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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
发布时间：2019-01-17 作者：派智库 来源：《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 浏览：次【字体： 大 中 小】
内容提要：从长期看，服务业结构变迁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内受到要素扭曲等多种因素影响，服务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过程非常复杂。本文将服务业结构变迁划分为服务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构建服务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影响的动态面板模型，并选取1999—2012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效率显着正相关，服务业结构高度化则与经济增长效率显着负相关。由于人才、知识等要素“质量”不匹配，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附加值偏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低端嵌入”状态，这是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抑制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 本文来自织梦
关键词：服务业结构合理化 服务业结构高度化 经济增长集约化 投入产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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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生产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生态环境恶化、土地和资源使用效率低下、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等问题。毫无疑问，传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在眉睫。当前，服务业发展呈现迅猛之势，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离不开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支持，因此优化产业结构尤其是优化服务业结构，逐渐成为经济增长中具有活力的新动力。
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产生的“结构红利”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并未得出明确的结论，这主要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内涵丰富，且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过程较为复杂。服务业结构变迁表现为要素重新配置产生的结构变化。杨坤鹏和戴翔（2016）提出与G7国家相比，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较低，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锁定状态[1]，这使得服务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存在短期异质性。虽然有关产业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针对服务业的特性研究服务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关系的文献鲜有，这与当前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性不相符。因此，本研究关于服务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关系的分析可以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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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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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过程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学术界围绕产业结构演变产生的“结构红利”效应开展了研究[2-4]。然而，这些研究没有明确地探讨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直接影响，而是间接利用生产率及全要素生产率来讨论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 copyright dedecms
第一，产业结构变迁影响要素再配置效率。产业结构变迁中要素从较低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流向较高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整个社会生产率水平，即“结构红利”使得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干春晖和郑若谷（2009）分析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提出劳动力符合“结构红利”假设，而资本则与“结构红利”假设不符[5]。杨天宇和姜秀芳（2015）采用一般均衡模型拟合了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的事实，并认为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产生影响[6]。毛丰付和潘加顺（2012）探讨了分地域城市产业结构变动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提出只有中部产业结构“工业化”能显着促进城市劳动率[7]。王鹏和尤济红（2015）讨论了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中劳动和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并检验了要素配置的“结构红利假说”[8]。这些研究基本都对产业结构变迁中某一个或两个要素配置效率进行验证，而较少涉及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是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有部分学者对产业结构变迁和全要素生产增长率开展了实证研究[9-10]。上述研究都间接利用了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来探讨经济增长效率，但这并不能准确反映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直接影响，且对产业结构变迁的研究局限于产业结构高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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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部分学者对整体产业结构变迁、农业结构变迁和制造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展开了详细的研究。干春晖等（2011）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利于缓解经济波动，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波动显着正相关[2]。刘伟和张辉（2008）认为，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逐渐降低[11]。部分学者还研究了产业结构变迁与城镇化、住宅价格、能源使用强度的关系等[12-13]。盛来运和付凌晖（2014）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间接推动经济增长，并分析农业与非农产业的经济技术联系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14]。傅元海等（2016）认为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提高了经济增长效率，而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抑制了经济增长效率[15]。张为杰和张景（2012）认为地区产业转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尤其是京津冀地区[16]。严成棵（2016）的量化分析表明1996—2013年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86％[4]。上述研究基本从整体产业结构变迁、农业结构变迁及制造业结构变迁的视角出发探讨，而未对服务业结构变迁影响经济增长效率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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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现有文献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虽然探讨了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但未系统深入考虑服务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二是对产业结构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高度化，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研究鲜有。因此，本文有助于扩展和完善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关系的相关研究。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一是厘清服务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对经济增长效率促进的机理；二是运用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检验服务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三是采用两种方法估计服务业结构合理化，并对模型分地区检验，以增强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服务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关系的机理分析；第三部分为变量设定与计量模型；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与解释；第五部分是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服务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影响的机理分析
服务业结构变迁包含服务业结构合理化和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服务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了服务业各部门的协调发展程度以及生产要素合理有效配置的程度[17]。服务业结构高度化表现为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比重的提高和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升级[18]。当服务业各部门间协调程度或要素利用效率趋于一致时，服务业结构表现为趋于合理状态。服务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趋势并不是总保持一致，可能出现背离，这与制造业结构变迁的过程相类似。当要素市场充分流动，服务业各部门之间要素边际产出趋于相同，服务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是一致的。当要素市场出现扭曲情况，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且要素的边际产出在不同部门之间存在差异，则要素扭曲将抑制产业结构升级[19]。傅元海等（2016）认为要素不能充分流动，制造业间要素利用效率差距扩大，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变化可能相反[15]。因此，当要素市场扭曲时，服务业结构可能出现趋于合理化但没有趋于高度化，或者服务业结构可能趋于高度化但没有趋于合理化。只有当服务业结构既趋于合理化又同时趋于高度化，才是全面的服务业结构变迁。
（一）基于要素市场扭曲视角的分析 dedecms.com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渐进而显着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使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但也产生了如要素市场扭曲等问题。现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中国要素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扭曲[20-22]。市场分割、体制约束及行政垄断等限制要素流动[23]，同时，资本专用性、劳动流动成本等因素也约束要素自由流动[15]。因此，受制于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服务业结构变迁对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不明确。本文重点讨论政策性扭曲、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专用性等几种情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首先，政策性扭曲影响服务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路径。市场的不完善和政策性扭曲均可能导致要素市场扭曲。中国为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规划，对资源进行了集中配置和管理，将劳动力、资本及能源等生产要素人为压低，降低生产成本，重点发展第二产业和重工业[24-25]。这种典型的行政干预使得服务业资源稀缺，要素流动性较差，获取要素边际成本较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当政府积极扶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吸收高素质人才流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占比上升，服务业结构升级；当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边际生产率低于其他服务业部门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降低整体资本的边际产出，导致经济增长效率下降，服务业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效率呈相反变动方向，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情况类似。如果政府为保增长，扶持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降低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如果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部门，服务业结构表现为不合理状态，且资本效率损失低于劳动效率的提高时，经济增长效率提高，即服务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与经济增长效率负相关。 内容来自dedecms
其次，技术创新可能导致服务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影响产生变化。当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开展技术创新，能提高要素生产率，虽然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但可吸引研发新投入和高技能人才流入，服务业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效率有相同的趋势，服务业结构趋于不合理，与经济增长效率负相关。当服务业其他部门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较强时，资本替代劳动力，资本的边际产出逐渐降低，劳动的边际产出逐渐上升，当劳动生产率提高大于资本生产率损失时，服务业该部门的要素利用率上升，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且随着服务业其他部门比例的上升，服务业结构高度化程度降低，因此，服务业结构高度化负向影响经济增长效率，而服务业合理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不明确。 内容来自dedecms
再者，资本专用性影响服务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关系的变化方向。资本专用性使得资本的流动性低于劳动的流动性，当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出现资本深化，劳动边际产出提高，劳动要素流入该部门，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资本边际产出不断下降，当劳动效率提升小于资本效率损失，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可能逐渐降低，服务业结构趋于合理的状态，服务业结构合理化负向影响经济增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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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主要通过引入专业性知识、高素质人力资源、新技术等要素投入，利用较强的知识溢出效应和高度的产业关联性，提高生产效率；由于要素市场扭曲的存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高度依赖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研发资本等供给不足，市场经济制度、产业发展环境等不完善问题突出；当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规模扩大，而市场环境及投入要素“质量”不匹配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无法发挥应有的效应，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导致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低于服务业其他部门，服务业结构高度化负向影响经济增长效率，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正向影响经济增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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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要素市场最优配置视角的分析 copyright dedecms
产业结构变迁是要素从低效率产业流向高效率产业的过程，从而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效率提升[15]。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转变，即呈现出新兴产业的出现、衰退产业的退出、支柱产业的振兴、主导产业的选择；当要素市场无扭曲时，要素实现充分自由流动，流入高效率和高附加值的产业，资源利用效率和投入产出率提高。
然而，即便是无要素市场扭曲的情况，服务业结构变迁并不总是正向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第一，当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要素报酬高于其他部门时，会吸引要素流入该部门。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某些部门不存在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这可能导致存在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的要素流出的部门效率损失；当要素流出部门的效率损失超过要素流入部门的效率提升时，服务业结构高度化负向影响经济增长效率；服务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效率反方向变动。第二，当服务业的其他部门短时间内提高要素生产率，要素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流入其他部门，出现服务业结构变迁逆向化，且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此时服务业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效率呈现反方向变动关系；服务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效率正相关。第三，中国经济“服务化”特征显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政府加快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战略部署，以财政补贴、低息贷款等政策措施扶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该部门的企业以低成本竞争优势吸引其他部门要素流入，直至所有部门的要素边际报酬相等，这时流入要素的配置效率降低，出现了服务业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效率呈现反方向变动；服务业结构合理化则正向影响经济增长效率。 copyright dedecms
综上所述，服务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变动方向并不总是一致，尤其是要素市场扭曲，服务业结构高度化发展所需的高端人才、研发资本等要素投入与市场环境等“质量”不匹配，难以实现高附加值化，服务业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效率关系不明确，服务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效率相关也不一定是正相关。如果服务业结构变迁不是通过知识、技术等带动要素自由流动，则服务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可能一致也司能相悖，对经济增长效率作用也可能不一致。如果政府干预推动服务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则服务业结构变迁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
三、变量设定与计量模型 织梦好，好织梦
（一）服务业结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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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结构变迁包含服务业结构合理化和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服务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了服务业各部门的协调发展程度以及生产要素合理有效配置的程度[17]。服务业结构高度化表现为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比重的提高和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升级[18]。服务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趋势并不是总保持一致，可能出现背离，这与制造业结构变迁的过程相类似。本文从动态的角度，借鉴已有的研究，将服务业结构变迁分为两个维度：即服务业结构合理化及服务业结构高度化。 内容来自dedecms
1.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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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合理化是衡量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耦合程度。根据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涵义，学界主要采用结构偏离度测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26]。但结构偏离度的测量方法存在忽略内部各部门对整体经济不同作用的弊端[2]。泰尔指数也较为广泛地运用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算[2][17]，考虑了部门的相对重要性同时避免了绝对值的计算，是一种更好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方法。因此，为了更科学准确地测量服务业结构合理度，本文同时采用结构偏离度和泰尔指数两种方法，测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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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表示结构偏离度，TL表示泰尔指数，Si表示服务业S部门的产值，L表示服务业就业人数，Li表示服务业i部门的就业人数。若E值为零，说明经济处于均衡，服务业结构合理，若E值越大，结构偏离均衡程度越高，结构越不合理；若TL为零，说明服务业结构合理，若TL越大，则说明服务业结构不合理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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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测算 本文来自织梦
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是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一种衡量。马风华和李江帆（2016）认为服务业结构高度化表现为内部结构的升级及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提高[17]。李江帆和曾国军（2003）提出第三产业第二层次[1]比重的上升，代表了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方向[27]。本文采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2]占服务业产值的比例测量服务业结构高度化[17]。测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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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z表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S表示服务业增加值；Sk表示某一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k分别表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所包含的部门。若TS值越大，表示服务业结构不断向高度化发展。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许多省级区域的统计年鉴没有细分服务业增加值的统计，采用第三产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替代。
（二）经济增长效率 dedecms.com
学术界关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定义，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经济增长效率界定为要素的利用率，主要表现为产出不变情况下投入减少，或投入不变情况下产出增加。因此，本文借鉴傅元海等（2016）[15]的研究，采用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来度量，并利用投入产出率做稳健性检验。 内容来自dedecms
1.经济集约化增长
“集约型”增长方式是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主。本文借鉴唐未兵等（2014）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gpm）[28]的测量，如式（4）所示，时间区域为1999—2012年30个省级区域。数据来源包括《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各年度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信息网等，并且根据单豪杰（2008）[29]的方法测算存量资本和资本增长率等。
gpm=（gtfp/g）/[（agl+βgk）/g]=grip/（agl+βg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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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pm表示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gtfp表示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率，g表示经济增长率，gl和gk表示劳动和资本增长率，α和β表示劳动和资本产出弹性。 织梦好，好织梦
2.投入产出率
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产出增加或者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减少投入，这主要体现资源的利用效率，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则表现为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工业增加值率（gpr）是度量投入产出效益的指标，能够反映经济增长质量[30]。本研究借鉴沈坤荣和傅元海（2010）[31]对工业增加值率的测算，工业增加值和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工业增加值率，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年鉴》和中宏数据库等。 织梦好，好织梦
（三）构建计量模型 本文来自织梦
众多研究证实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内在关系，但未有经典文献构建函数关系进行研究。服务业结构变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间接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具有滞后性，表现前期的经济增长会影响当期或后期的经济增长，在模型中表现为自回归，即经济增长效率为内生变量。本文借鉴傅元海等（2016）[15]的研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以解决模型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基于前述的理论分析，建立以下模型：
其中，gpm表示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tsge表示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水平（采用结构偏离度测量），i表示全国除港澳台和西藏外的30个省级区域，tsgt表示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水平（采用泰尔指数测度），thg表示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水平，μ表示随机误差项。本文进一步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在实证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ctr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如对外开放、城市化、技术进步等。对外开放（open）采用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来测量；城市化（urban）采用滞后1期的地区人口出生率来测量[32]，自主创新（sdf）采用人均发明专利数量来度量；技术引进（thi）借鉴傅元海等（2016）[15]的研究采用外资参与度来度量。数据均来自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统计网及各地区各年度统计年鉴等，缺失数值采用插值法处理。 织梦好，好织梦
四、实证分析与解释
（一）估计结果分析 织梦好，好织梦
为探讨服务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选取了1999—2012年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由于上述构建的动态面板模型中包含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可通过一阶差分消除个体效应，但是差分后的滞后性和干扰项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如果此时采用OLS得到的结果将是有偏的，选用合适的工具变量可解决该问题。在有限样本系统下，系统GMM能较好地处理弱工具变量的问题，从而提高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本研究采用系统GMM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检验。表1结果显示：AR（2）检验均接受原假设，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即模型设计可取；Hansen检验均不能拒绝过度识别正确的原假设，工具变量的选择有效。因此，各模型设定可取且工具变量选择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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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揭示了服务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表1数据显示，列（1）和列（3）仅检验了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服务业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服务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效率显着正相关，服务业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效率负相关。为进一步验证此关系，在列（2）和列（4）中加入了对外开放、城市化、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作为控制变量，研究结果并未发生显着变化。具体为：服务业结构合理化系数（结构偏离度测量）为负数，在经济增长集约化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估计系数的显着水平达到1％；当tsge下降1单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上升0.0575个单位。服务业结构合理化系数（泰尔指数测量）为负数，在经济增长集约化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估计系数的显着水平达到1％；当tsgt下降1单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上升0.6248个单位。服务业结构高度化系数为负数，在经济增长集约化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估计系数的显着水平达到10％；当thg下降1单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分别上升0.8021个单位和2.2034个单位。因此，降低服务业结构的结构偏离度或泰尔指数能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即服务业合理化正向影响经济增长效率；降低服务业结构的高度化指数能显着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即服务业结构高度化负向影响经济增长效率。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估计结果稳健性分析
变量回归系数的稳健性对计量模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系统GMM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具体来说，首先对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测量运用结构偏离度和泰尔指数两种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均显示服务业结构合理化系数为负。因此，可以初步判断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正向显着影响经济增长效率，服务业结构高度化负向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结果是稳健的。 copyright dedecms
其次，本研究进一步利用投入产出率替换经济增长集约化开展稳健性检验。表2中，列（1）和列（3）未加入控制变量，服务业结构合理化系数为负，服务业结构高度化系数为负；列（2）和列（4）加入对外开放、城市化、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作为控制变量，研究结果并未发生显着变化，说明服务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效率正相关，服务业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效率负相关的结果具有稳健性，且AR（2）检验均接受原假设，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即模型设计可取；Hansen检验均不能拒绝过度识别正确的原假设，工具变量的选择有效。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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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考虑中国地区之间服务业发展的差异，进一步从地区层面（东部、中部和西部[3]）对服务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表3给出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服务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估计结果，AR（2）统计量和Hansen J统计量的值表明GMM估计量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均不能拒绝过度识别正确的原假设，模型设定和工具变量选择有效。表3结果显示，不管是采用结构偏离度还是泰尔指数，东部地区服务业结构合理化估计系数为负，显着性水平达到1或5％，表明服务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效率负相关；服务业结构高度化估计系数为负，显着性水平达到1％，表明服务业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显着为正；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除了西部地区服务业高度化与经济增长效率关系不显着，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主要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较为落后，因此服务业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促进作用尚不明显。
（三）实证分析结果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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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服务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估计结果一致表明，服务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效率显着正相关，服务业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效率显着负相关。这一结果的深层次原因有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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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可以分两种情况讨论。其一，当要素市场无扭曲，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服务业开展技术创新，使得要素从低效率的部门流向高效率的部门，要素的边际产出不断提升，服务业结构趋于合理，经济趋于均衡状态，经济增长效率提高；其二，当要素市场扭曲的情况下，经济处于不均衡状态时，要素不能自由流动，部门之间的要素边际产出存在差异化，服务业技术进步使得低要素边际产出的部门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渐缩小差距，服务业结构趋于合理化，经济增长效率提升；反之，当政府干预导致资本深化，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劳动投入因资本替代减少，使得人均资本和劳动边际产出提升，促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与其他服务业部门之间的要素边际产出差距扩大，服务业结构趋于不合理，同时要素的整体边际产出下降，经济增长效率降低。这与冯涛等（2016）[33]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即中国服务业的增长仍是典型的要素驱动型，要素误置使得服务业产出缺口达到34％。
第二，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抑制经济增长效率，可以分以下几种情况讨论：其一，如果人为干预推动服务业结构高度化，并不具有高人力资本、高技术、高附加值等特点，服务业结构高度化将抑制经济增长效率。政府为了特定的战略发展需要，通过减免税收、增加投资、发放财政补贴等方式扶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服务业结构高度化，但阻碍了要素自由流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竞争效率，不利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同时，刘艳等（2016）基于附加值贸易测算，发现中国服务业的竞争力水平较低，尤其是关键人才缺乏，严重制约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34]，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相符。其二，由于要素包括技术、人才和知识等投入“质量”不匹配，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知识溢出效益不强，使得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增加值率较低，创造的附加值较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根据杨坤鹏和戴翔（2016）的研究，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率提升较快，与G7国家水平基本相当；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率都落后于G7国家，这就导致中国服务业发展过分依赖资本及劳动密集型中低端服务业推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低端嵌入”状态[1]。 本文来自织梦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dedecms.com
由于受到政府干预、垄断势力、市场分割、技术进步偏向等因素影响，经济处于不均衡状态，这使得服务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非常复杂。本文将服务业结构变迁分为服务业结构合理化和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构建了服务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率影响的动态面板模型，并利用1999—2012年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进行系统GMM估计，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表明：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显着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显着抑制经济增长效率，对服务业结构合理化采用两种方法测度，对分地区服务业结构变迁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均得到一致的估计结果，这说明了本文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服务业结构高度化抑制经济增长效率，这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服务业发展集中在中低端行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低附加值、无法产生较强的经济能动性的事实相符。
根据服务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影响的实证结果，本文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政策建议。只有依靠技术创新、优化人力资本等方式促进服务业结构高度化，通过知识溢出及创新扩散效应，才可能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第一，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尤其是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大力引进和培养高端人才及创新团队，提升劳动力的整体技能水平，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增加服务业结构的附加值，有助于化解科技与生产相脱节的问题，提高经济发展效益，增强产业竞争力。第二，驱动、强化和引导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产业创新，开发新技术领域，培育新技术范式，形成新市场，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尤其是对先进技术方向，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和引进力度，建立保护性的“技术创新生态位”和产业配套建设，激励先进技术的创新突破，促进知识要素的创造、吸收和转化，增加服务业发展的附加值，推动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第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某些服务业的行政垄断、降低服务业进入壁垒，放松管制，放宽市场准入，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和效率，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逐步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放宽外资及国内民营资本的准入限制，加大对外商投资重点产业的吸引力度，拓展服务业发展融资渠道，推动投资便利化；同时积极扩大服务出口，健全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加强服务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推进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加快服务业结构调整升级，培育服务业国际竞争新优势，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内容来自dedecm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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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坤鹏，戴翔.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率的变迁及其国际比较[J].上海经济研究，2016（2）：12-18，28.
[2]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4-16，31.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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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国家统计局对中国第三产业四个层次的划分，第二层次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管理业、居民服务业、公用事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综合技术服务业等。 copyright dedecms
[2]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
[3]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和广西，中部地区包括了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copyright 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