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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正在经历从老龄化社会向高龄社会的转变，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需要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试图在分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国不断变化的养老模式进行梳理，并基于社会嵌入视角，将不同养老模式下的社会嵌入构成要素分为结构嵌入、政治嵌入和认知一文化嵌入，探析中国养老模式变迁的社会制度背景和现实逻辑，就中国未来养老模式的发展走向和政策选择进行探究。 织梦好，好织梦

关键词：社会嵌入；人口老龄化；养老模式；家庭养老；社会化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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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织梦好，好织梦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世界各国都在经历着从老龄化社会向高龄社会的转变。中国在2000年前后已经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15数为2.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6.7％.其中65岁以上人口数为1.5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9％。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预测，中国到2025年将进入高龄社会的深度老龄化阶段，65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4.2％。在人口高龄化特征愈发明显的现代社会，老年人失能化和空巢化将进一步加剧，养老服务将从最初的市场需求演变成为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难题之一。如何积极应对老龄化的趋势，需要全社会普遍关注。 copyright dedecms

在经济体制和人口、家庭等社会结构面临转型的背景下，以家庭为主的传统养老模式受到巨大冲击，正规长期养老护理的社会服务也面临种种挑战。如何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模式，需要社会各界的反思和探讨，也得到了政府部门和学者们的关注。本文试图在分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国不断变化的养老模式进行梳理，基于社会嵌入视角探析中国养老模式变迁的社会制度背景和现实逻辑，就中国未来养老模式的发展走向和政策选择进行探究。 内容来自dedecms

二、中国当前养老模式选择

本文的养老模式是指在物质层面、生活层面和精神层面对老年人安度晚年提供支持的制度安排。学者们对养老模式进行了不同类型的划分，通常做法是按照养老社会化程度的高低，将养老制度分为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回顾已有文献可以发现，针对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主要存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社会化养老是否替代家庭养老等实证性研究、家庭养老需要扶持和需要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等规范性研究以及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老将共同发挥作用等前瞻性研究。

1.家庭养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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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有“养儿防老”的说法，家庭是老年照料的主要力量，依靠家庭成员或亲属网络照料的方式是中国最普遍的养老选择。家庭这一最基础的社会网络不仅提供了养老的经济支撑，成为老年照料的最佳组织系统，同时也是老年人情感依托、体现自身价值和晚年自尊的来源。与西方社会奉行的“接力模式”不同，中国社会一直以来奉行“反馈模式”，讲究家庭的代际支持。家庭养老的活动场域在家庭这一社会最基本的组织结构中，主要由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特别是子女）承担养老责任并提供照料服务。此外，自我养老也可以视为家庭养老的一种，主要包括在城市生活的老年人基于退休工资或社会保险的养老方式，以及农村地区老年人基于土地的养老方式。从养老的经济供养方面看，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发布的《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城市地区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自己或配偶（80.1％），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自己或配偶（51.4％）以及子女或孙子女（43.7％）。从生活照料方面看，在生活起居需要照顾的老年人中，有50.7％的老年人主要是由子女或孙子女照顾，另有46.0％的老年人主要是由配偶照顾。阳义南和詹玉平[1]指出城市地区依靠配偶照顾的比重较大，农村地区依靠子女或孙子女照顾的比重较大。另外，陈芳和方长春[2]的研究显示，虽然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人口流动和农村人口空心化，农村多数老年人失去了子女在家时的生活照料、经济供养和精神慰藉，转变为老年人经济自给、生活自理和情感自抚为主。即如周祝平[3]所指出的，养老主要方式由家庭养老变为自己养老。李永萍[4]指出农村地区老年人养老现状更多的是“以地养老”，而非“养儿防老”。这种自我养老模式折射出了生活无奈（子女无法养）与制度无奈（正式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缺失），因而被陈芳和方长春[2]认为是一种过渡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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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庭养老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姚远[5]与周兆安[6]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加剧、家庭规模缩小、代际倾斜严重、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而自理能力下降和传统孝道文化衰落等，家庭养老功能已经弱化。田北海等[7]认为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若干挑战。周莹和梁鸿[8]认为家庭养老模式由于制度性瓶颈和其他外生因素的冲击，具有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戴卫东[9]认为家庭养老作为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养老模式，不应该被彻底否定，而应该通过政策支持加以强化。郭庆旺等[10]认为与社会养老保险相对，家庭养老对人力资本、长期经济增长和传统文化信念有促进作用。张正军和刘玮[11]认为在较长时期内养老应围绕稳定、扩展或补充家庭养老的模式展开。

2.社会化养老模式 dedecms.com

社会化养老主要包括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和社会化养老机构的建立与完善。在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寻求社会化养老支持逐渐成为替代家庭养老的一种路径，刘一伟[12]认为这一替代使得社会化养老的重要性日渐突显。钟春洋[13]指出为减轻子女压力，有稳定收入的老年人倾向于采用社会化方式改善自身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因此，需要通过构建相应的制度安排，从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满足老年人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后无法得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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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前社会养老服务面临短缺问题，表现为社会养老服务主体严重匮乏，社区养老公共设施供给不足、服务滞后，机构养老服务床位不足、配置不均，相关制度保障尚未健全等。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底中国养老服务床位数为680万张，每百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张，远低于发达国家每百人5—7张的平均水平，仅仅达到发展中国家每百人2—3张的平均水平。2009年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2014年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标志着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进入到一个崭新时期。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力求突显出社会福利性和社会公平性的特征。 copyright dedecms

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集中在社会化养老模式对家庭养老模式的影响及其社会认同度等方面。陈华帅和曾毅[14]与刘一伟[15]的研究表明，社会化养老在增进老年人福利水平的同时，对于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有着显着的挤出效应。程令国等[16]的研究表明，“新农保”改变了农村家庭的预算约束，增加了参保老年人经济独立的可能性，减少了其对子女的依靠，增加了其独立居住的可能性，因而在生活和精神方面对来自社会照料的需求有所增加，这引导了农村居民开始从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试探性地转向社会化养老模式，但家庭养老的基础性地位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张川川和陈斌开[17]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家庭养老的替代影响，结果表明替代效果非常有限。王增文和Hetzler[18]的研究表明，“新农保”的社会认同度较低，其福利性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需要进一步提升制度的水平覆盖率和替代率。刘一伟[12]从城乡差异视角分析了社会化养老对家庭养老的替代，城镇社会化养老同时减弱了子女对老人精神慰藉和经济供养方面的支持，农村社会化养老仅仅弱化了子女对老人生活照料的支持，而对精神慰藉和经济供养方面的支持没有显着效应。

三、社会嵌入视角下中国养老模式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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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社会嵌入理论，不管是养老模式之间互为替代还是互为补充，都需要理解养老个体与行为所嵌入的特定社会经济结构。Granovetter指出作为社会行为的一种特定形式，存在于所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结构、文化、政治和宗教等各类制度网络所组成的社会环境中，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本文聚焦于中国养老模式的演变，根据Zukin和DiMaggio的划分逻辑，将社会嵌入构成要素分为结构嵌入、政治嵌入和认知一文化嵌入，探讨在这些构成要素的影响下，中国养老模式是如何在相应外部环境变迁中不断演化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国家对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和西方福利体制改革浪潮影响了养老模式中的结构嵌入、政治嵌入和认知一文化嵌入，这些构成要素的变化继而引发中国从家庭养老模式向社会化养老模式转变。在养老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以家庭核心化与空巢化以及老人失能化与独居化为特征的家庭结构的变动，弱化了家庭养老和照料功能，促进了社区网络支持的兴起，由此引发了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发展，以解决家庭养老面临的困境（结构嵌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中国逐渐开启了基于市场导向的福利事业社会化发展过程，在传统的家庭养老之外的社会服务空间中，形成了强调市场购买与个人责任相结合的模式，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体制逐渐形成（政治嵌入）。此外，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转变对传统的以“反馈模式”为特征的代际伦理造成了冲击，个人本位主义和家庭世俗化的趋势突显。随着“反馈模式”文化基础的变迁和权威主义孝道的转变，“敬老”“养老”的概念也被重新加以诠释和践行（认知—文化嵌入），如图1所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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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家庭核心化与空巢化以及老年人失能化与独居化为特征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动（结构嵌入）。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高水平专业化社会分工的普及，社会对知识的需求、特别是技术知识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使得成年子女被迫离开家庭，寻求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因此，与主干家庭相比，核心家庭可以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社会，其成为社会家庭的主导模式，这与对经济增长的强调相吻合。 织梦好，好织梦

首先，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发生变化。伴随家庭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中国家庭结构越来越小型化和核心化。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户均人口仅为3.1人。其次，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代际分居的趋势，造成主干家庭减少，老年人更有可能与其子女和其他亲属相隔离。同时，社会福利的兴起也削减了现代家庭子女照看其老年父母的意愿，空巢家庭和空巢老年人日趋增多。根据2016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的数据，2010年城乡空巢老年人的占比达到49.3％（其中独居老人占比达到9.7％，仅夫妻同住老年人占比为39.6％），较2006年增加8.0个百分点。2000—2010年城镇空巢老年人的占比由42.0％上升到54.0％，农村空巢老年人的占比由37.9％上升到45.6％。2015年空巢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达到51.3％，老年人家庭呈现空巢化和独居化趋势。子女离开家庭，不再与老人同居一处，两者空间距离加大，使得老年人虽然在物质方面仍有得到子女支持的可能，但在日常生活和精神寄托方面却往往失去依靠，导致传统家庭养老功能面临严峻挑战，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许多家庭难以为继。再次，伴随家庭核心化与空巢化的是老年人失能化。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部分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已经达到4063万人，占老年人总数的18.3％。对于这些老年人而言，由于行动不便，他们的饮食起居、家务劳动和求医问药都需要照料或陪护，加之家庭照料资源的缺乏，对社会服务的需要也日趋强烈。最后，Zukin和DiMaggio指出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不仅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营，也对行动者自我规范的努力产生重要影响。居家的利益相关者构成的社区网络支持，促成了居家互助养老模式的形成。需要指出的是，社区网络支持应该同时包括正式社会网络和非正式社会网络，正式社会网络包括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社区家庭综合服务机构和社区矫正机构等社区公共服务平台，非正式社会网络包括老年社、老年大学等与老年人生活紧密相关的社区网络组织。这些社会网络结构都有助于老年人扩展社会关系，搭建新的社会网络，通过交流使其得到友谊、情感和精神慰藉，自尊得到增强，并进一步获得胜任感和成就感。

第二，计划生育政策和福利事业社会化引发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体制逐渐形成（政治嵌入）。按照诺思对制度的认识，可以将家庭养老看做是通过道德传统、风俗习惯和村规民约等“软约束”形成的非正式制度，而社会化养老是通过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和社会规范等“硬约束”形成的正式制度。养老社会化正是养老服务从家庭走向社会，从非正式制度走向正式制度的过程。这一发展趋势受到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和西方福利体制改革浪潮等内外因素的双重影响。对政治嵌入的分析需要提到对上文结构嵌入带来深入影响的计划生育政策，它影响了家庭养老行为中利益相关者的生育决定和养老策略。从曾经用来宣传推动这一制度的政策动员令的变迁（从19世纪80年代的“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政府帮养老”直到今天的“养老靠社保”），便可以看出这一特有的制度安排对支持家庭养老或社会化养老各自相关资源与方式的改变。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政府和企业逐渐摆脱“包办福利”“单位福利”的包袱，这推动了包括养老在内的社会福利供给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进程。与此同时，西方社会正处于福利体制改革阶段，福利国家模式危机开始出现。公共部门试图通过福利供给的私营化和多元化等改革来应对危机。对个人利益和个人责任的强调以及对市场机制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福利体制的变革，开启了福利事业社会化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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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中国福利事业在“社会福利社会办”方针的引导下，由“救济型”转为“福利型”，中国福利事业体制从国家包办、封闭的模式转变为面向社会的多元模式，由国家、集体、个人等多渠道、多层次共办。在当时的养老服务供给领域内，社会兴办就意味着动员民间资本通过市场机制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但是，由于养老服务业的非营利性以及缺乏公共财政税收等优惠支持政策，市场机制下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供给的积极性并不高。基于此，依托社区开展养老服务的制度化安排开始出现。1993年《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的意见》发布，使社区服务得以制度化。2001年全国广泛推行“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使社区养老与居家养老相结合，居家养老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内容。200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大力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使政府公共服务覆盖到社区，鼓励和支持各类组织、企业和个人开展社区服务，并支持和鼓励社区成立致力于社会救助、优抚、助残和敬老等服务的民间组织，为老年人、残疾人和困难群众等提供社区志愿服务。针对农村居民的养老困境，政府于2009年开展“新农保”试点工作，这是政府社会保护责任的体现。养老金作为政府提供的一种金融支持，对中国养老模式变迁产生了诸多影响。2013年《关于开展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公布，明确公办养老机构“托底”作用这一职能定位，优先保障弱势老年群体（包括有经济困难的孤寡、失能、老龄等老年人和优抚对象）的服务需求，推行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发展，鼓励社会力量运营，支持专门面向社会提供经营性服务的机构在条件适宜时转制成企业，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在这些政策措施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体制逐渐形成。

第三，个人本位主义发展、家庭世俗化和权威主义孝道衰落（认知—文化嵌入）。中国传统养老行为遵循的是代际“反馈模式”，而不是西方的“接力模式”。老年人选择和子女同住，在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得到子女支持，体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养老的传统文化和历史习惯。以家庭和血缘为人际交往结构和社会结构圈核心的差序格局展现了农村社会的家庭本位主义。然而，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的经济水平越发达，孝敬老年人的责任越弱化，老年人的社会地位也就越低。孟宪范[19]指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市场机制通过经济理性进入到家庭，导致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市场经济进入到农村地区，导致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较为年轻的一代靠科技进步和外出打工得以致富，老年一代虽然耕作技术熟练和生产经验丰富，但原有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正在失去。阎云翔[20]针对农村家庭世俗化进行了分析，提出由于过去五十年来的社会变革和破除封建迷信运动，导致家庭和家长神圣色彩日渐褪去，家庭开始世俗化，家庭价值出现扭曲，使得农村子女的自私自利缺乏约束。孟宪范[19]将这一现象称作“经济理性越界”的产物。受到经济理性侵蚀，农村家庭开始出现代际关系紧张、孝道衰落和养老危机等问题。国家提供的养老保障仍不健全，很大一部分农村老年人仍完全依靠子女养老。在传统上这种养老制度依靠伦理规范和乡规民约来维护，当维护这一制度的体系濒于解体时，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困境就突显出来了。 copyright dedecms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和核心家庭的增多，城市子女与父母同居一处的更少，对父母的家长角色更加趋于淡化，较为年轻的一代尊老敬老的意识也逐渐丧失。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老年人的应有价值和社会作用往往被忽视，现代社会对老年人人文关怀的弱化也使其社会地位明显下降。李银河[21]对家庭关系的研究表明，虽然绝大多受访者都赞同孝敬父母的必要性，但这并不等于对父母意志的绝对服从，应该以权利平等为前提重新阐释孝敬父母这一观念，这是对中国以权威主义为特征的传统孝道的颠覆。因此，由于主干家庭减少和福利社会的兴起，现代家庭子女照看老年父母的能力和意愿正在削减，家庭养老的主体责任与地位正在淡化。 dedecms.com

四、中国养老模式的未来展望 本文来自织梦

根据社会嵌入理论，为了避免社会化不足和社会化过度，需要在养老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并形成融合性的互动关系。这正是近年来学者们对大量混合交叉型养老模式的关注，这些新型模式是在处于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二者之间的其他养老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外，除了不同养老模式内部的融合和发展，近年来由于需要特殊照料的老年人人数逐年上升。老年人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明显增加，“医养结合”的跨界发展模式开始兴起。这是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符合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养老模式。“医养结合”通过整合现有养老资源和医疗资源，将老年人的养老服务和健康医疗服务一体化，是对养老模式和医疗模式的一种创新。从社会嵌入视角来看，“医养结合”这一新型制度安排，是在快速老龄化与少子老龄化、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增加等现实背景下出现的。中国孝文化传统巩固并强化了居家“医养结合”的地位，而养老机构的转型也加强了老年人对养老机构的认同和信任。随着全民健康理念、积极养老观念和保健康复意识更加深入社会，以及国家从政策层面上对“医养结合”的鼓励和推动，社会力量也纷纷投资或兴办老年康复、老年护理等专业医养结合机构。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中国政府也已经深刻意识到了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意义。《“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从而将《“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的“机构为支撑”转变为“机构为补充”。根据本文的社会嵌入分析视角，可以看出这一转变既折射出中国养老社会制度环境的转变，又突显了中国未来养老政策的新思路，同时符合中国居家养老的认知和文化传统。在打造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和长者为善的社会进程中，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这两种主要的养老模式在中国形成了互补机制，对中国的家庭关系、家庭结构和社会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养老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将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多元走向医疗领域与养老领域的有机结合，以此来适应不同老年人的需求，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养老与医护服务。为此。中国政府应积极制定并有效执行相关的养老政策，将养老的制度安排作为积极的社会福利，强调老年人的自我实现和责任，逐步增强老年人自身的生存能力，并对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风险采取疾病预防、早期干预、康复和临时护理等措施，提高老年人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减少医疗费用支出，最终推动老年人身心健康和全面积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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