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智库

内容提要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但制造业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同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文章利用CES生产函数和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测算了1995～2009年中国与美国制造业技术差距，并对技术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测算结果表明，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在1995～1998年期间出现短暂缩小，但1999～2009年期间技术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分行业看，中国的资源、能源等垄断性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同美国的技术差距较大，而消费品制造业同美国的技术差距较小。利用分行业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扩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信息通信技术和制度环境，特别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制度改革并未有效促进信息技术进步进而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在中国加入WTO后显着缩小了中关制造业技术差距。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并未有效缩小中关制造业技术差距，而且，随着人均GDP的上升，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并未呈现收敛趋势。

关键词 市场化改革 信息技术进步 技术差距 内容来自dedecms

一、问题的提出 copyright dedecms

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制造业总产出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25％，但却不是制造业强国，主要表现在缺乏核心技术，出口品附加值低，制造业总体处于价值链低端。德勤咨询（2016）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显示，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排名全球第一，但这主要得益于成本优势，而在人才和劳动生产率方面中国均不占优势。程虹和李艳红（2015）研究了全球15个主要国家的制造业质量水平，结果显示，中国的制造业质量竞争力仅排名第13位。为了提高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水平，国务院于2015年发布《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出要在2025年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创新能力显着增强，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增加值能耗和污染排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如何实现制造业竞争力水平提升，首先需要了解中国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技术差距有多大，影响技术差距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copyright dedecms

Aeemoglu等（2012）的研究表明，由于美国的市场制度对企业家和工人提供了更强的创新激励，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前沿技术创新的领导者。为了测算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与世界前沿技术的差距，本文借鉴Shen等（2015）的CES生产函数法和Klump等（2007）的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测算了中国与美国制造业分行业技术差距，并对影响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国别间技术差距的影响因素也是影响技术创新及其跨国收敛的因素。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制度、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能力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也是影响跨国经济收敛和技术收敛的主要因素。阿格因和彼得豪伊特（2011）总结了跨国经济（技术）收敛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积累、跨国技术外溢、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完善性等。Bergeaud等（2015）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生产率扩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信息通信技术进步、教育质量和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刘伟和张辉（2008）研究表明，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主要源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而信息技术进步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的主要标志，为此，本文结合国内改革现实和Bergeaud等（2015）已有研究文献，实证研究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和信息技术进步对中美技术差距的影响。 本文来自织梦

二、测算模型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模型设计

本文来自织梦

目前测算国别间技术差距采用最多的方法是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随机前沿分析法（SFA），该方法通过测算本国与其他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变化、效率变化和投入效率等方面的差异衡量两国间的技术差距。国内较为系统地利用该方法测算中外技术差距的是陆剑等（2014）的研究，该文利用中国和0ECD国家数据通过DEA方法测算各行业的世界技术前沿面，然后计算各行业样本点与世界技术前沿面的距离，从而确定中国与发达国家各行业的技术差距。第二种测算技术差距的方法是测算国家间产品质量的差距，如王林辉和张伊依（2016）、程虹和李艳红（2015）等的研究。该方法的原理在于产品质量提升是技术进步的重要体现形式，假设产品质量是消费者效用的一个影响因素，在既定价格条件下，产品质量越高，消费者效用也越高，产品的市场份额也越高，因此，产品质量是价格和产品市场份额的函数（Martin和Mejean，2014；张杰等，2014）。 织梦好，好织梦

本文测算技术差距的方法是生产函数校准法，Shen等（2015）利用该方法测算了中国、美国和印度的技术差距，将技术差距定义为本国要素利用外国技术生产的产出与本国要素利用本国技术生产的产出的差距，该方法的优点在于生产函数设定形式灵活，可以采用CES生产函数或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也可以考虑两国生产函数在技术参数上的差异，还可以将技术进步形式设定为技术中性、劳动增强型或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考虑到函数设定形式的灵活性和已有研究文献的欠缺，本文采用Shen等（2015）的方法测算中国与美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技术差距。该方法需要测算生产函数的各项技术参数，为此，本文采用Klump等（2007）的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测算这些参数。

copyright dedecms

Shen等（2015）假设技术进步为中性，但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往往表现出偏向性（Acemoglu，2002）。为此，本文将生产函数设定为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的CES生产函数： 内容来自dedecms

织梦好，好织梦

产的产出差距。如果两国生产函数的资本相对重要性参数κ和替代弹性σ相同，那么，技术差距即为DEA方法或SFA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Shen等，2015）。

织梦好，好织梦

从美国的角度测算两国的技术差距可以采用（1c）和（1d）进行测算： 内容来自dedecms

[1] 本文来自织梦

copyright dedecms

三、参数估计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联立方程中每个方程的残差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借鉴Klump等研究，标准化供给面系统采用可行广义非线性最小二乘法（FGNLS）估计可以有效消除这种相关性。利用FGNLS方法估计需要对参数设定初始值，参考Klump等（2007）和Leon等（2010a，2010b）的估计结果，设定参数φ0=1、κ0=0.4、γk0=0.1、λk0=0.2、10=0.15、λ10=0.5、μ0=0.1，替代弹性σc分别设定为0.5和1.3，用于检验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在互补和替代情况下参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2]。（1d）式标准化供给面系统的初始参数设置与（1a）式相同。 dedecms.com

估计数据中的产出、资本和劳动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WIOD数据库包含了OECD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分行业增长核算所需要的数据，目前1995～2009年的数据最为完整，因此，本文估计样本为1995～2009年的制造业数据。产出数据选择以1995年为基期的分行业实际增加值表示。资本数据选择以1995年为基期的分行业实际资本存量表示。数据库中的劳动数据没有考虑劳动质量，但将劳动分为高、中、低技能劳动，为此，本文借鉴Ho和Jorgenson（2010）的劳动力质量调整方法，以高、中、低技能劳动报酬占总劳动报酬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得到经过加权调整的劳动投入量[3]。标准化供给面系统中式（3）、（4）、（6）、（7）的左边为资本报酬份额和劳动报酬份额，WIOD数据库将间接税收入分摊到资本报酬和劳动报酬中，符合本模型未考虑政府部门的假设。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对农业和个体企业的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归属进行了调整，将农业企业的利润作为劳动报酬，而将个体企业收入作为营业盈余，因而导致2004年以后的劳动报酬份额产生明显的断点，为此，WIOD数据库进行了一致性调整（Erumban等，2012）。

本文来自织梦

表1为式（1a）和（1d）估计的中国与美国生产函数的参数值。在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σ的初始值分别设定为0.5和1.3的情况下，参数估计值完全相同，表明本文非线性系统的设定和数据选取具有相对的稳健性[4]。估计结果显示，中国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为0.926，在1％的水平上显着，替代弹性小于1，这表明我国的资本与劳动具有互补性特征。该估计结果同国内的研究文献相一致。 内容来自dedecms

表1估计的美国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为1.008，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着，表明美国的资本与劳动相互替代。国外关于美国乃至发达国家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测算结果差异较大，估计方法和样本选择是替代弹性估计差异的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与经济增长正相关（De La Grandville，1989），同时由于资本技能互补性使得替代弹性与技能劳动负相关（Duffy和Papageorgiou，2000），从而使得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估计结果存在差异。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信息技术应用替代了大量流程化操作的中等技能劳动，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Autor和David，2013），这一事实也显示了资本与劳动之间替代关系的复杂性。

内容来自dedecms

表1中另一个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和美国技术进步方向的差异。通过计算CES生产函数中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和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的相对速度，即计算?gckt/?t和?gclt/?t，我们可以判定技术进步的偏向方向。图1为本文计算的中国与美国技术进步方向，1995～2009年期间，中国的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速度显着高于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美国在2001年之前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速度快于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速度，而在2002年以后，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速度快于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速度。资本（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在替代弹性小于1的情况下偏向劳动（资本），而在替代弹性大于1的情况下偏向资本（劳动）（Acemoglu，2002）。本文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在1995～2009年期间技术进步总体呈现为劳动偏向性，而美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首先体现为劳动偏向性，此后体现为资本偏向性。

dedecms.com

本文关于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劳动的结论有别于国内多数文献研究表明的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是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标准，1995年以来，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幅度较大，1995～2007年下降10个百分点，但张车伟和张士斌（2010）将非法人企业收入的2/3归于劳动进行调整后发现，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在1995～2007年只下降1个百分点，劳动报酬份额总体保持稳定。本文利用三次产业数据进行估算发现，我国平均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为0.999，接近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预示的劳动报酬份额不变。其中，服务业技术进步体现为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因此，本文的估计结论并不违反我国的经济现实。 内容来自dedecms

四、技术差距测算及分析 copyright dedecms

根据表1估计得到的参数和公式（2）～（7），我们测算了中国与美国的制造业技术差距。表2列出了制造业分行业1995年和2009年的技术差距，为利用中国要素测算的技术差距，为利用美国要素测算的技术差距。测算结果显示，所有制造业行业的技术差距在1995～2009年均有扩大趋势，其中，水电气供应业、采掘业、煤炭、炼油和核燃料业的技术差距扩大最为明显，同样的生产要素利用美国技术所生产的产出比利用中国技术多产出3倍以上，而这些行业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国企垄断占比较高。技术差距扩大较小的行业是一些传统的消费品制造业，如纺织业、皮革业、木材加工制造业和机械修理回收业等，1995～2009年间技术差距扩大约在2.8～2.9倍之间。高端制造业（化学制品业、机械制造业、电气光学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技术差距在1995～2009年期间扩大约在2.9～3.0倍之间，这说明我国高端制造业的技术表现并不突出。范黎波等（2008）利用技术成就指数研究表明，中国的技术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扩大，其中，技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技术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该结论同本文类似。陆剑等（2014）利用DEA方法研究也表明，我国的垄断性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的技术水平离世界技术前沿较远，与本文结论不同的是，陆剑等（2014）研究表明这些行业的技术差距在不断缩小。 copyright dedecms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本文同陆剑等（2014）的测算结果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首先，测算方法存在差异，陆剑等（2014）采用DEA方法，而本文采用生产函数法；其次，陆剑等（2014）测算中国与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本文只测算了中国与美国的技术差距；再次，数据来源存在差异，特别是本文对劳动力数据进行了人力资本调整，使得调整后的中国劳动力供给数较原数据下降，最终导致测算出的产出下降，而美国人力资本调整后的劳动力供给数较中国变化小。 dedecms.com

表2显示的差距非常小。这说明，和测算的技术差距具有一致性，本文选取的方法和估计结果是相对稳健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和美国人均资本差异对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的影响较小。 dedecms.com

图2绘制了1995～2009年中美技术差距的行业散点图以及对时间的二次回归拟合线。从时间趋势来看，1995～1998年期间，中国与美国制造业行业的技术差距在缩小，但是在1998年之后两国间的技术差距不断扩大，尤其是在2003年以后，技术差距扩大速度年均超过10％。关于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扩大的结论，以下两个事实可以佐证。

织梦好，好织梦

第一个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和日本同美国的技术差距扩大（Bergeaud等，2015）。从全世界范围内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变化的趋势来看，Bergeaud等（2015）研究发现，1890～2012年发达国家经历了两次较大的生产率波动（包括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美国始终处于生产率波动前沿。由内燃机、电气技术和化学等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了第一次生产率波动，这些技术直到二战后才在欧洲大陆和日本完全扩散开。二战后的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带来了第二次生产率波动，而且发达国家间生产率的收敛趋势存在不规则性，由于市场僵化和教育质量等因素的影响，信息通信技术目前还没有在欧洲大陆和日本完全扩散，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与美国的生产率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本文据此可以推测，由于信息通信技术没有完全扩散到中国，中国与美国制造业技术差距的扩大应该来自于信息通信技术应用、教育质量和结构性改革等因素。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作为通用技术会影响整个经济部门多个产业的生产和创新（阿格因和彼得豪伊特，2011），1995～2009年期间中国与美国信息通信技术的差距有可能会使所有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差距扩大。本文第五部分将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织梦好，好织梦

第二个事实是，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1993年就开始下滑，而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直到21世纪初期才出现下降趋势。从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核算情况来看，1995～2009年期间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9.9％，但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贡献却在不断下降，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积累。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研究表明，1993～2012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下滑，尤其是2008年以后，高速的资本存量增长导致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Eichengreen等（2012）、梁泳梅和董敏杰（2015）等研究也表明，1993年以后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降，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贡献率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而Cardarelli和Lusinyan（2015）研究表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1996～2004年期间一直保持在1％以上，此后才开始下降[5]。通过中国和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贡献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中美技术差距的扩大。 copyright dedecms

五、技术差距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内容来自dedecms

1.计量模型设计

本节根据上文对中国与美国制造业技术差距测算的分析，实证研究影响技术差距的主要因素。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copyright dedecms

i为行业，t为时间。Tech为中国与美国制造业技术差距，以上文测算的和为代理指标。由于影响中美技术差距的因素既包括中国的因素，也包括美国的因素，因此，（8）式中的解释变量选择中国指标与美国指标的比值。Ict为信息通信技术进步，Ins为中国与美国制度环境的比值，Hlabor为中国与美国行业高技能劳动份额的比值，Gvc为中国与美国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比值，Incper为中国与美国人均实际GDP的比值（以美元衡量）。X为行业固定效应，ε为误差项。除虚拟变量外，其他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均取自然对数。接下来对解释变量的选取及数据来源作介绍。

信息通信技术进步（ICT）。信息通信技术作为二战后主要的通用技术普遍用于制造业行业，被认为是国别间生产率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阿格因和彼得豪伊特，2011；Bergeaud等，2015）。由于我国缺乏合适的信息通信技术指标统计，且美国的信息通信技术处于世界前沿，本文以美国制造业分行业ICT资本价格指数和ICT实际资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的比重作为代理指标。随着ICT技术的进步，ICT资本价格会逐步下降，因此，ICT资本价格指数下降代表信息通信技术进步；相反，ICT实际资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的比重上升表示信息通信技术进步。该指标数据来源于EU KLEMS数据库。

制度环境比值和高技能劳动份额比值。制度改革和人力资本是欧美技术水平和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因素（Bergeaud等，2015），而且，根据上文技术差距测算结果表明，具有国企垄断背景行业的技术差距最大。为此，本文以这两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检验其对中美技术差距的影响。制度环境选择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WGI）子指标腐败治理、监管治理和法律制度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由于该指数采用相同的方法计算中美治理指数，因而有利于中美制度环境的比较。中国和美国的高技能劳动份额比值选择制造业行业大学本科以上劳动占行业总劳动的比重表示，数据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 dedecms.com

信息通信技术进步与制度环境的交叉项。技术外溢是缩小国别间技术差距和经济收敛的重要途径（阿格因和彼得豪伊特，2011），但技术外溢能否被充分运用取决于许多因素，特别是一国的制度环境。Bergeaud等（2015）研究表明，欧元区经济之所以表现低迷，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欧元区僵化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对美国的信息通信技术外溢产生了显着的负面影响。为此，本文采用交叉项检验中国的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并检验其是缩小还是扩大了中美技术差距。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比值。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衡量贸易开放度，也可以衡量中国与美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技术外溢的主要渠道，可以缩小南北技术差距，但也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贸易的过程中锁定于低端产业（Schmitz，2004），导致南北技术差距扩大。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采用Koopman等（2014）构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作为代理指标。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由世界投入产出表推导而来，用来衡量一国参与全球生产国际化分工的程度。具体而言，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为gvc=fvash+vsl，fvash为本国中间品和最终品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份额，vsl为本国中间品出口在第三国出口中的份额。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人均实际GDP比值。人均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判断经济收敛的主要参考依据，Barroo（2016）研究表明，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实现经济收敛需要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高等收入经济体成功实现经济收敛需要人均GDP达到20000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收敛的重要条件，只有持续的创新才可以确保富国与穷国具有相同的增长率（阿格因和彼得豪伊特，2011）。为此，本文考察人均实际GDP与技术差距的关系。人均实际GDP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美国经济分析局。

在样本选取方面，由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在2001年以后开始下滑，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像以往强劲（Bergeaud等，2015），再加上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和美国的政策重心转向刺激消费和房地产，本文将样本分为1995～2001年和2002～2009年两个时期。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来自织梦

表3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8）式。估计结果显示，ICT价格指数在1995～2001年期间显着提高了技术差距，在2002～2009年期间显着降低了技术差距。由于ICT价格指数下降代表ICT技术进步，所以，ICT技术进步在1995～2001年期间降低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而在2002～2009年期间提高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6]。ICT资本存量占比在1995～2001年期间显着降低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而在2002～2009年期间显着提高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ICT价格指数和ICT资本存量占比作为信息通信技术代理指标的估计结果表明，信息通信技术进步在2001年之前缩小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2002年之后扩大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从ICT的估计系数比较看，1995～2001年的系数只有2002～2009年系数的约1/8，这表明，信息通信技术在1995～2001年期间对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的缩小作用远小于其在2002～2009年期间的扩大作用。

dedecms.com

中美制度环境比值在1995～2001年期间显着降低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而在2002～2009年期间效果不显着。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1993年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如1994年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职能分离以及1998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1998年国企改革以及20世纪90年代社保和住房制度改革等。20世纪90年代的结构性改革释放了生产要素和企业家活力，使得这一时期成为工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工业生产规模快速增长的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美制造业的技术差距。2001年之后，我国的财税体制、金融体系和国企体制基本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改革以来的框架，结构性改革力度较20世纪90年代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又重新扩大[7]。

内容来自dedecms

交叉项1的估计结果显示，ICT价格指数与制度环境的交叉项对技术差距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这表明信息通信技术进步与制度环境的交互作用扩大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而且这种交互作用在2002～2009年期间的影响更大[8]。交叉项2的估计结果显示，ICT资本存量占比与制度环境的交叉项对技术差距影响不显着。这表明，我国在1995～2009年期间并未利用制度改革的机会加大对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力度。1995～2001年是美国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而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结构性改革将重心放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上，信息通信技术进步并未成为制度改革的重点目标。2001年之后，美国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信息通信技术进步放缓，美国政府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向刺激消费和房地产市场。但是，中国在这一段时期并未抓住机会实现技术追赶，而是作为东亚经济体中的一员同美国组成了不可持续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中国利用廉价的劳动和资源成本大规模向美国出口消费品，并将由此形成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盈余投向美国债券市场，而美国却大规模消费并利用美元国际地位和成熟的国际金融市场获取国外的廉价融资。 内容来自dedecms

高技能劳动份额上升能够降低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不过，估计结果不是特别稳健，只有第1、2、4列的估计结果显着，而其他5列的估计结果均不显着。这个估计结果说明，高技能劳动占比提高能够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但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可能是由于中国目前的高技能人力资本积累薄弱，人力资本对促进技术进步缩小技术差距的效果还不够显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在1995～2001年期间对技术差距无显着影响，但在2002～2009年期间显着缩小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这个估计结果同我国2001年加入WTO的实际情况相符，加入WTO使我国深度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分工，由此带来的竞争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均能够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进而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人均实际GDP在2002～2009年期间对技术差距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这说明，随着实际GDP的上升，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并没有表现出收敛，反而呈现出扩大趋势。 织梦好，好织梦

3.稳健性检验 织梦好，好织梦

表3的估计没有考虑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内生性问题通常来源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相关或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相关。就本模型而言，解释变量信息通信技术和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可能同技术差距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因为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扩大可能会使中国锁定价值链低端，从而阻碍中国的制造业技术进步和价值链水平提升（Schmitz，2004；刘志彪和张杰，2007）。为此，本节采用工具变量法重新估计（8）式。信息通信技术和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工具变量选择滞后1期，选择滞后1期作为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找不到更为合适的工具变量，另一方面，滞后1期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同时作为前定变量与当期的被解释变量或误差项存在相关性的可能性较小，符合选择工具变量的标准（陈强，2014）。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见表4。

内容来自dedecms

本文来自织梦

表4结果显示，ICT价格指数和ICT资本存量占比对技术差距影响显着，1995～2001年期间降低了技术差距，2002～2009年期间扩大了技术差距，同表3的估计结果类似。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考虑了信息通信技术的内生性问题后，信息通信技术对技术差距的影响显着上升，这也意味着，在不考虑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信息通信技术对技术差距的影响存在低估。类似地，在考虑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内生性问题后，全球价值链在2002～2009年期间对技术差距的负向影响显着上升，这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上升对缩小技术差距的实际影响更大。制度环境和信息通信技术进步的交叉项对技术差距存在显着影响，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交叉项对技术差距的影响上升，即我国在1995～2009年的制度改革过程中没有很好地促进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并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制度环境、高技能劳动占比和人均GDP对技术差距的影响同表3类似。表4估计结果的经济学解释在上文已进行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六、小结 dedecms.com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制造品的质量同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为此，本文利用CES生产函数和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测算了中国与技术前沿国家美国的制造业技术差距。1995～2009年期间，中国与美国的制造业技术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其中1995～1998年期间出现短暂的技术差距缩小，而在1999年之后技术差距不断扩大，特别是水电气供应业、资源和能源等垄断性行业以及高端制造业（化学制品业、机械制造业、电气光学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同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差距较为明显，而传统消费品制造业（纺织业、皮革业和木材加工制造业等）同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差距较小。目前已有的文献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发达国家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在扩大，其中，信息通信技术进步、教育质量和制度改革是技术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Bergeaud等，2015），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和经验，本文对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信息通信技术进步和制度环境是技术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1995～2001年期间，中国的改革重心在于建立市场经济制度，2002年之后中国利用加入WTO和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融入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因而，中国在1995～2009年制度改革期间并没有很好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进步的时机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在2002年以后（即中国加入WTO后）显着缩小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高技能劳动份额上升能够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但显着性稍差。我们的估计结果还显示，随着人均实际GDP的上升，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还没有出现收敛趋势。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基于本文得到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首先，为了缩小中国与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应该特别注意将制度改革与前沿技术创新（应用）相结合，关注世界技术前沿发展趋势，创造宽松适宜的制度环境吸收消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就目前而言，我国应该提高制造业各行业信息技术应用程度，提高制造业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改革资源能源垄断性行业，提高这些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其次，促进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提升，这也意味着要促进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提升进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创造有利环境促进跨国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进而促进价值链升级。再次，目前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还不足以显着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而人力资本积累是技术研发、吸收和应用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促进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可以有效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参考文献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程虹，李艳红.2014年中国质量观测发展报告——质量：新常态下的新动力[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本文来自织梦

[2]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3]戴天仕，徐现祥.中国的技术进步方向[J].世界经济，2010（11）：54-70. dedecms.com

[4]邓明.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省际技术进步方向[J].经济研究，2014（3）：130-143.

[5]梁泳梅，董敏杰.中国经济增长来源：基于非参数核算方法的分析[J].世界经济，2015（11）：29-52.

织梦好，好织梦

[6]刘志彪，张杰.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基于GVC与NVC的比较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7（5）：39-47. 内容来自dedecms

[7]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08（11）：4-15. dedecms.com

[8]陆剑，柳剑平，程时雄，中国与0ECD主要国家工业行业技术差距的动态测度[J].世界经济，2014（9）：25-52. 本文来自织梦

[9]菲利普·阿格因，彼得豪伊特.增长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0]范黎波，郑建明，江琳.技术差距、技术扩散与收敛效应：来自134个国家技术成就指数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08（9）：69-76. 内容来自dedecms

[11]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2005（06）：51-60.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2]王林辉，张伊依.技术差距对技术引进存在门限效应吗?——基于中美制造业产品质量视角的实证检验[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85-147. copyright dedecms

[13]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J].经济研究，2014（12）：4-17. 织梦好，好织梦

[14]张杰，郑文平.翟福昕.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得到提升了么?[J].经济研究，2014（10）：46-59. copyright dedecms

[15]张车伟，张士斌.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与问题——以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为视角[J].中国人口科学，2010（5）：24-35. dedecms.com

---

[1]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邓明（2014）利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测算了我国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进而判断我国技术进步的方向。

[2]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会随着劳动技能含量发生变化，劳动的技能含量越高，替代弹性越小（Duffy和Papageorgiou，2000），本文对劳动投入进行了技能调整，因此，分别设置替代弹性为互补和替代可以检验参数估计的稳健性。

[3]技能劳动按受教育程度划分，划分标准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劳动为低技能劳动，高中和职业学院学历劳动为中等技能劳动，本科及以上学历劳动为高技能劳动。 内容来自dedecms

[4]估计值的稳健性主要来源于模型和数据的标准化，当替代弹性初始值设定为0.7、0.9、1.2或1.4时，估计的参数值与表2相同，鉴于篇幅，这里不再列出。如果模型和数据未进行标准化，估计的参数值差异较大。 本文来自织梦

[5]Bergeaud等（2015）研究表明，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1年出现下降，但总体而言，美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较中国晚。

内容来自dedecms

[6]表3显示采用与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非常相似，这表明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内容来自dedecms

[7]欧洲大陆主要国家在2000年以后同样没有进行力度较大的结构性改革，导致这些国家与美国的生产率差距（包括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扩大（Bergeaud等，2015）。中国在2001年以后的经历同欧洲大陆国家类似。 dedecms.com

[8]表3显示，信息通信技术进步在1995～2001年期间缩小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而信息通信技术与制度环境的交叉项却扩大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这说明，来自美国的信息通信技术外溢本身使中国在1995～2001年期间缩小了中美制造业技术差距，但中国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制度改革吸收消化信息通信技术去缩小技术差距。因此，表3的估计结果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