1～8.

[4]贾康，白景明.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J].经济研究，2002（2）：3～9.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5]贾康，刘薇.财税体制转型[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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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万慧.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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