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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

发布时间:2019-04-04 作者:派智库 来源:《西亚非洲》2018年第5期 浏览:【字体:

内容提要 中非关系的主体虽然主要涉及中国与非洲双方,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时代,随着国际因素特别是“大国因素”的介入,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攸关方”不断增多,中非关系业已超出中非双方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多边的性质,同时也预示着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必定是一个利益纠葛、价值冲突或战略竞争相互交织、多方博弈的复杂过程。作为中国对非洲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妥善处理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的关系,维系中非关系与国际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以缓解中国“走进非洲”的国际阻力,并为中国在非洲活动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作为实现上述目标的行动计划,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涵盖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政策理念、战略目标、指导原则,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战略部署、资源配置和操作方略等诸多要素。

本文来自织梦

关键词 中国外交 中非关系 “大国因素” 国际战略 copyright dedecms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及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的关系。随之,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国际环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其一,中国虽非大国在非洲力量存在中的最强者,但中国业已不经意地走到了非洲舞台的中心,并且成为“大国与非洲关系”和“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双重主角;其二,随着中国在非洲利益和影响的快速拓展及“中国因素”的发酵,一些具有地区甚或全球影响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也纷纷加大对非洲的关注和投入力度,进而引发了大国在非洲新一轮的竞争;其三,随着国际因素特别是“大国因素”的介入,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国际反应越来越大,中非关系业已超出了中非双边的范畴,越来越具有三边甚或多边的性质;其四,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攸关方”不断增多,中国在非洲活动触及的利益关系日益广泛而复杂,面临的国际竞争也日趋激烈;其五,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的矛盾,既有商业利益层面的博弈,也有价值观念层面的冲突,还有地缘政治层面的竞争,并且它们之间有时是相互重叠的,甚至互为因果关系。凡此种种都表明,“大国在非洲关系”已步入了群雄争锋、多方博弈的时代。从趋势上看,“竞争中的合作”与“合作中的竞争”将成为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常态,大国与非洲关系或大国战略关系与大国在非洲关系之间的互动或联动性[1]也有所增强,这也意味着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面临的问题或困难也越来越具挑战性。而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运筹研究,正是为了应对或解析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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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的定位和要素构成 内容来自dedecms

基于大国在非洲实力对比的现实,维系中非关系及其与国际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无疑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这一主观愿望能否实现并不单单取决于中国,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因为有些域外大国并不乐见中国“走进非洲”,个别西方大国更是将中国在非洲活动和影响力的急剧增加视为对其既得利益的挑战,因而在它们的对非政策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有干扰中国在非洲行动、抵消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成分。作为中国对非洲战略的分支或组成部分,中国对非关系国际战略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处理与其他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具有方向性、全局性、系统性、长远性、前瞻性的筹谋,其内涵之要旨是理性处理与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关系,以减少中国“走进非洲”的国际阻力,进而为中国在非洲活动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拓展中国在非洲利益。那么,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在中国的战略体系中处于何种位置,它又由哪些要素构成呢? 本文来自织梦

(一)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战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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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属于国际战略范畴。国际战略系主权国家在国际互动中运用国家实力实现国家利益的筹谋。鉴于国际战略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其运作环境是国际体系,其表现方式是国际互动,因而,国际战略实际上涉及的是国家的对外政策和行为。[2]依据系统原理,中国战略体系是一个开放系统,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环。在中国的战略体系中,国家战略处于最高层级,国际战略则是专指国家战略体系中涉及对外关系的部分。如果将中国国家战略列为第一层级的战略、将国际战略列为第二层级的战略,那么,作为中国国际战略之“地区战略”的中国对非洲战略就是第三层级的战略[3],而作为中国对非洲战略的组成部分的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则属于第四层级的战略。简言之,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系中国国家战略之国际战略之非洲战略的分支或组成部分。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处于不同层级的战略具有不同的任务目标指向。中国“走进非洲”及在非洲活动所面临的“环境挑战”按照行为主体来划分,有些源于中国自身,有些涉及中非双方,有些则牵扯到中国与其他域外大国在非洲的关系。因此就内容结构而言,中国对非洲战略涵盖三个方向或三个层次的工作,通俗地讲,中国经略非洲需要处理或协调好三组利益关系。这三组利益关系自内而外依次是:国内涉非职能部门、实际工作部门和辅助部门各自内部及其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或协作关系;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关系。由此可见,中国对非洲战略由国内部分、非洲部分、国际部分[4]三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部分构成,而中国对非洲战略的国际部分,也即中国对非关系的国际战略是专门处理中国与其他域外大国在非洲关系的筹谋,其与中国对非洲战略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或局部与全局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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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的概念界定 织梦好,好织梦

中国要维系中非关系与国际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必须根据自身的需求和欲求制定出处理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具体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就是中国对非洲关系的国际战略。如果说中国对非洲战略是基于非洲在中国国家利益或国家战略中的定位,凭借国家力量和资源,为实现中国对非洲的需求和欲求,而对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在非洲活动可能面临的各种挑战所做出的整体性战略筹谋的话[5],那么,作为中国对非洲战略的分支或组成部分,中国对非关系的国际战略则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处理与其他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具有方向性、全局性、系统性、长远性、前瞻性的筹谋。 内容来自dedecms

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是一个复合概念,它由中国处理大国在非洲关系的战略理念、战略目标、指导原则,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战略部署、资源配置、实施步骤和操作方略等诸多要素集合而成,这些战略要素是基于需要与可能而筹谋、设定的。另则,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是一个综合系统,由于中非关系在国际体系层次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有些是经济利益层面的,有些是价值观念层面的,还有些是地缘政治层面的,因而,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不仅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调动各种资源,而且还要对之进行综合配置、优化运用,以发挥其协同效应。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综上所述,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战略运筹虽然基于历史和现实,但面向的是未来,它所谋划的是中国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与其他大国在非洲关系走向的解决方案;它所关注的不是大国在非洲琐碎的具体事务或突发性事件,而是对中国与其他大国在非洲关系具有长期影响或全局意义的重大问题。通俗地讲,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之要旨及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在处理大国在非洲关系中所欲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中国凭什么能够实现这一预设的目标,以及中国怎样做才能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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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是一定时期内中国处理“大国在非洲关系”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事关中国国家利益,因此,它是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诸多要素中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核心的要素。基于系统原理,作为中国国家战略之国际战略之非洲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除了直接服务于中国对非洲战略之外,在需要时还必须服务于中国的国家战略或国际战略。由于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的服务对象在中国战略体系中所处的层级不同,因而其所追寻的目标也有其特定的指向。基于服务对象的层级和特点,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所欲达到的目标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作为“地区战略”的中国对非洲战略组成部分的中国对非关系国际战略所欲达到的目标,即所谓“常规目标”;其二是作为“伴随战略”的中国对非洲战略组成部分的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所欲达到的目标,即所谓“超常规目标”[6]。由于各自对应的参考系不同及服务的对象不同,两者的目标指向也存在明显的差别。 本文来自织梦

(一)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常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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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非关系国际战略的常规目标,系指在常态下,更确切地说,是在作为“地区战略”的中国对非洲战略这一系统中或在中非关系这一层次上,中国处理与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在非洲关系所欲达到的目标,实际上也即该战略本身所欲达到的目标。作为中国对非洲战略的组成部分,虽然中国对非关系国际战略所追寻的常规目标与中国对非洲战略所欲达到的目标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其终极目标都是旨在拓展和维护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但是,就具体的目标指向而言,两者又有所区别,它们之间是部分与整体或局部与全局之间的关系。 本文来自织梦

正是鉴于战略目标系中国经略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基点和归宿,因而,战略目标的设定不能随心所欲,过高或过低均不足取,而需根据中国在非洲所处的国际环境对相关变量因素进行综合评估,以找出需求与可能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基于大国与非洲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关系,考虑到大国战略关系的演化趋势,特别是基于大国在非洲力量对比依然维系着“西强我弱”的现实,未来10至20年,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的常规目标似可设定为,柔性处理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关系,维系中非关系与国际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以缓解中国“走进非洲”的国际阻力,进而为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最大限度地拓展和维护中国在非洲利益。 内容来自dedecms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关于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常规目标的界定,只是在特定时期内对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目标指向”的一种抽象的原则性表述,其具象目标则要依据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中国在处理“大国在非洲关系”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包括特定的国家或特定的事件)来决定。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回合较量”[7]中,这方面的例证已经有不少。不过,坦率地讲,较之作为“伴随战略”的中国对非洲战略的组成部分,运筹作为“地区战略”的中国对非洲战略的组成部分的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及设定其所欲达到的目标(即常规目标),对中国来说还是新生事物,至少是缺乏这方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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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的超常规目标 织梦好,好织梦

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的超常规目标,不是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本身所追寻的目标,而是中国国际战略或中国对外关系这一更高的层次所追寻的目标。换言之,中国国家战略或国际战略在特定时空背景下所追寻的目标,实际上就是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的超常规目标,二者实际上可以合二而一[8]。这就意味着,其目标设定必须要有全局观,即必须立足全局、服从全局、服务全局。实际上,在与非洲交往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关乎非洲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实践多是将之作为中国国家战略或国际战略的“伴随战略”而筹谋和实施的,因而,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的超常规目标的设定和运作对中国来说并不陌生。从以往的外交实践来看,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的超常规目标并没有具体的目标指向,而是决策层依据特定时空背景对中国国家利益轻重缓急的分析决定的。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不过,超常规目标的设定单凭主观意志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国家实力做后盾,而中国目前已经基本具备这样做的条件和能力。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及对非工作力度的持续加大,使得中国在大国在非洲力量结构中的位置和处境明显好转。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大国在非洲新一轮博弈中赢得了“战略主动”,突出体现在:中国不仅在大国在非洲的国际竞争或国际博弈中具有自主决断和自主行动的能力,而且还具有影响、促使甚或迫使他国做出相应反应的能力。换言之,中国业已初步具备了通过中非关系运作大国在非洲关系,进而引发大国战略关系联动的条件和能力。而这些条件和能力也是设定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超常规目标”所不可或缺的。 内容来自dedecms

设定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的超常规目标主要是为了策应中国一些特定的战略行动。原因在于,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自身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这些问题有些涉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有些则事关国家形象或发展利益,诸如中国是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身份特殊,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正在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与一些国家的陆地和海域疆界尚未划定或存有争议;中国还是唯一一个尚未完全实现国家统一的大国等。[9]这些问题不时被一些西方大国用作掣肘中国的筹码,给中国外交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困扰。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需要着眼大局和长远,跳出非洲或中非关系这一狭隘的小圈子,真正将之纳入中国外交、安全和发展战略的大棋局中来考虑,通过强力运作中非关系或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关系来策应大国战略关系,充分发挥其在中国地缘战略中的助力、平衡或杠杆作用,进而达到牵制甚或调动中国潜在对手的行动,配合或策应中国国家战略或国际战略的施展。 本文来自织梦

具体到中非关系或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关系在中国的国家战略或国际战略中具体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则要因时、因地制宜。毋庸讳言,或许非洲或中非关系的分量过轻,难堪此重任,但是,在中国本身确有加大对非洲工作力度及在非洲运作大国关系实际需求的情况下,也是值得尝试一下的。当然,这样做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中国也不可能无偿地打“非洲牌”,正所谓“欲取之,必先予之”。此外,中国还要做好劳而无功的心理准备。因此,除非基于特别的需要,在常态下,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不宜轻易进行“超常规”运作。但是,基于底线思维及外交全局的战略考虑,中国又要做好“超常规”运作的预案甚至多套预案的储备,以备不时之需。这样,在需要时,中国便可通过强力运作中非关系来配合中国国家战略或国际战略的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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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中国对非关系国际战略的常规目标和超常规目标所欲达到的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旨在通过协调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关系,缓解其对中国“走进非洲”及在非洲活动的战略疑虑,进而维系中非关系与国际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而后者则试图通过强力运作中非关系,必要时,甚至不惜主动挑起大国在非洲关系的矛盾冲突,以吸引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在非洲存在和活动的注意力,进而诱使或迫使其做出相应的反应,以达到干扰、转移美国的战略视线,力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的“正面”压力,配合、策应中国国家战略或国际战略之目的。 内容来自dedecms

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指导原则 内容来自dedecms

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指导原则是基于大国在非洲的力量对比,为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而确立的用以指导中国处理“大国在非洲关系”工作全局的行动方针。在当代国际关系实践中,竞争、合作与妥协总是相伴而行的,具体到“大国在非洲关系”亦如是。作为中国对非洲战略的组成部分,既然在常态下,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是维系中非关系与国际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缓解中国“走进非洲”的国际阻力,为中国在非洲活动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那么,基于指导原则与战略目标相互匹配的一致性原则,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应秉持下述三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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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以我为主、兼顾各方利益”的原则 织梦好,好织梦

在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各种关系中,利益关系占据着主要位置。无论是先于中国,与中国同时,还是迟于中国走进非洲的域外国家,均构成了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攸关方”。而国际关系实践反复验证了这一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并且从来都是以争取本国利益最大化为前提的。既然大国与非洲发展关系的目的性都很强,都是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处理大国在非洲关系时理应秉持“以我为主”的原则。所谓“以我为主”,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至上。国人常言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那么,何为中心?何为大局?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就是最大的中心、最大的大局。具体到中国处理“大国在非洲关系”,无论做什么、怎样做,中国都应将自身的国家利益置于第一位。事实上,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国家利益至上业已成为各国运筹和实施其国际战略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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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各方利益”是在中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适当照顾他国利益,这主要是基于“大国与非洲关系”和“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在于,较之那些与非洲渊源深厚的以宗主国着称的“老欧洲国家”,中国可谓是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在非洲关系的“迟到者”。在中国“走进非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那些“先行者”在非洲发生利益交集、利益摩擦甚或利益冲突,但是,现实的大国在非洲力量对比也仍旧维系着“西强我弱”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在中国自身立足未稳之时过早地与西方大国发生激烈的正面碰撞,适当照顾他国利益不失为一种中国处理大国在非洲关系的“过渡性”选择。需要指出的是,“兼顾各方利益”,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拓展和维护中国在非洲利益,两者排列顺序的先后也反映出了它们之间内在逻辑一主次关系。 dedecms.com

(二)奉行“灵活、务实、不排他”的多边主义原则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与国际竞争一样,国际合作同样也是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惟其如是,在国际互动中,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通过国际合作来增强自身的能力或权益。中国既是国际合作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国际合作的受益者。基于大国在非洲的力量对比,中国要想促成并维系中非关系与国际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奉行灵活、务实、不排他的多边主义原则不失为明智之举,具体而言,就是奉行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政策。实际上,这也正是中国的现行政策。中国政府曾明确表示“中国发展对非关系坚持开放、包容,面向合作而不是基于对抗”;[10]“中方真心支持非洲合作伙伴多元化,乐见国际社会加大对非投入,愿意在非洲开展第三方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共促包容性增长”。[11]当然,中国与其他域外国家在非洲开展任何形式的国际合作,都必须充分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任何超越非洲国家搞利益交换的行为都将最终损害中国在非洲的长远利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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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处理“大国在非洲关系”的过程中秉持包容、开放、合作、共赢的原则,不仅可以缓解中国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利益摩擦,进而降低中国“走进非洲”的国际阻力,甚至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西方大国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战略疑虑。原因还在于,中国在非洲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均是享有地区乃至全球影响的大国或强国,这些国家与非洲合作各具特色,并且亦因此在非洲各具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其在非洲关系合则两利,甚至可以取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放大各自在非洲的优势;反之,斗则俱伤,甚至有可能干扰到中国对非工作的战略部署,迟滞中国“走进非洲”的步伐,扰乱中国在非洲正常的活动。据此,通过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诉求,有选择地适度开展国际合作,通过分享机遇,扩大中国与其他大国在非洲的利益汇合点,或许可以使中国与其他大国在非洲的“竞合”关系中竞争和摩擦少一些,磨合与合作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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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秉持“防范在先、后发制人”的正当防卫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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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后来者”,中国要在非洲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同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非洲域外来客相遇并打交道。原因还在于,无论中国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现实是:中国“走进非洲”已经触及那些“先行者”的既得利益。从过去十年一些西方大国针对中国在非洲活动无所不用其极的言行来看,中国在“走进非洲”的过程中充满着艰难险阻。为了应对这些风险,中国就必须要有“防范在先”的底线思维意识。这种底线思维要求国人在处理大国在非洲关系问题时不回避矛盾和问题,凡事从最坏处着想、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只有防患于未然,把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困难和挑战估计得充分一些,把应对“大国在非洲关系”可能出现各种复杂局面、意外情况的预案做得周密一些,方能临危不乱,进退有度、从容应对。正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织梦好,好织梦

战略上的后发制人,作为一种积极防御战略的指导原则,它要求中国在与其他域外大国在非洲相处时首先不主动惹事。事实上,中国发展对非关系从来不排斥、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也从未对其他域外国家与非洲关系或在非洲的活动说三道四。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中非关系的迅猛发展已经引发了“利益攸关方”的不同程度的反应,法国、英国等“老欧洲国家”更是不断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设置障碍,离间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不惹事并不等于一味隐忍地躲事、怕事。后发制人只是一种策略,而绝非目的,当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矛盾难以调和时,特别是面对一些西方大国明目张胆地恶意挑衅时,中国决不能委曲求全地放弃自身在非洲的正当权益,而应及时采取坚决、有效的反制行动,化被动为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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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21世纪大国在非洲的新一轮博弈,从本质上讲,依然是对生存条件、发展空间的争夺。基于“竞争中的合作”与“合作中的竞争”两者的交织、交替仍将继续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在非洲关系演化之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处理“大国在非洲关系”的核心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这不仅是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首要原则,而且也是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的首要目标,二者具有高度的重合性。需要指出的是,坚持“以我为主、兼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奉行“灵活、务实、不排他”的多边主义原则及秉持“防范在先、后发制人”的正当防卫原则,上述三条原则虽然是相辅相成的,但其排列次序的前后也反映出了主次关系。另则,在处理大国在非洲关系的过程中,中国还需把握、拿捏好原则的恒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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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操作方略 copyright dedecms

中国对非洲关系的国际战略能否达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预期的目标,与操作方略的得当与否密切相关。操作方略也即战略策略,系指中国在处理“大国在非洲关系”过程中为达成战略目标所进行的资源配置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方法、手段、途径、步骤等。在国际交往中,战略策略与外交谋略有相通之处,其本质内涵是主权国家为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而在国际互动中所施展的谋略。国际政治实践证明,虽然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权益主要取决于实力,但外交谋略在其中的作用亦不可小觑。如果战略策略运用得当,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实力的不足,并获取单纯凭借其实力不足以得到的权益。所谓“软实力”实际上也包含国际互动中的战略策略。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操作方略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知己知彼条件基础上,在大国在非洲的互动关系中,只有透彻地了解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环境,并据此制定有针对性的操作方略,方得以在实践中达到预期的效果。[13] dedecms.com

(一)世界主要国家对待中国“走进非洲”的态度或反应 dedecms.com

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操作方略是为实现战略目标服务的,其目的性非常明确。当战略目标确定之后,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使用什么手段、方法,通过什么渠道,采取何种步骤来达到这个目标,往往要针对特定的对象或事项而定,这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需要搞清楚中国在非洲的主要“利益攸关方”有哪些,它们与非洲的关系如何,特别是对待中国及中国“走进非洲”持何种态度。通俗地讲,首先要分清敌、我、友。目前,中国在非洲的主要“利益攸关方”既有美国、法国、英国、德国、葡萄牙、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俄罗斯、印度、巴西、韩国和土耳其等新兴国家。这些多为地区大国或强国,有些甚至是享有全球影响的大国或强国。基于对这些国家的综合实力,它们各自与非洲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关系,其在非洲的利益和力量存在,以及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各自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对待中国崛起和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态度等因素的综合考虑,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攸关方”大致可分为三类。 本文来自织梦

其一是抱有“非洲情结”并将非洲视为禁苑的“老欧洲国家”。这些国家系指以法国、英国、葡萄牙等为代表的非洲前殖民宗主国。这些曾被称为列强的“老欧洲国家”与非洲历史渊源深厚,所谓“法语非洲国家”“英语非洲国家”“葡语非洲国家”,即源于殖民时期它们各自与非洲之间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渊源。这些国家至今仍怀抱浓郁的“非洲情结”,将非洲视为不容他人染指的势力范围。德国虽然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失去其在非洲的殖民地,但它与非洲国家依然保持者一定程度上的传统联系,因而也可以归入这类国家。较之其他域外国家,这些“老欧洲国家”可谓是“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先行者,也是“大国在非洲关系”既得利益者。惟其如是,它们对中国在非洲利益和力量的急剧拓展,可谓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从最近十年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关系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走进非洲”国际阻力主要来自这些“老欧洲国家”,其中英国和法国首当其冲,德国、葡萄牙等其他“老欧洲国家”对中国“走进非洲”的态度与法国、英国可谓是大同小异。这些“老欧洲国家”与非洲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并在非洲拥有重大的现实利益,它们构成了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攸关方”,也可以说是中国在非洲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突出体现在,它们将中国“走进非洲”视为闯入其“禁苑”,将中国在非洲正常的活动视为动了其“奶酪”,并试图联手抑制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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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与非洲传统联系不密切但在非洲具有影响力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主要指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除“老欧洲国家”之外的发达国家。总体而言,这些国家与非洲之间的历史渊源不深厚或不密切:美国虽早在近代便因奴隶贸易而与非洲发生联系,但其传统影响主要局限于利比里亚;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与非洲关系则基本上缺乏历史传承。但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因素”在“大国与非洲关系”和“大国在非洲关系”中的发酵,加之受到中国快速崛起的刺激,这些国家基于各自政治、经济、安全等利益的考虑纷纷加大了对非洲的关注和投入力度,成为“老欧洲国家”之外的与非洲联系颇为频密的发达国家。较之韩国,日本特别是美国与中国在非洲的关系更为复杂,涵盖商业利益角逐、意识形态博弈甚或地缘政治竞争等多个层面,并且随着美国、日本与中国战略关系的恶化,它们在非洲的活动明显带有抵消中国影响力的目的。虽然就目前而言,由于美国和日本在非洲利益有限,加之尚未与中国撕破脸,因而它们尚未在非洲对中国发力。但是,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一旦美国对中国战略摊牌,那么,美中在非洲的博弈将不可避免,因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是全球性、全方位的,非洲必然也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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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看好非洲潜力并试图在政治、经济上借重非洲的新兴大国。这些国家主要包括印度、巴西、俄罗斯、土耳其等在地区或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新兴大国。这些国家与非洲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其中印度和巴西与非洲在历史上有一定程度的交集并在非洲特定的区域具有较大的利益和影响,如印度主要经营印度洋沿岸非洲国家和英联邦非洲成员国,尤其南部和东部非洲国家为重点,巴西则在非洲葡语国家“一家独大”;俄罗斯的前身苏联在冷战时期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对非洲国家施加影响,并且与一些所谓“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军事合作。进入21世纪后,随着大国在非洲新一轮博弈的展开,这些国家基于提升本国综合国力的需要也纷纷加大了对非洲的工作力度,其中印度在非洲的活动尤为频密。印度不仅与非洲保持着密切的经贸联系,同时也有意借重非洲提升其国际地位。此外,基于地缘政治的战略考虑,印度深化与非洲关系还蕴含着与中国竞争或抵消中国在非洲影响的意味。较之前两类国家,这些新兴国家对中国“走进非洲”或在非洲活动的反应总体而言相对温和。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印度要另当别论:一旦印度与中国战略关系恶化,印度与中国在非洲的关系相安无事的局面也将会被打破。 copyright dedecms

鉴于上述三类国家与非洲的关系不同,特别是对待中国“走进非洲”和在非洲活动的态度和反应各异,中国在处理与这些国家在非洲关系时自然也应区别对待。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不同”不仅存在于与上述三类国家之间,即便是在“同类”国家之中,各国彼此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正是鉴于这些国家与非洲关系疏密程度不同,在非洲利益和力量存在多寡不同,与中国战略互信关系不同,对待中国崛起的态度也各异,因此,中国在处理与这些国家在非洲关系时也应区别对待。基于上述理由,所谓区别对待,既针对不同类别的国家,同时也针对同一类别的不同国家。简言之,对每一个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攸关方”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态度,配置不同的资源,运用不同的方法或手段。 copyright dedecms

(二)理性而又区别地处理与各个“利益攸关方”的关系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攸关方”虽然不少,但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与中国存在“结构性”矛盾或可能与中国在非洲发生对抗的国家却不多,其中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可能性大些。这里所谓的“结构性”矛盾系指中国与其他域外大国在非洲比较难以调和的利益关系,后者涵盖商业利益纠葛、意识形态博弈甚或地缘政治冲突等诸多方面。基于“多重关系”的互动原理,这些国家与中国发生利益冲突的诱因也不尽相同:有些是由于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即中非关系变化对其在非洲的既得利益构成了影响,从而引发其与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冲突,如法国、英国与中国在非洲关系的变化当属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国家则是因为对中国快速崛起的忌惮,与中国战略关系恶化,连带地影响到了其与中国在非洲的关系,如美国、日本与中国在非洲关系的变化,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印度。中国采取何种方略来处理与上述国家在非洲的关系,要视特定时空环境下的具体国别和情况而定,关键是把握并处理好与作为“关键少数”的法国和美国在非洲的关系。 dedecms.com

其一,中国处理与法国、英国在非洲关系需要软硬兼施。中国同法国、英国在非洲的关系实质上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如何在非洲相处的问题。因此,维系还是打破大国在非洲既存的秩序是这些“老欧洲国家”与中国在非洲博弈的焦点。中国虽然主张“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不是谁的奶酪”,不承认非洲是谁的势力范围,不过也无意打破大国在非洲固有秩序,更无取而代之或另起炉灶的企图或奢望。但是,无论主观动机如何,中国强势在非洲存在的客观结果还是强烈地刺激了法国、英国等“老欧洲国家”,并且中国“走进非洲”速度之快、中国在非洲活动动作之大也大大超出了其预期,进而引发了大国在非洲的新一轮竞争。就攻防态势而言,中国在大国在非洲的新一轮博弈中占据了主动,而曾经被称作“列强”的在非洲独步一时的法国、英国等“老欧洲国家”则处于守势,并且这种攻防转换已经对大国在非洲的力量结构产生了影响。作为两个最大的非洲前殖民宗主国,法国、英国所担心的是,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会使其主导的“非洲秩序”(包括固有的利益关系和力量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发生权力转移,使其失去对非洲事务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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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英国的“非洲情结”是由其与非洲关系的历史渊源和特殊性决定的。以法国为例,巴黎之所以始终将非洲视为其“禁苑”或势力范围,原因就在于:非洲系法国在海外经营时间最长、海外利益最集中、传统影响最深的区域所在,尤为重要的是,非洲系支撑、维系法国“大国地位”之重要依托。法国政府亦不讳言,离开了非洲,法国将彻底沦为一个“二流国家”。惟其如是,非洲被列为法国在海外的“战略利益区”,2013年颁布的法国《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重申了非洲对法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因此,法国难以容忍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持续快速提升,因为这事关大国在非洲的力量平衡,特别是事关法国主导的大国在非洲秩序的存续。由此可见,中、法各自与非洲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对两国在非洲关系的演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应该充分理解、顾及法国基于与非洲的历史渊源所形成的“非洲情结”及非洲在巴黎争取、维系法国“大国地位”中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方能抓住中法在非洲关系的主流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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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于中国“走进非洲”的心态与法国可谓是大同小异。实际上,法国和英国反对除它们之外的所有域外国家“染指”非洲,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国还一度联手对付美国在非洲的“攻势”。因此,如果说中国同这些“老欧洲国家”存在“局地”战略竞争的话,那么,这个“局地”很可能的就是非洲。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中国的主观愿望如何,不容置疑的是事实,作为崛起中的全球性大国,中国在非洲的活动的确对“老欧洲国家”主导的“非洲秩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突出体现在作为非洲前宗主国的法国、英国等国在非洲的传统影响或利益存在的相对下降。在巴黎和伦敦看来,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业已打破了大国在非洲固有的利益关系和力量结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与法国和英国在非洲关系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德国、葡萄牙等其他“老欧洲国家”与非洲的联系虽然不如法国那样紧密,但它们同样怀抱“非洲情结”,因而其与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关系同样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 织梦好,好织梦

鉴于中国同法国、英国在非洲关系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现实,中国在处理与法国、英国等国在非洲关系的上策是:柔性处理与这些“老欧洲国家”在非洲的利益关系,尽可能地与之在非洲维系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至少在现阶段要尽量避免使双方在非洲的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原因在于,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走进非洲”虽势头强劲,但毕竟是“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后来者,而法国、英国在非洲已经营了数百年,在非洲利益树大根深。另则,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大国在非洲的力量格局依然是“西强我弱”,加之中国在软实力方面也不占据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宜树敌过多或全面出击,而应尽量避免在“走进非洲”的进程中与法国、英国等“老欧洲国家”过早发生正面冲突。因此,就战略策略而言,中国处理与法国、英国等国在非洲关系虽然应准备好软硬两手,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是应以柔性处理为主。这种操作方略与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指导原则也是相吻合的。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当然软性处理也是讲原则、有条件的,即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或非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可以本着“大事化小”的原则,理性应对法国、英国等国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非理性反应。具体做法是,适当顾及这些“老欧洲国家”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和利益关切;积极响应其就非洲事务与中国开展多双边磋商的呼吁;有选择地适度与之在非洲开展三方合作,等等。事实上,上述三方面的工作中国已经着手做了。“硬”的一手是,对于个别“老欧洲国家”无理取闹、恶意离间中非关系并且无所不用其极的行为,在理性应对无果的情况下,中国应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不过,坦率地讲,现阶段中国在这方面能够动用的手段还十分有限。目前,中国在非洲尚缺乏有效的军事存在(在这里主要指军事基地和驻军),中国在实施正当防卫策略的措施选项上还应扬长避短,具体而言,应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力量特别是借助“资本的力量”。原因在于,资本是一种“中性”的力量,中国“走进非洲”在相当长时期内主要借助的就是“资本的力量”。实践证明,这是中国自身的优势所在,以目前的国力对比,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谁也无力阻遏中国资本“走进非洲”的势头。事实上,过去20年中国在非洲利益的快速拓展主要借助的就是“资本的力量”。 织梦好,好织梦

其二,中国处理与美国、日本在非洲关系“功夫在非洲之外”。与中国同法国、英国等“老欧洲国家”在非洲关系不同,中国同美国、日本在非洲关系本身基本上不存在“结构性”矛盾。原因在于,非洲并非是美国、日本的传统势力范围,在华盛顿和东京的观念中,大国与非洲关系也没有“先来后到”之说,美国在冷战终结后甚至不再承认“老欧洲国家”在非洲继续享有特权。事实上,作为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后来者”,美国、日本甚至与中国一样均被“老欧洲国家”视为外来的“闯入者”。因此,在常态下,较之那些“老欧洲国家”,中国与美国、日本在非洲的利益关系要简单得多,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其实不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美国、日本与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冲突主要不是由“大国与非洲关系”变化,即不是由中国加大对非工作力度引发的,而是由于美中、日中之间在地缘政治上存在着“结构性”矛盾或冲突造成的。确切地说,美中、日中在非洲的博弈是由于美中、日中战略关系恶化产生的联动效应传导到“大国在非洲关系”上所致。因此,中美、中日在非洲关系看似简单,但由于美中、日中在地缘政治上的“结构性”矛盾,处理起来反而更复杂和更费周折,需要动用更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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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因各自在非洲的利益不同,对中国“走进非洲”的态度也存在细微的差别。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它们都是从地缘政治的战略视角来审视、应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而这主要又是受到了中国快速崛起的刺激。华盛顿和东京并不关注中国在非洲活动会导致“老欧洲国家”主导的“非洲秩序”发生什么变化,它们所担心的是中国的快速崛起会对亚洲秩序甚或全球秩序构成冲击。也正是基于地缘政治或战略层面的考虑,美、日均不乐见中国将触角伸向非洲大陆。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美国、日本对中国在非洲活动反应所发生的时间节点上略见一斑。美国、日本等西方大国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群起而攻之”主要发生在2006年之后,并且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头几年达到高潮。继法国、英国、德国等“老欧洲国家”之后,美国政要频频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日本也开始在非洲与中国暗中较劲,[14]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西方大国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反应集中发生在这样一个时间段绝非是时间上的巧合: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峰会,之后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迅速提升;2010年则是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崛起的速度之快还是大大超出了美国、日本的预判和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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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中非关系的变化只是中美、中日在非洲关系恶化的诱因,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随着中国快速崛起所导致的美中、13中战略关系的急剧恶化所致。美国和日本所担心的是,快速崛起的中国会对由其主导的东亚、亚太乃至全球秩序构成冲击或挑战。诚如笔者曾言:“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不仅改变着中国自身,同时也改变着世界;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的利益关系。”[15]虽然一般而言,“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变化对“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影响更为直接,但是“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同样也会反作用于“大国在非洲关系”,而且这种“反作用”一旦形成,往往影响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美中、日中战略关系变化对美中、日中在非洲关系的冲击便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案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处理与美国、日本在非洲关系的关键,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与非洲关系,或中国在非洲做什么及怎样做,甚至也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与美国、日本在非洲关系本身,而更取决于中国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也即战略关系的阴晴变化。正所谓“心病终须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不过,由于美国、日本各自与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存在和力量对比不同,彼此与中国之间战略关系也存在细微的差异,加之两国的综合国力及其战略关注的重点不同,因此,中国处理与中美、中日在非洲关系的策略也各异。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中国与其他域外大国在非洲的关系中,日本既不同于美国,亦有别于法国,只要能稳住中美、中法在非洲关系,日本在非洲掀不起大浪,也不会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造成大的麻烦。 dedecms.com

美国与中国在非洲关系的症结在于两国在地缘政治层面存在“结构性”矛盾。尽管中国“走进非洲”及在非洲活动并无地缘政治方面的战略意图,然而,中国“走进非洲”速度之快、中国在非洲活动动作之大还是超出了美国的预判。随着美、中两国战略互信消减,美国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意图心存疑虑并试图在行动上加以遏制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举。早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华盛顿就动作频频,并且打着反恐旗号宣布设立美军驻非洲司令部,意欲将非洲纳入其全球防务版图。美国当惯了世界老大,对可能超越自己国家的忌惮早已植根于华盛顿的战略意识之中,过去对苏联、日本是这样,现在对中国亦如是。2010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件强烈地刺激了华盛顿敏感的战略神经,奥巴马政府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对美国主导的亚太乃至全球秩序构成严重挑战,随之,宣布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继而推行亚洲再平衡战略,实际上就把中国放到了美国主要战略对手的位置加以遏制。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华盛顿更加明确地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最危险的竞争对手,并且将主要国家资源用来对付中国。因此,基于地缘政治的战略考虑,美国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很可能复制冷战时期美国对付苏联时所实行“遏制战略”。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或围堵是全球性和全方位的,这之中当然也包括非洲。美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全球各地给中国制造麻烦,以打乱中国的战略部署,迟滞中国的发展势头,进而延缓、干扰中国的复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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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特朗普上台后,基于“美国优先”或“美国第一”考虑,美非关系有所疏远,但美国并未放弃非洲,特别是其在非洲的军事布局并未松动。目前,中、美在非洲关系看似风平浪静,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在两国战略互信尽失的情况下,不但发生在非洲的美、中利益摩擦会走向对抗,而且两国间的战略竞争或对抗也有可能波及、搅动双方在非洲的关系。从趋势上看,美国与中国在非洲潜在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其一是经济层面的商业利益竞争,其二是价值观念层面的意识形态冲突,其三是地缘政治层面的战略博弈。虽然上述三个层面冲突可能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甚至互为因果关系,但是中、美在非洲关系的关键在两国间的战略关系。原因在于,美国本身在非洲的利益有限,特朗普上台后,基于“美国优先”考虑,美国对非洲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策略。这意味着,短期内美国在非洲与中国发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并不大。换言之,中、美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并不在于中国在非洲做了什么或怎样做,而在于中美战略关系的走势。因此,处理中、美在非洲关系既要“立足非洲”,管控好双方在非洲的利益分歧,还必须要“跳出非洲”这个小圈子,站在地缘政治的战略高度,统筹考虑、妥善处理中美战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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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政府业已将“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确立为处理中美战略关系的大政方针,但是由于在地缘政治上存在“结构性”矛盾,中美战略关系难能好转。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处理与美国在非洲关系就必须更加讲求策略和智慧并且要有多套应对方略和预案。基于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所欲达到的战略目标,中国的应对方略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常规目标”的应对方略,一种是基于“超常规目标”的应对方略。前者需要中国要有充分的耐心和能力来妥善处理中美在非洲关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分歧,有效管控双方在非洲围绕经济利益竞争的烈度,尽量避免在意识形态层面与美国纠缠;后者则要求中国基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正视中、美互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现实,摆平心态,先把“老二”的位置坐稳,有效管控好各种风险和危机,尽量避免两国在经济层面的竞争转化成战略层面的全面对抗,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延长中国复兴的战略机遇期。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中、美不发生全面战略对抗,两国在非洲的利益摩擦就不会失控。 本文来自织梦

另则,中国国际战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非洲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基于底线思维,应对中、美在非洲关系及中美战略关系,中国也不能一味委曲求全地“维稳求安”,必要时也可以主动出击,通过提升中非关系的战略层级来拓展中国的战略空间,策应中国国际战略的施展。原因还在于,非洲是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薄弱环节,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挤压抵近和围堵,中国在战略选择上既要固守周边,也要出击外线。具体而言,就是充分把握有利时机,通过超高强度、超大力度运作中非关系,开辟“新战场”,充分发挥其在中国地缘战略中的助力、平衡或策应效应及其在中国运作大国关系中的牵制、“杠杆”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出击外线并非脱离主战场,而是寄希望于通过提升中非关系战略层级,达到在一定程度上干扰或转移美国视线,牵制其“印太战略”,此举或许能对中国的大国外交和周边局势产生一定的策应效应。即便中国强力运作中非关系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对中国来说,也无大碍。 dedecms.com

综上所述,虽然一般而言,“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变化对“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影响更为直接;但是, “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同样也会反作用于“大国在非洲关系”,而且这种反作用一旦形成,往往其影响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因此,中国在处理与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的关系时,应辨析在“大国与非洲关系”、“大国在非洲关系”及大国战略关系等“多重关系”在产生联动效应的过程中,究竟是哪一组关系发挥着主导作用。这对于中国判断“大国在非洲关系”发生恶化的原因、性质、烈度以及选择相应的应对方略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另则,中国如欲妥善处理同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关系,除了需要运筹、制订中国对非洲关系的国家战略之外,还需要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保障措施或协同措施,后者主要涉及中国对非洲战略的“国内部分”和“非洲部分”。 本文来自织梦


[1]关于“多重关系”互动效应,详见张宏明:《如何辩证地看待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兼论中国何以在大国在非洲新一轮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载《西亚非洲》2014年第4期.第5-6页。 本文来自织梦

[2]参见李少军:《国际战略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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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中国对非洲战略在中国战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参见张宏明:《中国对非洲战略运筹研究》,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5期,第92页。 dedecms.com

[4]这里的“国际部分”专门指非洲以外的国家,也即是作为中国在非洲“利益攸关方”的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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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中国对非洲战略概念,参见张宏明:《中国对非洲战略运筹研究》,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5期,第92~93页。 copyright dedecms

[6]关于“地区战略”和“伴随战略”之间的区别,参见张宏明:《中国对非洲战略运筹研究》,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5期.第94~96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7]关于“回合较量”,参见张宏明:《如何辩证地看待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兼论中国何以在大国在非洲新一轮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载《西亚非洲》2014年第4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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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例如,冷战时期,苏联为配合其全球战略就曾将非洲纳入其“南下战略”的范畴并通过在非洲的间接军事行动(代理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干扰或转移美国和西方的战略视线的目的。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9]张宏明:《中非关系的发展环境与发展思路》,载张宏明:《非洲发展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内容来自dedecms

[10]翟隽:《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前景广阔》,新华社北京2012年7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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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克强:《开创中非合作更加美好的未来》,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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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这方面,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参见《王毅:中方愿在“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洲主导”原则下与各方开展合作》,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bzhd/t1318592.shtml,2018-09-02。 copyright dedecms

[13]这里有两点需要做出说明:其一,这里所谓的操作方略主要是围绕中国对非洲关系国际战略的“常规目标”而展开的;其二,操作方略原本由“宏观”和“微观”两部分和构成,既涉及具体的“利益攸关方”,也涉及具体的事象,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涉及其中的“宏观”部分,并且丰耍围绕“国别”展开.基本不涉及“事象”。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4]较之美国政要和媒体,日本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反应要含蓄得多,日本不是在口头上,而更多的是在行动上与中国在非洲唱对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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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宏明:《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与非洲经贸合作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copyright 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