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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进步的阻力，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目前，全国上下正在全面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的脱贫攻坚战实践探索，文章从精准扶贫何以界定、精准扶贫何以可能、精准扶贫何以突破等方面概括梳理了精准扶贫战略的形成过程和学术理论，指出了传统扶贫开发模式的运行困境，并提出精准扶贫的突破方向，以期拓展贫困治理的价值之维与实践进程。

[关键词]精准扶贫；贫困治理；模式创新 内容来自dedecms

一、精准扶贫何以界定：我国扶贫开发进程的价值之维 织梦好，好织梦

（一）实践探索：精准扶贫提出的现实背景 dedecms.com

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进程主要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小规模的救济式扶贫阶段（1949—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的发展型缓贫阶段（1978—1985年）、以贫困县为重点的区域型扶贫开发阶段（1986—1993年）、以特殊困难区域为重点的攻坚型扶贫开发阶段（1994—2000年）、以小康社会建设为目标的综合型扶贫开发阶段（2001年至今）1、。在改革开放之前，受限于计划经济的社会体制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建设总体布局，虽然针对部分落后地区曾有意识地通过移民搬迁等手段，为部分落后地区注入发展动力以缓解当地的贫困问题，但在国家层次上并未建立完善的扶贫开发体制，扶贫手段仍以小规模救济为主。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扶贫开发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白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国确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国家政策，国家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根据1978年的数据，以人均纯收入100元为贫困线，1978年我国贫困人口规模高达2.5亿人，贫困人口占到全国人口总数的25.97％，而到1985年，贫困人口由2.5亿人下降到1.25亿人左右，年均减少1786万人，贫困发生率也由30.7％下降到14.8％2、。虽然在改革开放前期经济发展成绩斐然，我国的贫困人口大量减少，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逐渐显现，城乡差距逐渐拉大、东西部发展差距也逐渐拉大，贫困问题依然十分严峻，贫困问题成为了制约我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我国于1986年成立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划分甄定出18个集中贫困片区，在此基础上又勘定出一批国家级贫困县与省级贫困县，由此，我国的扶贫开发开始走向制度化、组织化与规模化的发展道路。截至1994年，国家推动的扶贫开发卓有成效，大规模、大范围的推进使得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8000万人，但随着扶贫工作的进一步推进，部分贫困地区如期脱贫，部分贫困地区的治理形势依旧严峻，针对这个问题，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计划在21世纪之前，针对国家划定的贫困县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大规模治理改造。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的扶贫开发走向了新的高度，贫困治理的目标不仅限于保证贫困群众解决温饱问题，而是提升到以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在这一阶段，我国的贫困治理从多个方面共同出发、齐头并进。一方面，贫困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结合，鼓励贫困地区的产业构建，注重持续发展的功能构建；另一方面，积极营造良好的治理环境，打造以政府为主导、结合社会支持与群众参与的“三位一体”扶贫格局。国务院在2011年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更进一步地细化了贫困治理的发展方向与发展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先前的治理经验逐渐转化为现实推动力，使我国的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趋于成熟，现实层面上探索整合出开发式扶贫、救助式扶贫与保障式扶贫等多种开发道路。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将精准扶贫作为我国深化改革、创新扶贫开发工作之一。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针对老少边穷等自然条件恶劣或发展资源匮乏地区的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原有的粗放式扶贫模式已不能适应当下的扶贫需要：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虽然使得数亿人脱离贫困，但现存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更为恶劣、致贫因素更为复杂、发展空间更为狭小、如期脱贫更具难度；其次，粗放式的扶贫模式难以充分利用扶贫资源，只有通过精准识别的方式才能更具效率的进行扶贫开发工作；最后，扶贫开发是长期的历史任务，更为精准的扶贫模式有利于我国实现精准帮扶、动态帮扶的工作常态。习近平在2015年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3、。确保扶贫工作的精准有效进行是我国在2020年完成全面脱贫任务的关键，深入理解精准扶贫内涵并在实践中有效执行精准扶贫战略，对新时期脱贫攻坚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来自织梦

（二）学术探究：精准扶贫的研究动态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有的学者通过研究部分省区在进行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发现：精准扶贫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在于精准扶贫中出现了突出的对贫困户的排斥现象4、。限于某些制度框架会使精准扶贫在识别过程中出现排斥现象从而无法保证识别的精准，许多学者对于“技术精准”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现精准扶贫在运行前期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与困境。出于对精准操作的关注，有的学者将目光转向了操作层面，精准扶贫的核心在于将扶贫资源精准应用到贫困户身上，但针对精准操作的研究却发现扶贫项目的选择权和扶贫资金在推向基层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许多问题5、。精准扶贫在前期运行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精准扶贫在由理念到实地的过程中并未完全与实际情况相衔接，因此对精准扶贫理念更为具体的需求促使部分学者重新回归到对精准扶贫的内涵阐释，通过梳理精准扶贫的主要内容，并围绕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四个核心内容展开了深入的论述：应从改革贫困标准的制定方法出发完善精准识别的运行机制，通过建立完善的精准扶贫考核机制资、金管理体制，保证精准扶贫工作的实际成效6、。在此之后，针对精准扶贫运行机制的研究层出不穷。黄承伟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在推动新一轮扶贫攻坚和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扶贫开发新格局的过程中应重视帮扶资源供给与扶贫需求的匹配，并推动帮扶资源动员的制度化，强调社会组织等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精准帮扶之中7、。李春明则从经济领域出发，认为把握精准扶贫的关键点在于掌握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在加大扶贫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资源整合能力从而实现精准扶贫的效率提升8、。而刘解龙则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会使得竞争性扶贫与竞争性脱贫成为一种事实，因此，实现在多个领域内的制度创新则是在新经济常态下对精准扶贫提出的具体要求9、。随着学界对精准扶贫的研究愈发深入，精准治理的实现路径也成了扶贫研究的热点议题，对于如何实现精准扶贫，不同的学者更是从不同的领域提出了更为细致的阐释：陆汉文认为贫困治理的复杂性与相关信息的多样性直接相关，而实现精准治理的目标就必须通过引入第三方力量和构建参与式信息共享平台途径大力减少当前贫困治理体系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10、。而就治理体制而言，左停、杨玉鑫、钟玲等学者则认为正确地认识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产生的认识冲突和利益冲突，深入理解贫困问题的相对性、主观性和多维性，并实现贫困治理体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则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路径11、。就未来精准扶贫的发展方向，张琦、冯丹萌、史志东等学者还是认为接下来的精准扶贫需要将贫困治理与贫困片区发展相结合，通过强化精准扶贫、实行精细化管理、精确化资源配置等综合手段，实现对扶贫对象的精准化扶持，全面推进我国扶贫开发整体进程12、。目前看来，阶段的精准扶贫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化拓展：一方面，出于宏观层次的精准扶贫概念阐述难以囊括精准扶贫实践的具体表象，需要通过不同的精准扶贫实践个案研究得出的区域发展经验；另一方面，从国家层面全面推进精准扶贫的需求已十分迫切，而在扶贫开发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扶贫开发的预期效果，如何结合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把握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已成为当下扶贫开发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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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准扶贫何以可能：我国贫困治理的模式创新 织梦好，好织梦

（一）传统扶贫开发模式的运行困境 内容来自dedecms

1.粗放式的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当前贫困治理的需要。原有扶贫模式广受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扶贫对象瞄准不清晰。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扶贫开发战略后，规模化的扶贫开发在治理贫困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深入推进，原有的扶贫模式模式已难以解决当前7000多万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主要原因在于规模化的贫困治理模式难以准确识别贫困群体与致贫原因：一是致贫原因认知缺失使国家扶贫资源瞄准存在偏离。忽视致贫原因分析以及贫困人口识别，部分地区在扶贫开发政策执行中只重争取扶贫资源投入不重脱贫成效和只重脱贫数字不重贫困动态管理的扶贫模式，造成国家扶贫资源高投入并未形成高回报，原有扶贫开发的方式很难使扶贫资源渗入扶贫难点盲点地区，扶贫资源的重复投入使得扶贫效果并未收获高效率，改变贫困治理路径至关重要；二是粗放式的扶贫开发管理方式也削弱了扶贫开发的实际效果。一方面，国家重点县、贫困村甚至贫困人口的认定存在较大问题，亲缘因素与利益趋向交织的人为排斥与制度排斥的影响颇为严重；另一方面，扶贫开发动态管理制度的缺失使得扶贫资金在使用上缺乏约束，部分地区甚至存在扶贫资金管理不当、贪污挪用的管理乱象。 织梦好，好织梦

2.漫灌式的扶贫模式使得扶贫资源效应有限。自1986年起，扶贫开发逐步向制度化、组织化与规模化发展。之后，国家聚集大量的扶贫资源投入到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中去，使得部分贫困地区摆脱贫困，但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资源利用方式也在扶贫开发的过程中滋生了许多问题：首先，扶贫资金对于贫困地区的覆盖在部分地区助长了贫困人口等、靠、要的依赖思想，甚至部分贫困人口不愿摘掉贫困帽子，而这种负面影响的产生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贫困治理的难度，造成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扶贫怪象；其次，缺乏有效监督的资金下放扶贫模式使得扶贫资金缺乏监督保障。一方面，缺乏科学规划的扶贫项目脱离实际并不能够满足贫困群体的需要，从而造成扶贫开发资源浪费；而另一方面，漫灌式的扶贫开发资源利用容易损耗政府的公信力，制度监督的缺乏往往会使扶贫资金挪为他用，部分地区的扶贫资金出现了资金滞留甚至资金挪用的现象，因管理缺失而导致的资金使用不当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地区扶贫开发的实际效果。 dedecms.com

3.松散式的考核模式使得扶贫工作缺乏动力。传统扶贫开发模式在动态考核上的缺失使得扶贫开发缺乏激励机制与维持机制，而制度层面的管理缺失更是在扶贫开发中产生了不良影响。传统扶贫开发模式在管理考核上的缺失主要有三点表现：第一，绩效考核不规范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而考核不规范主要体现在考核指标不完善与考核结果不真实。考核指标不完善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地方在推进扶贫开发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而考核结果的不真实则严重影响到我国扶贫开发的整体布局与规划，部分贫困县、贫困村的恶意脱贫与不愿脱贫的现象直接干扰了我国在扶贫开发领域的工作开展；第二，缺乏对贫困人口的动态管理，难以保障扶贫工作的持续与彻底。部分地区的高返贫率便是扶贫管理不到位，贫困群体的贫困治理并未能完全达到目标便将其归于脱贫人口之中，而这种不负责任的管理模式则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扶贫工作陷入了“脱贫再返贫”的尴尬局面。所以总体而言，散漫的扶贫工作管理考核办法使扶贫工作在过去产生了许多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的完善则是对精准扶贫的进一步要求。

（二）新时期扶贫开发模式的需求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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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准扶贫模式的实践探索。一是精准识别贫困群体。精准扶贫的核心内涵在于精准识别贫困群体，在以往的扶贫开发工作中，虽然在地区层面上先后划分了集中连片贫困区，并甄选出一批贫困县与贫困村，但行政区划的贫困认定并不能完全甄别贫困群体，因此，推进贫困群体的精准识别，对于实现新时期的脱贫攻坚工程目标至关重要。精准扶贫的识别工作主要依托驻村识别工作队开展，通过驻村入户识别将贫困群体精确定位到每家每户，并将识别结果进行村内公示、乡（镇）级审核、县级审核、市级审核等逐层审查，确认无误后进行统一建档立卡，完善贫困户的基本信息后将其正式纳入贫困群体。在识别的过程中，各级政府还通过选派优秀干部下派乡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方式以确保在第一级识别中不会出现识别排斥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在以往的贫困识别中出现人为排斥、制度排斥等问题，极大降低了在识别过程中出现误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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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精确把握致贫原因。在对贫困群体进行精准识别，确定下一步的扶贫工作针对的目标群体之后，通过归类分析的方式把握不同的贫闲群体的致贫原因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具有针对性的精准帮扶工作。国务院在2014年制定颁布的《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中也指导性地列举了雨露计划、扶贫小额贷款、异地搬迁等不同的开发路径作为精准扶贫在初期开展工作的推进方向，如针对部分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摒弃以往盲目开发的工作方法转而实行异地移民搬迁，而面对部分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则积极发掘本地区的发展潜能，通过培育品牌项目的方式构建区域发展动力，带动本地区的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精准识别之后通过差别化的精准扶贫方式准确掌握致贫因素与制约条件，在对贫困群体进行充分了解之后对症下药，一方面可以使扶贫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大化，而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扶贫工作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扶贫与返贫之间的循环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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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多元主体精准发力。精准扶贫主要依托政府开展扶贫工作，并积极引导社会、市场共同参与，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扶贫格局。相较于以往的扶贫工作，精准扶贫更着重于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使其最大程度依靠自身的力量建立起独立的发展能力，而在这一过程中，仅依靠政府扶贫资金的覆盖是远远不能完成的，所以精准扶贫的现实需求使得更多的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到了我国新一轮的扶贫开发之中。一方面，各级政府需遵循《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指导，统筹协调财政、住建、民政、林业、公路等相关职能部门的相关工作，针对重点扶贫项目充分调动政府部门的相关资源；另一方面，扶贫部门通过搭建社会扶贫信息服务平台的形式促进贫困群体与社会之间的有效对接，积极引入各类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社会成分参与到精准扶贫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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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滴灌式的精准帮扶。漫灌式的贫困治理方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扶贫开发的进一步推进，如何突破“脱贫又返贫”的现实瓶颈是精准扶贫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精准扶贫的理念不仅仅体现在识别环节的精准，更在于治理环节的精准，而“大水漫灌”式的资金覆盖在当下扶贫大背景下难以真正地解决7000多万贫困群众的贫困问题，由此，讲求针对贫困群体对症下药的“滴灌式”治理模式则能在很大程度触及在以往扶贫开发工作中被忽略的盲区，其具体内涵在于精准利用扶贫资源：首先，治理群体精准定位，并在此基础上严格按照财政部制定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管理使用扶贫资金，扶贫资金的运用需直接体现在贫困群众身上；其次，注重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构建而非直接以钱物的形式补贴贫困群众，注重长效的能力建设而非一时的收入增长；最后，一改以往大范围普适化的治理方式，针对不同原因、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贫困问题实行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手段，将扶贫项目具体化、小型化，将扶贫资源精准地“滴入”到贫困群体之中，增强其内生脱贫致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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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准扶贫的初步成效。一是驻村人户的识别模式确保了贫困群体的精准识别。相较于以往的贫困识别不同，精准扶贫通过派驻工作队进行入村识别、识别到户的方式进行精准识别。虽然在开展新一轮的识别工作中，贫困县、贫困村的名单保持不变，但根据现实发展的需要并结合动态管理的要求，针对贫困村的所有农户以及非贫困村的在册贫困户与新申请贫困户进行人户调查。以广西为例，2015年重新核实了2014年的统计数据，对全区538万贫困人口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再识别，通过一进（进入贫困户）、二看（观察贫困户的家庭财产情况）、三算（计算贫困户的支出、收入等）、四比（与本村其他农户进行比较）、五议（评议结果是否公正合理）的工作方法对区内贫困人口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精准识别，大大提高了贫困群体的识别准确率，虽然各省区在精准扶贫的具体操作上存在些许差异，但整体精准扶贫的识别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能够精准识别贫困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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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帮扶模式调动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参与的扶贫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扶贫开发的工作效率，其意义不仅仅体现在强化了社会层面对扶贫开发的参与度、调动了各方资源共同参与扶贫开发，更在于激发了扶贫开发的社会活力，提高了新一轮的扶贫攻坚的工作效率。以贵州为例，贵州以万达集团对口帮扶丹寨整县脱贫的社会扶贫模式为样本，推动了贵州茅台等12家国有企业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望谟等12个扶贫开发任务重点县，极大地带动了贫困地区的区域发展，构建起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扶贫开发的工作格局，此外，贵州还就如何进一步完善金融扶贫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单在2015年便投入了2.16亿元的财政资金，促成了银行向贫困地区发放76亿元小额信用贷款13、。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是扶贫绩效考核方式提高了扶贫开发的工作效率。精准扶贫在运行的过程中通过建立严格科学的动态考核方式以保障在对精准扶贫绩效的考核准确有效。湖北省在进行绩效考核的过程中严格按照“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要求，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各项工作，通过考评实绩检验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工作作风和工作业绩。并将县市精准扶贫目标责任考核纳入年度综合目标责任考评指标体系，其中精准扶贫目标责任占到70％的权重，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责任的考核则占30％的权重，而严格落实统筹组织、分类考核、共同评价、综合运用的考核办法则在很大的程度上杜绝了以往数据失实的统计乱象。一方面，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是绩效考核精准性的必要前提；而另一方面，严格遵守相关考核制度并积极落实考核要求则是精准扶贫保持绩效准确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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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准扶贫何以突破：我国贫困治理的路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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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准扶贫的内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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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扶贫目标由解决经济收入问题转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精准扶贫较以往相比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提出了脱贫攻坚的综合奋斗目标，即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以每年人均收入6％的增长幅度设定2020年全国脱贫标准为人均纯收入4000元，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等措施，帮助约5000万的贫困人口脱贫，对于2000多万人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则实现全部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范围，完善社会保障兜底政策。我国扶贫目标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历了十分艰难的开发过程，而目前正在进行的扶贫开发工作既是“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也是最为艰难的阶段，所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转变不仅仅体现在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更要考虑到生存环境、生态保护、能力建设等综合扶贫开发实现指标，实现以人为本与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结合，实现全部贫困人口共同进入小康社会是精准扶贫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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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扶贫理念从“漫灌式”扶贫转向“滴灌式”精准扶贫。扶贫理念的转变使精准扶贫能够从根本上对以往的治理难点、治理困境进行富有生命力的阐释与解决，而实现发展理念从“漫灌式”到“滴灌式”转变也同时体现了我国当下扶贫开发的迫切需求。精准扶贫在新的扶贫攻坚背景下提出的“滴灌式”治理模式则对于以往“漫灌式”治理模式所引发的问题的回应，为了解决以往开发工作效率低下、资金使用缺乏管理等问题，针对宽泛所提出的精准理念是从根本内涵上对我国扶贫理念的总结创新，而实现扶贫理念向精准化的转变则为下一步的精准扶贫奠定了发展基调。 copyright dedecms

3.扶贫主体由政府负责转向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精准扶贫在坚持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积极引入社会其他成分参与到新一轮的扶贫攻坚之中，这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扶贫新模式的探索，如何激发全社会力量在扶贫领域内的活力一直以来都是实现扶贫效能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实现多元参与的扶贫模式一方面要求政府继续发挥在扶贫领域内的主体地位，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并作为治理主体发挥主要作用；另一方面，多元成分对于精准扶贫同样重要，如何在扶贫领域引入各方力量并积极探索相互之间的合作模式是激发社会潜能的关键所在，积极引导、利用社会资源参与扶贫开发是当下扶贫开发的大势所趋。 织梦好，好织梦

4.扶贫重点由扶贫资金覆盖转向扶贫资源综合治理。在以往的扶贫开发之中，政府过于注重资金的投入使得在开发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诸如效率低下、缺乏监督、管理不当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反思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精准扶贫推进扶贫资源综合治理。为了解决在以往扶贫开发中就资金使用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精准扶贫在进行扶贫开发中极为重视项目制定的科学性，通过完善的可行性研究、环境评估报告的前期准备工作对规划项目进行充分科学的论证，并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注重各个环节的监督考评，以动态管理、常态监督的管理模式进行规范管理；而在项目选择上，一改以往追求大、全、多的项目设置，转为强调务实合理的项目需求和扶贫项目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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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准扶贫的模式创新

1.精准识别推动贫困精确治理。精准扶贫相较于以往最大的区别便是各省区在全面推开扶贫攻坚之前进行了大规模的贫困群体识别工作，通过地毯式的全面普查开展贫困群体识别工作，一方面，对于原先建立的贫困网络进行全面仔细的筛查，依托已建成的贫困信息数据进行贫困群体内部的二次识别；另一方面，各级单位组织动员优秀干部下派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并组织驻村识别工作队，下派乡村，实现对贫困村、贫困户识别的全面覆盖，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是原有登记在册的贫困户，对于非贫困县、贫困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同样进行贫困识别。通过建档立卡的形式整合有效信息后建立统一的贫困信息平台后，为了解决在以往扶贫开发的过程中由于“漫灌式”扶贫而造成的扶贫工作没重点、没关键、没效果等问题，针对不同致贫原因而导致的不同类型的贫困进行精确治理，通过结对帮扶、产业帮扶、设施建设、生态移民等多种形式开展扶贫工作。精准扶贫的实现主要在于对致贫因素的准确把握，原有大规模、漫灌式的扶贫开发在开发扶贫的前期阶段的确卓有成效，但对于如何解决贫困治理中的难点地区、盲点地区的贫困问题，则需要运用“精准”的治理逻辑去构建未来扶贫开发的行动体系，只有通过精准识别贫困群体、精准识别贫困问题，才能够进一步为贫困治理提供更明晰的思路与更精确的治理手段。 本文来自织梦

2.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的扶贫格局。精准扶贫在开展扶贫开发的过程中，打破了原有观念的束缚，积极引入非政府力量参与到精准扶贫之中，而这种多元参与的扶贫格局则更有利于激发社会扶贫活力，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下一步的扶贫工作之中。首先，通过实施结对帮扶的扶贫模式，构建贫困地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体系，以“一对一”结对帮扶的模式将实力较强的事业单位与社会企业等社会团体与贫困村、贫困县联系起来，构建市场、政府、社会协同共进的扶贫体系。其次，建立并强化贫困地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探索转变农村资源的有效形式，盘活农村的潜在资源，并建构起精准扶贫的内生动力。最后，构建科学的社会扶贫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整个社会对于贫困治理的参与程度，推动社会参与不仅能够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下一步的扶贫开发之中，更能激发社会参与扶贫开发的热情，完善我国的社会监督体系。

3.层级考评结合动态管理确保扶贫效果的准确长效。如何突破“脱贫再返贫”的治理困境一直以来都是扶贫工作的一大难点，根据《西部蓝皮书：中国西部发展报告（2012）》，显着的短期扶贫开发成绩背后却存在着高返贫率的问题，从长远来看部分地区的扶贫工作却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如何保证扶贫成果的长效性同样是精准扶贫的重点工作之一。在此背景下，2014年由中组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统计局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贫困县考核工作指导意见》指导贫困县的扶贫工作考核，之后各省区也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台了不同的考核标准，针对精准扶贫的实际要求构建了多层考核体系，考核的内容以经济发展与贫困人口脱贫率为主要内容，但在此基础上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生活水平等指标的考核。与此同时，精准扶贫也关注到如何建立健全扶贫开发效果评估体系。在建立起统一的扶贫信息平台之后，由扶贫职能部门根据相关数据定期管理贫困群体的脱贫情况，对于已经脱贫的群众在一段时间内仍进行信息跟踪，在确定其已真正脱贫之后才真正将其排除出扶贫信息体系之外。精准扶贫在对政府考评体系进行科学化合理化修订的同时更注重对贫困群体的直接评估，而动态跟踪的评估模式更能保证精准扶贫成果的长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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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准扶贫的突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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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人为本是精准扶贫的核心理念。将人的发展放在精准扶贫的第一要位，无论是从精准识别的角度出发，还是用科学管理的视角去审视精准扶贫，都需要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而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观念，才能够正确引导新一轮扶贫攻坚的发展方向。在以往的扶贫开发过程中，过于注重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的扶贫开发理念使得扶贫工作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生态污染、资源浪费与虚假脱贫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精准扶贫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需要重塑以人为本的扶贫开发观念，一方面，以人为本为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奠定了基础，维护了贫困人口的发展权利；另一方面，以人为本从贫困人口的实际生存和发展需要出发进行精准帮扶，贫困人口的自我脱贫和自我发展能力才会得到真正提升，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才会真正形成。 本文来自织梦

2.分类精准帮扶是精准扶贫绩效的关键。全面脱贫目标的实现不仅仅是围绕贫困人口收入的增长，更要注重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与致贫原因的分类解决，通过系统分析科学论证的方式深入剖析不同区域和不同贫困人口致贫的根源，并对不同的致贫原因进行有针对性的分类帮扶。如解决资源型贫困、主体性贫困、生产性贫困和政策性贫困等不同类型的贫困问题，就需要从贫困实际出发进行差异化的精准贫困治理；除此之外，精准扶贫也应在政策顶层设计与世界执行进程的有效对接、致力于构建长期的动态贫困治理体系，实现贫困问题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理。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3.新发展理念是精准扶贫开发的导向。综观全球的贫困问题，可以预示的是我国的扶贫事业并不会随着2020年全面实现脱贫目标而终结。相反，在实现现有基础现阶段的脱贫目标后，针对遏制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问题的有效治理则更需要我们在当下就构建好完备的贫困治理体系。因此，坚持持续发展的扶贫治理模式同样十分重要。精准扶贫的发展方向应面向更为长远的未来，在推进扶贫开发的过程中，则应注重内生发展、和谐发展、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扶贫开发要求，一方面，注重开发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并将工作重点放在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内生性培育，积极探索教育扶贫与产业扶贫等贫困群体能力培育的扶贫模式而非将工作重心仅仅局限于贫困人口的短期经济收入提高；另一方面，坚持对历史负责的时代责任观，追求长效发展机制的构建而非谋取短期一时之效，完善科学合理的动态管理考评机制，实现扶贫管理的上行下效，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规范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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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copyright dedecms

1、刘娟《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回顾、成效与创新》，载于《探索》2009年第4期第87至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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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曦、熊理然《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成就及其历史经验》，载于《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学术论文集》2008年第630至642页。

3、央广网《习近平出席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资料来源：http：//china.cnr.cn/news/20151129/t20151129_520628571.shtml.2015-12-27。 织梦好，好织梦

4、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载于《农村经济》2014年第6期第78至81页。

5、罗凌《关于精准扶贫的调查和思考》，载于《中国乡村发现》2014年第4期第134至138页。

6、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第147至150页。

7、黄承伟、覃志敏《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演进与精准扶贫》，载于《开发研究》2015年第2期第56至59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8、李春明《精准扶贫的经济学思考》，载于《理论月刊》2015年第11期第5至8页。 copyright dedecms

9、刘解龙《经济新常态中的精准扶贫理论与机制创新》，载于《湖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156至159页。

10、陆汉文《落实精准扶贫战略的可行途径》，载于《国家治理》2015年第38期第28至31页。 内容来自dedecms

11、左停、杨玉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第156至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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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琦、冯丹萌、史志乐《十三五期间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思考》，载于《中国国情国力》2015年第9期第18至20页。 织梦好，好织梦

13、赵勇军《贵州探索精准扶贫新路径》，载于《贵州日报》2016年1月3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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