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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双向投资与对外贸易增长的协调关系研究

发布时间:2019-01-25 作者:派智库 来源:《宏观经济研究》2018年第 浏览:【字体:

内容提要 双向投资与对外贸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度推进,中国迫切需要对双向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协调发展作出评估。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双向投资与对外贸易数据,实验检验了双向投资与对外贸易增长的协调关系,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双向投资与对外贸易增长关系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组建经济合作组织、开展多元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建设国际合作产业园、构建风险防范机制等措施,为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与对外贸易增长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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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一带一路” 双向投资 对外贸易 协调发展 dedecms.com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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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最早是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提出的。为了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在2014年召开的APEC峰会上,中国倡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57个创始成员国和80个正式成员国,表明国际社会对建设“一带一路”积极的认同。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在北京召开,倡议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为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提供了重要契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如何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投资合作潜力和空间较大的优势更好地促进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建设,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不仅关系中国经济发展,更与中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陈伟光和郭晴,2016)。因此如何揭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演变趋势、投资与贸易的关系,进一步促进和深化双方各领域投资与贸易合作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内容来自dedecms

根据2005—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六个区域55个国家1、进行投资和贸易数据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从双向投资看,10年间的年均主要双向投资为:东亚东南亚地区1164443万美元(占75.57%),西亚北非地区147388万美元(占9.56%),南亚地区71451万美元(占4.64%),中亚地区42312万美元(占2.75%),独联体地区95822万美元(占6.22%),中东欧地区15907万美元(占1.27%)。从进出口贸易看,10年间的年均进出口贸易总额为:东亚东南亚地区33035987万美元(占43.68%),西亚北亚地区20110367万美元(占26.59%),南亚地区7924618万美元(占10.48%),中亚地区2801474万美元(占3.70%),独联体地区7593477万美元(占10.04%),中东欧地区4169942万美元(5.51%)。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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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近1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双向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地区变化很大,不同区域的双向投资和进出口贸易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些巨大变化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未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哪些区域或者国家有更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如何协调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与对外贸易增长的关系?本文拟通过对2006—2015年10年间双向投资与贸易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为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关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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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copyright dedecms

(一)中国对“一带一路”不同区域投资的研究 本文来自织梦

熊彬和马世杰(2015)对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的117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利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在东道国投资绩效和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资源、市场及东道国环境等因素具有显着的影响。李婧(2015)在分析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的基础上,认为中俄经济在多个领域存在互补性并且“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中国企业带来新机会,有助于全面提升两国间的经济开放和互利发展水平。张纪凤和宣昌勇(2015)认为东盟是中国重要的投资与贸易伙伴,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居于沟通东西、连接南北枢纽的地位,可以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双边《投资协议》谈判、推动贸易自由化、加强人文等全方面交流等措施打造直接投资的“升级版”。李晓(2015)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印两国的经济尤其是投资不仅落后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交往水平,也与两国经济总量以及在亚洲地位严重不符,建议从三个层面和两个维度增加双方政治互信,促进中国企业对印度投资发展。贾少学(2016)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俄能源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中国应积极依托于自身优势,主动加强多元合作,做好事前风险把控,构建中俄能源合作双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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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的发展研究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双向投资协调发展研究中,Dunning(1981)提出国际投资发展周期理论(IDP理论)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在一国经济水平较低的时候,对外直接投资几乎为零,外商直接投资也处于很低的水平;随着国内经济水平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后,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强;成为净对外投资国,IFDI和OFDI达到高级平衡状态。马霞和李荣林(2016)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双向投资的趋势、原因及特点,认为应当鼓励中国沿海企业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时机,加快产业转移,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同时鼓励沿线转型经济体和东南亚国家利用地缘优势和比较优势对中国中西部加大投资力度。甄晓英和马继民(2017)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西部地区应在深化投资贸易便利化改革、完善双向投资布局机制、强化金融创新机制、拓展对外开放空间、构建多层次对外开放合作等方面进行创新,全面提升开放水平。龚秀国(2016)认为欧盟拥有成熟技术和品牌优势,中国拥有雄厚资金与市场优势,双方向可以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国际金融合作以及双向投资与贸易自由化等途径实现中欧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陈砺(2017)通过计算对外投资依存指数和引进外资依存指数,将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根据双向投资依存度进行划分,提出对待紧密型、稳定型、波动型国家的不同投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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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带一路”不同区域国家双向投资协调发展研究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徐清和冼国明(2013)指出不应只从数量上划分双向投资阶段,而应从双向投资的“性质”(水平型或垂直型)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划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阶段,把握贸易发展的方向。张建平和樊子嫣(2016)认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参差不齐,分化严重,因此在未来“一带一路”国家需深化便利化政策沟通,加强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机制化与能力建设,营造良好的贸易投资环境。刘再起、张永亮和王阳(2017)研究表明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流量及存量均显着促进了中欧贸易的增长,且长期影响效应大于短期,反向进口效应及出口引致效应在长短期内存在较大差异。崔日明和黄英婉(2017)在构建贸易投资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的基础上,利用拓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出口产生显着的影响。张幼文(2017)认为在推动双向投资布局过程中要注意战略协调,包括投资贸易协同推进、国家战略与地方战略协同推进,使对外投资有效促进国内技术与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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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关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和贸易的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描述性分析较多,定量分析不足;第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与贸易协调发展的研究比较少见。有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双向投资与对外贸易增长的关系模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的双向投资与贸易的协调发展关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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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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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构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本文主要依据双向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和互补关系来判断中国与“一带一路”IFDI和OFDI的性质。同时根据前文的表述,“一带一路”不同区域与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当IFDI以垂直型为主时,IFDI所生产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当地区的IFDI以水平型为主时,IFDI所生产产品主要在国内销售,会抑制产品出口;当OFDI以水平型为主时,在东道国的企业更能满足当地需求,减少出口;当OFDI以垂直型为主时,中间品贸易将增加。本文主要依据双向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和互补关系来判断中国与“一带一路”IFDI和OFDI的性质。模型设定如下: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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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验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和IFDI的协调性,本文引入了OFDI和IFDI的交互项变量。当交互项对于贸易发展的回归系数为正时,说明两者是协调发展并对贸易有促进作用;反之当交互项回归系数为负时,说明两者对贸易发展的作用是相互抑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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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表示国家,t表时期,被解释变量exportit、importit和imexit用中国t时期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和进出口总额表示;解释变量ofdiit使用中国t时期对相关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流量表示;ifdiit用中国t时期实际使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表示,模型(1)和(2)中包含了沿线国家首都距离北京的直线距离distancei;Xit为控制变量,包括:市场规模masiit,用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沿线国家的科技水平techit,用沿线国家人口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表示;制度距离IDcit,选取各国自由度指标中货币政策、金融管制、贸易政策、政府支出、产权、投资政策等指标来衡量,IDcit=(Ict-Iit)2/Vt,Ict表示中国t时期的自由度得分,Iit表示i国t时期沿线国家的自由度得分,Vt表示t时期该国各项指标的方差。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数据来源 dedecms.com

本文选取2004—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的数据,中国出口到各国出口总额exportit和进口总额importit,中国对沿线国家的OFDI以及中国实际使用沿线国家的FDI流量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沿线国家GDP数据以及各国互联网使用人数占人口百分比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各国自由度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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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一)整体样本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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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测度双向投资对贸易增长的影响,本文分别测算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外商直接投资(IFDI)对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以及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实证分析。为了方便计算以及消除异方差的考虑,本文对变量采用对数化处理,整体样本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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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对于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进出口贸易等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每增长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将增长0.149%,进口贸易将增长0.298%,进出口贸易将增长0.178%;“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每增长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将增长0.239%,进口贸易将增长0.256%,进出口贸易总额将增长0.228%,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双向投资多为垂直型双向投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关系越密切,双方间的贸易量增长也会越快,双向投资与贸易紧密相关。为了进一步验证OFDI和IFDI的协调性,本文引入了OFDI和IFDI的交互项变量,对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显着为正,表明两者的协调发展对进出口贸易较强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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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解释变量来看,距离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双方贸易的增长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需要不断完善,促进双方贸易量不断增长。此外科技水平指标和制度距离等指标对双方的贸易也具有显着的影响,表明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和政策等制度措施的逐步完善,双方之间的贸易量会进一步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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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区域样本估计结果 dedecms.com

为了进一步测算“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双向投资与对外贸易增长的协调性,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东亚东南亚、西亚北非、南亚、中亚、独联体和中东欧等六个区域IFDI和OFDI对进出口贸易总额影响的估计结果,具体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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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区域的回归结果来看,OFDI和IFDI与进出口贸易总额之间的关系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东亚东南亚地区、中亚地区对中国的投资(IFDI)对于进出口贸易之间呈现显着的负相关关系,表明随着东亚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日益增多,IFDI会替代部分贸易,因此IFDI具有水平型特征且存在替代关系。中国对西亚北非地区的投资(OFDI)对于进出口贸易之间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表明随着中国对西亚北非地区投资增加,投资会促进双方贸易量的增加,OFDI具有垂直型特征且存在互补关系。独联体、中东欧地区对中国的投资(IFDI)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IFDI具有垂直型特征且存在互补关系。从双向投资的交叉项可以看出,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双向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双向投资呈现协调发展的趋势且对进出口贸易具有较强促进作用,但是与其他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显着,可能是由于目前双向投资未形成协调发展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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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市场规模、技术水平对于中国与“一带一路”不同区域的双边贸易具有显着的正相关,表明随着技术水平提升、市场规模扩大,会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量。除中东欧地区以外,制度距离变量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双边贸易的影响并不显着,可能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市场准入、边境管理、基础设施和运营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缺乏贸易投资有效的法律基础与机制保障有关(张建平和樊子嫣,2016)。 织梦好,好织梦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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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国家双向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数据,实验检验了双向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整体上双向投资呈现协调发展且对进口、出口和进出口总额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对双边贸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从不同区域看,仅东亚东南亚地区双向投资与对外贸易增长表现出显着的协调性,主要是中国与上述地区属于相同贸易集团或者已签署贸易协定,促进了双向投资与双边贸易协调发展;(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距离对双边贸易表现出负向显着影响,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距离越远,越有可能阻碍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根据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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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积极推进贸易联系,组建全方位的经济合作组织。研究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双向投资对进口、出口和进出口总额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文化、政治等因素不同区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优惠的贸易和投资制度对于促进“一带一路”国家“互联互通”具有积极的影响,虽然中国已经加入APEC、上海合作组织和WTO等多种贸易协定组织,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的较少,因此构建与“一带一路”国家全方位经济合作组织,对于促进双向投资与对外贸易协调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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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根据不同区域地缘特点,开展多元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等环境差异较大,因此中国在推进与沿线各国投资便利化合作的重点应有所不同。对于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方面的合作,同时与条件成熟的国家建立双边或者多边自贸区,形成“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扩展到区域大合作”的局面;对于中亚、西亚等地区国家,石油等矿产资源丰富,与中国经济互补性较强,应当加强基础设施和市场准入的沟通和合作;对于中东欧地区国家,重点加强市场准入方面的沟通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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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积极建设国际合作产业园,构建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各国对外投资经验表明,国际产业合作园具有基础设施完善、主导产业明确、服务功能完善、辐射效应强等特点,通过政府部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调,为建设国际合作产业园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优惠政策,组织有实力的企业在投资贸易环境完善的国家优先建设一批国际合作产业园区,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示范效应。此外中国要规范本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及时了解和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和不同行业的政策、市场资源、法律法规等相关信息,鼓励企业购买境外投资保险,建立争端解决和应急避险机制,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织梦好,好织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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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亚东南亚国家包括中国、蒙古、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文莱、菲律宾等12国;西亚北非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等17个国家;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国、阿富汗、斯里兰卡、尼泊尔等6个国家;中亚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等4个国家;独联体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5个国家;中东欧包括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等12国。 织梦好,好织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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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与依存度分析》,《国际贸易》2017年第7期。 织梦好,好织梦

2、陈伟光、郭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潜力估计与区位选择》,《宏观经济研究》2016年第9期。 copyright dedecms

3、崔日明、黄英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及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本文来自织梦

4、龚秀国:《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对接欧盟投资计划探析》,《欧洲研究》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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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贾少学:《“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俄罗斯能源投资制度分析》,《法学杂志》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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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婧:《“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俄投资促进战略研究》,《国际贸易》2015年第8期。 织梦好,好织梦

7、李晓:《“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印度困局”——中国企业投资印度的困境与对策》,《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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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再起、张永亮、王阳:《“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学习与实践》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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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霞、李荣林:《“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南双向投资》,《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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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熊彬、马世杰:《中国对柬埔寨投资企业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广义定序Logit模型》,《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9期。 dedecms.com

11、徐清、冼国明:《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双向投资的性质与协调发展》,《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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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建平、樊子嫣:《“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状况及相关措施需求》,《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内容来自dedecms

13、张纪凤、宣昌勇:《“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升级版”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15年第12期。 copyright dedecms

14、张幼文:《开放型发展新时代:双向投资布局中的战略协同》,《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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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甄晓英、马继民:《“一带一路”战略下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与机制创新》,《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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