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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最高位下行至今，国内外学者就中国经济下行原因发表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国内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供给侧的治理方案。然而，对此，国内外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甚至是否定的看法。本文认为，人口增长的下行，滞后20年导致消费需求的递减，上年的生产能力不能及时出清，发生连续的过剩；而人口市民化滞后，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土地等财富收入向城镇居民和高收入者流动集中，其边际投资率较高，扩大生产能力较强，而农村居民和城镇非户籍人口收入水平较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形成生产过剩，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笔者认为，主要问题是总消费需求不足，但是无法用以往凯恩斯、弗里德曼和拉弗等人的不同学派的经济政策加以治疗。本文提出了从供给侧发力，实施增加就业、提高收入领域的结构性减税，压缩基建投资，扩大民生和人口再生产方面的财政支出，促进减少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的经济结构转型，进行土地和知识等产权的一系列改革，并坚持全球化和在对外经济开放中平衡过剩等政策建议和治理方案。 dedecms.com

关键词 边际总需求递减 财富收入向上流动集中 消费需求不足供给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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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GDP增长从2007年最高时的14.2％，下降到了2017年的6.8％左右。国民经济增长率下行幅度为52％，时间为10年。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引起了国民经济这样一个较长时间的变化?本文一是从长周期人口变动造成的边际总需求递增或者递减与对应总供给的相互变动，发现人口增长上行与下行对经济增长上行和下行的影响机理；二是从长周期中财富和收入在阶层中向上流动集中，而各层次边际消费率和边际投资率的不同，论证其传导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的结果。并指出各种已有经济思路和政策对此治理的困境，提出自己的判断和供给侧的方案。

一、人口收缩、边际总需求递减与经济下行

就人口增长的变动看，如图1所示，经历了传统农业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时期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人口增长模式也发生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到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再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转型。 本文来自织梦

以往的宏观经济学，一般暗含一个假定，在长周期中，人口变动较为稳定可以忽略不计，不同的学派就增长、价格、失业等方面的波动，提出了如由投资、劳动、技术、体制、税负、货币等因素，还有人们的储蓄、消费、投资和货币持有等偏好和行为等所致的各种看法。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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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2014年观察中国1950年以来的人口与经济等数据时，发现了人口增长变动与滞后20年的经济增长变动高度相关（周天勇，2015）。但是，这只是一个黑箱式的表达结果，并没有搞清其内在的传导机理。不仅是中国，从全球的数据看，欧洲、日本、美国、俄罗斯等主要经济体的人口增长率也趋于下行，经济增长速度相应地也在放缓，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人口增长和结构的变化，到底对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影响程度多大，其内在的机理是什么?我推导和模拟了这样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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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失效：人口再生产失衡与过剩和经济下行

观察人口增长模式转型，进入工业化阶段后，可以将人口增长速度分为上行和下行阶段：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中期，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于农业自然经济存在，生活成本较低，妇女受教育水平低，高生育文化习惯，避孕技术不普及等，使得生育率较高，人口总和生育率大于2.1，形成人口边际增长率始终大于零的上行过程。而当自然经济解体，人口流动和城市化加快，生育抚养子女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趋于昂贵，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并更偏好于自我实现、闲暇和非亲情享受，多种因素导致了总和生育率降低到2.1以下，人口的边际增长率小于零，进入人口再生产一代比一代少的收缩下行过程中。其影响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内在过程为： copyright dedecms

我们先抽象掉死亡率下降及人口寿命延长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假定人口寿命不变。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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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前中期，PR＞2.1，pr＞0；工业化和城市化后期特别短时间内，PR=2.1，pr=0；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后期，以及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时期，出现PR＜2.1，pr＜0的趋势。 dedecms.com

PR—总和生育率；pr—人口自然增长率。 dedecms.com

那么，如前面提到的，为什么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上行或者下行，其变化不即期传导给国民经济，而是在20年左右后才发生影响呢?这是由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和有工作能力的劳动力及人力资本供给所决定的。即人口只有到20岁左右，才开始进入各种工作领域，形成发挥作用的能创造供给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投入要素；也开始得到收入，其原有的由其父母转移支付满足的消费需要，20岁左右时变成了自己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结婚生子，组成家庭，成为日常生活消费、租买住宅、购买耐用消费品和汽车等的主力消费人口。因此，当左右20年前PR＞2.1，人口增长曲线上行阶段，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角度观察，有： 织梦好，好织梦

假定m年前出生人口dP=（pr-pr0-1）×P，在m年中的死亡率为x，m年时的失业率为y，m年时新增工作人口为dLm，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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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m=（pr-pr0-1）×P×（1-x-y）（1）

其中，pr＞pr0-1。 copyright dedecms

M—青年人口参加工作的平均年龄；P—总人口；pr—口自然增长率；dL—新增参加工作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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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进人工作的人口增长时，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变动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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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dLm×LRm×crm）+Dm-1}＞Sm-1（2） 内容来自dedecms

D—总需求；LR—劳动者平均工资；cr—收入消费率。

也即当（pr-prn-1）＞0时，人口增长率连续上行，抽象其他因素，m年人口增长形成的后一年的总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总是大于前一年的总供给，其他条件不变，则生产能力需要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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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数据，计算出全国居民消费总额与就业劳动力平均相除为1.1108万元，当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657万，假定失业率为5％，当年新增和实现的消费需求为693.3亿元，为当年居民总消费额100096亿元的0.70个百分点。虽然是百分之一不到，但在人口自然增长率整个上行期间，新增部分额每年比上年都是增加的，在上行期间还有增长的积累效应。 copyright dedecms

需要指出的是，总需求为当年新增需求加上上年的总需求，而总需求又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其中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中间的投资需求决定于最终的消费需求。有支付能力的人口增长，消费需求扩张，需要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于是需要扩大矿业、建筑业、制造业、交通运输、城市道路管网等投资规模，以扩大生产能力，增加供给；反之，如果有支付能力人口的消费需求收缩，这些中间投资需求也需要相应收缩，以适应收缩了的消费需求。因此，如果20年前人口增长速度下行，即期经济主力人口消费需求就会边际递减，实际会造成总需求的边际递减。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从经济增长方面看，新参加工作的就业人口的贡献为：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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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l—新增劳动力贡献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国内生产总值；dG—新增国内生产总值；LG—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力。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根据2007年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当年劳均GDP生产率3.6万元，假定失业率为5％，则新增劳动力创造的GDP为2244.68亿元，为当年GDP的0.8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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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推导过程在人口增长与总供需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内在关系方面，说明了这样的机理：即当人口总和生育率持续大于2.1，其从生育新增人口达平均参加工作的年份起，由于后一年参加工作人口增长率总是大于前一年参加工作人口增长率，其对供给提供新增的劳动力投入要素，对需求形成有收入为基础的有效支出。在这个长周期阶段中，虽然也有经济的波动，但是总体上，除非受到收入分配差距太大或者债务问题导致危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常态，萨伊定律发挥作用，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国民经济处于高速度增长时期。从国际上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到前中期人口所谓“爆炸”增长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欧美前发达国家，以及后来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很明显地都经历过这样扩张发展的长周期历程。按照东亚的经验，经济增长速度长时间保持在平均8％以上的高位水平。

总体上看，中国人口增长上行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和东部转移，以及港澳台、东亚和欧美产业、资本和技术向中国转移，大量劳动力进入城镇，一方面，农民工和城镇年青人获得比农村和原先较高的收入，形成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另一方面，成为投入的劳动力要素，与资本技术要素相结合，强劲地推动生产能力的扩张和GDP的高速增长（周天勇和王元地，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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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些主要经济体国家的人口增长转型看，到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总和生育率很快从2.1等于零，变为小于零。这主要是市场化生育抚养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越来越高造成的。特别是后工业和后城市化社会，生育和抚养成本昂贵，导致低生育惯性，市场机制很严重地造成了人口再生产失去平衡，即世代更替中，下一代人口不断地少于上一代人口。如果m年前生育率小于2.1，当人口增长率下行时，人口与国民经济总供需及增长的互动内在过程为：m年时，新参加工作人口萎缩： dedecms.com

-dLm=（pr-pr0-1）×P×（1-x-y）（4）

其中，pr＜pr0-1。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当（pr-prn-1）＜0时，人口增长率连续下行，抽象其他因素，新进入工作的人口负增长，使下一年的总需求，总是小于上一年的供给能力，即：

-Dm={（-dLm×LRm×crm）+Dm-1}＜Sm-1（5） copyright dedecms

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2.1水平以下的拐点年为1991年，滞后20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收缩，2012年到2016年各年收缩量为345万、244万、371万、487万和349万，5年共计减少了劳动年龄人口1796万人。2016年居民消费总额平均就业劳动力为3.0587万元，则减少的消费需求为1014.11亿元，为当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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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5年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累积，假定失业率为5％，因经济主力人口减少损失的消费需求为5219亿元，占当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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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参加工作的就业人口规模比上年收缩，经济增长的损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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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中国从2007年到2016年，经济增长率降低了7.7个百分点，其中相当大的幅度是人口收缩而增长下行造成的。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收缩，假定失业率为5％，按当年的劳均GDP生产率94825元，当年因经济主力人口收缩损失的GDP为3309.39亿元，损失率为当年GDP的0.42个百分点。 本文来自织梦

如果我们将5年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累积，假定失业率为5％，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损失规模达1.62万亿元，损失率为当年GDP的2.1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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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育水平从平衡替代率2.1降低下来，人口增长进入下行区间，m年时新参加工作的人口连续收缩，则发生边际总需求连续递减的情况，抽象其他因素，总需求总是小于总供给，也即不断减少的需求迫使原有的生产能力需要不断地出清，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变成了需求自动不断地压缩供给。这实际是市场机制在人口再生产方面的失效，导致了市场供需调节机制的关联性失效。也即市场成本机制在人口再生产中的失效，导致了萨伊定律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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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中国20年前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滞后20年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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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拟合如下，高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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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口变动原因导致经济增长变动结果的表达。上述推导，揭示了从人口自变原因到经济因变结果的内在传导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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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干预：人口过度下行传导的过剩和经济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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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述，人口增长模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再到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阶段，有其自然的变动过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成本机制调节力度过强的情况下，人口再生产会过度失衡，导致长周期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低迷常态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业化和城市化前中期人口“爆炸”性的增长，往往是对后工业化和城市化后期，以及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社会由于市场过度调节人口下行的一种储备和补偿1、（图3），使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顺利地从中等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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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世纪70年代政府就开始提倡性干预生育，从1980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形成了对生育行政性的力度较大的管制，时间长达35年之久。因此，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的人口生育和增长，前中期受到了政府的过度干预，20世纪90年代起又遇到了高房价、高教育费用、高生活成本、失业压力大等市场机制调节，两种力量叠加发生作用。人口总和生育率其实在1991年时，就下降到了人口2.1代际平衡再生产的水平上。但是，政府干预并没有因此而取消，而市场机制则因房价暴涨，对生育的挤压更加严厉。 dedecms.com

结果使实际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曲线大大低于仅由市场机制调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曲线，形成一个由于过度减少生育而形成的“人口坑”。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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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人口坑”上面人口自然增长率曲线，用世界银行有统计的全球各国和各地区不同人均GDP水平上对应的不同人口自然增长率，模拟的假定人口生育在政府不强制干预情况下，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曲线。图4上面曲线表明，由于市场机制对生育水平的挤压，即使政府不对人口增长进行干预，人口自然增长率曲线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也是一条下行的曲线。

那么，中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对人口再生产的双重调节，对国民经济发展会形成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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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8％以上的经济高速度增长时间至少缩短了10到15年。观察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大陆分别从1950年、1960年和1978年开始的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都进行了方式不同的土地改革，农民土地资产大体平均的改革，文化宗教习俗相近，有较强的可比性。台韩分别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起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从GDP增长8％的速度跌下来的年份分别是1998和2003年，分别高增长了48年和43年；而中国大陆如果从人均GDP为45美元左右的1978年算起2、，GDP增长从高于8％的速度跌下来之年是2012年，高速增长时间为33年。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相比，高增长时间短了15年和10年。实际上是前面对人口过度地进行干预，发生了到工业化后期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过度，满足不了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经济高增长对人口规模和结构的相应要求，导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提前降低。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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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从结构上看，总和生育率越是低于代际平衡替代率2.1，人口越是趋于老龄化。而老年人口比例越高，其传导的供给过剩压力就越大。对此我们在有关文献（周天勇，2015）中进行了数理推导，这里不再赘述。 织梦好，好织梦

从供给方面看，人口结构老化，创业就业和创新中，老年人比例上升，再学习和知识技能性工作能力下降，守旧意识较强，创新能力较低，而且养老金平衡要求延长退休年龄，使年轻人的就业机会被占用，产品和服务成本中养老金比例也会大幅度上升，国民经济的竞争力下降。总之，人口增长过度下行，结构过度老化，未富先老，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经济发展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门槛的时间拖长。发生了未达到应有的人均GDP水平时，经济增长速度就降低到了8％以下，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以及未富先老和未强先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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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数据来总结上述分析逻辑的因果关系：当中国198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87年的高位15.73‰拐点向下为15.4‰开始，20年后的2008年经济增长速度从2007年的14.2％的高位，也开始下行为9.7％；1992年人口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875，20年后的2012年开始生产能力凸显饱和，供给过剩越来越严重，当年GDP增长降低到7.9％（周天勇和王元地，2017），从8％的高速度跌了下来，2016年降低为6.7％。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一个国家从落后状态向经济发达的迈进中，收入水平从中等到高位是最为关键的阶段。中国2011年人均GDP为5414美元，如果国民经济以8％的速度持续增长到2016年，GDP规模应当是86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为6.22万元人民币，并且人民币因经济增长向上而货币坚挺，按2014年汇率，2016年人均GDP可以达到10037美元。但是，由于人口相对萎缩造成的经济下行，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016年实际人均GDP为53849元人民币，由于经济下行形成人民币贬值，按当年平均实际汇率6.7计，为8037美元，少了近2000美元，总体上当年损失了2764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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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民化滞后与城乡差距传导的过剩和产出损失 内容来自dedecms

一些学者就城市化在中国与东亚日韩等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进行比较时，用数据来衡量，认为中国城市化水平还低，经济增长还有巨大的潜力。这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分析较为简单和错误的地方。 织梦好，好织梦

1、收入差距传导生产过剩与中国的未市民化问题

财富和收入在阶层中向上流动集中，会程度不同地传导为生产过剩，并会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收入公平和经济效率，似乎是经济学研究永恒的主题。一方面的看法是，收入一定的不公平，会提高经济供给的效率，并促进经济增长，国家不应当进行干预；另一方面的观点是，虽然经济增长，但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国家应当积极地对分配进行税收集中和扩大福利政策。

当然，以牺牲效率和经济增长，去追求公平，国家提高税收，集中国民收入，进行较多的再分配，扩大各种福利，加重企业的税负，政府机构和人员规模越来越大，体制僵化而无活力，再分配的成本很高，全球经济史上多次多国的试验证明结果并不理想。而且，21世纪以来如希腊、委内瑞拉、津巴布韦、朝鲜等这样的扩大社会福利、私人资本国有化、高税收、计划经济的国家，国民经济基本上都陷入了绝境。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然而，考虑经济效率的一些学者，并没有将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可能传导生产过剩，并且使经济增长受到损害联系起来分析。如图5所示，资本和技术的收入分配能力越来越强，劳动的收入分配能力越来越弱，财富和收入向上不断地流动集中，最不富裕人口数量扩大，富者的收入边际投资率较高，边际消费率却较低，而最不富裕人群收入的边际投资率很低，边际消费率却较高。这样，富者越来越多的资本和技术促进生产能力越来越扩大，其消费规模相对很小，而劳动在创造财富时被资本和技术越来越多地替代，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日益下降，虽然劳动者阶层收入的消费率高，但是相对于日益扩大的供给，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结果就是生产日益过剩，供给大于需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因此，偏重于资本和技术的效率提高一定会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看法，在总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形下，并不一定正确。 织梦好，好织梦

因而，怎样既防止政府干预过度跌入希腊和委内瑞拉陷阱，又能形成一个较为公平的分配，防止财富收入分配向上流动集中传导生产过剩，还能形成一个有效率和活力的社会，促进国民经济健康良性地增长?这是我们结合中国经济，需要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着力研究的内容。 dedecms.com

从发展经济学上讲，人口从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和迁移，是最经济和最好的消除人们之间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方式。然而，中国虽然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对人口流动的管制有所放松，但是，市民化的人口迁移仍然受到了户籍等各个方面的限制。为了节省文字，我们用图6流程来说明中国不能市民化的城市化过程。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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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对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的户籍管制，还包括农村土地资产交易被管制而不能退出，城镇对新进城镇务工人口不提供公平的教育等公共服务，以及城镇房屋租售价格暴涨，使进城农民工无法进入城镇成为市民。虽然商品形成了全国统一流动的市场，但是资金因城市经济活跃而农村土地等资产的僵尸化不能顺畅流入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不能市民化，形成中国特殊的“青出老回、漂泊于城”的城市化场景。

2、人口市民化受阻及城乡收入差距传导的生产过剩 copyright dedecms

2016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笔者估计，城乡差距贡献了其60％以上。实际上，这种特殊的因人口不能市民化形成的城乡财富和收入差距，是中国发生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传导过程的数理解释为：

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假定狭义的技术进步融合在装备、工艺等资本形式中投入，则国民收入的产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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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NP=KaLb，（8） 织梦好，好织梦

S、GNP—国民收入；K—技术和资本投入；L—劳动投入。

从中国实际国民经济产出中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看，由于农村土地为僵尸资产，以及农业收益率很低，资本绝大部分投入在城镇及其非农业领域，而投入国民经济的劳动力大部分由农民形成。比如，2015年，农业就业劳动力21919万人，在当地和外出从事非农业的农民工达28171万人。两项占当年总就业劳动力的64.54％。而学者们的计算发现，由于技术的进步以及资本的集聚和集中，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实际经常性地是a＞b（田萍和张屹山，2017）。也即技术进步的资本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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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技术所有者绝大部分在城市，而由于迁移的户籍管制，虽然将一部分流动人口统计为城市人口，但是从户籍上他们仍然是农民。这里我们按照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差别来进行思考，于是国民收入分配模式有： 内容来自dedecms

R=GNP×（cr+fr+gr）（9） 织梦好，好织梦

R—国民收入；cr—城市居民收入分配比例；fr—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比例；gr—政府收入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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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国民总收入可按比例分配给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政府，然后支出，其模型为： copyright dedecms

RD=CR×（c+i）c+FR×（c+i）f+GR×（c+i）g（10）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RD—收入总支出；CR—城镇居民收入；FR—农村居民收入；GR—政府收入；c—收入消费率；i—收入投资率。式子表示：（c+i）c—城镇居民收入投资率和消费率；（c+i）f—农村居民收入投资率和消费率；（c+i）g—政府收入投资率和消费率。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城镇居民的投资率大于农村居民的投资率，而城镇居民消费率则小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消费率。结果发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即生产过剩的状态：

S=R=D＜S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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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换一个思路分析问题。由于市民化的城市化受阻，导致了农村人口窝在土地等生产资料较少的农村过多，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能力较弱，又造成了城镇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与农民相对增长不足的消费能力间的失衡。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在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在75％左右。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国情，我们认为中国2015年本应达到70％左右的城市化水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村人口老化，错过城市化人口4、比例上升和城市化潜力人口5、比例下降的变动，使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动能损失很大。由于每个人不断地从出生到老年，其轨迹也从被养育、就学到工作，再到退休直至去世。因而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迁移人口的市民化，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个窗口期。错过了，再成为市民的难度变得非常大。如表2所示，中国2016年42.65％的农村人口中，有接近7897.25万规模的这种错过城市化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5.7％。考虑这一情况，中国工业化结束时城市化水平可能也要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低许多。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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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2016年实际的城市化率57.35％比应有的城市化水平低了14.08个百分点，如果按照户籍人口比例41.2％，则更是低了30.2个百分点。这种市民化受阻滞后的消费损失为： 内容来自dedecms

-Cc={（CPRd×TP-CP）×（CRC-FRC）}（12）

-Cc—应该城市化人口因迁移受阻而没有城市化损失的消费需求；CPRd—应有城市化率；TP—总人口；CP—实际城镇人口；CRC—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FRC—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613元，消费支出为23079元，消费率为66.66％，储蓄投资率为33.34％；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2363元，消费支出为10130元，消费比率为81.94％，储蓄投资率为18.06％。显然，城镇居民收入储蓄投资率要比农村居民高，而收入消费却比农村居民低。我们将有关数据代入（5）式，2016年因城市化滞后损失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规模达25565亿元之巨，高达当年居民消费总额的10.55％。 dedecms.com

上述数理推导要说明的是，城镇资本和技术分配的比例越来越强，农村农民相对的分配能力越来越弱，财富和收入向城镇和中上阶层流动和集中，其收入的高边际投资率，使生产能力扩张，而农民和最不富裕阶层收入的边际消费较高，但是，其增长相对较慢的收入，不能消费和平衡投资和技术创造的巨额的供给。

还需要指出的是，因工业化中后期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的规律性下降，特别是中国强制计划生育使新增人口过度收缩，农村人口中城市化潜力人口的比例也在逐步地下降。林毅夫和玛雅（2013）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比较，曾经提出的中国目前城市化水平还处在50％多一些，推进到75％，还会以8％的速度高增长15年到20年的观点，没有认识到中国一个长期的阶段中，农村中这两类人口比例的此消彼长，这种乐观的预期可能有误。因为，农村中城市化潜力人口的相对下降，影响的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而错过城市化人口的堆积，则会造成非农业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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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乡二元土地体制导致的生产过剩 copyright dedecms

除了上述限制农村人口成为市民的流动迁移体制造成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国民经济生产过剩和增长速度下行外，更为重要的是城乡二元土地体制，形成城乡居民间更大的财富收入差距，造成更加严重的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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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实研究发现，中国财产分配差距急剧扩大，财产基尼系数由2002年的0.538扩大至2013年的近0.7。而在拉大财产分配差距的过程中，房产价格的快速上升是一个重要的因素。6、笔者估计，城乡房地产财富及收入的巨大差距，可能贡献了财产基尼系数的80％左右。 dedecms.com

笔者研究计算，从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加县城所在镇建成区，共计从农村和城郊转移了集体土地5746万亩，按照2016年的价格，达119万亿元。2016年城镇居民拥有的住宅建筑面积325.8亿平米，2016年商品住宅销售均价7226元，总价值达235.4万亿元，人均资产41.34万元。根据西南财经大学有关调查研究分析，截至2014年3月，住宅财富在城镇居民中的分布为：13％的居民无产权房租房住，66％的城镇居民有一套产权房，21％的居民有多套房。7、笔者估计2016年可能发生变化，进行较乐观的微调，城镇居民中，无房租住的11％，有一套房的64％，多套房的25％。多套房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有5.27套住宅。因此，土地和住宅资产性财富的分配在农民、城镇无房户、一套房城镇家庭和多套房城镇居民间，形成了阶层人数的正金字塔和财富拥有的倒金字塔。特别是从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各分项收入看，城镇人均财产性收入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之比为12.1:1，远高于城乡居民间工资收入4.2:1之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报告外出农民工租住及平均租金等数据计算，当年在城镇务工租房居住的农民工，给城镇房东支付了规模达8840亿元的租金，占了农民工在城镇消费支出的近一半，成为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民工在其他方面的消费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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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巨额的财产性收入差距，通过其不同的边际投资率和边际消费率机制，作用于住宅、中间产品、消费品的供给，以及住宅和消费品的最终消费需求，结果是总消费品和居住性住宅生产过剩，而其消费需求不足。农村居民有效消费需求能力相对萎缩和住宅及其他产业投资的相对扩张，其结果是供给过剩，增长速度下行。 内容来自dedecms

从数理逻辑上看，国民经济发生以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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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配方面看，房地产财产性收入形成的国内生产总值： 织梦好，好织梦

RG=RR=RG×a+RG×b+RG×c+RG×d，b＜（a+c+d）（13）

RG—房地产领域的国内生产总值；RR—分配法核算的房地产领域的国内生产总值；a、b、c、d—分别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房地产投资商和政府分配RG的比例。 织梦好，好织梦

显然，房地产领域中，虽然大量的土地是农村供应的，但是在目前的征地体制下，土地增值、房产增值、资产溢价，以及运营的工资、利润、税收和折旧等等中，农村居民分配的最少，城镇居民、房地产投资商和政府获得的最多。 copyright dedecms

收入分配要转变成投资支出、消费支出和储蓄，假定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从需求方面看，房地产领域中支出法形成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copyright dedecms

RG=RD=CRR×（c+i）c+FRR×（c+i）f+LRG×（c+i）l+GRR×（c+i）g（14）

RD—支出法计算的房地产领域国内生产总值；CRR—城市居民房地产财产性收入；FRR—农村居民房地产财产性收入；LRR—房地产投资商收入+折旧；GRR—政府在土地和房地产方面的收入；c—收入的边际消费率；i—收入的边际投资率；（c+i）c—城镇居民房地产财产性收入投资率和消费率；（c+i）f—农村居民房地产财产性收入投资率和消费率；（c+i）l—房地产商财产性收入加折旧投资率和消费率；（c+i）g—政府房地收入投资率和消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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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各方面收入的支出过程中，城市居民房地产财产性收入的边际投资率大于农村居民这类收入边际投资率；城市居民房地产财产性收入的边际消费率小于农村居民这类收入的边际消费率；房地产投资商收入的边际投资率趋于无限大，而边际消费率几乎趋于零；政府土地及房地产收入的边际投资率高，而由于行政事业工资等由一般预算开支，土地出让金收入主要用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其边际消费率也较低。于是，在生产能力投资和消费需求市场变动的作用下，其国内生产总值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RG=RS=（CRR×ic+FRR×if+LRR×il+GRR×ig）×ir+（CRR×cc+FRR×cf+LRR×cl+GRR×cg）×cr（15） dedecms.com

Ir—投资GDP贡献率；cr—消费支出GDP贡献率。 织梦好，好织梦

由于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部分多用于投资于房地产，或者投资于其他生产能力；房地产投资商的收入更是投资于房地产；政府以土地出让金为主的收入，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性项目的建设；只有农村居民收入的边际消费率高于前三者，但是土地和房地产收入绝大部分分配于城镇居民、房地产投资商和政府。于是发生了国民经济的生产过剩：

RG=RR=RD＜RS0+1（16） copyright dedecms

RS0+1—指城乡居民以房地产收入为基础的消费和投资支出，形成的下一期的与此有关的供给。

实际的国民经济运行中，除了城乡之间房地产财产性收入差距外，还有城镇居民内部因财产性收入差距传导的生产过剩。另外，很高的房价使一些在城镇中购买第一套住宅的家庭程度不同地借入了贷款，每月的还本付息也挤压了其收入消费需求的比例。而城乡居民之间在股票、储蓄、保险等资产投资方面，也有着很大的差距。这些财富收入向城镇和向上流动集中及城镇高房价，均是传导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内在原因。 dedecms.com

4、人口流动受阻和财富收入差距传导的产出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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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这种由人力资源得到优化利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占到1/4左右。前面我们分析了人口迁移受阻导致的生产过剩，这里我们讨论其造成的产出损失，以及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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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可得性考虑，这里从实际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应有城市化水平的国民收入损失，以及实际就业结构滞后于应有就业结构的产出损失，来看阻碍人口城乡流动和迁移对产出水平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 织梦好，好织梦

居民收入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也是GDP的组成部分。城市化滞后造成的GDP产出的损失为： copyright dedecms

-dG=-R={（CPRd×TP-CP）×（CPR-FPR）}（17）

CPR—城镇居民人均收入；FPR—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copyright dedecms

根据2015年应有城市化水平70％，我们用各种相关数据的推算，剥离了城镇常住人口中城镇户籍居民平均收入37796元，进城非城镇户籍人口收入22416元，另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居民收入为12363元。这样我们可以计算，2016年当年应该迁移而未能迁移、未能成为市民的635.72万人，计算出当年的国民收入损失额为1350.91亿元，为当年GDP的0.18％。 本文来自织梦

还有一种分析思路是，对于人口流动的限制，特别是就业劳动力不能退出农业，使得有限资源的农业领域中，窝积了大量的本应该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中的劳动力，使就业结构扭曲导致增加值的损失。

ALRd—应有农业就业劳动力比率；L—总就业劳动力；AL—实际在农业就业的劳动力；IG—工业增加值；SG—服务业增加值；IL—工业就业劳动力；SL—服务业就业劳动力。 内容来自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