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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鉴于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一种不可逾越的刚性约束，全球气候治理体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任何力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必须顺应低碳转型的全球性潮流。全球气候治理正在成为撬动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杠杆，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如果说走向低碳经济是未来世界各国组织其经济社会活动的必然选择，那么低碳化转型越成功的国家在国际秩序转型进程中就越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在未来低碳经济时代掌握主导权。一般而言，国际秩序由国际规则制定权分配、国际制度、国际观念构成。全球气候治理的根本要义在于促使世界向低碳经济转型，这对世界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产生深远影响，最终会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国际制度的建设和国际观念体系的重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秩序本身的内涵与特质。中国正在成为影响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力量，在全球低碳化转型的道路上，中国担负着特殊的国际责任和绿色使命，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战略选择不但会决定中国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内容。 内容来自dedecms

【关键词】全球气候治理；国际秩序转型；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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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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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30年的发展演化，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国际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协调机构和重大的国际双边与多边关系中都有气候变化问题嵌入甚至成为其中的核心议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应对之艰难，同时也表明全球气候治理正在成为影响和决定当前及未来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进而也成为影响当前国际秩序转型和未来重构的重要因素。本文认为，鉴于全球气候治理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弥散性和根本性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正在成为撬动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杠杆。然而，学术界对二者关系的深入研究却相对不足。当前关于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绝大多数仍然集中于如何对包括国际政治结构在内的人类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进行结构性调整来应对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难题。 织梦好，好织梦

近年来，中国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全球气候治理对于整个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世界秩序）[1]的核心性影响。比如，庞中英在分析未来世界秩序时指出，“气候变化问题转变为大国关系中的关键因素”，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影响未来世界秩序的第三个根本因素（头号因素是美国内在经济危机，二号因素是美国之外的力量中心以及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但并未就此展开更加深入的分析；[2]张海滨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正在从以下七个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塑造21世纪国际政治：定义21世纪上半叶国际政治的内涵、重新绘制国际政治版图、严重威胁国际安全、对21世纪的地缘政治影响显着、应对气候变化将导致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调整、对21世纪全球治理模式提出严峻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受到强烈冲击，[3]但该文主要是提纲挈领地指出了全球气候变化将给国际政治带来的重大影响，却并没有系统地论述这种影响与国际秩序转型的内在逻辑关系；张胜军2010年的一篇文章曾经指出，气候变化问题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影响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阶段、围绕应对气候变化而展开的政治协调行动（气候变化作为因变量）、气候变化对各种行为体产生影响的阶段，而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气候变化作为自变量的阶段，气候开始决定政治，就此张胜军分析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面临的各种不同三角难题。[4]国外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政治影响最为重要的研究之一可能就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气候变化的政治》。[5]在该书中吉登斯提出了著名的“吉登斯悖论”并分析了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家在政治上做出重大变革，真正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但该书并未就全球气候变化对整个国际秩序的影响进行专门探讨，更多是集中在国家政策的调整方面（比如该书的核心概念“经济敛合”“政治敛合”和“保障型国家”主要针对国内政治）。除此之外，国外也有学者开始探讨全球气候治理影响下的国际体系结构，对影响气候治理的主要国家进行了系统分析，还有学者分析当前的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转型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关系，也有些研究强调和提醒学界应该更多从当前国际权力平衡变化的视角来理解全球气候治理的困境和僵局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南北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影响，[6]但这些论文的出发点大多仍然在于如何理解和破解当前气候治理难题，把气候变化作为因变量来研究和探讨。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与此同时，国际秩序转型正在成为当前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高频词汇，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整体上的东升西降，对于国际秩序的研讨日益增多。笔者在2017年1月29日从中国知网以“国际秩序”为篇名搜索的结果显示，2001—2008年共有100篇文献，而2009年以来增至218篇；以“世界秩序”为篇名进行搜索，2001—2008年有76篇，而2009年以来增至180篇（图1）。2014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以91岁高龄发表了《世界秩序》一书，进一步推高了人们对未来国际秩序的讨论。[7]可以说，对国际秩序转型的讨论不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成为政界关注和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但当前对国际秩序转型的探讨和研究大部分仍然主要集中于相对比较宏观层面的权力格局变迁、新兴大国崛起等“高大上”的话题，很少有人关注全球气候治理这类“低政治”话题，只有那些研究旨趣集中于全球治理的学者才偶尔谈及全球气候变化对整个国际秩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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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当前学术界和政策界普遍认识到全球气候治理正在影响国际秩序的转型与重构，但在关于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秩序转型的讨论中，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把全球气候治理作为研究的一个“因变量”，把包括国家政策、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制度等因素在内的国际秩序作为因应全球气候变化的“自变量”，而对于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从哪几个方面影响了国际秩序的重构、其影响路径和机理如何、我们所指涉的国际秩序是什么等问题则语焉不详。换言之，虽然目前学界对于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秩序转型关系的探讨早已展开，但并没有把全球气候治理作为影响国际秩序转型（因变量）的一个自变量，对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仍然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本文认为，国际秩序是一个包括国际规则制定权分配、国际制度（规则）和国际观念在内的复杂系统，鉴于全球气候治理对当前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国际政治议程、国际格局的变迁、国际制度的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乃至联合国改革等重大问题的直接影响，全球气候治理已经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变迁趋势及未来性质的重要变量。与此同时，鉴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影响力的上升及被关注度的提高（一方面，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急剧增加，中国愈来愈成为造成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本身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经济政治影响力的增强，中国愈来愈成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力量），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越来越具有核心地位和作用，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和方式不仅愈来愈成为影响（作为原因的中国因素）和应对（作为问题解决的中国因素）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而且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大背景下，也愈来愈成为影响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关系的重要原因（比如我们的海外能源需求和海外投资的影响），进而最终成为影响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内容。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尝试对全球气候治理影响国际秩序转型的机理、路径和方式等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探讨，意在厘清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原理，澄清当前学术研究和政策界定方面的一些模糊认知，然后在此基础上简要分析和评述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责任和战略选择。本文的论述建立在以下两个论点之上：（1）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设置了一种不可逾越的刚性约束，即气候治理《巴黎协定》确定的全球维持温升不超过工业革命前水平2℃甚至1.5℃的目标为全球的碳排放规定了上限，这使得国际秩序转型进程中任何试图重塑新秩序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必须顺全球低碳发展潮流而动；（2）紧迫的全球减排目标将极大推动全球经济低碳转型，这与国际秩序转型相互交织，形成影响深远的全球气候治理体制，加速世界范围内能源和其他低碳技术创新及产业化，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在低碳转型过程中越成功的国家越会在低碳经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为此，本文随后首先集中分析全球气候治理的性质及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清晰界定相关自变量与因变量；第三部分系统探究全球气候治理何以以及如何影响了国际秩序的转型与重构；最后是本文的评论性结论，结合全球气候治理影响国际秩序转型的深刻背景，简要提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影响国际秩序转型与重构背景下的行动战略。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 全球气候治理的性质及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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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治理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是由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应对这种全球性挑战的行动所决定的，在清晰阐释这种影响的逻辑关系及发生机制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本文的自变量及因变量进行逻辑上的界定，即对全球气候治理及国际秩序本身必须有一个清晰界定。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一）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及国际秩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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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学术研究中，对什么是国际秩序、国际社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秩序以及怎样建立这样一个秩序等问题可谓争论不休，学者们多是基于自身的理解和研究的需要来解释这些问题的，并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内涵和界定。[8]有学者指出，国际秩序是特定国际体系下国际行为体在自身利益的基础上相互作用、竞争与妥协、排斥与依存而确立的国际行为规则、行为方式与保障体系。在国际体系下，各行为体按照所确立的某种规则、规范、目标与手段来处理彼此间的关系，建立或维系国际政治经济安全运行的机制或态势。[9]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指出，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10]这些基本目标包括：维持国家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国家的独立和平等。[11]阎学通认为，国际秩序是由权力分配、国际规范和国际机构三者构成的。这里的权力分配主要是指规则制定权的大小，国际规范是指对国际行为约束的规则，国际机构是执行国际规范的组织体系。同时，他也指出，国际秩序也是一个包含主观目的和价值标准的状态，是指国际社会现状与主导国的政治目标或价值标准一样的状态。[12]在另一篇题为《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13]的论文中，阎学通又把国际秩序定义为“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处理国际冲突的状态”，并指出国际主导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是国际秩序的三个构成要素，国际格局并不是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而是国际制度安排的现实基础。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曾指出，一种国际体系包括多种多样的实体、实体之间有规则的互动、某种调整行为的“控制的形式”。其中，对国际体系的控制或统治又是通过三方面因素起作用的：第一是该体系政治联盟之间权力的分配，这决定了谁来统治该体系以及该体系的功能主要应该有助于谁的利益；第二是国家间威望（prestige）的不同层次，维持居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权威与某种程度的合法性；第三是统治或者至少是影响国家间互动的一系列权利和规则，正是通过这些权利和规则维持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14]吉尔平这里所强调的在权力分配基础上由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塑造的维护其统治的“控制的形式”，实质上就是某种特定的国际秩序。就此而言，国际秩序是按照某种特定权力分配格局及基于这种分配而决定的国际规则制定权所形成的国际规范体系及其执行机构，这套国际规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按照拥有最大规则制定权的国家（主导国）的政治目标和价值标准确立起来的。但也正如布尔所指出的，任何国际秩序也必须与维持行为体基本生存及其他基本权利相一致，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维持这种秩序的规范体系也要得到体系内大多数国家（至少是主要国家）的认可和支持，也就是统治者或支配者本身的威望或合法性。尽管这种认可和支持或许是迫于主导国的权力压制，或许是出于从中获得主导国的奖励，或许是源于从规则中获得某种利益的动机，但无论如何这种认可和支持对于维系国际秩序的稳定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因此，本文认为，国际秩序是由建立在特定国际权力结构（物质因素）基础上的维持各行为体生存等基本目标所形成的国际规范体系（制度因素）以及反映这种规范的国际观念体系（理念因素）所组成的一个复合系统，当然，这些规范体系和理念体系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主导国的政治目标、利益偏好和价值标准。这里，本文把国际权力结构（国际格局）视为整个国际秩序的基础，同时把建立在这种客观格局基础上的国际规则制定权视为国际秩序的重要构成要素。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权力结构与国际规则制定权分配是一致的，但也存在脱节的情况。事实上，国际权力结构与国际规则制定权的脱节是促使国际秩序发生转型的最根本因素。因此，国际秩序也包含客观存在的权力结构因素（物质因素），那就是依据国际权力结构而形成的国际规则制定权分配，也不完全是一个依据人主观价值界定的事物；[15]另外，本文用国际制度泛指调整与规范国际关系的各种制度和规则，是包括国际规范在内的“一整套相互关联并持久存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这些规则规定行为体行为角色、限制行为体行为并塑造行为体预期”。阎学通认为，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二者不能完全等同，“前者是包括了规则制定权在内的权力分配，后者是在权力分配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行为规则”，[16]但就本质而言，无论是从国际法还是从政治学角度来看，一套完整的国际制度既包括规则制定权也包含规则运行机制本身，通常很难以是否包括规则制定权来区分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但规则制定权一定是先于规则制定过程及规则本身的，因此从理论上可以把规则制定权分离出来单独进行考察，而国际制度更多强调的是界定和规范国际关系的一般行为规则。因此，本文把国际规则制定权分配单独分离出来，特指在国际权力分配的基础上形成的国际领导格局，即谁最终控制并支配了规范国际关系行为的各种国际权利制度，而国际制度特指各种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国际规范和国际规则。[17]就此而言，本文所强调的国际秩序包含国际规则制定权分配、国际制度和国际观念，是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特定态势或状态。国际秩序本质上就是在国际权力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国际体系的统治（控制）集团所主导的国际规则制定权、国际制度与国际观念三者的有机结合（图2），国际秩序转型正是在国际权力结构变迁的促动下，这三大要素的演变过程。国际秩序转型与重塑就是按照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权力格局而重新形成的规则制定权及新的国际规则与国际规范，是国际权力格局变迁的结果，新的国际规范也将按照新兴国家（崛起国）的利益偏好进行塑造，新的国际观念也将反映新兴国家的政治意志和价值标准。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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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际秩序转型实质上是朝着新主导国或不断与既存主导国分享权力的崛起国所决定的政治目标、利益偏好与价值标准变迁的，最终由崛起国的权力所决定。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时代，这个过程也存在着另外两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1）崛起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是否与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2）崛起国的政治目标和价值追求是否会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与支持。最终，这三个因素会形成一个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互动链条。崛起国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与世界发展潮流越一致，越会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与支持；同时，崛起国本身权力积累和增长的方式与手段选择只有越来越与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其权力增长才越具有可持续性，否则违背世界发展潮流的增长方式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快速集聚一定的权力，但这是一种竭泽而渔的方式，崛起国最终也会因缺乏可持续支撑而倒在成长的路上。因此，世界发展潮流对于国家发展方式和手段选择的约束和限制越严格和越具有刚性，这种一致性要求也就越具有刚性。 dedecms.com

（二）全球气候变化的特殊性及全球气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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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全球气候治理对国际秩序转型的重大影响，有必要先概述一下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殊性。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也是当前涉及范围最广、影响面最全、应对难度最大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它涉及并影响到当今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并影响到每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从生态环境到经济社会发展，从个人的衣食住行到社会生产方式的选择，从文化到政治，几乎都可看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还在继续深入和显现。而且，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与任何其他全球性问题相比具有更加深远的经济影响。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国际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包括国际金融流动、国际贸易政策以及发展援助等，这必然影响到国际经济秩序的转型与变迁；另一方面，任何重大国际与国内减排及适应政策所导致的现存生产与消费模式的转型都必然深刻地影响到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实践，进而对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式及后果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这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与其他全球性问题相比，更加难以应对和解决的最根本原因。而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正在显现，应对该问题的紧迫性使得任何拖延和迟缓都可能使国际社会及全人类的生存受到无可估量的灾难性影响。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发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的综合报告，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是明确的，而且这种影响还在不断增强，在世界各个大洲都已观测到这种影响。如果任其发展，气候变化将会增强对人类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普遍和不可逆转影响的可能性。评估报告强调，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和人口增长所驱动，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导致至少在过去80万年的时间里，人为温室气体的浓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它们的影响连同其他人为驱动因子极有可能（extremely likely）是20世纪中期以来观察到的全球变暖的主导原因。[18]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用大量无可辩驳的科学事实指出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人类必须采取重大应对措施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后果。以上分析表明，全球气候变化的特殊性在于：（1）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紧迫；（2）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革命性变革，摒弃传统依赖化石能源支撑经济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走向低碳经济；（3）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既需要一个全球层面的国际法协议自上而下调整各个国家的政策，也需要一个来自从个人到家庭、社区、企业以及各级政府自下而上的具体直接行动，这从根本上推动了各种国际制度以及由来自各个层面的观念变化汇聚而成的国际观念的变革。

因此，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正在制约着国家发展方式的选择，整个气候治理进程事实上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为全球经济向低碳发展的根本转型而谈判。全球气候治理本质上就是推动世界各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一个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国之间发展水平和现有发展方式的差别，各国低碳转型的速度和所要付出的成本及收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另一方面，全球气候治理是一个责任分担的过程，无论是中短期的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还是替代性新能源（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还是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适应，都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成本和国际经济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这些巨大的成本按什么标准以及如何在国家间分摊，从根本上决定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是一个目标明确但行动缓慢的全球协调过程。正是这个过程本身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影响，使得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秩序转型具有了直接或间接的逻辑关系。 copyright dedecms

以上分析表明，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种对于人类发展方式和手段选择限制越来越严格的全球性问题。正如有的研究人员所指出的，气候危机已经成为我们时代一个关键的文明驱动因素（key civilizational driver），它从根本上限定了国际体系中各种行为体的行为模式，气候危机已经移入国际政治的核心，没有全球治理结构的真正转型，就不可能维持我们时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也就是说，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使得传统的高碳经济无法再继续，走向低碳经济已经越来越成为当前的世界发展潮流，它对于置身其中的国家的发展方式和手段选择越来越具有强制性。因此，全球气候变化致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泛生态化”和环境国际化治理的世界，任何国家和民族发展手段和方式的选择都已经受到严重的制约和限制，而不能再“随心所欲”和“无所顾忌”地行动，环境关切及其国际化制度和规范已经成为一种必须的考虑。[19]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如果说以往一切时代的国际秩序转型都是由大国（主导国，一般是大战之后的战胜国）塑造并决定的，大国可以依凭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实力在某种程度上不受任何限制地、“随心所欲”地构筑自己的“控制的形式”，因为以往历史时期的大国除了受自身经济（技术）发展和军事组织动员能力的限制之外，几乎不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当然，大国构筑新的国际秩序一直受到地理条件，也就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影响，但随着现代交通和军事技术的进步，地理条件对大国影响力扩展的限制越来越有限）。但是，当前任何试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大国，都必须考虑全球气候变化的刚性约束，其力图对国际秩序施加影响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的获得手段和资源必须顺应全球性的低碳化潮流，这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没有的强烈制约因素。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秩序转型建立起了某种根本性联系，全球气候治理事实上正在成为直接或间接推动国际秩序发生重大转型的重要支点和实质性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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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球气候治理影响下的国际秩序转型与重构

走向低碳经济是气候变化背景下人类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国际社会日益达成共识，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20]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正在加速推进全球低碳化潮流，由此引发全球能源体系、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乃至世界各国的发展理念、企业的运行和民众的生活方式等世界经济与社会的各个层面发生重大变革。[21]如果我们说当前世界经济正向低碳经济转型，而未来的时代将是一个低碳经济时代，那么这种时代特征将不但要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支撑经济发展的资源与能源要素进行根本转型，而且要求整个政治、文化和社会系统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根本变革。这事实上表明全球气候治理正在从根本上重塑我们当前时代及未来时代的文明内涵和秩序特征。这就是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应对带给我们时代的最根本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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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气候治理已经成为撬动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杠杆 织梦好，好织梦

在具体阐释全球气候治理影响国际秩序转型的具体逻辑关系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把二者的关系特征界定清楚。如图3所示，全球气候治理作为一个影响国际秩序转型的总体性、源头式的因素，它首先通过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低碳化进程，进而影响并决定国际秩序转型进程中有关国家的实力地位，由此决定了新的国际权力分配。在此基础上，它通过推动全球经济低碳化，决定了经济低碳化最成功的国家在低碳经济时代主导国际规则制定权；与此同时，围绕全球气候治理体制逐渐形成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制度。在这一低碳转型进程中，国家的发展理念、企业的运营理念和民众的生活观念等也在发生变化，形成一套与低碳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和观念，人类社会将走向生态文明。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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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表明，全球气候治理对当前及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的核心在于通过限制当前经济社会活动的碳排放，以减少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以此达到控制地球表面温度升高的趋势和幅度。这将促动全球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化，化石能源将逐渐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取代，能源的低碳化将成为未来决定经济成败的关键。能源体系的革命将引发世界各国的经济组织形式、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革命性变化，这又将导致各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相应的变革，而在这场革命性变革过程中，由于各国的经济基础和应对战略不同，必将导致各国经济适应程度和竞争力的差异，这直接影响了各国在未来国际格局中的实力地位。本文把全球范围内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而创设的各种制度和机制称为全球气候治理体制，它们是全球经济低碳化的制度保障。全球气候变化的刚性约束连同这种保障全球经济低碳化的全球气候治理体制正在成为时代内涵转换和文明转型的一个总触发“机关”，成为撬动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杠杆，其撬动下的国际秩序转型的内涵与方向将取决于世界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手段选择与方式。也就是说，全球气候治理本身的核心要义在于控制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借此控制全球气温的升高，而这种控制、限制和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触动全球经济走向一种不同于传统工业化时代的低碳经济形态，正是这种新型低碳经济形态推动世界各国的实力地位、与之相应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观念发生根本变革，从而最终影响并决定了新国际秩序的内涵、性质和形式。

（二）全球气候治理背景下的全球低碳经济共识与愿景 内容来自dedecms

有研究人员已经指出：“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推动下，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变革，其核心内容是：发展低碳能源技术，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低碳社会消费模式，并将其作为协调经济发展与保护气候之间关系的根本途径。世界低碳经济的发展潮流也在引发新的经济、贸易、技术的竞争，先进低碳能源技术也正在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和技术竞争的前沿和重点，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标志。”[22]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入，走向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当前的一种全球性共识。尽管当前学界和政界对于低碳经济的内涵与特征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论，[23]但普遍认为，基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影响，当前靠传统化石能源支撑的高碳和高排放经济已经不可持续，限制以及最终减少高碳能源的使用，运用低碳技术减少碳排放，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碳消耗和碳排放的双重削减、低排放甚至零排放，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维持人类文明可持续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因此，以低碳为特征的未来社会经济是一种与当前高碳和高排放传统社会经济相根本区别的一种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它必然要求支撑整个经济社会高质量运转的核心要素实现低碳化或去碳化（decarbonization），这必定引发整个社会经济的支撑要素、生产生活特征、运行模式发生根本的转型与变革。“经济低碳化是一种同时追求低排放与高产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它包含两个方面的低碳化，即社会活动全过程的流程低碳化和社会活动全过程的能源消费低碳化”。[24]因此，从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对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产生的刚性约束来看，低碳经济是指在一定碳排放约束下，“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global shared vision）”。[25]这种共同愿景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提出的“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也就是2015年《巴黎协定》进一步确认的控制全球温度升高不超过工业革命前的2℃甚至1.5℃目标。因此，低碳经济并非一种即刻就实现的经济，它需要国际社会协力合作，长远谋划，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推动才可能实现。就此而言，低碳经济是一种国际社会达成的全球性共识，是一种人类的共同愿景，它需要世界各国采取积极的政策，通力协作，需要付出成本和代价甚至痛苦的抉择，因此，更需要世界各国的战略决断和发展观念的根本转变。人类当前正处于走向低碳经济的道路上，这个过程就是低碳发展。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的结果，低碳发展是实现低碳经济手段和方式的选择和实践过程。“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而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低碳发展的过程，目标是低碳高增长，强调的是发展模式。低碳经济通过技术跨越式发展和制度约束得以实现，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消费行为的理性。低碳经济的竞争表现为低碳技术的竞争，着眼点是低碳产品和低碳产业的长期竞争力”。[26] 内容来自dedecms

（三）全球气候治理推动国际秩序转型与重构的具体机理分析

上文分析已经表明，全球低碳转型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潮流和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普遍共识。在这种背景下，全球气候治理已经并将会继续对国际秩序转型与重构的形式、内容和性质产生根本性影响。接下来，本文就具体阐释这种影响的逻辑和机理。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全球气候治理对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 dedecms.com

由于气候变化的全局性和渗透性影响，全球气候治理对于国际权力格局产生了双重重大影响。当前世界正处于传统经济时代向低碳经济时代过渡的低碳发展时代，低碳经济仍然是一个略显遥远的愿景。在这样的时代，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临界点还没有出现之前，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化石燃料的支撑和核心作用）仍然是民族国家生存、发展与集聚权力的最核心手段，维持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而一个国家的根本经济军事实力）的核心要素依然是传统的高碳经济，尽管局部地区、局部领域已经出现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因子，但仍不足以动摇传统经济方式，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此，对有限“碳空间”的争夺直接关系到近期与中期一国继续依靠化石燃料支撑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也就关系到该国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实力地位。也就是说，谁获得的“碳空间”越多，谁获得的高碳经济发展权利也越多，谁就会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中获得更多现实权力。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原因，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演变为一个对剩余“碳空间”公平分配的重大地缘政治问题，“现存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日益增强的对全球资源（土地、食物和燃料）的竞争已经深刻改变了国际环境治理的背景”。这种竞争也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陷入僵局和困境的最深层次原因。但是，这只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正是本文立论的基础），如果我们承认走向低碳经济是气候变化背景下人类的必然选择的话，那么全球气候治理又是一个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低碳发展过程，研发低碳技术，实现商品和服务的低碳化或去碳化，以低碳标准提升经济的竞争力，也越来越成为当前低碳转型时期经济的重要特征。全球气候治理也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转型，低碳技术及以其为支撑的低碳经济又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提高经济竞争力，也孕育着新的机遇与经济发展支点，在这种背景下，谁在低碳技术与低碳经济方面发展得越快，谁的经济实力就越强，这又会影响到国家的实力地位，进而决定新国际秩序的形态。因此，低碳技术及其市场化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加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限排与减排措施又从根本上影响着现存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正是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当前国际权力格局与全球气候治理正在呈现出一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内容来自dedecms

接下来，本文从理论上着重阐述这种双重影响下国际权力格局的重要变化趋势。如图4所示，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假设存在秉持两种不同发展方式的国家A、B。在传统经济时代，A国的权力较强，B国的权力较弱，B国奉行追赶型工业化发展战略，奉行依靠高碳化石能源的传统发展方式，使其与A国的权力差距明显缩小；随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不断增加，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一项紧迫而不容回避的治理任务，世界经济进入了低碳发展时代。在这样一个过渡时代，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A国更多采取低碳发展方式，短期来看，由于低碳转型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混合经济时代低碳技术及其市场化的经济竞争力还未完全显现出来，先行者优势处于萌发状态，而B国继续奉行高碳发展方式，发展速度明显快于A国，与A国的权力差距越来越小，直至越过O点之后，B国的国家实力开始超越A国并将持续一个时段。然而，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将越来越明显，低碳经济也会越来越多地挤压传统经济的份额，直到进入传统经济向低碳经济过渡的临界区，低碳经济的成分开始超过传统高碳经济并越来越具有压倒性优势。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当A国和B国进入临界区之后，由于这个时段的经济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低碳标准，商品、服务和技术将越来越生态化和低碳化，所以，由于B国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潮流而竞争力开始下降，致使其国家实力也开始受到削弱；而A国的先行者优势开始日益显现，由于低碳技术及其低碳商品的市场份额占据明显优势，其经济竞争力日渐增强，其国家实力也开始回升。当越过临界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低碳经济时代，碳标准将成为衡量经济先进性的核心指标，低碳技术及其经济产业将成为国家最为关键的核心竞争力，由此，A国的国力开始显着上升，而B国由于高碳经济的锁定效应和缺乏核心竞争力等因素，国力开始显着下降，当越过P点之后，A国的实力将再次超越B国并将实力差距越拉越大。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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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虽然低碳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发展愿景，但只要全球气候治理促使这种愿景必然实现，那么从长远来看，低碳发展仍然是最具有战略性的发展方式，尤其是低碳技术及其市场化，将是未来低碳经济时代国家实力的最核心和关键因素。当然，现实中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奉行单一发展方式，低碳经济本身也由多种要素构成，但与此同时，国家发展进程中却会存在“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国家的发展战略及其政策引导对于国家的低碳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许多时候，即便国家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低碳经济的重要性，但由于经济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的周期性等因素的影响，也会使其低碳转型比其他国家更加困难、所付成本更大。因此，处于低碳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发展战略对于国家在国际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不但具有重要的近期影响，而且将对国家在国际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产生深远的、决定性的长期影响，这就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对于国际权力格局带来的结构性影响，也是最终影响和决定未来国际秩序内涵和特征的最关键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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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分配

全球气候治理的最核心要义在于减少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中的碳排放。而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包罗万象，涉及复杂的社会经济领域。“碳减排看似简单的三个字，深究其途径却不难发现它是一个横跨工业、能源和产业结构的重大工程，是一个事关人类消费、生产、生活甚至娱乐等领域的巨大变革，这也就意味着‘低碳革命’触动了人类生活方式变革的神经，是一场继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之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27]在这场深刻的时代变革进程中，由于各国在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和发展理念等方面的差异，有些国家必然在这一进程中取得率先突破而占据优势地位。[28]上文分析已经表明，低碳转型中越成功的国家在低碳经济时代越强大，经济、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无疑可以转化为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地位，也就转化为国际格局中的权力。低碳发展时代是一个更加依凭技术、信息和理念的时代，无论是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还是在支撑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领域，“赢低碳者赢天下”；低碳发展时代也更是一个依凭规则、法治、权利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与以往任何时代一样，在经济与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必定更加谙熟低碳发展的经济运行规则，从而实际掌控这些规则的主导权。低碳发展时代的国际规则取决于国家在低碳转型中的成功程度和对国际碳规则（降碳、除碳、碳交易、碳金融）的掌控程度，也就是国家对全球低碳化转型的贡献和适应程度。在低碳转型进程中，顺应并积极推动全球低碳转型越成功的国家就成为这个时代的崛起国，也就是在国际权力分配中逐渐占据优势的国家。正是这样的国家逐渐占据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同时，鉴于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各国的严峻挑战，越顺应全球低碳化转型潮流的国家对全球气候治理做出的贡献也就越大，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本质而言是为适应全球低碳化转型的时代潮流，提升和增强自己的实力地位，但客观上也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公共产品”并在国际上占据道义制高点，进而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与支持，从而赢得别国的尊重，也就获得了国际威望，威望“有其道义和功能的基础”，最终也就获得了其在低碳经济时代“统治权”的合法性。具体而言，这种“统治权”的合法性取决于三个因素：（1）该国或国家集团在低碳转型进程中的成功以及所表现出来的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的能力。在一个低碳转型时代，这种“强加”一方面是为巩固和强化其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维护全球气候和生态系统的安全，从而更加具有“公益”性质。（2）由于居支配地位的低碳转型成功的大国或国家集团提供了有利于全球低碳转型的经济秩序和全球气候与生态系统安全等方面的“全球公共产品”，其统治常常为其他国家所接受。（3）大国或国家集团在全球低碳转型潮流中因其发展理念、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意识形态和其他方面得到大部分国家的认可与支持。[29] dedecms.com

综上所述，全球低碳发展时代的国际规则制定权将由在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主导，碳政治的国际规则和国际逻辑将掌握在低碳经济的主导者手中。正如吉尔平强调指出的：“尽管调整国家间行为的权利和规则不同程度地依赖于意见一致和相互利益，可是，它们的主要根据还是一个社会体系中居支配地位的集团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30]因此，在这场复杂而深刻的低碳革命中，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将越来越由在低碳社会体系中居支配地位的国家或集团的权力和利益决定，并日益集中于它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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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制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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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走向低碳经济成为一种世界发展潮流。在这个发展大势的影响下，不但一国的发展方式和手段选择最终会影响并决定这个国家在未来低碳经济时代的国家权力和国际地位，而且最终也会对整个国际制度和规范体系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对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充分渗入，也必然导致规范各种国际行为的国际制度的“气候化”，全球气候治理越深入发展，这种国际制度的“气候化”程度也就越深入。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dedecms.com

（1）全球碳减排规则。自20世纪90年代国际气候谈判开始以来，全球碳减排规则一直是各国之间斗争博弈的核心内容。上文已经指出，当前时代虽然低碳经济已经显现，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正在迅速发展，但维持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军事实力）的核心要素依然是传统的高碳经济，气候变化减缓技术和新型清洁能源依然没有占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与关键地位。在这样的时代，现存大国与新兴大国无论是对“碳空间”的争夺还是对新兴低碳经济的竞争都异常激烈。因此，面对现存大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以及当前新兴发展中大国迅速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现状，如何协调历史与现实、如何协调当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挑战是一项无比艰巨的国际政治任务，由此形成的影响深远的南北格局及其变迁以及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正在发生的南方阵营与北方阵营内部的合作与纷争及其它们的演变趋势，将是理解和把握未来国际秩序转型以及人类前途命运的关键环节。2015年《巴黎协定》确立了以各国提供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s）”为核心的“自下而上”的全球减排体系，但是巴黎时代的全球碳减排依然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巴黎协定》及其相关文件指出，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应从2010年约500亿tCO2e下降到400亿tCO2e，而按各国INDC承诺目标，到2030年排放量仍将达550亿tCO2e，存在约150亿tCO2e的减排缺口，这是落实《巴黎协定》的巨大挑战。《巴黎协定》奠定了仍然遵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和“考虑不同国情”原则实施2020年后的碳减排任务，但是与京都时代和后京都时代相比，全球碳减排规则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巴黎时代的全球气候治理体制不再有京都时代和后京都时代的国家类型划分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国家责任区别的“二元”结构。《巴黎协定》对国家类型的划分不再有附件一和非附件一国家，从《巴黎协定》的条文来看，把国家分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类，但许多条款又特别强调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事实上是把国家类型分为了三类：发达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比如在序言部分强调“又认识到《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作者注）所述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尤其是那些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充分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在筹资和技术转让行动方面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第九条第九款指出，“确保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国家气候战略和计划方面有效地获得资金”，等等。同时，《巴黎协定》不再有自上而下的指令性全球减排份额在附件一国家间的按比例分摊，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自主贡献+五年评审”，并要求所有缔约方“编制、通报并保持它计划实现的连续国家自主贡献”。从法律义务来看，每一缔约方都有法律义务这样做，这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但国家自主贡献的力度和实现形式完全由每个缔约方自己决定，并要“体现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考虑不同国情”，同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还有五年一次的盘点和评审。这实质上是一种以自下而上为核心的混合治理模式，采取的是“拧螺丝”的日益趋紧方式，渐趋缩小现实排放与2℃或1.5℃所要求的排放差距。[31] 内容来自dedecms

（2）全球能源、经贸和产业系统的国际规则。支撑传统经济运行的核心要素是化石能源，来自化石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CO2）排放占全球人为活动温室气体排放的2/3，[32]因此能源领域的减排是最主要的减排领域。《巴黎协定》明确提出，到21世纪下半叶要实现全球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源与吸收汇[33]之间的平衡，即实现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这意味着到21世纪下半叶要终结化石能源时代。这必将引发全球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2015年，全球能源结构继续从煤炭为主转向更低碳能源为主。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仅增长1.0％，与其2014年低于世界平均值的增长（+1.1％）相似，远低于十年平均值1.9％。除2009年的衰退外，这是自1998年以来最低的全球增长。全球煤炭消费降低1.8％，为历史最大降幅。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了15.2％，稍低于其十年平均水平15.9％，但增量（+213太瓦时）创历史新高，这几乎是全球发电量的全部增量。来自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仅增长了0.1％，除2009年经济衰退时期外，这是其1992年以来最低增速。该结果令人振奋，主要得益于能源消费增长放缓和全球能源结构转型（全球煤炭消费放缓被天然气和非化石燃料增长部分抵消）。[34]全球能源结构的革命性变革意味着全球能源体系的国际规则发生重大变化，节能（提高能效）、传统能源的清洁化及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将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核心，关于此类技术及其市场化、关于能源投资与贸易、关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国际合作等，都将成为低碳发展时代的核心国际规则。 本文来自织梦

全球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将引发全球经济贸易与产业结构的连锁变革，低碳能源为主的低碳发展方式将会引发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基础设施、交通运输乃至国内国际贸易系统等发生相应的变化。从一个全球性国际竞争的视角来看，在一个低碳经济时代，环境技术及其相关的环境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的关键，生态效率将成为所有工业产品与服务的一个主要特征。未来的国际竞争将不仅仅在于产品的价格、质量与设计，环境标准与生态效率也将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低碳成为影响并决定国际生产标准的制定以及产品与服务标准的核心指标。由此引发全球性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发生根本变迁，“国际气候变化规则既为减排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也为其提供了压力。未来产业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取决于碳密度的高低，企业盈利的空间也将越来越取决于减排的能力大小，因而产业技术进步与碳密度会有越来越高的关联度”。[35]碳减排能力或低碳成为调节经济和贸易规则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其无处不在，在低碳发展时代成为影响和决定国际经贸规则的核心要素。 copyright dedecms

（3）国际政治与外交行为的国际规则。“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缓碳排放大趋势下，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经济社会向低碳发展转型，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和发展潮流，进而引发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和科技竞争格局的变化”。[36]这种变化将直接影响未来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围绕全球减排任务和全球经济的低碳化转型，国际关系的内涵与方向将发生重大变化，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也将随之改变。近年来围绕全球气候治理协议，从八国（七国）集团（G8/G7）、二十国集团（G20）到联合国安理会等几乎所有重要国际会议和多边平台都展开讨论，“气候变化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37]因此，全球气候治理体制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深刻，全球气候治理对国际政治与外交系统国际规则的影响也越大。

（4）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国际规则。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引发一些安全领域的变化，比如海平面上升对南太平洋岛国或一些低地国家沿海地区的灾难性影响、气候变暖导致北极航道的开通引发北极地区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变化、由于资源和气候系统变化导致的一些资源争夺冲突甚至战争、跨国河流的管理、一些地区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气候难民等，都触发了国际军事和安全领域的一些变化。[38]当然，全球气候治理对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影响相对而言并不像对能源和经济贸易系统的影响那么直接和深刻，但是，随着全球低碳化转型的深入，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变最终会对国家的军事能力和安全保障的内容与方式等产生重大影响，这也会影响并重塑国际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国际规则。 本文来自织梦

4.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观念体系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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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形势已经使全球经济的低碳转型成为必然，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加速了这一全球性潮流。2016年11月《巴黎协定》正式满足了生效条件而得以生效。《巴黎协定》如此快速地生效充分反映了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意志和决心，也进一步说明全球低碳转型潮流的不可逆转。上文已经多次指出，全球气候治理不但是一场能源、经济贸易、政治等领域的系统性变革，同时也会促进全球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等领域的变革。归根结底，当前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一种能够充分考虑并尊重自然生态规律及其客观要求的人类社会化生存及其组织形态。它集中体现为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和谐与共生”，[39]那么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两个和解”，“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40]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性和进步性。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巨大生态危机实质上就是实现这“两个和解”的过程，它必将要求人类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进行根本性变革，这是一场观念、制度、生产与消费方式等方面全面实现变革的系统而伟大的工程。就此而言，我们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势来看，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给整个人类文明所带来的全方位和根本性影响，人类文明，包括人类本身的生存方式及其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文明成果，都将日益由一种“合生态”的标准和尺度来要求和衡量。

四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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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刚性约束日益趋紧的大背景下，全球气候治理已经成为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杠杆。全球气候治理通过对全球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发展要素选择等一系列因素的关键性影响，正在从根本上决定国际秩序转型的内涵与方式，它决定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来源与分配、国际制度的变革与调整、国际观念的重塑与构造，而这正是当代“碳政治”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内涵，也是当前国际秩序转型更为微妙的一面。毫无疑问，全球气候变化以其裹挟一切的宏大力量正在塑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也在推动构筑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秩序，在这个力量面前，只有那些顺应潮流、能动应变的国家，才会最终把握这个时代的规律，占据这个新型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 dedecms.com

对于中国来说，面对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面临着消除贫困和改善国民生活水平的艰巨任务，争取有限碳空间下的一定排放份额是当仁不让的国际权利；但另一方面，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加之内部发展也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资源压力，承担相应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并转变自身发展方式，也是义不容辞的国际道义和法律责任。鉴于此，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虽然仍然不应该也没有能力承担全球性领导角色，但至少在推动全球能源系统清洁化、团结发展中国家督促发达国家兑现其承诺、与欧盟和美国加强气候外交方面的协调与沟通等方面可以积极发挥领导作用。[41]中国正在成为影响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力量，在全球低碳化转型的道路上，中国担负着特殊的国际责任和绿色使命，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战略选择不但会决定中国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内容。中国必须顺应全球低碳发展这个潮流，加强战略设计，通过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实现内外兼修，对内推动能源体系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对外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深入发展，做出自己相应的贡献，力所能及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以此在国际秩序转型进程中夯实基础，提升实力，增强中国在低碳经济时代国际规则重构的话语权和实际制定权，确保中国在新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权利。在这个有限碳空间背景下，作为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中国，更要积极发挥大国的担当，做一个真正的负责任大国，并通过自身的发展为世界许诺一个更加绿色的未来，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不但将增强中国的硬实力，确保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未来，为中国赢得在低碳经济时代国际秩序中的权利和地位，也会大力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在未来低碳经济时代的国际秩序中赢得尊重、威望与主导权的合法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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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格来讲，国际秩序与世界秩序的指涉范围和对象并不相同，但似乎更多是在研究价值取向方面的区别，国际秩序更多强调“国家间”关系，当然也包括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和作用；而世界秩序的视角似乎是跳出“国家间”，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但就研究本身而言，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国际问题研究界不同的学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标和行文偏好而使用这些概念，也有学者使用“全球秩序”一词，从全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和解读国际关系的变化。本文使用“国际秩序”一词。 本文来自织梦

[2]庞中英：《有无替代性的世界秩序?——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几个关键问题》，载庞中英：《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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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海滨：《气候变化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6期，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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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胜军：《全球气候政治的变革与中国面临的三角难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0期，第97—116页。 本文来自织梦

[5]安东尼·吉登斯著，曹荣湘译：《气候变化的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本文来自织梦

[6]参见J.Timmons Roberts，“Multipolarity and the New World（dis）Order：US Hegemony Decline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Global Climate Regime，”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Vo1.21，No.3，2011，pp.776-784；Andrew Hurrell and Sandeep Sengupta，“Emerging Powers，North-South Relations and Global Climat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vo1.88，No.3，2012，pp.463-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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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enry Alfred Kissinger，World Order，New York：Penguin Press HC，2014；黄仁伟：《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与美国霸权》，载《美国研究》，2014年第6期，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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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昌明、李慧明：《世界金融危机与国际秩序转型》，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9]阮宗泽：《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共有利益的塑造与拓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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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dedecms.com

[11]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13—15页。

[12]阎学通：《大国国际秩序观既得好听还得好用》，载《环球时报》，2015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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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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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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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阎学通在《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一文中特别指出国际格局并不是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国际格局是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国际体系是个客观存在，而国际秩序则是依据人的主观价值界定的事物”。参见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16页。而本文认为国际秩序也包含国际规则制定权分配所形成的结构性物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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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17页。 copyright dedecms

[17]阎学通在《国际关系分析》一书中使用狭义的“国际制度”定义，把国际制度界定为国家之间达成的正式规则，其内容等于国际法中的契约型条约，而国际规范是指用以调整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行为准则，也是评价国家行为合法性及道义性的标准，它们对国家行为约束力的强弱不同，前者比后者更强。参见阎学通、杨原：《国际关系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