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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就业技能提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作用

发布时间:2016-10-08 作者:派智库 来源:《经济纵横》2016年第8期 浏览:【字体: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提升是促进其市民化的基础和内在动力,是推动其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条件。目前,思想观念障碍、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保障机制不健全、自身需求不足等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就业技能的提升。政府应明确其主导地位与服务责任,通过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障碍、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补偿教育、营造制度环境和服务环境、制订激励政策激励以激发需求等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提升,推进市民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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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就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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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农民工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在城市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相对于上一代农民工,其更依赖于城市工作和生活,渴望融入城市。而一个群体社会融入度的高低,不仅与制度、政策等因素有关,也与该群体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技能密切相连。[1]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意味着在制度层面上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已加快了步伐。但在现实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速度并不快。从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意愿及其在市民化后的生存状况视角看,新生代农民工较低的就业技能是导致其市民化进程缓慢的重要因素。[2]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技能是推进其市民化的基础和内在动力。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技能提升面临诸多困境。在加速城镇化、市民化进程中,政府如何明确其主导地位,并完善政策体系、健全工作机制、破除现有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提升的障碍,使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走出困境、推进其市民化进程,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内容来自dedecms

  一、提升就业技能对于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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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助于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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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于生存型的老一代农民工,已是发展型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关注收入提升,更关注自身的发展和“体面就业”,渴望实现身份上的真正市民化转变。其中,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第一步,也是为其实现市民化奠定经济基础。然而,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较低,导致其很难获得长期稳定的工作,限制了自身在城市的稳定发展。《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虽然“80后”新生代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老一代农民工高19.2个百分点,但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仍然高达61.7%,而且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低导致其市民化能力弱,呈现“半市民化”“二元市民化”特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可缩短其进入城市的适应期,是协调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的重要途径,能为市民化提供内在动力和基础。 织梦好,好织梦

  (二)有利于适应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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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弃学务工,其教育程度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虽有很大提高,但仍局限在普及教育范围内,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就业竞争力较弱。调查显示,在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初级职业技术教育的劳动者只占2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更是凤毛麟角。[3]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滞后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导致其大多从事一些低端、可替代性强的工作,从而阻碍了他们在城市的长期发展。在当前的经济转型期,“民工荒”逐步演变为“技工荒”。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可提高其就业能力,增加就业机会,有利于他们在城市的发展,也能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有效的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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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益于自身的阶层流动和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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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不仅是空间和地域的转换,也是与市民交往、融合的再社会化过程。新生代农民工科学文化水平较低,加上户籍归属原因,不仅容易受到城市市民的心理和利益排斥,而且较低的文化和技能水平也会影响其在城市的职业选择,导致其普遍从事低薪资、不稳定的工作,成为最先面临市场冲击和失业可能的群体。同时,由于受经济地位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交流更多限于老乡和熟人等群体,与城市社会的文化、政治系统衔接困难,向上流动受限,缺乏真正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长此以往势必加剧其与城市市民之间的排斥。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科技素质和职业技能,有利于他们稳定就业、融入城市,促进阶层流动,增强社会认同度和归属感,并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的和谐共处提供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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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就业技能提升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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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的高低,直接影响其在城市的就业稳定性、择业竞争力、发展空间以及市民化进程,但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提升仍面临诸多问题。 织梦好,好织梦

  (一)思想观念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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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提升是整个国家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一环,但目前地方政府、用人单位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对就业技能提升的重要性认识不充分,存在思想观念障碍。由于长期的城乡分割和城乡分治,往往造成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存在轻视农民工的问题。尽管当前中央不断强调公平对待农民工,媒体也进行了大量宣传,但新生代农民工仍往往处于“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边缘状态。[4]同时,在频现“技工荒”的现实背景下,重用轻养仍是我国企业用工较为普遍的现象。一些企业未能认识到员工培训的重要意义,经营理念仍停留在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旧思维模式上,以低劳动力成本作为竞争手段。这种成长环境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思想的开拓性与前瞻性,使他们不能充分认识到文化素质提升对于实现阶层流动和融入城市的重要意义,通过教育培训进行职业技能提升的积极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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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 织梦好,好织梦

  目前,二元的城乡社会结构已渗透到包括劳动者就业、教育培训、保障等在内的与农民工实现市民化有关的各项制度安排中。如,教育资源城乡分配不公,农村教育长期落后于城市,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前接受的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质量远低于城市。进城后由于身份限制,新生代农民工也容易被排除在输入地城镇居民培训体系之外。同时,由于各种就业政策与户籍制度捆绑在一起,新生代农民工很难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机会,而且在工资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容易遭遇“同工不同酬”“同城不同权”的问题。可见,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制度二元化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的提升,直接或间接地对其市民化造成制约。尽管目前随着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制度的创新和调整,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已有所突破,但由于制度变革的相对滞后性和改革的渐进性,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提升面临的因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制度性障碍仍未根除。 内容来自dedecms

  (三)保障机制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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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职业培训是提升其就业技能的重要途径,但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保障机制仍不健全,导致培训效果欠佳。第一,制度设计不完善,制度规范、质量保障不足。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导致部分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支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流于形式、落实不力。第二,培训管理协调机制不健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涉及教育、劳动与社会保障等多个部门,但由于缺乏统一调度,加上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不健全,导致实际工作中“多龙治水”、各自为战等问题,甚至使有限的培训资源重复用予相同的培训对象,造成培训资源的浪费。第三,培训的监督和考核机制缺失。目前,我国现有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机构多以行政机制推动运作,不仅没有适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而且在培训过程中,对培训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考核,难以保证培训的有效性。同时,尽管《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建立职业培训制度,但现有行业协会、工会组织在企业培训方面的监管制衡和支持力度均不足,导致多数用人单位并没有真正履行这一法律义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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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自身需求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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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大多意识到专业技能匮乏对自身在城市发展的制约影响,但其参与教育培训、提升自身就业技能的积极性并不高。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就业状况制约其参与教育培训。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任务资收入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教育培训方面的投资,加上工作流动性大、更换工作频繁、休息时间不固定,客观上阻碍了新生态农民工顺利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第二,教育培训成果的社会认可度普遍偏低。从目前情况看,作为培训成果的职业资格证书尚未很好地发挥联系培训和就业中介的作用。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未能得到很好落实,企业对职业资格证书认可度较低,其在工资方面的作用不明显,而这进一步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6]第三,教育培训实效性低。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大多采取自上而下的任务下达方式,但由于对培训需求不了解、专业设置不科学,甚至将其视为一种谋利的手段,导致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流于形式,仅以完成数量指标为目标。而职业培训的层次偏低,与新生代农民工稳定就业并实现市民化的目标差距较大,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就业培训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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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的对策 dedecms.com

  (一)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障碍 本文来自织梦

  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破除阻碍新生代农民职业技能提升的制度障碍,加强城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与城市融合相关的制度改革与创新。首先,改革城市准入的户籍制度。逐渐剥离附加在城市户籍上的福利功能,消除身份歧视,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同市民同等的权益。其次,加强城市融合相关就业制度创新。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政策,搭建城乡连接的就业服务网络,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积极完善包括就业准入、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权益保障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核心。应以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融合的就业制度创新为核心,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以“权利资本”,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提升创造条件。 copyright dedecms

  (二)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补偿教育 织梦好,好织梦

  以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为基础,以补偿教育为内容,以成人教育为形式,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提升奠定基础。第一,重视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在保证新生代农民工接受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重视推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农村职业教育,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之前就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技能水平。第二,强化流入地政府责任,加强补偿教育。流入地政府可整合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资源,将新生代农民工补偿教育纳入流入地职教体系,使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半工半读等灵活方便形式享受补偿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进入中高等学历教育体系,学习在城市发展所需的文化知识和公共知识,拓宽就业空间,以便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第三,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具体实际,推动网络教育培训模式创新。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较强问题,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手机持有率高、熟悉互联网的特点,可通过网络新媒体对其进行就业技能培训。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的网络信息平台建设,整合现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远程教育机构的网络资源,以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学习的连续性,提升其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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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营造有利于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制度环境和服务环境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一,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制度供给。从国家战略高度,立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目标,制定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明确培训的地位,规定相关主体的责任和义务,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第二,激发教育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动力。通过提供税收优惠、贷款扶持等政策,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教育培训机构开展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调动企业开展培训的积极性,对与新生代农民工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委托定点培训机构对其进行培训的企业进行适当补贴。第三,构建良好的服务环境。应设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管理机构,将分散于不同部门和团体的相关培训实现归口管理,对资金投入、资源配置、条件保障等进行统筹管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机构分散问题。完善职业培训的动态监控和绩效评价机制,加大监管力度,严格考核培训机构的办学资质,严把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鉴定关,确保教育培训的实效性。 本文来自织梦

  (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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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激励,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积极性,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人力资本保障。第一,通过发放教育培训券,激发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培训的积极性。可将用于培训的公共经费,以教育培训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受训者本人。同时,鉴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较强的特征,可推动跨省资源整合,以使培训券的适用范围更广、使用更加灵活。第二,健全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搭建通过技能培训获得晋升的职业上升通道。有关资料显示,职业技能标准化程度越高,培训者获得职业证书标记的含金量就越高,就业与培训资格之间的联系就越紧密。[7]因此,应加快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开发与更新,加强对技能鉴定的监督和管理,提升用人单位对职业资格证书的认可度。对于通过培训获取相应技术等级证书的新生代农民工,应将培训与晋升、劳动力价格相衔接,使拥有一定技术能力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专业技术队伍,从而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技术的积极性。第三,提高职业培训成果转化率。改变按指标下达培训任务的现状,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需求与供给的动态监测机制,立足于市场需求,以促进就业为导向,采取“校企联合”“校乡联合”等有效形式,实施“订单式”培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农民工职业培训成果转化率。[8]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参考文献: copyright dedecms

  [1]杨云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不足及其提升对策[J].河南社会科学,2012(5):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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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孟宪生,关凤利.市民化视角下统筹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转型研究[J].管理现代化,2011(6):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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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N].工人日报,2010-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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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田千山.社会阶层良性流动的政策选择——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例[J].当代青年研究,2012(1):23-27. copyright dedecms

  [5]夏静雷,张娟.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权益保障制度研究[J].职教论坛,2014(4):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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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高山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困境及制度障碍分析——基于河南省四市的调查[J].职业技术教育,2013(28):72-77. 本文来自织梦

  [7]莫琳.T.哈里楠.教育社会学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4:584. 本文来自织梦

  [8]程淑,靳国庆.长、吉两市产业协调发展的制度因素分析[J].东疆学刊,2014(3):1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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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绍芳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岚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石学军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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