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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区位选择是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议题。现有研究已注意到企业属性和制度环境等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但仍缺乏将其加以综合的统一理论框架。以交易成本为视角，作者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用以理解不同所有制企业在面对不同政治制度时的区位选择。以签订契约为界，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交易成本分为事先的缔约成本和事后的治理成本。同时，不同企业与东道国政治制度间的交易成本受其所有制类型影响。由于民主制通常在投资准入阶段的缔约成本较高，而否决者数量越多则投资实施阶段的治理成本越少，故中国企业总体上倾向于赴民主程度较低、否决者数量较多的国家投资。考虑到企业所有制，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的进入壁垒和软预算约束，这提高了缔约成本而降低了治理成本，故会选择民主程度较低、否决者数量较少的区位。2000年至2012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事件数据库为上述机制提供了经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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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交易成本；企业所有制；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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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织梦好，好织梦

对外直接投资（ODI）是全球化时代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经济要素跨国流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跨国企业（TNEs）在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日益活跃被视为当前跨国企业发展的趋势之一，[i]这与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是一致的。[ii]在全球大规模跨国企业中，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国家所有权，2003年发展中国家最大的100家跨国企业中约有25家是国有的，且这个数字目前应该有所扩大。国有跨国企业（SO-TNEs）[iii]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十分重要。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计，全球至少有550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有跨国企业，它们拥有约15000家海外分支机构及超过2万亿的海外资产。2013年，这些国有跨国企业贡献了超过16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此水平上，尽管它们的数量在总的跨国企业中不足1％，却构成了超过11％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动。 本文来自织梦

在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iv]不过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审批手续的简化和便利化措施的推出，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力将进一步被激发。[v]2016年年末，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1800.5亿美元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54.3％，这一数据在2006年则为81％（图1）；而从流量来看，2013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国有企业占比更是降至43.9％。[vi]所有制是划分企业类型的一个重要标准，对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与日益活跃的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中特质的分析无疑会是全面深入理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切入点。 copyright dedecms

本文将围绕如下问题展开研究：针对东道国的政治制度环境，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是否存在显着的差异?我们以交易成本为视角构建了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用以理解不同所有制企业在面对不同政治制度时的区位选择。以签订契约为界，投资者与东道国问的交易成本分为事先的缔约成本（contracting costs）和事后的治理成本（governing costs）。我们认为，不同企业与东道国政治制度间的交易成本受其所有制类型影响。 copyright dedecms

本文试图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第一，分析不同所有制企业面对东道国政治制度的不同反馈。第二，构建以交易成本为视角的综合事先和事后、[vii]企业属性和制度环境的统一的分析框架。第三，整理2000年至2012年中国企业层面的投资事件数据库，在企业层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经验检验。 dedecms.com

二 文献综述 内容来自dedecms

跨国企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者，其区位选择是最值得关注的行为之一，这不仅体现着该企业的投资动机和战略选择，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关系。因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成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关心的研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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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起源于发达国家的实践。关于区位选择的研究则延伸于对为什么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其拥有某种特殊竞争优势（firm-specific competitive advantages），使其足以克服在新环境下经营的成本。但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企业不通过出口来供给国外市场。因此还需要一种来自特殊区位优势（location-specific advantages）的解释。约翰·邓宁（JohnH.Dunning）在其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中再次强调了区位选择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提出了分析国际投资的OLI范式，即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需要并可利用其所有权（ownership）优势、区位（location）优势和内部化（internalization）优势。此外，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解释了公司何时会进行对外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解所选择区位应具备的条件，不过其在具体选择方面仍是含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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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跨国企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故有关其区位选择的研究大部分来自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商务领域的学者。其中，企业的投资动机、[viii]投资经验、[ix]东道国的经济形势与市场规模等都是重要的解释变量。而作为企业异质性的重要维度之一，所有制类型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大致而言，企业按所有制可划分为国有企业（SOEs）和民营企业（POEs）两类。通常认为，由于中国国家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存在，国有企业更多受到政府设置的政治议程的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它们的海外投资中会夹带非经济性的动机，如能源安全、尖端技术、地缘影响等，故国有企业也通常被视为一种经济外交手段。国有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更容易获得政府额外的支持，包括国家财政、低息贷款、东道国的政治游说以及必要时的政治保护，这会为它们在有风险的东道国进行经营提供民营企业所不具有的保障条件。故国有企业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敏感程度往往较低，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有可能赴政治风险较大的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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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时，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是研究者不容回避的。毕竟企业的投资不可避免地要在制度环境的约束下进行。在这类讨论中，经济学同样占主导地位，尽管政治学者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也开始加入进来。以制度环境为中心展开的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远未达成共识。关于东道国制度的影响，一般认为东道国的低制度质量，如政治风险、腐败以及不完善的产权制度等，会阻碍企业的区位选择。[xi]不过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度的反应则不尽一致。如一些研究显示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xii]另一些认为二者之间并无显着关系，还有一些研究结果则发现制度质量较差、政治风险较高的东道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具吸引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研究集中关注投资的政治风险，而对东道国政治制度重视不足。 本文来自织梦

有关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文献大都注意到了不同所有制类型对东道国政治风险反馈的差异，然而关于具体的政治制度却语焉不详，缺乏展开，故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仍有进一步理论探讨的空间。其原因在于：第一，关于东道国政治制度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机制尚未展开充分讨论。既有研究仍以经济学为主，关注更多的是企业层面的因素，政治因素局限于政治风险和政策激励，很少正视政治制度。而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全球190个国家（地区）均有分布。[xiii]故中国企业需要与不同制度禀赋的东道国打交道，政治制度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机制值得进一步深入评估。第二，既有研究尚缺乏将制度环境和企业属性等因素加以综合的统一的理论框架。在定量研究中，相比于提出实证假说，理论化显得更加困难。绝大部分既有研究亦止步于对各种潜在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而没有发展出统摄多个因素和机制的分析框架。第三，相当部分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采用的均是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数据，然而其中绝大多数直接投资目的地为香港地区和开曼群岛，故结果可能存在偏误，并且这类国别数据无法有效整合企业层面的变量，故本文将使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美国企业研究所与传统基金会的“中国全球投资跟踪（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等企业层面投资数据库与既有文献对话。 本文来自织梦

三 交易成本与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织梦好，好织梦

经济行为是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从结果来看，我们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区位选择视为母国企业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一项契约。无论是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母国企业通常都需要与东道国政府打交道以完成交易。在此过程中，东道国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使企业面临着不同的交易成本。 内容来自dedecms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主义的重要概念之一。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的概念是由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率先使用的。他认为交易成本就是“一种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肯尼思·阿罗（Kenneth J.Arrow）给交易成本下的定义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赞同阿罗的定义，并把交易成本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xiv]进一步地，威廉姆森将交易成本分为事先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鉴于任何交易都包含契约的因素，这里的“事先”和“事后”是以签订契约为界。类似地，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C.North）把交易成本分解为两项，制定合约所需的成本和执行合约所需的成本。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0世纪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开始重视交易成本，并尝试用其解释以国际制度为代表的国家间契约。田野沿着威廉姆森的分类，构建了国际制度选择的交易成本模型。该模型将由国家权利的让渡而产生的成本称为国家间交易成本，并同样以签订契约为界，将这些交易成本分为国家间缔约成本和国家间治理成本两大部分。[xv]在本文中，我们用“缔约成本”和“治理成本”的概念来分别描述事前和事后交易成本，但将交易的双方由国家与国家之间（state-to-state）扩大至投资者与国家之间（investorto-state）。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如此处理。一方面，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之初，投资者便是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xvi]另一方面，尽管作为私人行为体，投资者仍具有与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xvii]因此，面对交易成本，理性的投资者会尽可能地降低成本，提高收益。 本文来自织梦

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对其开创性的分析正是借助交易成本的概念展开的。[xviii]在企业的“黑匣子（black box）”被打开后，根据不同研究目的对企业进行分类显得十分重要，这也是理解企业异质性的出发点。在对企业的诸多分类中，按照所有制类型划分是较为常见的且具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企业所有制结构涉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并体现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本文据此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将国有企业进一步区分为中央国有企业（CSOEs）和地方国有企业（LSOEs）。在此基础上，讨论东道国政治制度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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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体类型、进入壁垒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缔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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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其事前交易成本，即缔约成本主要体现在获得投资准入的难度上。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政体类型（regime type）对投资准入的影响最为直接。国际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国内具有分配效应，即并不是所有东道国国内行为体都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中受益。不同偏好的行为体会形成社会联盟以寻求集体行动。东道国政体类型的民主程度越高，意味着更强的政治竞争性，不同偏好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活跃并且制度化。在投资领域，决定能否获得准入通常是由行政部门主导的，在民主政体中，行政部门往往受到更大的制约。同时，由于民主政体面临的政治竞争，行政部门需要更多地考虑利益集团的偏好，这降低了行政部门的自主性。

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大额投资，往往集中于能源、金属和不动产领域，且有很大一部分比例的投资方为国有企业。由于中国尚未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可能遭遇投资歧视。同时，由于面对选举压力，民主国家中的资本利益集团也更可能向行政部门施压，通过传播中国企业试图控制相关行业、垄断当地市场和不能带来就业等言论进行动员，这类议题也使反对投资的利益集团在进行动员时相比于支持者拥有不对称优势，提高了中国企业的缔约成本。相比而言，威权国家在行政方面受到的约束往往更少，中国企业在获得投资准入时相对容易。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内容来自dedecms

假说1：东道国的民主程度与中国企业的缔约成本呈正比，民主程度越高，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越小。 织梦好，好织梦

然而，即使面对同样的政体类型，不同所有制企业也会因进入壁垒（barriers to entry）的差异带来缔约成本的不同。进入壁垒是经济学尤其是产业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最早由乔·贝恩（Joe S.Bain）在1956年进行了系统论述。贝恩将进入壁垒视为一个产业中在位企业相对于进入企业的优势，其来源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绝对成本优势等。之后，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在1968年将进入壁垒改造为更适合福利计算的“进入成本”定义：必须由进入企业负担，而不必由在位企业负担的生产成本。在较长时间内，对进入壁垒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经济系统内部，按类型其分为结构性进入壁垒（structural barriers to entry）和策略性进入壁垒（strategic barriers to entry），前者是指能够遏制进入该行业中各种稳定的结构性因素或特征，后者则指在位者通过有意的策略行为阻挠进入，如生产能力扩张、掠夺性定价等。[xix]需要注意的是，对企业产生进入壁垒的因素不只存在于经济系统内部，当政府通过行政性手段直接或间接地限制企业的进入时，便产生了行政性进入壁垒（administrative barriers to entry），[xx]这也是企业与东道国间缔约成本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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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总会面临东道国的一些限制，即行政性进入壁垒，但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往往有所区别。试图对东道国投资时，国有企业不仅被当作经济实体（business entities），而且是政治行为体（political actors），往往会受到更严格的审查。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投资也更可能被怀疑带有政治目标，而不单是出于经济利益。由于国有企业能获得更多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它们也常被东道国视为对本土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这些印象使得东道国对中国国有企业更加政治敏感，公众舆论通常还会放大此类关切，导致国有企业面临更高的进入壁垒。这使得在面对同样的东道国政治制度时，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需要付出额外的缔约成本。 本文来自织梦

企业—东道国间缔约成本函数（contracting cost function）为，其中表示中国代表性对外投资企业i到东道国j投资的缔约成本，xj表示东道国j的民主程度，表示东道国j影响代表性企业i投资活动的其他变量。若假说1成立，则有，即东道国民主程度越高，中国代表性企业i面临的缔约成本越高，考虑到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不同，故可得图2。[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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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其他条件相同，若要同样达到α水平的缔约成本，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会选择去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面临东道国更高的行政性进入壁垒，为减少与东道国的缔约成本，国有企业相较于民营企业更倾向于赴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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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否决者数量、软预算约束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成本 织梦好，好织梦

企业在一国投资的事后交易成本即治理成本突出体现为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前景理论中的保守理性认为，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利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故企业在进入东道国之前必然会考虑，如果获得准入将面临何种程度的事后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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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企业来说，事后交易成本即治理成本主要体现为因时间不一致性（time-inconsistency）而产生的承诺可信性问题。与贸易领域相比，投资领域面临着更大的承诺问题。在投资者进入一国之前，东道国政府有提供税收、土地等各方面的补贴优惠的动力；而一旦投资达成，由于投资者撤资面临较大的沉没成本，东道国政府在单次博弈理性下便有对其进行征收及国有化等侵害的动力。由此，投资者有充足的理由担心东道国事后的不利政策，如征收与国有化等。 本文来自织梦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否决者（veto players）”数量与征收及国有化风险等治理成本密切相关。比较政治学中，以乔治·泽比利斯（George Tsebelis）为代表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把对改变现状而言其同意是必不可少的个人或集团行为体称为“否决者”，[xxii]并进一步将否决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国家宪法产生的“宪法否决者”，另一类是政治博弈中产生的“政党否决者”。否决者会带来交易成本，没有否决者的同意，现状就无法或难以改变。否决者理论主要被用于解释政策稳定性。否决者数量越多，征收与国有化作为公共政策，其出台的难度就越大，对企业而言的治理成本就越小。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织梦好，好织梦

假说3：东道国的否决者数量与中国企业的治理成本呈反比，否决者数量越多，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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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面对同样的否决者数量，不同所有制企业也会因软预算约束的差异导致治理成本的不同。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最初是指国有企业即使亏损，也不会因清算而破产，而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其的救助而得以存活下去的情况。[xxiii]事实上，软预算约束在任何经济体制内都会存在。

最初提出软预算约束概念的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认为：“‘父爱主义（paternalism）’是使预算约束软化的直接原因。”[xxiv]当国有企业面临困境时，政府就会像父母对待子女那样，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企业摆脱困境。[xxv]林毅夫认为软预算约束与所有制没有直接关系，其真正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起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政策性负担。[xxvi]青木昌彦则将“父爱主义”概括为政府硬化预算约束的承诺对企业来说不可置信，因此使策略组合（企业偷懒，政府救助）成为一种均衡。[xxvii]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发生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承诺不可信的问题同样会发生在经济系统内部，主要体现在银行和企业经理人之间，代表性的模型为马蒂亚斯·德瓦特里庞（Mathias F.Dewatripont）和埃里克·马斯金（Eric S.Maskin）的二阶段博弈模型。关于软预算约束的内生性解释丰富了我们对此问题的理解，科尔奈随后也修订了自己的认识，承认“父爱主义”对于软预算约束来说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软硬程度反映的是政府援助的预期值或认为其会发生的主观概率。[xxviii]尽管对软预算约束的原因有诸多解释，但学者们基本同意软预算约束导致了效率的损失，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xxix]不过，这种软预算约束对企业来说则是有利可图的，特别是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软预算约束有利于企业应对与东道国之间的治理成本。 copyright dedecms

理论上，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均面临软预算约束。但一般来说，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往往承担着国家的发展政策任务，且任其倒闭可能会带来高昂的政治代价，因而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程度更高。甚至在中国，银行贷款的发放也不完全是经济系统的内生性原因，在信贷市场上国有企业更易获得较大额度和较长期限的贷款。[xxx]开放经济下，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与母国政府和银行的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并且为了帮助本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打破贸易壁垒，防范可能的政治风险，在国际竞争合作博弈中取得优势，政府就更有动力运用手中的权力与资源来帮助企业再融资，从而提高了软预算约束的可能性。[xxxi]对国有企业来说，软预算约束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应对与东道国的治理成本。这使得在面临同样的东道国政治制度时，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的治理成本较小。 织梦好，好织梦

[xxxii] 织梦好，好织梦

可见，其他条件相同，若要同样达到仅水平的治理成本，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可以选择去否决者数量较少的国家进行投资。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4：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程度的软预算约束，从而降低了其治理成本，国有企业相较于民营企业可选择赴否决者数量较少的国家投资。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投资准入阶段的缔约成本函数与投资实施阶段的治理成本函数使我们从交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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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计量方法与实证结果 内容来自dedecms

接下来的实证部分将检验之前提出的假说。对于区位选择的研究而言，投资数据十分重要。目前，中国投资区位选择的数据主要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在中国商务部数据基础上整理发布的国别数据；另一种是企业层面数据，包括分国别的投资备案、投资意愿或投资事件等数据。为讨论所有制异质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本文使用了企业层面的投资事件数据而非分国别数据。 内容来自dedecms

（一）变量测量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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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因变量。因变量“投资”（INVESTijt）是一个二分变量。如果第t年企业i在国家j进行了一笔及以上的直接投资，因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关于是否投资的信息来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事件、[xxxiii]美国企业研究所与传统基金会整理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xxxiv]整理后的数据库包含2000年至2012年171家企业在196个可能的投资目的地所记录的670次投资记录。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是自变量。首先是东道国政体类型。东道国政体类型被用于区分民主和威权政体。为实现可操作化，比较政治学中通常将政体类型根据民主程度进行赋值。本文采用了Polity IV数据库，[xxxv]其中民主程度原始数据的取值范围为-10到10。为便于分析，我们给每个分值都加上11，从而建立一个取值范围从1到21的变量。分值越高，民主程度越高。其次是东道国否决者数量。东道国否决者数量的多少影响着政策稳定性。在本文中，否决者不仅包括横向的否决者，如行政一立法关系之间的制衡，其测量来自世界银行的政治制度数据库（DPI）；[xxxvi]也包括纵向的否决者，如可充当否决者的州、省和地区等次国家实体，其测量来自政治约束指数（POLCON）数据库，[xxxvii]否决者数量为两者之和。最后是企业所有制类型。本文根据样本中的企业所有制不同区分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将国有企业划分为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两类。 内容来自dedecms

三是控制变量。我们控制了自变量之外，其他可能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企业、东道国国内和双边层面。关于控制变量名称、数据说明、数据来源等信息见表1。

1.企业投资经验。本文对企业投资经验的界定是狭义上的，若在数据库中，企业i在t年之前在j国有过投资事件，则视该企业在t年对j国具有投资经验。理论上，投资经验会促进企业对一国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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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道国否决者更换比例。当一国政府中的否决者更换时，其更换的比例越大，政策不确定性也越大，可预期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则越小。

3.东道国经济数据。东道国的经济形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但其机制可能是双向的。一方面，东道国经济形势好，人均GDP高意味着更大的盈利空间和消费能力，从而促进投资；另一方面，经济形势不佳和人均GDP低也可能带来更宽松的投资政策和更低的用工成本。因此其实证结果是不确定的。[xx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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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东道国资源禀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背后可能出于不同的动机，如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企业投资的目的。本文考虑了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科技创新能力，一般认为，这类资源禀赋越充裕，企业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越大。 内容来自dedecms

5.两国距离。依据国际贸易的引力模型，双边地理距离是两国间经济活动的重要变量。一方面，距离的增加伴随着交通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距离较远的国家间更可能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故距离的增加会抑制双边经济往来。[xxxix]通常认为，其他条件相同，两国之间距离越近，投资的可能性也越大。 dedecms.com

6.是否建交。这一因素在最基础层面上衡量着两国的政治关系。尽管在严格意义上，未建交的国家间同样存在着投资等经贸联系，但一国通常会更倾向赴具有外交关系的东道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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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双边投资协定（BIT）。作为国际制度，双边投资协定对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的引导和保护作用，故在理论上可促进投资。不过总体而言，中国已签订的BIT的授权程度依然很低，故其是否能促进外资流入仍是不确定的。[xl] 本文来自织梦

同时，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特征值和方差膨胀因子（VIF）值见表2。[xli]表格中的VIF值有助于我们从技术上消除对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疑虑，因为其均低于10。通常情况下，10是评判共线性是否将造成危害的标准。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计量方法与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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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了固定效应Logit模型。在研究企业区位选择的投资决策时，为分析某企业在某年对某国是否有过投资行为，需要同时控制多个变量，如年份、企业等的固定效应。在使用本模型时，本文将数据视为横截面数据，在回归时加入各年份和各公司的哑变量以控制其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能够测量全球经济情况，企业固定效应能够测量171个企业的差异。这也是处理这类数据的通常做法。[x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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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展示了固定效应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1为全样本回归结果，作为对照，其中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与假说1和假说3相一致，东道国民主程度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即东道国民主程度越高，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小，并且东道国否决者数量的增多有助于吸引中国企业。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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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模型5讨论的是加入控制变量情况下，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不同东道国政治制度的反馈。可以看出，与假说2相一致，国有企业（模型2），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模型3）面临东道国较高的进入壁垒，且对东道国政体类型的敏感程度较高，更可能投资民主程度较低的东道国。民营企业（模型5）则对民主程度较不敏感，从回归结果来看，民主程度的减少不会显着增加民营企业投资的概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遇到的缔约成本可能更小，从而不需要通过投资民主程度较低的政体来降低事前交易成本。 本文来自织梦

对于假说4而言，似乎很难从回归结果中说明国有企业是否倾向选择赴否决者数量较少的目的地投资，但我们仍然可以尝试从“否决者更换比例”这一变量中得到一些关于不同所有制企业治理成本存在差异的证据。尽管无论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来说，一国的否决者更换比例越大，企业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就越低，但从系数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在面对东道国否决者发生更换时，其敏感程度高于国有企业。也就是说，对于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来说，受到东道国同样比例的否决者更换的影响要小于民营企业。

若把否决者数量拆分为横向否决者和纵向否决者，作为纵向否决者的独立次国家实体在模型6和模型7中均有显着的正相关影响，这再次验证了假说3，即否决者数量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治理成本。但从系数来看，相较于民营企业，纵向否决者对国有企业影响更大。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面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独立的次国家实体这一因素可能与进入壁垒相关。例如在美国，州与州之间为争夺外资而产生竞争，各州相互降低进入壁垒，提高税收以及给予跨国公司财政激励。尽管这或许不利于提高整体性的国家福利，而州作为独立的次国家实体，联邦政府并无有力的法律来管理州政府的这种相互竞争。[xliii]在这种情境下，独立的次国家实体会降低企业的缔约成本，而国有企业对缔约成本的敏感程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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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控制变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在企业层面，投资经验对是否投资有着十分显着的正相关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因素和资源禀赋同样会产生影响。一国的人均GDP越低、经济形势越好，中国企业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越大。此外，自然资源和科技资源越丰富，中国企业也更愿意投资。中国企业与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的投资关系更加密切，并倾向于赴距离较近的国家投资。而与大多既有研究不同的是，模型发现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显着的负相关关系。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地方国有企业更多地表现出与民营企业而非中央国有企业相似的投资行为模式。可能的原因是：其一，地方国有企业相对来说进入壁垒较低、软预算约束程度也较小，故与民营企业的行为模式更加接近。其二，地方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并不拥有海外投资的资质，例如在石油领域，并没有地方国有企业可以从事该行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因此即便地方国有企业希望采取中央国有企业那种投资行为模式，也存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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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敏感性检验 内容来自dedecms

针对上述结果，我们从多方面进行了敏感性检验。第一项敏感性检验是用ICRG数据库中的“民主问责制”的测量来替换原模型中的民主测量。替换后，该变量在统计上同样为负相关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着，且否决者数量、否决者更换比例、投资经验、自然资源、BITs等变量仍然在统计上具有显着性且影响方向不变。对于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的模型而言，该变量在统计上同样为负相关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着。且相一致地，民营企业对同样比例的否决者更换更为敏感。第二项敏感性检验是用POLCON中的行政人员受约束程度替换原先的政体类型划分。在理论机制中，民主政体之所以意味着较高的缔约成本，便是由于其对行政部门的约束。因此我们可以预计，行政人员受约束程度同样将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且国有企业对行政人员受约束程度的增加更加敏感。与此判断相一致，计量结果显示，该变量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模型在统计上为负相关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着，且否决者数量、否决者更换比例、投资经验、自然资源、BIT等变量仍然在统计上具有显着性且影响方向不变。第三项敏感性检验是进一步控制地区因素。将投资目的地分为八个地区，作为哑变量纳入模型中。计量结果显示与东亚与太平洋、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北美洲与中美洲、南亚五个地区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且民主程度、否决者数量、否决者更换比例、投资经验、自然资源等变量仍然在统计上具有显着性且影响方向不变。第四项敏感性检验是将解释变量由是否投资变为投资多少金额。民主程度与投资金额的相关性显着为负，否决者数量的相关性则显着为正。投资经验、自然资源、BIT等变量仍然在统计上具有显着性且影响方向不变。对国有企业而言，民主程度与投资金额的相关性显着为负，并与否决者数量无显着关系。民营企业的投资则对民主程度的敏感性不显着，而与否决者更换比例有显着的负相关关系。第五项敏感性检验是放松模型中对年份和公司的固定效应。无论是放松其中之一或是全部放松，民主程度、否决者数量等变量仍然在统计上具有显着性且影响方向不变。第六项敏感性检验是用其他计量模型进行检验。除固定效应Logit模型外，笔者使用了面板Logit随机效应模型，还将是否投资作为线性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并用广义估计方程进行了计量验证，结果与假说一致，民主程度、否决者数量等变量在统计上具有显着性且影响方向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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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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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投资的区位选择涉及国家和企业行为体的互动，并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关心的研究议题。通过对东道国政治制度的重视，本文形成了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交易成本理论框架。企业选择去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可被视为企业与东道国达成了一桩交易，形成了一项契约。以契约签订为界，企业与东道国间既包括为签订契约而产生的事前交易成本，即缔约成本；也包括因契约执行而产生的事后交易成本，即治理成本。若以交易成本理论的统一框架观之，目前学界所强调的投资风险近似于企业与国家间事后交易成本，即治理成本的分析范畴，但忽视了合作启动所需满足的条件即缔约成本。事实上，企业作为理性的行为体，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既会关心治理成本，也会考虑缔约成本，并进行权衡选择。本文因此在治理成本之外考察并强调了缔约成本，构建了一个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与东道国政治制度互动的分析框架，以探讨其区位选择。 copyright dedecms

若要分析一国的政治制度，政体类型和否决者数量是十分重要的解释变量，它们影响着领导人的权威来源、受约束程度以及公共政策的出台。政体类型主要影响缔约成本，否决者数量则主要影响治理成本。其他条件相同，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时，其目标是使交易成本最小化。企业所有制类型也影响着不同企业对交易成本的反馈。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由于面临更高的进入壁垒，因而为了减少缔约成本，往往选择赴民主程度更低的国家投资。同时，国有企业相较于民营企业有着程度更高的软预算约束，这降低了其与东道国打交道时的治理成本。针对以上理论机制，本文提出了相应假说，并在2000年至2012年171家中国企业的670次投资记录的基础上整理成的面板数据库，运用定量方法进行了经验检验，实证结果与假说基本相符。

没有理论贡献的定量研究只是（更加复杂的）相关性描述而已。一个好的理论必须做到逻辑自洽，并且整合多个因素和机制。[xliv]此处尝试为本文总结以下理论含义。第一，运用交易成本理论，通过对东道国政治制度的重视，构建了一个理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区位选择的分析框架。为使交易成本最小化，企业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便会在不同政治制度间进行权衡选择。第二，把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置于不同政治制度下的交易成本分析中，从而在交易成本的框架下实现了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决策的分析。第三，随着中国及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占比的增大，进一步打开东道国国内政治制度的“黑匣子”，讨论具体的政治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解释其机制，对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有重要价值。 dedecms.com

在理论含义的基础上，本文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第一，让更多国家认可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进行双边和多边框架下的谈判，例如在经贸协定谈判中，可运用中国的市场规模等优势，以承认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为条件展开谈判，以此提高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便利化水平。第二，进一步强化对国企的预算约束。进一步完善国企分类和信息公开，明确国企对外直接投资的考核标准，减少因标准界定不清和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软预算约束，巩固和发挥国有企业在“走出去”中的竞争优势。第三，加强与东道国立法机构、地方政府等的沟通和交流。通过建立和强化相关交流机制，如定期会晤、地方合作等，使东道国及其地方政府更充分地了解来自中国的投资对该国或该地区的价值，从而更好地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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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宋新宁、田野：《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页。

[ii]在输出外资方面，中国的表现尤其引人关注。不仅完成了从资本净输入国到净输出国的身份转变，而且在2016年全球直接投资流出量下降2％的情况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创下1962亿美元的历史新纪录，同比增长34.7％，流量规模仅次于美国，连续第二年位居世界第二。参见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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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在UNCTAD的定义中，国有跨国企业是指至少10％归国家或公共机构所有的跨国企业，或者在该跨国企业中国家或公共机构是最大的股东或者拥有“黄金股份（golden share）”。参见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Investing in the SDGs：An Action Plan，New York and Geneva：United Nations，2014，p.34。 copyright dedecms

[iv]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审议（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载《人民日报》，2014年8月30日。

[v]邵洪波主编：《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报告（2012）》，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第6—10页。 copyright dedecms

[vi]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vii]此处的事先和事后是以投资契约的签订为界的。“事先”主要指投资准入阶段，而“事后”主要指投资实施阶段。关于交易成本理论中的事先交易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可参见奥利弗·E.威廉姆森着，段毅才、王伟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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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主要包括四类：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参见Yadong Luo and Rosalie L.Tung，“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A Springboard Perspectiv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Vo1.38，No.4，2007，pp.481-498；Ping Deng，“Outward Investment by Chinese MNCs：Motivations and hnplieations，”Business Horizon，Vo1.47，No.3，2004，pp.8-16；Ping Deng，“Investing for Strategic Resources and Its Rationale：The Case of Outward FDI from Chinese Companies，”Business Horizon，Vo1.50，No.1，2007，pp.71-81；Ping Deng，“Why Do Chinese Firm Tend to Acquire Strategic Assets in International Expansion?”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Vo1.44，No.1，2009，pp.74-84；Huaichuan Rui and George S.Yip，“Foreign Acquisitions by Chinese Firms：A Strategic Intent Perspective，”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Vo1.43，No.2，2008，pp.213-226。

[ix]参见Jan Johanson and Jan-Erik Vahlne，“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A Model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oreign Market Commitmen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Vo1.8，No.1，1977，pp.23-32；Ajai S.Gaur and Jane W.Lu，“Ownership Strategies and Survival of Foreign Subsidiaries：Impacts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Experience，”Journal of Management，Vo1.33，No.1，2007，pp.84-110；宗芳宇、路江涌、武常歧：《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载《经济研究》，2012年第5期，第78—80页。 本文来自织梦

[x] Bala Ramasamy，Matthew Yeung and Sylvie Laforet，“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Journal of Wodd Business，Vo1.47，No.1，2012，pp.17-25；Jing-Lin Duanmu，“Firm Heterogeneity and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MNEs），”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1.47，No.1，2012，pp.64-72；张建红、卫新江、海柯·艾伯斯：《决定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成败的因素分析》，载《管理世界》，2010年第3期，第97—107页。 本文来自织梦

[xi]鲁明泓：《制度因素与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一项实证研究》，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7期，第57—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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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张宏、王建：《东道国区位因素与中国OFDI关系研究——基于分量回归的经验证据》，载《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6期，第151—160页。 织梦好，好织梦

[xiii]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第19页。 内容来自dedecms

[xiv]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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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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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罗伯特·吉尔平在其1975年出版的《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中便将跨国公司作为美国霸权的三大支柱之一。参见罗伯特·吉尔平着，钟飞腾译：《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 dedecms.com

[xvii]国际关系学者注意到，国际投资领域中的私人行为体比国际贸易领域的私人行为体在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