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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生活空间是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的场所，而消费空间则是居民日常生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的变迁是乡村发展的缩影，受乡村原有物质环境和现代社会空间的影响，当前乡村消费空间呈现新的结构形态。以南京市江宁区“五朵金花”为研究区，在对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基础上，总结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的特征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当前乡村居民消费空间打破了距离衰减规律，大件物品随购物区等级提升而占比增加；乡村居民消费空间蔓延至网络空间，表现出参差性特征；乡村居民的消费空间被逐步释放，新消费空间的形成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在政策及内外因的综合推动下，乡村居民的消费空间发生了转变，折射出乡村生活空间转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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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居民；消费空间；影响机制；美丽乡村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0 引言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重组与交互作用增强，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村镇和产业布局调整、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以及全球化正在改造着传统乡村[1-2]。各地也在积极探索本地特色的乡村建设模式，从以经济转型带动乡村建设转变为通过改善村庄景观环境而达到文化提升的模式，最终达到带动乡村建设的目的[3]，美丽乡村建设逐步从理论走向实践。乡村依托自身的历史人文底蕴，强化环境建设，积极发展农家乐、民宿经济，吸引城市居民来乡村游憩与消费，城市文明的不断扩散使得乡村由原有的生产功能逐步向居住和消费功能转化，乡村居民的生活空间进一步释放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空间。 copyright dedecms

乡村生活空间是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的场所，是乡村发展的缩影，透视了乡村地域的人地关系，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目前，乡村生活空间研究大多与城市化过程相联系，主要集中在乡村生活主体、乡村空间关系和乡村地域效应等方面[4]。乡村居民消费空间是生活空间的重要部分，购物消费是乡村居民经常性外出行为之一，成为理解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特征的关键环节。国外学者对消费者空间行为的研究起步早，集中在对城市居民的消费空间行为研究上，形成了包括行为特征、影响因素和计量模型在内的研究体系。在对乡村居民生活空间的研究上，伴随西方国家乡村主体多元化与乡村空间的异质化[4]，对乡村生活主体研究增多，注重来自于城市的新乡村主体塑造的新乡村性，但对乡村原生居民包括消费空间在内的生活空间关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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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针对居民的消费空间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国内学者的研究可归纳为以下两类：一类是大城市居民的消费空间研究。柴彦威等对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居民的购物行为特征以及不同城市老年人日常购物行为空间进行了比较研究[5-8]。王德等运用交通调查相关数据从上海市消费者购物出行角度对商业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9]。李昌霞等对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市民消费空间扩展进行研究[10]。冯健等研究了北京居民不同类型的商品购物行为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11]。相关研究既有静态的现状特征评价，也有动态的演化特征分析。此外，还有从特殊群体[12]、特殊类型购物方式[13]、某一级别的购物地点[14]作为限制因素进行研究。另一类是关于乡村居民的消费空间。陈卫平曾研究农村居民购物地选择行为，发现农民对不同商品表现出不同的购物地偏好，但未深入揭示农民消费行为的空间结构和差异[15]。乔家君等以河南5个村庄为例，分析农村居民购物消费和销售农产品的空间等级结构，总结出农村居民购物出行等级空间结构基本上符合中心地理论中的规模等级关系，即低等级商品在低等级中心地消费、高等级商品在高等级中心地消费的规律，对商业中心地结构和农村居民出行活动空间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16]。此后，李伯华等进行了欠发达地区农户消费行为空间结构和等级结构的演变研究，揭示了10年间农户消费不同类型商品的地点和圈层结构变化呈现不同特点[17]。综合来看，消费空间的研究存在明显的“乡村弱化”，对我国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空间的研究较少。随着城市规划向城乡规划转型的深化以及系列乡村发展政策的实施，乡村空间面临着分化重组的新格局，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作为居民日常活动载体的生活空间也正经历着剧烈的重构。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研究乡村居民的消费空间结构及特征，探索在新的乡村发展模式下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特征形成的影响机制，有助于审视乡村生活空间转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发掘背后的机理和主导动因，为政府以及其他主体制定乡村发展规划、开展乡村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促进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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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江宁区的“五朵金花”被文化部中国乡土艺术协会列入“中国十大美丽乡村”，包括谷里街道的“世凹桃园”、横溪街道的“石塘人家”、汤山街道的汤山七坊”、江宁街道的“朱门农家”、东山街道的“东山香樟园”（图1）。“五朵金花”突出“亲山、近水、徽建”，打造融自然山、水、林、居为一体的江南田园风光，是近几年南京郊区美丽乡村建设的典范。本研究选取“五朵金花”中的“世凹桃园”的大世凹村和“石塘人家”的后石塘村作为研究区（简称世凹村与石塘村）。 copyright dedecms

世凹村地处南京市南郊，牛首山风景区西南麓，牛首一云台生态廊道最北端，区位优越，占地面积53.33hm2，常住人口48户共142人，距离南京主城18 km，有丰富的山水资源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被称为“牛首文化第一村”。石塘村是历史悠久的古村落，占地面积12.67 hm2，住户167户，居民496人，距离南京主城35 km，青山环抱，2000 hm2的翠竹林海连绵起伏，村内建筑群清一色青砖小瓦马头墙，享有“江苏小九寨”美誉。两村都是2011年由江宁区政府统筹改造，人文底蕴与自然环境成为美丽乡村亮点，选择这2个村落作为研究区具有一定典型性。

1.2 方法与数据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通过时间追踪（回忆）、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方法，对乡村居民的消费空间行为进行调研，以居民现状消费空间的描绘来折射村民生活的时空间变化。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数据来源于2017年6月对两村庄的问卷调查与实地走访。内容包括个人信息、家庭结构、日常生活、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人居环境情况、规划设计情况等6个部分。为保证调查对象典型性，综合考虑性别、年龄和职业三大因素后，随机选取了世凹村29户以及石塘村50户家庭进行走访调查（分别占各村总户数的60％和30％，石塘村人口数量较多，因此选择户数较多）。调查情况见表1。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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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使用了日常生活部分的问卷调查数据，将乡村居民的日常消费行为分为购买日用品及购买大件物品两种形式。日用品主要涵盖蔬菜食品类、服饰类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类，大件物品主要是家用电器、家具、交通工具类（电动车、小汽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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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的现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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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乡村消费空间圈层结构 织梦好，好织梦

依据调研情况，借鉴乔家君等[16]。对不同行政等级单元空间划分方法，结合实际空间距离与等级范围，将消费空间划分为网络空间（虚拟空间）、本村、乡镇（街道）、县城（区）、市区5个圈层结构。

根据世凹村居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行为，总结世凹村居民购买日用品的空间特征（图2a）。第一购物集中区（网络空间），集中了25％的日常生活用品购买活动。第一购物分散区（本村空间），集中了15％的日常生活用品购买活动。第二购物集中区（乡镇／街道空间），集中了44％的日常生活用品购买活动，成为世凹村居民最主要的购物区。第二购物分散区（县城／区空间），集中了3％的日常生活用品购买活动。边缘购物新兴区（市区空间），集中了13％的日常生活用品购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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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根据世凹村居民购买大件物品的行为发生情况，总结出世凹村居民购买大件物品空间的5个圈层结构（图2b）。第一购物集中区（网络空间），集中了31％的大件物品购买活动。第一购物空白区（本村空间），几乎没有居民在此购物区购买大件物品。第二购物集中区（乡镇／街道空间），集中了27％的居民大件物品购买活动。第二购物空白区（县城／区空间），几乎没有居民在此购物区购买大件物品。边缘购物集中区（市区空间），居民大件物品购买活动增长到42％，居民购买大件物品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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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根据石塘村居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与大件物品的行为发生情况，总结石塘村居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与大件物品空间的5个圈层结构（图3）。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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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下，两村居民就业、居住行为与冯娟等[18]。在农村居民空间行为转换研究中村域就业—居住空间行为模式比例下降的结论不同。随着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显着提高，原先的外出打工者纷纷回村，打工空间缩小[19]，也吸引了周边村落甚至更大空间外的打工者，村域就业—居住模式比重上升。目前石塘村和世凹村居民主要包括当地村民、外出打工返乡者、外来打工者、外来经营者等。两村居民消费空间表现出多样性特征。网上购物均占有相当比例；在本村空间内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比例高于购买大件物品；在乡镇（街道）空间内，两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和大件物品均占较高比例；在县城（江宁区）空间内消费占比相对较少，石塘村高于世凹村；在市区空间内购买大件物品比例高于日常用品。在日常生活用品上，两村消费空间整体表现出不同距离的参差性，在大件物品上，两村消费空间整体表现出随着购物区等级递增占比递增的规律性。 copyright dedecms

2.2 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特征

2.2.1 乡村居民消费空间蔓延至网络空间。网上购物突破了空间范围的限制，快递下乡加速了乡村互联网购物方式的兴起。网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与大件物品较为普遍，其中购物内容以服饰类比重最高[20]。调查数据显示两村都有80％以上的家庭通了互联网，两村均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习惯在网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与大件物品。相比之下，世凹村面积较小且人口与零售点相对较少，网上购物比重高于石塘村。网上购买大件物品比例高于日常生活用品。与普通自然村落的传统落后不同，网络在世凹村、石塘村普遍使用，城市文明在南京市“五朵金花”美丽乡村中的传播较为广泛，村庄自行搭建的微信公众号在明晰自身品牌的基础之上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扩大了宣传效应[21]。

2.2.2 不同种类物品的消费在空间上具有差异性。日常生活用品购买集中在乡镇（街道），大件物品购买集中在市区。村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与大件物品的数据不符合传统居民消费空间表现上的距离衰减规律，尤其是在购买大件物品空间行为中，随着距离增加、购物区等级递增，购物活动人次反而增加。乡村面积小，人口少，无法支撑电器等营业成本较高的专卖店。行政等级越高的地区能提供的物品与服务越丰富，村内提供的商业服务无法满足村民的基本日常购物需要，乡镇（街道）物品较丰富，以距离优势吸引了乡村居民购置日常生活用品，但其商业服务无法满足大部分居民购置大件物品的需求，乡村居民选择更高级别的县城甚至市区进行大件物品消费。

2.2.3 乡村居民的消费空间被逐步释放。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公共交通设施完善，乡村居民到消费地的时间越来越短。65％的村民到日常购物地时间为0～30min，35％村民到日常购物地时间为30～60 min。随着美丽乡村建设，乡村居民收入提高，80％的家庭都拥有小汽车，缩短了乡村居民到消费地的时间距离。与此同时，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及交通条件改善，城市公交直达世凹村，在方便游客游览参观的同时也方便了乡村居民的出行。小汽车、公交车和摩托电动车等构成了村民多样化的消费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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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的影响机制

乡村是一个复杂的、多主体、多要素的自然一人文综合系统[22]。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的发展演化与转型是一个由多主体引导的复杂的动态过程。乡村生活空间的变迁与转型是内外要素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协作的过程，形成了一个有特定目的、动态的社会网络。以南京市江宁区“五朵金花”为例，首先，政策因素是乡村居民消费空间变迁的先导动力，是国家和地方政策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次，经济发展是内在因素，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对居民的生活行为、消费行为、消费心理都有巨大的影响；再次，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快速交通网的完善以及网络和传媒技术设施的建设，使得空间的变迁得以更快实现；最后，城镇化快速推进下的城市文明的扩散、新的网络消费空间的出现无疑是乡村居民消费空间扩展的最直接动力。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3.1 政策因素是消费空间变迁的先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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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建设的背后是一个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的异质行动者网络，通过政策实施实现了乡村物质生活空间的改变，鼓励政策退出及市场机制进入，消费者和外来经营者成为乡村建设的关键动因，使美丽乡村变成都市居民的消费空间[23]。世凹村顺应国家“美丽中国”的提出与江苏省美丽乡村建设，在江宁区政府的支持下利用自身的绿水青山的江南田园风光与独具特色的牛首佛教文化背景打造美丽乡村，政府的推动与地方共识的结合为乡村建设赋予了新的活力，在规划设计的过程中以满足都市游客的休闲需求为目标，将原生乡村景观改造成天人合一的自然风光，营造贯通古今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大量游客的驻足欣赏，带动了乡村旅游业、餐饮服务业的发展。在政策推动下，乡村建筑、布局、风貌发生变化的同时，与乡村本身密切相关的居民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在空间上表现为生活空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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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经济因素是消费空间结构变化的内因 本文来自织梦

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农村地域不能满足当前的经济社会需求，对于美丽乡村而言尤其如此。发展乡村旅游业无疑是很好的抓手和举措，有利于城乡互补地发挥各自的功能。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依赖于都市游客的消费，为迎合都市居民的消费需求，耕地被改为农事体验区，房舍与院落成为都市居民休憩场所，乡村居民生产空间发生巨变，生活空间受到影响。乡村内部或周边分布着按乡村社区等级分布着相应等级的零售商业网点[24]。乡村经济的发展使得乡村居民收入增加，购买力增强，有更多的金钱去消费生活必需品甚至是高档耐用品，愿意花费较多的时间与金钱选择较远的地方进行消费。乡村经济的发展还体现在较高级的代步工具在乡村居民中的普及，小汽车等交通工具的普及极大地方便了乡村居民的购物活动，乡村到购物地的时间缩短。乡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乡村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层次提升，消费的交通方式更迭。在消费欲望充盈和时空成本压缩的情况下，消费空间向更远的地方扩展。

3.3 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拓展乡村消费空间

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主要包括网络基础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互联网建设改善都市居民游憩体验，同时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互联网+”在全国各地都掀起浪潮，对乡村而言，无论是世凹村的“互联网+智慧旅游”还是石塘人家的“互联网小镇”建设，在为游客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影响了当地居民消费方式，乡村居民消费向虚拟空间蔓延，网购成为了当地居民习以为常的消费方式。在政府扶持下，交通条件的改善加快了各种要素的流动，增强了各区域之间的可进入性，促进了商品优化配置和乡村居民的流动，促进了新的商业空间结构的形成。公共交通与电动车、小汽车等个人交通构成了多样化的交通体系，为乡村居民到乡镇、县城、市区购物提供了多样的出行方式。

3.4 新型城镇化促使新型的乡村消费空间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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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础设施完善的条件下，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美丽乡村吸引了大量都市游客，伴随城市人口流动的是信息流动、文化交流以及城市文明的蔓延与扩散。城市居民的涌入使得相对封闭的乡村迅速被城市消费文化裹挟。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接受了都市居民的消费习惯与消费喜好，购买大件物品开始追求质量与档次，愿意以高成本追求好商品，新型的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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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不同主体的参与重构了乡村消费空间 内容来自dedecms

当前，乡村消费空间的参与主体是都市游客、乡村居民两大类。都市游客的需求是乡村消费空间重构的动力，乡村居民的消费空间随着村内生活空间的释放与收入水平的提高既被动又主动地向乡镇、县城甚至市区等更远的地方延伸。都市游客通过乡村旅游获得精神愉悦与心灵安慰，乡村居民通过项目经营获得经济收益。在都市居民生活空间扩张的同时，乡村居民村内生活空间不断被压缩，与此同时包括消费空间在内的村外生活空间向更远的地方扩展。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念，做出了不同的购物选择。问卷数据显示年龄较大的村民（45岁以上）往往选择就近购物，年轻的村民更乐于远距离购物或网上购物。世凹村里一宿、烟岚阁等高端民宿业的外来经营者是具有较强投资能力的公司委派的管理人员，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与较高的消费水平，均选择周末去市区集中采购日常生活用品和大件物品。普通家庭农家乐的帮厨、服务员等外来打工者由于经济能力受限、消费需求不多等原因大多就近选择本村消费日常用品与大件物品。在本村办农家乐的原住居民和外出打工返乡者的消费空间选择呈现多样性特征，主要受个人消费观念的影响，存在传统的遵循近距离购物原则的群体，也存在愿意长途跋涉追求更高品质物品的群体。不同主体参与整体上促进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的重构与范围向外扩张，微观上为不同类型的乡村居民带来多样的消费空间选择。

4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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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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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居民消费空间蔓延至虚拟的网络空间，表现出参差性特征。既与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空间结构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也异于普通农村居民消费出行空间。由于美丽乡村的特殊性与研究尺度的差异性，跟已有研究相比，在距离上美丽乡村的居民消费空间总体趋势不符合距离衰减规律，大件物品随购物区等级提升而占比增加。互联网在乡村的普遍使用以及快递进村，使网络消费空间流行，不同层次的物品在空间上表现具有差异性。乡村交通条件改善，村民消费出行方式多样化，缩短了乡村居民到消费地的时间距离，乡村居民的消费空间被逐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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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消费空间的发展演化与转型是一个由多主体引导的复杂的动态过程。乡村生活空间的变迁与转型即是内外要素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协作的过程。乡村居民消费空间形成的影响因素是多样的，内因和外因的综合交织使得乡村居民的生活空间发生变化，不同参与者也加速了乡村生活空间的变化。其中，政策因素是美丽乡村区别于一般原生乡村的关键，是乡村居民消费空间形成的先导因素。经济因素是消费空间形成的内在因素，也是决定性因素。基础设施建设是消费空间特征形成的重要原因。不同主体的参与加速了乡村生活空间的变化，当地村民、外出打工返乡者、外来打工者、外来经营者、都市游客都为消费空间的转化提供了动力。城市文明的扩散也对新的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的形成起到积极的促进因素。 dedecms.com

4.2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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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空间是以“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为核心的层层递进、相互关联的乡村三重空间结构系统[25]，伴随着社会文化转向逐步强化，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使得生活空间的关注度日益增强，从乡村社会空间入手，开展乡村生活空间的系统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乡村消费空间是乡村生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只是初步探索，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比如乡村消费空间的变迁，需要进行历史时段的追踪，通过口述或回忆，全面展示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的变迁，理清转型的关键节点与要素；乡村消费空间的变迁需要从多角度阐述其内在的动因，为乡村的规划设计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和借鉴。总之，乡村地理学者要善于观察乡村日常生活，洞悉乡村社会与文化，尤其是乡村不同类型乡村空间的多元化发展，进一步弥补乡村地理学对“乡村社会空间”问题关注不足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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