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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现行中国实体经济增幅回落的内在原因是投机泡沫的消失，或者说是投机程度过高在政治肃贪、传统要素红利消失的外力作用下的投机红利消失绑架了通货，通货绑架了中国实体经济中的消费和投资。动态考察，挤出泡沫的绿色GDP增幅能够稳定在6％左右的幅度已属不易。为此，我们以线性回归方法实证高杠杆率泡沫中的投机资本对总产出——GDP的贡献率，得出投机资本过度增长是中国过去泡沫化GDP高速增长的原因，以表格和描绘性统计分析投机资本和投资资本市场失衡的社会经济效应。为实现中国绿色GDP的稳态增长，中央银行在虚拟金融领域以提高MLF、SLM等融资成本，打击地方政府、银行、企业高杠杆率的资产投机行为为前期手段；在实体经济领域，中央政府通过疏通、引导公众投机资本转向DT时代电商引领的实体投资和消费构建制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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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投机资本 投机市场与投资市场失衡 投机资本贡献率 绿色GDP收敛增长

一、引言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伴随着固定汇率体系的崩溃和信用扩张，货币危机、汇率危机、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全球实体经济增长远逊色于固定汇率体系时代的实体经济增幅，人类经济体系出现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投机资本市场与投资资本市场严重背离的险象（向松祚，2017）。投机资本与实体投资资本“悖论”现象，主流经济学的M-F模型及政策组合，在全球范围资本项目基本放开和汇率预期市场化面前已显苍白；伯南克式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所释放出来的货币和信用，非常方便地刺激了投机性需求（楼继伟，2013），资本的交易化比率、经济信用化比率持续递增（张文，2008；朱建平和刘璐，2012），导致各种金融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和GDP泡沫化增长；中国在两个资产价格泡沫吹大之时，采取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收紧银根政策，在GDP泡沫得以抑制的同时，大量货币资本沉淀在金融和流通环节的附带效应跟随而至（王少梅，2012），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消费、投资减少，PPI和UCPI及GDP上升缓慢甚至下降，在两个资产泡沫陨落之时调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又引起出于套利套汇目的的资本外流和本币汇率贬值；2015年证监会配合中央的全民创新提议，相继出台IPO和熔断机制，结果是前者被投机者利用资本市场的制度漏洞套现，后者明显使偏好投机的国人不适应；2016年，中国需求端改革效应大于供给侧改革效应已经成为共识和氛围，现在的问题是宏观经济政策仍倾向于需求侧，政府造势、政府造市严重。央行的国债回购等各种QE政策，愿望是增加流动性、盘活存量资产、防范金融风险，现实却成为政府债务、银行和房地产商挟持下的倒逼机制，对于“三去一降一补”影响不大，最重要的消费端、供应商、行业和政府平台三向吻合的供给侧改革至今还在萌芽阶段。 本文来自织梦

现行中国经济运行处在以互联网为平台、IT为基础的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数字化的DT经济时代，DT经济时代是一种以微观经济主体组织后台的数据分析、演绎、模拟与前台体验、检测、反馈、纠错的虚拟投机经济与实体投资经济不断协调平衡的“知行合一”的新经济形式。在这个新经济形态下，GDP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实体要素资本投入的增函数——实体经济中消费、投资、出口的总价值额，而是蕴含着虚拟投机资本的社会总资本（M2）投入的增函数（王少梅，2013）；主权货币不再仅仅是M1意义的货币，而是广义货币M2；交易和支付手段不再停留在IT时代的纸币和电子等准货币，而是以电子货币为基础的数字货币；测度通货膨胀的流通中货币量不再仅仅是费雪交易层面的M0，而是包含投机成分的全部货币M2，M2/GDP上升在虚拟投机资本过度膨胀时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DT新经济时代是一个以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精英示范下的精神信仰、经济契约、分配制度、货币体系破立重建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经济运行主体受债务挟持、流动性风险冲击（投机资本规模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失衡的危机时代。十八大以来的三年时间里，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正在引领中国人进入社会经济领域供需两侧重推的制度变革时代，但是在这场政治反腐、经济反垄断的进程中，以房地产为龙头的重工业破产、重组也不期而至，虽然属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阵痛，但中国的GDP增幅、政府银企债务、实体经济和就业形势的确不容乐观，这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反官权寻租、中等收入陷阱、劳动力汇率资本等要素红利消失、电商冲击实体经济等多种因素相关，实质上是虚拟投机经济过度膨胀、投机资本与投资资本失衡绑架着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实体消费和投资的流动性，实体经济的流动性荒绑架了政府以QE计划为主要手段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自2016年至2017年初政府在“三去一降一补”的各种组合拳轮番干预中，去库存、去杠杆及抑制实体消费和投资的流动性荒达到预期目的、宏观经济运行的泡沫化现象得到遏制的情况下，中国的GDP增幅回落是一种改革初显正效应的新常态，长期中泡沫消陨下的绿色GDP能达到6％已是高速增长。 dedecms.com

二、投机资本与投资资本市场失衡的社会经济效应 内容来自dedecms

DT经济时代下的宏观变量——GDP是投机资本和投资资本的增函数。支出法核算的GDP是实体经济中消费和投资的结果，在金融创新活跃的信用数字货币新常态时期，以实体投资、消费为载体的投资资本固然是GDP形成的直接要素，但投机资本以其信息先声、融资整合、资源整备、价格发现等功能，为实体投资消费注入活力，成为总资本投入的有机构成部分，社会总产出是投机资本和投资资本互相嵌入的社会总资本投入的增函数，我们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重构DT时代宏观生产函数，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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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代表DT时代投入的总资本，I表示包括消费的广义投资资本，即实体消费和投资，S表示包括具有融资、生产和发现价格功能的正常有价证券市场上的投机资本和两个资产市场上的纯粹金融投机资本。 内容来自dedecms

正常情况下，投机资本市场和投资资本市场协调均衡发展，我们构建VAR模型并协整检验，设定VAR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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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C+A1Nt-1+ut，

用把金融危机挡在大门之外的德国2008年之前的10年投资资本（实体消费投资）和投机资本（金融资本）数据实证，结果表明，投机资本对GDP的贡献系数要远小于用于实体消费和投资的投资资本。 织梦好，好织梦

（一）中国的GDP泡沫化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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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GDP自2009年至2013年呈现两位数字递增，除了某些质量上有问题的商品劳务充数外，更多的是产业链条上的支柱产业——房地产金融投机属性。前已述及，近10年投机资本增幅大于投资资本增幅，且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投机资本对产出的贡献率大于投资资本。通过考察公式（1）中投资资本（I）和投机资本（S）对产出Y（GDP）的贡献度α、β来分析GDP的泡沫化。为方便分析首先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同时可以消除原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得到的新序列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三个对数序列总体变化基本一致，可能存在较强的线性关系。

对三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拟合结果中回归方程的检验统计量F=1572.130＞F0.05（2，15）=3.68，说明lnY与lnI、lnS之间有较强的线性关系，而回归的决定系数R2=0.995252接近于1，拟合程度较好。表1为得到的回归系数以及系数显着性检验结果，在0.1的显着水平下三个回归系数均显着非零。由此可得回归方程lnY=1.93+0.39lnI+0.47lnS，即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Y=6.89I0.39S0.47。 内容来自dedecms

从回归结果看，中国近20年投资资本对GDP增长的贡献率（0.39）要小于投机资本的贡献率（0.47）。

（二）经济运行高负债率、高杠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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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30年，虽然中国货币供应量M2增加很快，但GDP增长幅度也是很大的，大量的货币都顺利地进入到各个新增的产业（容器）中去了，除了少数年份，M2/GDP的变动具有Logstie曲线的基本形状，通胀总体来看并不严重。但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2009年开始，在新增加的容器中，有个容器十分特殊，这就是地方政府参与了土地信用、土地融资的房地产、有价证券投机市场，地方政府、银行、企业的高负债率绑架着这两个资产投机市场，吞噬了大量的M2，分流了中国实体产业结构升级、新产品创新、新能源替代、城市物流、电商营运所需的货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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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债务绑架实体消费和投资——实体经济运行流动性荒

中国现行经济运行似乎陷入了一个循环怪圈：地方政府绑架着政府债务，政府债务绑架着政府财政，政府财政绑架着资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资产市场绑架着投机资本，投机资本绑架着银行，银行绑架着流动性通货，流动性通货绑架着央行的货币政策，央行货币政策绑架着国家宏观需求管理政策，需求管理政策绑架着有效供给政策。2016年上半年，政府通过央行频繁以回购、逆回购债券方式投放流动性，动机是解决实体消费投资的流动性荒，结果是大水漫灌式的投放流动性，因为投机利润对政策的敏感程度大于投资对利润的敏感程度，造成M2增幅大于GDP增幅大于PPI波动，GDP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水分。2016年下半年，中央管理层专门针对一线强二线资产市场的资产泡沫出台以变相收紧银根为信号的系列连环组合拳政策，中国的资产市场泡沫才得以抑制，绿色GDP收敛增长，目前积压在流通金融环节的投机资本正在寻找出路。 织梦好，好织梦

与其说2016年上半年前中国的投机资本绑架着通货（通货在投机品中间环节沉淀，货币流通速度太慢），通货绑架着中国的实体产业、产品升级中的投资和消费，还不如说2016年上半年前中国GDP水分化递增，是因为中国的政绩工程和土地财政绑架着地方政府债务、政府债务绑架着银行和房地产商。这个怪圈里，根本的问题是土地财政绑架着银行和房地产商，地方政府、银行、房地产商是最大的投机主体，政绩工程造就一方政府围绕GDP做大施展政策，形成政府、银企强强联合下的公众私募基金投机资产市场的白羊效应。中央政府和公众清楚意识到实体消费投资缺乏流动性，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投放出来的流动性，在投机快速致富示范效应中，常态化地涌入两个资产市场，实体经济的流动性荒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绿色GDP增幅收敛于6％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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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对投机资本和投资资本市场失衡的政策制衡枫制 织梦好，好织梦

投机函数与投资资本函数的特点，决定着抑制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的投机泡沫，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只会造成两个市场越发偏离均衡点（王少梅，2013），因此，抑制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的金融投机成分，逐渐挤出GDP水分，行之有效的手段是政府的连环组拳制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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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新经济形态下，伴随着国内资产市场体内电子交易的增加和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在资本项目有限管制和人民币汇率均衡预期市场化、全球化进程中，央行频繁以存款准备金率为主要手段的货币数量调节，对抑制投机资本挤兑实体经济的影响甚微（黄炎龙、陈伟忠和龚六堂，2011）；金融经济周期理论也得出结论：单纯动用准备金率调整手段，不仅不会熨平实体经济下滑，反而成为经济波动的内生因素（周炎和陈昆亭，2012）；杨光和孙浦阳（2015）认为，央行通过回购、降息增加的流动性，在同业拆解利率、网络P2P收益率飙升的情况下，不仅没有给实体投资的流动性短缺解燃眉之急，反而加剧了流动性荒。因此，在市场不完备、投机资本快速造富效应示范下的投机市场和投资市场日趋失衡的背景下，政府管理层宏观调控中频繁带有试错、纠错性的非连续性调控是不是转向事先预警、审慎监控、规制?政府的最优内生调控手段也转变为以货币供应量的存量调控与流量调整、政策性效应与制度性效应协调为宗旨，引导投机资本转向以社会消费和投资为载体的实体经济的增加有效供给的各种制度供给、政令组合的优化制衡机制上（王少梅，2012）?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一）需求端去杠杆的新型货币政策手段初见成效

房地产资金链全面收紧是从2016年12月28日的421世纪经济报道》中得到的信号，当日监管层针对16个城市的券商资管计划，如直接间接用于“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热点城市普通住宅地产项目的”暂不予以备案，2017年1月24日开始，央行连续两次对货币供给加息，上调了逆回购利率，MLF、SLF利率，中国的两个资产市场自上个世纪末就成为资金依赖度高的行业，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即使是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平均已达0.85强，非上市房企的杠杆率就更不用说了，常备借贷便利上调打开了货币政策利率走廊上限，房企银行和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在年初就提升!所以2017年中央政府的政策风向标是在需求端即在货币政策上，央行着手开始在信贷规模、货币投放和新的货币政策杠杆使用上进行收紧，如果再考虑稳汇率，中国有望步入加息周期，虽然最近央行的研究局局长徐忠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中标利率上行是市场化招标投标的结果，与传统的央行加息（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有差别。

央行调整基准利率对房地产市场泡沫消除会带来正面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针对房地产市场投机的重拳组合政策对其泡沫挤出是有积极效应的（李迅雷，2017），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对房价影响虽不像其他政策明显，但仍然呈现线性负相关。图4中：若考察“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利率”，计算“个人住房贷款”与“一般贷款”之间的相对水平，基本可以解释房价的每一次拐点（2008年末才开始有数据）出现都与相关政策出台有关——这正是房价对政策导向的充分反应：“利率相对水平”提升背后反映了货币信贷政策的收紧，当诸如房贷利率打折幅度缩减，二套房贷优惠不予支持，提高中短期便利贷款利率和逆回购债券利率时，房地产价格就下降，个别时期有滞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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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2010年之前，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相对于一般利率水平大致是8折到7.5折；2010年10月之后，为抑制房价暴涨，房地产调控趋于严厉，房贷相对利率开始回升。又如，当2014年第三季度房价涨幅接近于零的时候，房贷相对利率又开始回落，反映了房地产政策的持续宽松，这当然与经济下行和房地产库存压力加大有关。随着房价恢复上涨以及居民杠杆率的提高，2016年10月房地产政策又开始收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图4表明，尽管从2009年至今经历过提高利率或准备金率的过程，也经历过降准降息的过程，加息房价降低或涨幅趋缓，房地产泡沫减缩。当然影响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因素很多，诸如人口流动率、居民收入结构、收入约束下的基尼系数上升、M2增幅等，利率政策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2016年底以来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针对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的高杠杆率的，当地产和债券市场价格回落，政府挤出两个资产市场投机泡沫初显成效时，挤出水分的绿色GDP增幅也会相应回落。 内容来自dedecms

（二）政府平台搭建和供需两侧推进的稳定制衡政策 内容来自dedecms

中央政府打开货币走廊的上限通道，公众预期货币政策收紧，倒逼两个资产市场中的投机资本脱虚就实，伴随着互联网为平台、IT为基础的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数字化的DT经济时代的到来，我们的政府管理层怎样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电商等平台疏通引导投机资本转向实体经济中的消费和投资呢?我们认为政府的各项制度需以这个时代的特征为切入口，在供给侧改革的制度设计上，微观领域为各种成分的经济主体塔桥建台——把各类电商主体后台组织的数据分析、演绎、模拟和前台体验、检测、反馈、纠错的实体经济结合起来并协调平衡，承认并顺应个性化时代锁住终端消费的多元次定制化生产；对于一线和强二线城市的土地稀缺导致的面粉价格大于面包的房地产泡沫问题上，改变现有土地供给方式和交易制度。在需求侧改革上，货币政策方面央行要继续监管广义货币M2，以电子货币为契机适时推出主权数字货币，以部分数字货币置换部分金融环节有效沉淀的M2，即政府、银行、央企的优质债务，尽快盘活部分优质资产，释放流动性，通过主权数字货币载体，监督政企银各投资投机资本流向，疏导并导向电子货币资本向实体消费和投资转移；财政政策上，继续完善和增加基础设施项目的政府招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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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微观层面确保实体经济政策的连续性

政府应利用互联网电商平台构建电商银行国企、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的稳定环境，发挥政府制度链条的乘数效应。DT时代代替后工业化的IT时代，个体偏好的定制化时代代替大机器批量化生产的标准化时代是其潮流，个性差异、某种程度的另类异类是科技文明制度创新之源，这个时代理性预期的基础是数据、知识、信息、契约文化，信息知识、交易契约是常规性工具，信仰精神契约是灵魂层面的悟性，由此两方面导出的计算判断及行为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的最高级别。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唯一能够让美国和国有商业银行震惊的是中国的民资，尤其是三大电商，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要人脉有人脉要资源有资源，竟然被民资电商的支付平台竞争得找不到方向，动用央行限制支付宝等网络支付平台的交易规模?支付宝等网络支付工具既是支付平台又是监督机制，政府2014年出台以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率等措施为反垄断加码，2016年又几次出台限制民资尤其是电商支付平台业务扩张发展，这种政策上的非连续性，一方面本质上仍然是保护垄断、保护既得利益者，也就是福利蛋糕上帕累托重效率轻分配意义上的改进，另一方面怂恿了全民围绕政府多变政策的投机氛围。上已述及，中国资产投机泡沫的原因之一是改革前30年垄断造就的收入分配集中化、基尼系数增大，按照这个原则思路改进，房地产持有环节征税也会成为纸上的理想，高收入阶层囤积房产的现象不会发生实际上的收敛。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GDP增幅为6.7％，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首次突破60％，达到64.6％，消费成为需求拉动GDP的第一辆马车，其中网络交易比2015年增长26.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2.6％，这意味着DT时代，中国民资网络电商的企业家精神和契约制度模式的确值得国有垄断部门反省和借鉴。国有银企这种母子呵护喂养关系何时才能了断?政府可以搞维稳，保持原有的利益分配秩序，但不能用限制电商及支付平台业务发展来保护现有的国有垄断体制。一刀切地限制电商网络发展，只能增加国有垄断企业的依赖性和低效率，倒逼中国成功型网络民资向海外拓展业务，这对现存的各种成分的市场竞争格局、人民币汇率稳定无利。在DT数字货币时代，政府应该站在时代的前沿，用研发数字货币的态度一如既往地鼓励全民创业创新，保护鼓励民资发展，利用电商的支付平台制度，为各种成分的企业构筑统一公平的竞争平台，保证政府制度的连续性、稳定性及其乘数效应。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政府以供给需求两侧双管并举抑制一二线盘活三四线 copyright dedecms

在资源约束条件下，一线强二线城市投入的资源多了，三四线城市可投入的资源必然减少。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小城镇化建设的口号，但是人才、资本稀有倒流三四线城市，而是一如既往蜂拥至发达的一二线城市，这会加剧中国农村县城、落后西部地区文化意识落后的不可战胜，导致人才资本越发匮缺，小城镇化建设就像熔断制在中国水土不服一样，实施过程中举步艰难。要真正实现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三四线城市化的投资建设需跟上，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制度机制设计上综合配套。在需求侧，政府需要集中资本倾斜投资以农村为依托的三四线城镇教育、道路交通、农产品孵化基地、网络信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并对具有投资乘数效应的农业机械化、农产品深加工给与各种补贴等优惠，以便使央行推出的主权数字货币尽快覆盖到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市场；在供给端，政府应认可并倡导城市电商运用企业长尾理论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市场运行模式，形成城中村、村中城的城市农村互动交融模式。2017年3月初，三四线城市逆袭房地产市场，政府支持的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农民进中小城镇买房产，三四线城市房地产成交量和价格上扬，据央行数据，2017年2月，中国M2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11.1％，M1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21.4％，两者的剪刀差高达10.3％，比1月高出7个百分点。一般来说，M1、M2的剪刀差是资金进入楼市和实体经济的一个指向性指标，差距越大进入楼市的比例越大，反之则是进入实体经济的比例越大。但是因为泡沫严重的一二线城市房地产成交量和价格均在下降，现在这个M1、M2剪刀差拉大，反映的是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行情，说明三四线中小城市投资消费已经启动，2016年中国消费占GDP近2/3、GDP第四季度增幅高达6.8％的事实，再次证明挤出泡沫的中国绿色GDP增长空间和弹性是很可观的，而这个增长空间和弹性很大成分源于农村和三四线城市的消费投资拉动。 本文来自织梦

投机炒房是炒附加在房子上的其他设施资源：地段、教育、交通、优质人脉等功能属性。一线城市房地产等金融投机资产市场，政府在2016年下半年通过以去杠杆、限制户口政策、提高杠杆成本、抑制流动人口，打击炒房投机客的过度需求等手段的需求侧改革成效已显现，但对于高收入人群形成的集中性有效需求，政府出台的房地产税政策还处在造势阶段，如果从上海、重庆2003年提出的物业税试点开始，房地产税至今也有13个年头了，可是，十几年间，房地产税就像一个影子武士，时不时被拉出来游街一番，然后又偃旗息鼓了。房地产税是一把悬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利剑，也是一只蠢蠢欲动的猛虎，只是这只猛虎出笼遭遇的阻力太大。这些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物权法》和《房地产法》存在悖论，按《物权法》，私人对其合法的房屋享有所有权（64条），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149条）；按《房地产法》，由于购房者只拥有70年或50年的土地使用权，没有实际的房地产永久权，而没有永久产权，征收财产税、保有税、物业税等就不合规，开发商已经缴纳的高额土地出让金是土地租金还是土地转让金也存在界限模糊，争论了10多年，我们在房产税征收的最基本问题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条文，鉴于此背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最近提出“支持各地区在房地产税、养老和医疗保障等方面探索创新”，也就是像上海、重庆一样，投机泡沫大的城市地方政府先推行房地产税试点。二是维护现有财富分配秩序。自2016年下半年至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在设计、布局一盘大棋盘，这从维护汇率稳定的措施信号上，比如限制资金出国炒股票炒房子、约谈比特币平台、主权数字货币出笼、香港买保险个人要报国税、IPO发行速度上升、险资在股市举牌受限、肃整银行理财考核、金融市场变相加息等连环重拳组合政策挤兑两个资产市场泡沫等，可以预期到中央的配套改革方案以维稳为主旋律，中国的多数富翁是靠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成就的，手中数套甚至十几套房产不在少数，征收房地产税，打破现有财富分配格局和秩序，不亚于7级地震。党的十九大再次重申“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房地产税的全面推开是抑制房地产市场过度投机需求、泡沫的最有效宏观制度，只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从供给上的产权属性模糊多层到终端消费上的杠杆载体多元，致使中国的房地产税破冰改革、实施举步艰难。所以财富中间阶层以上群体认为在十九大后近几年，波澜不惊仍是各种市场的主题。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我们认为，尽管房地产税出台困难重重，但公众也通过管理层2016年12月和2017年3月的打击资产市场投机泡沫的连环拳，预期到本届政府承载的历史使命会兑现，这就是渐进推出并强力执行房地产交易、持有、消费环节征税制度，商品房交易、过户，土地试用期已经到期的住宅下面的土地先国家赠予后办理房地产征税，以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代替续期费用。同时监督分配制度，设计降低所得税起征点、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收制度，向高收入群体征税，降低收入分配中的基尼系数，发挥政府政策制度的乘数效应。中国已率先推出的以电子货币为基础、以区块链为技术的主权数字货币并可望逐渐代替纸币交易，就是一个政府管理制度超前作为的典范，也是中央银行能够掌控中国M2流向、监管和重新配置M2的权威诠释。DT时代，通过规范B2B、C2C、P2P电商发展，强化互联网市场交易制度，全面实行房地产互联网登记制度，不仅使资产市场的交易额和类型得以体系内运转，房产的持有、保有数量完全阳光化，而且B2B、B2C、C2C、P2P业务数据也呈现在电子网络中，这种大范围的电子体系内的交易，为中央主权数字货币载体的体系内货币运转监督提供了信息依据，在此基础上的帕累托改进——现有财富分配格局下的交换生产帕累托均衡改革的循序渐进会比以往更稳妥、更有实际效果。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黑天鹅破冰时代，适应DT时代的数字电子货币，我们提出在立法方面尽快合并《物权法》和《房地产法》，土地的50年、70年使用寿命到期后，弹性地以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代替重续土地费用，也就是承认房地产的终极产权归房屋购买者和消费者，以此推出并执行和监督房地产税持有环节、交易环节、消费环节、继承环节全面纳税制度，真正缓解财富集中群体囤积优质房产的需求拉动房价导致GDP水分过多现象；在土地供给制度改革上，对于稀缺的优质地段，应适当增加土地供给，并收取级差地租，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用于投资大城市周边郊区公共产品投资建设。 内容来自dedecms

注释： 内容来自dedecms

1、《周小川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下一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606/25/t20160625_13184571.shtml。 内容来自dedecm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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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炎龙、陈伟忠、龚六堂：《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最优》，《金融研究》2011年第11期。 内容来自dedecms

2、李迅雷：《即便加息房价也未必会跌》，http：//www.xcf.cn/tt2/201702/t20170208_7793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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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志洋、宋玉颖：《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与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南开经济研究》2015年第1期。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4、楼继伟：《各国经济政策及对中国的启示》，《全球化》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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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少梅：《论投机资本与实体资本一般均衡的宏观管理政策选择》，《宏观经济研究》2012年第8期。 dedecms.com

6、王少梅：《中国投机资本市场与投资资本市场失衡的实证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内容来自dedecms

7、王少梅：《什么绑架了中国实体经济的稳态增长》，《宏观经济研究》2014年第12期。 dedecms.com

8、向松祚：《人类经济制度正面临重大问题》，http：//news.hexun.com/2017-03-29/188667430.html。

9、杨光、孙浦阳：《流动性过剩是否造成了“钱荒”现象——基于异质性DSGE框架的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15年第1期。

10、张文：《经济货币化进程与内生性货币供给——关于中国高M2/GDP比率的货币分析》，《金融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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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炎、陈昆亭：《利差准备率与货币递增》，《经济研究》2012年第7期。 copyright dedecms

12、朱建平、刘璐：《人民币汇率、国内总需求与通货膨胀——基于汇率传递理论的实证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年第3期。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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