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智库

内容提要 文章使用2001～2014年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计量方法（PSM—DID）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着的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渐进式投资的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均强于跨越式投资；文化距离近比距离远的投资具有更强的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投资于发达东道国的自选择效应较弱，而学习效应则较强；贸易型投资的自选择效应显着大于研发型和生产型投资，而研发型投资的学习效应则显着大于生产型和贸易型投资；国有上市公司的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均较强，但学习效应的持续性比非国有上市公司弱。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选择、文化距离、东道国发达程度、投资目的和产权性质均影响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因此我国企业在决定是否、何时以及如何“走出去”之前，首先需要制订符合自身发展的国际化战略，谋定而后动，才能最大限度规避国际化可能带来的“生产率悖论”。

dedecms.com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生产率 学习效应 自选择效应 上市公司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一、引言 内容来自dedecms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根据当时国内外经济发展新形势首次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标志着我国以“引进来”为主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崭新阶段。“走出去”战略又称国际化经营战略，是我国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以及对外劳务合作等形式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资源分配，从而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强国战略。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邻国期间，先后提出与沿线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据商务部统计，近年来企业“走出去”的规模和力度突飞猛进，2016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了1701.1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44.1％，实现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4年高速增长。另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数达432个，几乎为非上市公司的4倍，表明上市公司已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之间的内在关系，对我国更好地“走出去”和进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copyright dedecms

新新贸易理论从微观层面揭示了生产规模、组织结构、产品质量、员工技能以及生产率等企业异质性因素与国际化经营战略之间的内在关系，为企业是否、何时以及如何“走出去”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基础。Melitz（2003）指出，生产率是影响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的重要因素，只有生产率突破某一临界值，企业才有能力承担国际化所带来的固定成本。Helpman等（2004）进一步提出企业国际化自选择效应的理论命题，认为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具有很高的固定成本，因此只有生产率最高的那部分企业才有能力到国外直接投资，生产率居中的企业进行出15，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则选择完全在国内生产和销售产品。

为了检验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自选择效应，Wagner（2006）以531家德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发现Helpman等（2004）的命题成立，即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率最高，出15企业次之，从未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最低；Kimura和Kiyota（2006）研究发现，生产率最高的日本企业一般既出口产品又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率居中的企业选择出口或对外直接投资，而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则仅服务于国内市场；Yeaple（2009）研究发现，生产率高的美国企业更可能选择在国外投资和销售产品；Engel等（2013）研究发现，生产率高的法国企业更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或出口，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则选择完全本土化经营。上述研究表明，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比出口企业和内销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但是，Girma等（2008）通过比较英国和爱尔兰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以及内销企业的生产率，却发现国际化企业的生产率并未显着高于内销企业（即国际化的“生产率悖论”）。

另外，Grossman和Helpman（1991）、Head和Ries（2003）以及Greenaway和Kneller（2007）均认为，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和获取资源的能力，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即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学习效应。Branstetter（2000）发现，日本企业在美国投资后专利申请数量显着增加，表明逆向“知识溢出效应”推动了日企的技术进步；Head和Ries（2003）使用1070家大型日本企业的截面数据，发现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生产率显着上升；Branstetter（2006）进一步通过日企专利申请对美国本土专利的引用数量来衡量企业在美投资所产生的知识外溢，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是知识外溢的中介因素；Yang等（2013）使用台湾地区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后外向型企业比非外向型企业的技术效率显着增加。

本文来自织梦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已有的国内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考察对外直接投资的自选择效应，如田巍和余淼杰（2012）发现生产率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与投资额均较大；陈景华（2014）使用中国服务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以及全球最大的服务业跨国公司数据，发现生产率是服务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但是，刘淑琳和黄静波（2011）使用2002～2007年期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Kolmogorov—Smirnov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不存在显着的自选择效应；王勇（2013）使用2000～2011年期间宁波市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反而越少；张仁骞等（2016）对2005 2007年期间的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存在显着的自选择效应。二是考察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如蒋冠宏等（2013）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发现技术研发类对外直接投资显着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但学习效应受东道国发展水平的制约；肖慧敏和刘辉煌（2014）使用2005～2011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技术效率，且民营企业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使用2004～2006年间761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及其匹配样本，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着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但技术研发型投资则对生产率没有影响，另外，东道国的发展差异可引起生产率出现大幅变动；袁东等（2015）使用2002～2008年间工业企业数据库，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而且母公司特征以及子公司进入策略均与生产率的变化密切相关；戴翔（2016）使用1998～2011年期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对外投资企业数据库，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具有滞后性，而且显着性水平不高。 本文来自织梦

由此可见，新新贸易理论有助于解释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但对我国企业能否适用则尚存争议。另外，大多数有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都使用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库，而聂辉华等（2012）指出，工业企业数据库存在时间滞后、样本匹配混乱、变量大小异常、测度误差明显以及变量定义模糊等问题，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不稳健，甚至完全错误。相对而言，上市公司的数据发布及时且各项财务数据均经过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指标更加全面准确。为此，本文构建出2001～2014年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首次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在此基础上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计量方法（PSM-DID）深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

织梦好，好织梦

本文的贡献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已有数据库尚未提供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详细数据，因此本文通过查阅历年年报手工收集了国家“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首次对外直接投资的完整数据。其次，已有文献通常未甄别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为首次投资，导致样本可能出现选择性偏差，另外，大多数文献仅通过Kolmogorov—Smirnov检验或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无法规避样本选择性偏差所引发的参数估计内生性等计量问题。为此，本文以首次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出相应的未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配对样本，然后通过双重差分法进行计量分析，从而减少了样本选择性偏误对自选择效应的影响，使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最后，本文首次系统考察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选择、文化距离、东道国发达程度、投资目的和产权性质是否影响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从而为深入理解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的内在关系提供了较全面的视角。 织梦好，好织梦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copyright dedecms

传统贸易理论在研究国际化与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时，通常从国家、地区或行业层面进行分析，忽略了企业在生产规模、组织结构、投资水平、员工技能、市场份额以及生产率等方面的差异，而新新贸易理论则摒弃了同质性假设，将企业异质性和国际化经营的固定成本引入新贸易理论，为研究国际化与生产率的内在关系拓展了空间。本文在新新贸易理论的指引下，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能受规模、国际化路径、投资文化距离、东道国发达程度、投资目的和产权性质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的理论关系并构建一系列可供实证检验的假设。 本文来自织梦

1.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自选择效应，Helpman等（2004）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多国模型，将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和完全内销企业纳入统一框架下进行理论分析，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最高，因此企业若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市场上获利，必须以更高的生产率弥补投资所需的高成本。换言之，只有那些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有能力选择对外直接投资。Helpman等（2004）使用1994年美国企业的截面数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率比出口企业高约15％，而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又比完全内销企业高约39％。 织梦好，好织梦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Head和Ries（2003）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接受技术知识的重要渠道，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率普遍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Dunning和Lundan（2008）认为，企业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学习国际上已有的先进技术，并发挥后发优势，从而提高自身的生产率。鉴于目前我国企业的总体技术水平依然相对较弱，而对外直接投资又迫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和更苛刻的消费需求，因此跨国企业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以下假设：

本文来自织梦

假设l：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同时具有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 内容来自dedecms

2.对外直接投资路径与生产率

本文来自织梦

Johanson和Vahlne（1977）认为，海外市场环境不断变迁导致企业国际化受两方面制约，一是处理新问题和新风险的经验，二是国际化运营的市场知识。因此，企业通常以循序渐进的形式开展国际化，即一般先出口贸易，建立起海外销售网络和分支机构，了解东道国经济、法律和社会环境，并在积累了一定的人脉资源和营销渠道之后才在境外设立子公司。然而，事实上并非所有企业均遵循先出口再对外直接投资的渐进模式，如我国上市公司的国际化就存在两种路径，一是从完全境内经营转为对外直接投资，二是先出口贸易，然后才对外直接投资。本文在此将通过路径-进行国际化的企业称为跨越式国际化企业，而通过路径二进行国际化的企业称为渐进式国际化企业。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riksson等（1997）发现，若企业缺乏国际化经验知识，那么其感知的国际化成本就较高。Helpman等（2004）指出，若国际化成本上升，那么企业需要通过提高自身生产率予以弥补，因此只有在生产率满足一定水平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跨越式对外直接投资。 dedecms.com

另外，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选择也影响企业的学习效应，如Cohen和Levinthal（1990）认为，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是识别、消化和利用外部新知识的关键因素，而国际市场上的经验知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Eriksson和Chetty（2003）发现，出口增加有利于企业熟悉东道国的市场环境、法律法规和社会习俗等并在东道国建立良好的营销网络和渠道，从而减少信息不对并称有助于企业在东道国开展价值增值活动，因此渐进式国际化企业比跨越式国际化企业拥有更强的学习效应。根据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织梦好，好织梦

假设2：跨越式对外直接投资的自选择效应强于渐进式投资。

织梦好，好织梦

假设3：跨越式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弱于渐进式投资。

copyright dedecms

3.文化距离与生产率

文化距离是国与国之间特定价值观念、规范和行为准则等文化方面的差异（Kogut和Singh，1988；Shenkar，2001）。当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加大时，语言障碍、文化认同和陌生环境等因素可能对跨国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此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交易成本和信息获取成本均上升，导致获利更加艰难（Zaheer，1995）。因此，企业只有拥有较高的生产率，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生存，也才能投资于文化距离远的国家（即文化距离的自选择效应）。

织梦好，好织梦

关于文化距离的学习效应，Lu和Beamish（2004）认为，如果文化距离较远，东道国企业与母公司之间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此时知识的传递和吸收更加困难，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更加严重；Bjdrkman等（2007）发现，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越近，东道国企业和母公司之间的文化相关性就越高，跨国企业吸收东道国知识的能力就越强，此时母公司更容易享受东道国知识共享所带来的益处；Wang和Schaan（2008）发现，如果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增加，那么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知识传递成本将上升，表明企业在文化距离近的国家直接投资所形成的学习效应更强。 dedecms.com

本文将东南亚国家、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归为文化距离近的国家或地区，将其他国家归为文化距离远的国家，在此基础上建立以下假设：

本文来自织梦

假设4：企业在文化距离远的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自选择效应大于文化距离近的国家或地区。

假设5：企业在文化距离远的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小于文化距离近的国家或地区。 内容来自dedecms

4.东道国发达程度与生产率

织梦好，好织梦

Globerman和Shapiro（2003）认为，发达国家或地区拥有成熟的制度环境，如法律和行政事务公开透明、产权保护制度健全以及腐败程度低，有助于降低经营成本，因此，企业在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所需达到的最低生产率可能小于在非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所需达到的最低生产率，即企业在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自选择效应较弱。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Glass和Saggi（1998）认为，技术差距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的重要动因之一，技术差距越大，企业学习和模仿先进技术的空间就越大，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所能获取的学习效应较强。赵伟等（2006）认为，企业投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生产率均有促进作用，但机理不同，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主要通过技术反向溢出提高生产率，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主要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生产率。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发达国家成熟的制度环境也为企业学习和掌握先进技术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因此，企业在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强于在非发达国家直接投资。 dedecms.com

假设6：企业在非发达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自选择效应大于在发达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 织梦好，好织梦

假设7：企业在发达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大于在非发达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

5.投资目的与生产率 内容来自dedecms

目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包括贸易、生产、研发以及资源获取。由于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上市公司样本数很少，因此本文仅考察贸易型、生产型和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的生产率差异。

dedecms.com

贸易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境外设立子公司，主要目的在于拓展国外业务和市场，扩大进出口订单数量并提高国际售后服务质量。企业通常只有在生产率高于完全内销的情况下，才选择开展贸易型对外直接投资，因此贸易型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自选择效应。另外，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认为，贸易型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接近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接近效应是指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子公司，获取国际市场上消费者需求信息以及产品和技术发展动态，再通过整合相关知识和技术以及加大研发投入等提高生产率；规模经济效应是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后进一步增加出口，从而降低产品的平均成本并提高生产率，两者均可为贸易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带来显着的学习效应。 dedecms.com

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不仅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而且购置设备并雇佣大量工人从事生产活动，导致境外运营成本显着高于贸易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因此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存在更强的自选择效应。另外，生产型企业也具有更高的对外直接投资学习效应，原因如下：首先，生产型企业不仅需要接触东道国产品市场，而且通过雇佣工人和采购原材料等经营活动接触东道国要素市场，因此比贸易型企业具有更强的接近效应；其次，生产型企业不仅在产品规模上存在规模经济效应，而且能利用东道国劳动力等要素资源降低企业成本，因此比贸易型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更强的规模经济效应。 copyright dedecms

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在于接近并获取境外先进技术和研发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鉴于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侧重人力资本投入，较少涉及固定资产投资，而且企业主要以获取技术为目的，并非为了取得快速的经济利益，因此投资所需成本较低，企业决策也就较少依赖于短期生产率，换言之，在贸易型、生产型和研发型三类对外直接投资中，研发型的自选择效应最弱。但是，研发型企业以获取境外先进技术和研发资源为明确目标，因此具有最强的学习效应。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设置以下假设： 内容来自dedecms

假设8：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自选择效应弱于贸易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后者的自选择效应又弱于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 织梦好，好织梦

假设9：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强于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后者的学习效应又强于贸易型对外直接投资。 dedecms.com

6.产权性质与生产率

dedecms.com

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化经营通常伴随较大的风险。为了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商务部等相关政府部门不断加强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核，导致国企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趋于谨慎保守，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更注重成本因素，因此自选择效应强，而非国企在市场准入、银行信贷和政府补贴等方面面临较多限制，也就更有动力开拓国际市场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因此非国企对外直接投资的自选择效应弱。

内容来自dedecms

另外，国企在国内市场上拥有各种资源优势，有能力快速利用境外先进技术提高生产率，然而国企的产权属性导致其境外经营活动经常受到母国政府的行政约束和干扰（Cui和Jiang，2010），经营灵活性不及非国企，容易失去获取境外先进技术和优质资产的机会，因此国企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较大的学习效应，但该效应难以持久，而非国企的学习效应则可能随时间不断增强。

假设10：国企的自选择效应大于非国企。

本文来自织梦

假设11：短期内国企的学习效应大于非国企，但国企学习效应的持续性弱于非国企。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 dedecms.com

1.研究方法

织梦好，好织梦

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最理想的方法是比较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与不对外直接投资状态下生产率的差异，然而我们无法在同一时刻观测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未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只能通过为处理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匹配相似的控制组样本，在此基础上按以下方法估计处理组的平均处置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n the Treated，AlTT）：

dedecms.com

ATT=E[Yi,t（1）-Yi,t（0）|Di=1]=E[Yi，t（1）|Di=1]-E[Yi,t（0）|Di=1] （1）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其中，Yi,t（1）表示t年度首次对外直接投资企业i的生产率；Yi,t（0）表示t年度尚未进行任何对外直接投资企业i的生产率；Di为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变量，若企业i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那么Di=1，否则Di=0。鉴于E[Yi,t（0）|Di=1]无法观测得到，只能通过与企业i相匹配的企业，替代，因此（1）式需改为： 本文来自织梦

ATT=E[Yi,t（1）|Di=1，X]一E[Yj，t（0）|Di=0，X] （2）

织梦好，好织梦

其中，Yj,t（0）为t年度控制组企业，的生产率，X为匹配处理组与控制组样本企业所需的协变量。 copyright dedecms

如何对处理组企业i匹配相应的控制组企业，是计算ATT值的关键问题。由于企业的特征变量较多，若仅通过个别维度对企业i进行匹配，那可能导致企业j无法成为合适的控制样本。为解决多维度匹配的难题，Rosenbaum和Rubin（1983）提出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本文使用的PSM法主要包括两个步骤，一是选择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协变量，通过logit或probit模型估计首次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处理组）的倾向得分，二是根据倾向得分，使用核匹配和局部线性加权等方法，分别处理组样本企业匹配非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此形成控制组。 copyright dedecms

使用PSM法构建控制组样本可大幅降低所需企业特征的维度，但一些无法观测且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变量仍可导致样本存在选择性偏差。为此，Heckman等（1997）提出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通过双重差分，剔除处理组和控制组存在的共同趋势，从而缓解不可测因素对样本匹配检验结果可能造成的偏误并提高样本匹配检验的稳健性。根据PSM-DID法，ATT值可通过下式估计：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copyright dedecms

根据PSM-DID法，本文通过以下步骤检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自选择效应：首先，假设企业于T期首次对外直接投资，然后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T-3期的数据与非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行匹配，在此基础上通过以下logit概率模型估计倾向得分：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内容来自dedecms

其中，FDIi,t=1表示企业i于T期首次对外直接投资；Pr（FDIi.T）表示企业i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即对外直接投资得分；Xi,T-3为T-3期的协变量（见表1）；W为行业和时间虚拟变量；ε为残差。

dedecms.com

其次，根据倾向得分，通过局部线性加权法为每家处理组企业匹配控制组样本，然后计算ATT值： copyright dedecms

dedecms.com

其中，t期包括T-2、T-1和T期。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最后，通过考察首次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与非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之间ATT值的显着性，检验对外直接投资的自选择效应。

另外，本文通过以下步骤检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首先，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T一1期的数据与非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行匹配，再通过以下logit概率模型估计倾向得分：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copyright dedecms

其中，t期包括T、T+1和T+2期。最后，考察ATT值的显着性，检验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生产率的度量 copyright dedecms

鉴于使用0LS方法估计企业生产函数存在选择性偏差和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Levinsohn和Petrin（2003）提出的LP方法，以中间投入为代理变量估算生产率。 copyright dedecms

3.数据说明 copyright dedecms

本文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以2001年和2014年间首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鉴于目前公开的数据库中尚未提供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详细数据，因此笔者通过查阅上市公司历年年报手工收集了相关数据，同时，对同一控制人的境外子公司、投资目的纯属投资管理（如投资在开曼群岛和维京群岛）以及投资目的在于获取矿产等资源的对外直接投资从样本中予以删除。另外，在Wind资讯数据库中上市公司的海外收入栏目中构建出口数据。鉴于部分上市公司的出口数据存在缺失以及情况不明等情况，通过查阅公司年报对出口数据逐一予以核实。此外，本文所使用的其他变量数据，均来自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国泰安数据库。 dedecms.com

表2提供了首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量分布。由表中可见，首次进行跨越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仅占11.65％，远小于渐进式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量；在文化距离近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的企业为238家，而在文化距离远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的企业仅157家，这表明大部分企业选择文化距离近的国家或地区进行首次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占比最高（75.95％），其次为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16.71％），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占比最低（7.34％）；另外，企业投资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比重（48.10％）与投资于非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比重（51.90％）大致相同。

copyright dedecms

内容来自dedecms

四、实证结果

copyright dedecms

1.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

（1）自选择效应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表3前半部分提供了以T-3期数据为协变量的logit概率模型估计结果。由表中的结果可见，使用总样本进行回归时，协变量对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均统计显着，其中，TEPT-3，的系数估计值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表明滞后三期的生产率仍有助于推动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STATET-3、BMT-3和AGET-3的系数估计值均在1％水平上显着为负，表明国有上市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小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上市时间长的公司比上市时间短的公司更没有动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成长性高的上市公司则更可能对外直接投资。lnASSETT-3、lnKLT-3、EXPORTT-3，以及lnPATENTT-3的系数估计值均在5％水平上显着为正，表明滞后三期的规模、资本密集度、出口经历和创新能力均可促进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另外，将总样本按规模划分成大型与小型公司两个子样本后，STATET-3在大型公司样本中变得不显着，而在小型公司样本中依然在1％水平上显着，这表明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国有产权性质对小型上市公司的影响更为显着，而对大型上市公司则影响较小。

dedecms.com

表3后半部分提供了PSM-DID的检验结果。由表4中的结果可见，T-2、T-1以及T期潜在对外直接投资样本与相匹配的非对外直接投资样本之间的ATT检验值不断上升，分别为0.0539、0.1028以及0.1468且均在1％水平上统计显着，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自选择效应，因此假设l无法被拒绝。另外，大型公司子样本中T-2、T-1以及T期的ATT检验值分别为0.0939、0.1640以及0.2071且均在1％水平上统计显着，而小型公司子样本中仅T期的ATT值在10％水平上统计显着，表明大型上市公司存在自选择效应而小型上市公司的自选择效应则较弱。

copyright dedecms

织梦好，好织梦

（2）学习效应 copyright dedecms

表4前半部分提供了以T-1期数据为协变量的logit概率模型估计结果。由表4中的结果可见，使用总样本进行回归时，协变量对倾向得分的影响均统计显着，其中，TFPT-1的系数估计值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表明滞后一期的生产率有助于推动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STATET-1、lnASSETT-1、BMT-1、AGET-1、lnKLT-1、EXPORTT-1和lnPATENTT-1的系数估计值均在5％水平以上统计显着，表明公司产权性质、上市时间、规模、成长性、资本密集度、出口经历和创新能力均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另外，将总样本按规模划分成大型与小型公司两个子样本后，STATET-1在大型公司样本中变得不显着，而在小型公司样本中依然在1％水平上统计显着，这表明国有产权性质对小型公司的影响更为显着，而对大型公司的影响则较小。 织梦好，好织梦

表4后半部分提供了PSM-DID的检验结果。由表4中的结果可见，T、T+1以及T+2期对外直接投资公司与相匹配的非对外直接投资公司的ATT检验值均呈上升趋势，分别为0.0620、0.1179以及0.1464且均在1％水平上统计显着，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学习效应，因此假设1无法被拒绝。另外，规模对学习效应具有较大影响，大型公司的ATT值分别为0.1142、0.1392以及0.1493且均在1％水平上统计显着，而小型公司的ATT值分别为0.0552、0.1091以及0.1462且T+1和T+2期分别在5％和1％水平上统计显着，这表明大型上市公司的学习效应强于小型上市公司。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dedecms.com

2.对外直接投资路径与生产率

本文来自织梦

（1）自选择效应

表5提供了以T-3期数据为协变量的logit概率模型估计结果。由表5中的结果可见，TFPT-3的系数估计值在渐进式对外直接投资子样本中显着为正，而在跨越式对外直接投资子样本中则没有统计显着，表明滞后三期的生产率有助于推动渐进式投资，但不影响跨越式投资。其他协变量在渐进式对外直接投资子样本中的系数估计值与总体样本基本一致，表明滞后三期的产权性质、规模、成长性、上市时间、资本密集度、出口经历以及创新能力均影响渐进式投资，而在跨越式投资子样本中，仅lnASSET-3、BMT-3以及lnKLT-3在10％水平以上统计显着，这表明跨越式投资主要受规模、成长性和资本密集度的影响。

内容来自dedecms

表5还提供了渐进式和跨越式对外直接投资的PSM—DID检验结果。由表5中的结果可见，T-2、T-1以及T期渐进式投资子样本的ATT检验值分别为0.0640、0.1103以及0.1619且均在1％水平上统计显着，而跨越式投资子样本的ATT值则均未统计显着，这表明渐进式投资具有自选择效应而跨越式投资则没有自选择效应，因此假设2可被拒绝。本文认为，根据上述倾向得分logit概率模型的估计结果，跨越式投资主要取决于公司规模和成长性而不受生产率影响，因此也就不存在自选择效应。 内容来自dedecms

本文来自织梦

（2）学习效应 织梦好，好织梦

表6提供了以T-1期数据为协变量的logit概率模型估计结果和PSM—DID检验结果。由表6中的数据可见，渐进式对外直接投资子样本各协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及其统计显着性均与总样本相似，而跨越式对外直接投资子样本STATET-1和lnPATENTT-1的系数估计值均不显着，表明滞后一期的产权性质和创新能力不影响跨越式投资。另外，T、T+1以及T+2期渐进式投资子样本的ATT值分别为0.0620、0.1 173以及0.1391且均在1％水平上统计显着，而跨越式投资子样本的ATT值则均未统计显着，这表明渐进式投资具有学习效应而跨越式投资则不存在学习效应，因此假设3不能被拒绝。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3.文化距离与生产率 dedecms.com

（1）自选择效应 copyright dedecms

表7的结果显示，无论文化距离远近，各协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及其显着性水平均与总样本相似，而文化距离近的子样本中BMH的系数估计值则没有统计显着，这表明成长性不影响公司在文化距离近的经济体投资；文化距离远的子样本中，STATET-3和lnKT-3的系数估计值没有统计显着，表明国有、资本密集型上市公司不倾向于在文化距离远的经济体投资。另外，T-2、T-1以及T期文化距离近的子样本ATT检验值分别为0.0676、0.1352以及0.1635且均在5％水平以上统计显着，而文化距离远的子样本仅T期的ATT检验值在10％水平上统计显着，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文化距离近的经济体投资时存在自选择效应，而在文化距离远的经济体投资时自选择效应则很弱，因此该结果不支持假设4。 本文来自织梦

（2）学习效应

表8的结果显示，文化距离近的子样本中，各协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及其显着性水平均与总样本相似，而文化距离远的子样本中TFPT-1、STATET-1和lnKLT-1的系数估计值则没有统计显着，这表明滞后一期的生产率、产权性质和资本密集度对文化距离远的投资决策没有显着影响。另外，T、T+1以及T+2期文化距离近的子样本ATT检验值分别为0.0592、0.1200以及0.1507且分别在10％、1％和1％水平上统计显着，而文化距离远的子样本ATT检验值则分别为0.0614、0.1024以及0.1316且分别在5％、5％和1％水平上统计显着，这表明无论距离远近，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均存在学习效应，且文化距离近则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较强，因此上述结果支持假设5。 织梦好，好织梦

本文来自织梦

4.东道国发达程度与生产率

（1）自选择效应 织梦好，好织梦

表9的结果显示，无论东道国是否发达，TFPT-3、lnASSETT-3，AGET-3，EXPORT-3和lnPATENTT-3的系数估计值均在10％水平以上统计显着，表明滞后三期的生产率、规模、上市时间、出口经历和创新能力均影响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但发达国家或地区子样本中STATT-3和InKLT一3，的系数估计值则没有统计显着，这表明国有上市公司和资本密集型上市公司对投资于发达经济体没有明显的偏好；在非发达国家或地区样本中，BMT-3的系数估计值没有统计显着，表明成长性好的上市公司未倾向投资于非发达经济体。另外，T-2、T-1以及T期东道国为非发达国家或地区子样本的ATT检验值分别为0.0673、0.1476以及0.1721且均在5％水平以上统计显着，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非发达经济体投资存在自选择效应，而东道国为发达国家或地区子样本的ATT检验值仅在T期显着为正，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发达经济体投资的自选择效应很弱，因此上述结果支持假设6。 内容来自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