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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省际的泛珠合作，到省内的双转移战略，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基于珠三角的相关区域合作圈层常常发生变化。区域合作在空间维度上是否存在一个最优圈层，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文章以1995—2015年中国相关地级市数据为样本，以合成控制法为工具，对泛珠合作和双转移战略的区域合作政策的处理效应进行考查，以此分析其合作圈层的合理性，同时采用安慰剂法和置换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通过结构突变计量模型剖析了合作圈层非合理性的内在机理，继而提出最优圈层的物质基础和决定因素。结论显示：泛珠合作、双转移战略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其区域合作圈层存在非合理性，原因在于空间集聚效应被削弱，导致人口密度、经济结构、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出现结构性突变，而分工体系是最优圈层的本质规定性所在，珠三角经济圈向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进行分工体系重构，对经济腹地及相应的合作圈层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区域合作；最优圈层；泛珠合作；双转移；粤港澳大湾区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区域合作具有空间属性，须得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组织开展起来，如此则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区域合作在空间维度上是否存在一个最优圈层?这里所谓“最优圈层”是指区域合作重点所涉及的地理范围是空间内一个最合理的边界，无论是超越这个边界，还是未能抵达这个边界，都难以充分达成区域合作的预期效果。在实践中，如果区域合作的圈层选择得不合理，不仅有可能影响区域合作的收益，甚至会造成资源错配。区域合作是实现中国经济更充分更平衡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因此准确认识区域合作的运行规律的意义十分突显，只有明晰区域合作在空间维度上的最优圈层，才能找准区域合作的方向和重点，为科学决策和合理调控提供保障。 织梦好，好织梦

珠三角经济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对于华南地区的协同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上的引领作用。珠三角地区所在的广东政府，一直在积极地探索区域合作，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区域合作战略是：泛珠战略和双转移战略。泛珠战略是由广东省于2003年倡导提出，并于2004年启动，属于省际区域合作，涉及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八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区域面积占全国1／5，人口占1／3，经济规模占1／3。双转移战略涉及省内区域合作。双转移是广东省政府于2008年实施的“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措施，具体是指：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非珠地区转移；广东省非珠地区的一般素质劳动力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而高素质劳动力向珠三角地区转移。可见双转移战略是省内区域合作，仅涉及广东省境内各地级市，其区域面积、人口和经济规模都不如泛珠地区的庞大。我们的现实问题是：泛珠战略和双转移战略，其区域合作圈层，一个巨大，一个狭小，究竟在哪一个圈层，区域合作所获得的预期成效是最显着的?是否还存在更为合理的区域合作圈层?有没有最佳的区域合作圈层? dedecms.com

国内外对区域合作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理论上的问题，即区域合作的动因或者影响因素。譬如孙大为、刘人境、汪应洛（1998）提出有利益协调和获利动机[1]；李向阳（2002）提出有动态收益和非经济收益[2]；杨亚琴（2003）提出有市场发育的区域平衡度、地方政府的行政力强度、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发育完善水平[3]；韩志强（2004）提出有他国的强权政治干预[4]，全毅（2012）也有类似观点[5]；Kawai（2005）提出有对外开放、国内结构性调整、全球和区域一体化；曹阳、王亮（2007）提出有资源禀赋基础、经济基础条件、经济发展条件、行为实施者等构成的区域合作的基础要素，以及基础设施网络、信息化网络、市场网络系统、生态环境保护网络等构成的区域合作支持网络系统[6]；冷志明、张合平（2007）提出有共生度、共生密度、共生模式、共生环境、共生界面[7]；杨爱平（2007）提出有政治安全的区域诉求、经济全球化、政策一体化、流域的公共治理[8]；Matthias（2009）提出有贸易环境的透明度；Gries和Redlin（2011）提出有FDI、人力资本和实际资本；Fan（2011）提出有基础建设、社会投资和保护、治理结构改革；Choi和Fan（2012）提出有收入水平、交易成本、产业内贸易、商业环境；柳思思（2014）提出有地缘政治环境和空间可达性配套[9]；金利霞等（2015）提出有共生利益和多元参与[10]。其二是实践中的问题，即区域合作的思路或者政策重点。譬如Tongzon和Habibullah（2005）探讨了诸东盟国家政府共同实施有效优惠关税计划与财政收入的短期和长期关系；Jonas和Pincetl（2006）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区域主义进行了总结；卓凯、殷存毅（2007）认为应当吸纳跨界治理理论和欧盟经验，建立跨越行政边界的合作体制、建立旨在缩小合作成员之间发展差距的发展基金、建设法律基础设施[11]；Baldwin（2008）认为绑定最惠国使用税率、提高透明度和信任有利于东盟形成区域一体化；B?rzel和Risse（2009）认为欧盟的政治对话、技术和财政援助的工具，加上民主、人权和良好治理的理念，是其区域一体化模式的关键；Beeson（2010）将欧盟模型与东亚地区的协作机制进行了比较分析；Feng和Jiang（2011）提出利用东盟的平台来促进中日韩三国区域经济合作；申现杰、肖金成（2014）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包括加快落实“五通”建设、构建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等在内的思考[12]；郝寿义、曹清峰、程栋（2015）分析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新形势，并提出要正确处理泛珠三角区域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关系，充分发挥并强化区域自组织优势，努力整合国际资源促进区域发展[13]；郝寿义、程栋（2015）认为长江经济带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思路应当从动力机制、协调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补偿机制等方面着手[14]；张振伟、龚轶（2017）认为北京与雄安新区在创新方面具有基于产业分工的协同互补关系和竞争合作关系，二者的创新合作应围绕产业这个关键点展开，并在产业政策制定、产业服务、创新要素流动等方面着力[15]。 dedecms.com

从文献梳理的情况来看，对于区域合作在空间维度上的最优圈层的研究并不多见，但这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在理论上没有准确地把握好区域合作空间维度的最优圈层，区域合作在实践中就容易因缺乏指导而变得盲目，最终导致区域合作的成本和收益难以达到理想水平。 内容来自dedecms

本研究以珠三角相关地区为切入点，采用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对该地区历年的区域合作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价，以此判断区域合作圈层是否合理。并通过分析这些区域合作政策在区域协同发展中失效的机理，推导出区域合作空间维度最优圈层的物质基础和决定因素。第一部分为引言和文献综述；第二部分介绍珠三角相关地区合作圈层的变化；第三部分对珠三角相关地区合作圈层进行合理性分析；第四部分推导出区域合作空间维度最优圈层的物质基础和决定因素；第五部分提出珠三角相关地区的合作圈层应当限定在“岭南一北部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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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珠三角相关地区合作圈层的变化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珠江三角洲地区被定位为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以及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但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与国家对其定位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一方面，高附加值产业发展不够，技术进步缓慢。另一方面，辐射带动能力有限，产业分工网络范围窄。这两个问题成为珠江三角洲继续深化发展的瓶颈。基于此，广东省积极探索区域合作模式，典型代表有泛珠、双转移、粤港澳大湾区等三大战略，其合作圈层经历了从“9+2”经济区到广东全省，再到大珠三角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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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泛珠战略：“9+2”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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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战略涉及的地理范围是“9+2”经济区，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等9省区以及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2004年6月3日，泛珠地区各政府行政首长在广州签署《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彼时中国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区域合作。泛珠合作在制度创新和产业推动上取得了一定成绩，譬如建立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以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建立了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秘书长协调制度等高层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了泛珠日常工作办公制度；建立了部门衔接落实制度。又如，在实践上，泛珠地区开展了学习考察、对口支援、干部交流、信息共享、项目合作等形式的合作。总体来说，泛珠战略的区域合作在理念、模式、机制、规范、政策上均有所创新，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行政区行政至区域公共管理、从各自为政到联合治理、从科层制到网络制、从人治到法制、从内部政策到区域公共政策的转变。

（二）双转移战略：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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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转移战略涉及的地理范围是广东省全境。2008年，双转移战略实施。双转移战略是将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其中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长期以来，广东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以第二产业为主，呈现显着的“工业增长偏好”的路径依赖，且又以劳动密度型为特征，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产业链附加值较低。与此同时，珠三角地区还面临着人口压力、环境和资源的瓶颈，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极大挑战。双转移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无疑是一次旨在促进广东省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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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大珠三角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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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涉及的地理范围是大珠三角地区，包括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中山、珠海、江门、肇庆9市和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按照协议，粤港澳三地将在中央支持下，打造国际一流省区市和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十分明显：经济规模雄厚，当前GDP总量达1.3万亿美元，介于韩国和俄罗斯之间，相当于世界第12大经济体。拥有世界最大的海港群、空港群及快速交通网络；创新能力突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1.89万，居全国首位；国际化水平领先，是全球投资最活跃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探索，有利于发挥湾区经济优势、转型升级、提升开放质量。 本文来自织梦

基于珠三角的相关区域合作圈层处于不断变化中，不禁让人思考：何种圈层是珠三角地区最需要的?因此，有必要对当前合作圈层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三、基于珠三角地区相关合作圈层的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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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粤港澳大湾区尚在建设中，缺乏数据支撑，本节仅对双转移战略和泛珠战略的区域合作圈层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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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和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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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Abadie and Gardeazabal（2003）提出的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模拟区域合作实施地区并未实施该项政策的情况，以此对比分析政策的实际效果。该方法最初用于研究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恐怖活动的机会成本，现广泛应用于各领域的政策评估。 内容来自dedecms

给定J+1个地区在t∈1，T]期内的经济增长数据γit，其中第一个地区是实施区域合作政策地区（处理组），其余J个地区是未受该政策影响的对照地区（控制组）。定义为实施区域合作政策前的经济增长数据，定义 为实施区域合作政策后的经济增长数据，假设在t=T0宣布实施区域合作。则有：若t∈[1，T0]，有 若t∈（T0,T]，有就表示区域合作政策对目标地区的处理效应：若γit＜0，表示区域合作政策的实施阻碍了目标地区的经济增长；若γit＞0，表示

区域合作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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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其最优选择是赋予X1和X0中变量一个合理权重，以最小化合成控制值的均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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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考察2004年泛珠战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2008年双转移战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故以经济增长作为评估变量，本文采用人均GDP的指标。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将预测变量设定为产业结构（struit）、基础设施（infrit）、开放度（openit）、财政支出（finait）、人口密度（densit）、城市化率（urbit）。其中，产业结构（struit）的演变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影响[16]（干春晖等，2011），本文采用二次产业就业人数占三次产业就业人数来测度。基础设施（infrit）对区域经济增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7]（张学良，2012），西方采用人均道路铺装面积来测度。开放度（openit）能够通过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和加快改革进程以促进经济增长[18]（孙瑾等，2014），因部分地级市进出口总额数据缺失较多，本文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占总产出比重来测度。财政支出（finait）通过影响家庭的劳动一休闲选择、储蓄一消费选择以及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影响经济增长[19]（严成棵和龚六堂，2009），本文采用财政支出总额来测度。人口密度（densit）影响经济发展的集聚水平和增长速度[20]（章元和刘修岩，2008）。城市化率（urbit）代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快速向城市积累的途径，可引致大规模的消费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动力[21]（张远军，2014），本文采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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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1995—2015年中国289个地级市数据为初始样本。在考察泛珠战略的政策影响时，分别将泛珠整体、泛珠各省等地区设定为处理组，中国非泛珠地区城市设定为控制组。在考察双转移战略的政策影响时，分别将广东全省、珠三角地区、广东非珠地区设定为处理组，长三角城市群设定为控制组。文中涉及所有预测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内权威的统计年鉴。其中，城市地区生产总值、总人口、非农人口、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外商直接投资、道路铺装面积、财政支出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从相应城市对应年份的统计年鉴加以补充。 织梦好，好织梦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织梦好，好织梦

1.双转移战略区域合作圈层的合理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将处理组分为三组：2008年后实施双转移战略的22个广东省城市、9个珠三角城市、13个非珠城市。因合成控制法仅能处理单个分析单元，故将上述三组处理组各自取均值合并，分别形成全省城市、珠三角城市、非珠城市。考虑将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控制组，因长三角城市群与之最为类似，面临的外部环境大体相同。通过考查双转移战略是否能给三组处理组带来处理效应，来判断其区域合作圈层的合理性。如果双转移战略能形成正向的处理效应，则认为区域合作圈层是合理的。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图1分别显示了全省城市、珠三角城市和非珠城市受到双转移战略的冲击的情况，其中实线是实际经济增长路径，虚线是合成的经济增长路径，垂直虚线表示双转移战略发生的年份（2008年）。从结果看来，双转移战略实施前的实际与合成的经济增长路径大体相同，合成分析单元能较好地拟合各类型城市受双转移战略冲击前的经济增长情况。双转移战略实施后，三种类型城市均发生了实际经济增长路径低于合成经济增长路径的事实。这说明，双转移战略对全省城市、珠三角城市、非珠城市皆存在负向的处理效应，也即是造成负面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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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双转移战略没有达成预期的收益，这从侧面说明双转移战略的区域合作圈层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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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泛珠战略区域合作圈层的合理性 织梦好，好织梦

同样的，仍可将处理组分为三组.2004年后实施泛珠战略的100个泛珠地区城市、9个珠三角城市、91个泛珠地区非珠城市。仍然将上述三组处理组各自取均值合并，分别形成泛珠城市、珠三角城市、泛珠非珠城市。将中国的非珠泛地区的城市作为控制组。通过泛珠战略是否能给三组处理组带来处理效应，来判断其区域合作圈层的合理性。如果泛珠战略能形成正向的处理效应，则认为区域合作圈层是合理的。

图2分别显示了泛珠城市、珠三角城市和泛珠非珠城市受到当泛珠战略的冲击的情况，其中实线是实际经济增长路径，虚线是合成经济增长路径，垂直虚线表示双转移战略发生的年份（2004年）。从结果看来，泛珠战略实施前的实际与合成的经济增长路径大体相同，合成控制单元能较好地拟合各类型城市受双转移战略冲击前的经济增长情况。泛珠战略实施后，泛珠城市整体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对于珠三角城市则存在一个短期的负向的处理效应，但很快有所反弹；而对于泛珠非珠城市，未见明显的促进作用。这说明，泛珠战略的实施，并没有对其他相对落后的泛珠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拉动力量，反而在短期内对珠三角地区本身的发展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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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泛珠战略也没有达成预期的收益，这从侧面说明泛珠战略的区域合作圈层仍然是不合理的。 dedecms.com

（三）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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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别采用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和置换检验（Permulation Test）来测试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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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慰剂检验法

双转移战略对广东省带来了负向的处理效应，这一事实是否完全由偶然因素所驱动，可以将控制组池（donor pool）的每一个城市作为假想的处理地区，而将原目标分析单元转而列入控制组，分别估计其处理效应（或称“安慰剂效应”），再与之前的分析结果进行对比。由于控制组为26个长三角城市，可得到26项安慰剂效应。结果如图（3a）所示，其中（3a-1）中实线表示广东全省城市的处理效应，虚线表示26个控制单元的安慰剂效应。实线基本在虚线之下（仅有一条虚线在实线之下），可见全省城市的负向处理效应是显着的（显着水平为1／26，0.038）。（3a-2）中实线表示珠三角城市的处理效应，图中可见有许多条虚线在实线上下波动，表明珠三角城市的负向的处理效应并不显着，这可能是由于双转移战略之前的拟合并不理想的原因，但至少没有证据表明珠三角城市存在正向的处理效应。（3a-3）中实线表示非珠城市的处理效应，实线也基本在虚线之下（仅有两条虚线在实线之下），可见非珠城市的负向处理效应也是显着的（显着水平为1／25，0.040）。用合成控制法得出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同理，图（3b）显示了泛珠战略对目标单元和控制单元的处理效应或安慰剂效应。由于控制组有186个城市，全部计算安慰剂效应计算量大且没必要。本文选择权重大于0.005（1／186）中排名前50的城市进行分析，这些城市权重累计超过68.5％。（3b-1）中实线表示泛珠城市的处理效应，实线介于50条虚线之中，可见其处理效应并不显着。（3b-2）中实线表示珠三角城市的处理效应，在短期内（2005年前），实线基本在虚线以下，仅有一条例外，其负向处理效应是显着的（显着水平为1／50，0.020）。（3b-3）中实线表示泛珠非珠城市的处理效应，实线亦介于50条虚线之中，可见其处理效应并不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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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上文用合成控制法得出结论具有稳健性，即：双转移战略对广东省特别是非珠城市带来显着的负向处理效应；泛珠战略对泛珠城市特别是泛珠非珠城市并没有形成显着的正向处理效应。 copyright dedecms

2.置换检验法 织梦好，好织梦

另外还可以通过随机更改控制组的城市，观察结果是否受到影响，以此判断结论的稳健性，这就是置换检验法。在双转移战略的分析中，控制组有26个城市，本文随机抽离5个城市；在泛珠战略的分析中，控制组有188个城市，本文随机抽离35个城市。抽离城市占比将近20％，重复次数为50次，符合常用显着水平要求（1／50，0.02）。结果如图4所示： 内容来自dedecms

实线为目标分析单元的实际经济增长路径，50条虚线为合成控制单元的反事实经济增长路径。图（4a）是双转移战略对目标分析单元处理效应的置换检验结果，其中（4a-1）为广东全省城市，实线完全在虚线之下，负向处理效应显着。（4a-2）为珠三角城市，实线与虚线重叠，处理效应不显着。（4a-3）是广东非珠城市，实线亦完全在虚线之下，负向处理效应显着。图（4b）是泛珠战略对目标分析单元处理效应的置换检验结果，其中（4b-1）为所有泛珠城市，实线与虚线重叠，处理效应不显着。（4b-2）为珠三角城市，短期内（2005年前）具有显着的负向处理效应，所有实线都在虚线之下。（4b-3）是泛珠地区的非珠城市，实线与虚线重叠，处理效应也不显着。

置换检验所得出的结论与安慰剂检验一致，即：双转移战略对全省城市和非珠城市有显着的负向处理效应，但对珠三角城市的负向处理效应不显着；泛珠战略对泛珠城市和泛珠非珠城市没有显着的处理效应，且对珠三角城市在短期内有显着的负向处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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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域合作空间维度最优圈层的物质基础和决定因素 copyright dedecms

前文用合成控制法证明了双转移战略和泛珠战略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侧面反映了其区域合作圈层的非合理性。那么，区域合作政策为什么没有产生预期效果?其作用机制是什么?区域合作空间维度最优圈层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其决定因素有哪些?本文通过进一步剖析区域合作空间维度圈层非合理性的内在机理，试图寻找区域合作空间维度最优圈层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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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合作空间维度圈层非合理性的内在机理 内容来自dedecms

这一部分，本文选择以双转移战略为例进行剖析，原因在于：相对于泛珠战略的无显着处理效应.双转移战略存在一个显着的负面处理效应，其中所隐藏的信息更为丰富一些。本文构建一个结构突变计量模型，来剖析区域合作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并以此探索区域合作空间维度圈层非合理性的内在机理。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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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it是因变量人均生产总值；d_yearit表示政策冲击的哑变量，2008年实施双转移战略之前取值为0，2008年后为1；struit、infrit、densit依次代表经济结构、基础设施、人口密度；conit表示控制变量，有开放度openit、财政支出finait、城市化率urbit。变量的指标选取在前文已经作过声明，这里数据来源有所取舍，采用2003年至2015年的数据，原因在于2002年可能遭遇入世的冲击，而本文仅分析2008年发生的单一结构突变，故删除2002年及之前的数据。本文仍将实证样本划分为广东全省城市、珠三角城市和非珠城市三个组别，另添加长三角城市进行对照分析。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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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广东地区遭遇的负面冲击主要来源于经济结构、基础设施、人口密度所产生的结构突变。对于广东全省城市，经济结构突变系数为-0.23，基础设施的突变系数为-0.05，人口密度的突变系数为-0.08，各项系数均显着（除基础设施显着水平仅有10％，其余两项皆超过5％）；而作为对照的长三角城市，这三项内容均未发生结构突变。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广东地区双转移战略的负向处理效应，应当是来自于经济结构、基础设施、人口密度。所产生的结构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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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珠三角城市和非珠城市遭遇的负面冲击的模式又有所有同，珠三角地区主要来源于基础设施，而非珠地区主要来源于人口密度。对于珠三角城市，基础设施的突变系数为-0.18，而人口密度的突变系数却为正的0.66；对于非珠城市，人口密度的突变系数为-0.09，而基础设施的突变系数却不显着。

为什么会发生经济结构、基础设施、人口密度的结构突变?这是因为双转移战略人为削弱了珠三角地区数十年在改革开放中所自发形成的空间集聚效应。经济结构、基础设施、人口密度正好代表了空间集聚效应的三个表现： 内容来自dedecms

第一、空间集聚效应越充分，人口密度就越高。人口密度为规模报酬的递增提供了可能性，人口的集聚，有利于促进知识溢出、竞争、专业化等机制有效运行，提高经济活动的收益。

第二、空间集聚效应越充分，基础设施使用效率就越高。基础设施具有良好的规模经济特征，其边际成本随着使用人数的提高而不断降低。这意味着，空间集聚效应越良好，基础设施越能发挥其价值。 内容来自dedecms

第三、空间集聚效应越充分，经济结构就越相对合理。生产效率是空间集聚效应的最终体现，空间集聚效应越充分，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率就越高，继而对最合理的经济结构产生需求，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使其向当前最合理的方向趋近。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结构是具有历史属性的意义，并不存在最高阶的形态，服务业占制造业的比重大并不代表最合理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要符合当前阶段生产函数的特征。对于以工业为主导产业，同时现代服务业不发达的广东地区，第三产业越大反而不是最合理的经济结构（本文回归分析结果中struit的系数在1％的显着水平上为一个正数（0.23），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copyright dedecms

双转移战略，将原本自发在珠三角地区集聚的资本和劳动力人为向非珠地区分散，导致广东省经济体整体的负面冲击。这里还要解释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生产要素向非珠地区集聚，反而对其造成负面冲击?这是因为非珠地区的发展，要依附于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双转移战略影响了珠三角地区，最后反过来也会影响非珠地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综上所述，就广东省在双转移这样的区域合作实践中出现空间维度圈层非合理性的现象，其内在机理就在于：人为削弱了空间集聚效应，导致人口密度、基础设施、经济结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失效。 织梦好，好织梦

（二）分工体系是区域合作空间维度最优圈层的本质规定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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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集聚效应的削弱，其背后机理又是什么?结合珠三角地区的情况，此问题又可以具体如下：为什么珠三角地区的集聚水平必须要大于辐射水平，才能保障其经济增长?回答这个问题，其意义就在于能够深刻揭示区域合作空间维度最优圈层的本质规定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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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体系是区域合作空间维度最优圈层的本质规定性所在。分工体系是区域合作的物质基础，分工体系的形态决定了区域合作空间维度的最优圈层。也即是说：区域合作的对象是共同的分工体系；有什么样规模的分工体系，就有什么样空间范围的最优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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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合作一定要有分工体系作为支撑，否则合作就成为空中楼阁，因为区域合作的本质就是构建或者调节整体区域范畴内的分工体系。泛珠三角地区在空间维度上十分庞大，然而显然是没有相应规模的分工体系覆盖于其空间地理上，区域内联系水平、交易效率、分工和专业化等程度都十分低下。此时的区域合作就十分被动，无从着手，原因就在于没有分工体系作为其物质基础，合作的对象不甚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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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体系范围多大，区域合作空间维度的最优圈层就多大。广东省试图通过省内的区域合作以达到进一步发展，但人力降低省内空间集聚水平以形成辐射，客观上同时对珠三角地区和非珠地区造成双重不良影响。这其中原因在于，在转型尚未成功的特殊时期，珠三角地区的分工体系在空间范围上仅能覆盖到珠三角地区，还没有能力去构建规模更大的区域。珠三角地区常年以劳动密集型和组装加工贸易型产业为主，其特点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根本不需要深入腹地，也不需要城市间的密切联系和协作，因此，珠三角地区所形成的分工体系有这样的特点：因要节约贸易成本，而对集聚水平要求很高；因不需要与腹地发生关联，而缺乏辐射动力。双转移战略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就在于违背了珠三角地区分工体系的属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五、对策思考：粤港澳大湾区分工体系纵深拓展中的区域合作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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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打造需要经济腹地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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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是珠三角地区下一步发展的愿景，在《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中，粤港澳大湾区被定位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作为粤港澳主体的珠三角经济圈，其现状与愿景仍有很大的差距，其内部的联系程度不密切、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不高，向外扩张的能力较差，整体来说技术进步缓慢、产品附加值低，且过分依赖国外市场和资源，发展驱动力不具有可持续性，总之缺乏进化功能，这种状态显然无法持续支撑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地位。珠三角经济圈向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不能仅仅局限在其本身的“9+2”城市群中，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打造，必须要有相应的经济腹地的支撑。原因在于，珠三角地区所参与的分工体系是性质并不良好的，表现在：第一、该分工体系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致使珠三角地区陷入低附加值型分工陷阱，易因贸易条件恶化引发贫困化增长，且无法实现物质、能量、信息的自由交换，导致专业化、竞争、知识溢出等三大机制失效，难以促进产业升级。第二、该分工体系受到廉价劳动力资源诅咒，抑制了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了资本和技术的机会成本，降低了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因此，必须对珠三角地区原有分工体系进行重塑（“腾笼换鸟”），将性质较差的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转变为能较自由地实现的国内分工体系，分工体系一方面从国际抽离，另一方面向国内推移，在这过程中，必然对有足够规模经济腹地的物质条件提出了要求。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增长极，在充分保证这一点的基础之上，宜另在他处打造一个新的增长极，使得两个增长极之间构建成一个新的具有进化功能的分工体系，既能促进珠三角经济圈的转型升级，又可带动其他区域的发展。 dedecms.com

（二）粤港澳大湾区的分工体系重塑中的区域合作圈层选择 dedecms.com

粤港澳大湾区的打造要进行分工体系重塑，就必然涉及区域合作及其最优圈层，区域合作圈层应该如何规划?必须要回到珠三角地区的分工体系中来。要构建新的分工体系，必须要选择合理的空间规模。总体来说，双转移战略的圈层过小，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发集聚；泛珠战略的圈层又过大，生产要素在其中流通的成本太高。新的分工体系，应当介于广东省和泛珠地区之间，使得既不影响生产要素向增长极的集聚，又能保障生产要素在不同的增长极之间的流通成本降到最低。“岭南—北部湾”地区就是一个很理想的圈层。“岭南—北部湾”地区在地理自然方面的基本特征是既共处于岭南地区，又同属南海北部湾沿海地区[22-23]，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具体说来该地区有这三方面的特点：陆海相连的区位特征，山海交融的文化特征，陆海统筹的产业特征。三地地理毗邻、文化同源、具有经贸传统渊源，同时又有泛珠合作、珠江一西江经济带、北部湾城市群等国家级规划的政策支持，圈层内构建新的分工体系成本较低。另外，三地又是西南地区的大通道、一带一路的支撑带，具有战略性地位，罔层内构建新的分工体系收益巨大。基本成本和收益的双重考虑，“岭南一北部湾”地区合作的基础十分良好。促进“岭南一北部湾”地区的协同发展可以作为珠三角经济圈深化发展的战略方向，既能提升珠三角经济圈的创新能力，又能带动华南甚至西南地区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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