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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服务业与工业、农业互动发展的实践证明，服务业与工农业的互动关系表现出阶段性特征：在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服务业从农业和工业中初步剥离，服务业发展要素逐步成熟并走向集聚；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改革重点向城市转移与乡镇企业的突起共同促进了服务业从工业、农业中全面剥离并独立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初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诱致了服务业与工业、农业互促共生，农业和工业生产要素加速向服务业流动，服务业增加值增速超过了工业和农业；21世纪初期到2011年，入世后开放发展催动了服务业与工业、农业交织互补，城市化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拓宽了空间，但传统服务业较为发达，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较为落后；2012年以来，信息技术变革引发服务业与工业、农业互融共进，服务业逐渐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成为推进工业化进程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成为现代农业的新引擎。下一阶段改革，必须遵循三次产业互动发展规律，推动生产要素在三次产业间自由流动和配置，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工农业发展的贡献，以信息技术变革加速推进产业融合，进一步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推动服务业与工农业高质量协调发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服务业；工业；农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此过程中，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发展贯穿始终。从服务业发展视角出发，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相关重大改革推动服务业与工农业互动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总结服务业在改革过程中与工农业的互动发展路径，为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与工农业协调发展提供有益参考。[1]

一、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服务业从农业和工业中初步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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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经过一系列产业政策调整和实践，我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由1978年的28.1％、48.2％、23.7％变为1984年的32％、43.3％、24.7％。[2]其中，农业增加的比例最大，工业比重有所下降，而服务业受物质生产部门优先发展战略、服务部门为非生产性寄生部门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并未受到重视。1984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24.7％，仅比1978年增加了1个百分点。按不变价计算，服务业增长率由1978年的13.7％增长至1984年的19.4％。1978年，服务业和农业增加值几乎处于同一起点，但此后差距逐渐扩大，而这一阶段工业增加值远高于农业和服务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见图1）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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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部署，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改革发端于农村，起步于农业，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重大创举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农业生产效率获得极大提高，农产品不断丰富，农民收入增加，部分农民开始有了资金积累，农业劳动力也有了剩余。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有了自主选择和自由迁徙的机会。巨大的制度红利推动了农业劳动力和资本开始向工业和服务业渗透，一部分农民开始脱离农业，转而从事城市零售、批发、餐饮等服务业，1983—1984年，批发和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从14.85％迅速上升到20.35％，增加5.5个百分点。同时，也有一部分农民开始从事农药、种子、化肥等农资服务和农业运输、农业机械等农业生产服务。198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强调“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商品生产服务体系，满足农民对技术、资金、供销、储藏、加工、运输和市场信息、经营辅导等方面的要求”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在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农民自发组建的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逐步发展起来，主要是兴办社队企业，成立专业农业服务公司，发展一批专业农业服务户等，[1]有效补充了以村集体组织为单一服务提供者的生产服务体系，农业服务业逐渐从农业生产中剥离出来。

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推动了工业化进程，197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提出“放权让利”和“承包制”。此后，放权让利试点工作先后在全国各地展开，逐步使企业从管得过严、统得过死的框架下解放出来，成为独立自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前实行的重工业化战略，导致三次产业结构及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为扭转这一局面，我国确立了“轻纺工业优先发展”的调整方针，并实施了一系列工业结构调整政策，推动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在此背景下，体制机制改革扩大了工业企业的自主发展空间，工业体系也逐步得以恢复和理顺。[2]1984年，在100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的有原煤、原油、发电量、电视机、录音机、照相机、电冰箱、呢绒、毛线、啤酒、生铁、钢、钢材、化肥、轮胎、水泥、机床、汽车等89种。[3]工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与工业紧密关联的服务行业率先从工业中剥离出来，并长期在服务业中占较大比重。1978—1984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产值占服务业比重稳定在20％左右。 内容来自dedecms

工农业延伸发展推动服务业逐渐剥离的同时，工农业改革带来的就业压力也间接催生了服务业发展。一方面，国营企业的改革打破了政府安排城市人口就业的计划体制，工业企业内部1100多万富余人员被挤出来。另一方面，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产生的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向城市。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国营经济为支柱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解决就业问题。因此，这一阶段是就业门槛低、劳动技能要求不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服务业获得劳动力积累的良好时机。但总体看，由于这一时期工业对服务业的依赖程度较低，服务资源对工业增长的支撑作用尚未显现，服务业自身投入获得增长的能力还较弱。[3] dedecms.com

总体看，这一阶段服务业与工业、农业关系呈现出三个特征：第一，服务业从农业和工业剥离的速度较快，但总体发展水平较低。改革是从农业（1978年农村实施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和工业（1984年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开始的，最后才触及服务业。[4]因此，这一时期服务业发展还处于刚刚起步的低端发展阶段。第二，服务业发展要素逐步成熟并走向集聚。农业农村改革产生了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工业改革也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和资本主要流向一些进入门槛低、易形成集聚的服务业，为服务业发展壮大提供了前期积累。第三，服务业剥离独立的路径多样。处于起步阶段的服务业从农业和工业中剥离独立大体有两条路径，一条是直接从农村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剩余资本和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成长起来，另一条是从农业和工业产业链中逐渐剥离出来，成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内容来自dedecms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改革重点向城市转移与乡镇企业的突起共同促进了服务业从工业、农业中全面剥离并独立发展 copyright dedecms

1985—1991年，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改革全面展开，我国进入城市改革和乡镇企业双重力量共同推动城市化的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也进入全面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服务业增加值开始赶上并超过农业，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农业增速明显放缓，而服务业与工业增幅趋近一致，均呈显着上升趋势。三次产业占GDP比重由1985年的7.9％、42.7％、29.4％变为1991年的24％、41.5％、34.5％。服务业在我国城市改革进程中快速发展，占GDP比重逐步提高，由1985年的29.4％上升到1991年的34.5％，增加5个百分点。（见图2） 本文来自织梦

在改革开放推进过程中，由于城市改革起步慢，困难重重，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商品经济的提出实质上是对价值规律、价格改革、经济刺激等市场机理的认可。从1985年开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改革重心开始向城市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方向转移，工业企业改革成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改革目的在于以工业领域为突破口和主攻点，逐个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框。[5]改革内容主要是将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独立核算的经济主体，使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逐步引入工资增加、奖金发放等经济激励机制，力图改变“吃大锅饭”的严重低效率行为。此项改革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快了我国工业化进程。随着财政资金和要素资源向城市大幅倾斜，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生产效率显着高于农业，特别是工业增加值由1985年的3886.5亿元猛增到1991年的9129.8亿元（按当年价）。工业的成长加速了工业分工，制造业对研发设计、技术服务、货物运输、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不断加大。1985—1991年，就第三产业分行业的平均增加值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5.1％，金融业为4.8％，房地产业为3.1％。[4] copyright dedecms

随着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乡镇企业在这一时期也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号召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鼓励和支持农民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采矿业及其他开发性事业，允许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并逐步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可以进入的产业领域。受非农产业高利润的吸引，大量农民携带农业剩余资金，瞄准市场需求，开始兴办乡镇企业。另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以对外开放打破僵化体制，允许和鼓励外商投资成为改革的重大战略举措。随着对外的逐步开放，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乡镇企业吸引了大量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使我国工业品的更新换代和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为工业的迅猛发展储备巨大能量，农村工业发展成为我国工业化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城市吸引力增强，在人口总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城市工业发展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吸引了更多农民向城镇地区集中，中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新兴小城镇。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城镇消费需求迅速扩大，城镇居民对餐饮业、住宿业、家政服务业、美发美容业、人像摄影业、维修服务业和再生资源回收业等生活性服务业需求不断增加。1985—1991年，住宿和餐饮业年平均增加值为1.6％，批发和零售业年平均增加值高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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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改革和乡镇企业崛起形成了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并存的双重工业化，共同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促使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从农业和工业中完全剥离独立。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将工业化推向高潮，工业企业内部分化加剧，产业链不断向前后端延伸和拓宽，加大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为服务业的独立、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而此时以轻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成为国家重化工业的有效补充，也直接推进了农村工业化。二者共同发力，加快了我国工业化进程。第二，乡镇企业的遍地开花加速推动了小城镇建设，使人口向城镇地区集聚，进而加大了城镇地区对生活性服务的需求。同时，小城镇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商品交换和市场的发育，促进了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形成。第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自由迁徙”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劳动力，为服务业全面剥离并独立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初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诱致了服务业与工业、农业互促共生 织梦好，好织梦

1992—2000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服务业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按照不变价计算，服务业增加值由1992年的9138亿元猛增到2000年的38943亿元。这一时期，工业仍处于主体地位，但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后工业增加值增速趋缓；受1996年和1998年两次洪灾影响，1996年后农业增加值基本没有变化；而服务业增加值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速。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1992年的21.3％、43.1％、35.6％变为2000年的14.7％、45.5％、39.8％，服务业比重提高了4个百分点。（见图3）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加快了我国对内对外开放的步伐，召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改革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同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新战略。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理顺产权关系、明晰产权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要求是建立股份制企业、实现产权明晰化，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要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必须要对其资产的存量和增量进行普查、评估与界定，这就要求金融、信息、法律和会计、审计、咨询等第三产业为其提供服务。而且在产权股份化的基础上，还需要建立产权市场，而开放资金市场和证券市场、扩大股票交易就成为必然选择。可见，这一时期的国企改革为服务业开拓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原有体制下国有企业自己承担了后勤服务、住房及配套、文化教育等服务，这种封闭的自我服务体系给企业发展带来沉重负担，明显与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导致很多国企至今还有沉重的历史债务。[6]为解决这个问题，1992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提出要以产业化为方向，把企业自办的服务体系推向社会，鼓励社会力量承接企事业单位的服务性工作。由此，大量生活类服务、劳务类服务、信息科技类服务等服务业在市场上竞相迸发活力，解除了国有工业企业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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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巡讲话”以前，国有企业改革主要以放权让利和推行承包制等手段为主，至1992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赋予了企业十四项经营自主权。然而，这些试图绕开明晰产权而展开的放权性措施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特别是1995年后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恶化。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营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8.6倍。[7]1995年9月28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措施，即关停经营业绩不好的地方中小型国企，重点支持有竞争力的企业。到1998年，“抓大”战略悄然转变，国有资本开始从纺织、家电、食品等一百多个竞争性领域次第退出，政府对这些领域的国有资产也进行大规模重组，大量产业工人“下岗”。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指出，“要把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商业、饮食业、旅游业、家庭和社区居民服务业等，作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主要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业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又一次承接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企业改革产生的就业压力，从这一时期三次产业就业构成就可发现。自1994年起，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到2000年从事服务业的人员占比达27.5％，比1992年提高了7.7个百分点。 dedecms.com

围绕市场经济建设目标，这一时期农业公共服务机构改革也不断深入。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物流、农业科技、农村金融等服务业开始成为农业的有力支撑。以农村金融服务为例，为解决农业资金短缺问题，政府建立了农村合作基金会，开始探索利用社会资本服务农业的方式。1992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在乡镇一级有1.74万个、村一级有11.25万个，1996年用于农业生产的资金占当年投入总额的43.3％，显着高于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8]同时，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也取得重大进展，199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要求抓紧当前有利时机，加快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进一步向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的方向推进。国家通过取消粮食统销制度，陆续出台购销同价、保量放价、专项粮食储备制度和风险基金，加大了农产品市场调控力度，使农产品价格机制不断完善，农产品收购市场、批发市场、期货市场、零售市场等多层次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工商企业、外资企业开始进入农产品流通领域，农产品商贸服务业迅速发展。2000年，各类农产品市场达27445个，成交额7555亿元，占当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53.2％。此外，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中，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更多劳动力。[9] dedecms.com

这一阶段，服务业与工业、农业关系的特点为：第一，服务业与工业发展处于共生互利状态。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的主体是工业企业，工业产业链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产生了更多的工业服务业。同时，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承担的服务职能逐渐被剥离出来，成为服务业的又一条发展路径。而反过来，服务业的大规模兴起让工业劳动力、资本更加专注于工业生产经营活动，再一次加速了工业化进程。这一时期工业与服务业增加值的变化趋势近乎一致，更加说明了二者是一种良性的互促互利关系。第二，服务业增加值增速超过了工业和农业。农业增速放缓，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增速都超过20％，特别是服务业增长迅猛。第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农业和工业生产要素加速向服务业流动，为服务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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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1世纪初期到2011年：入世后开放发展催动了服务业与工业、农业交织互补 dedecms.com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经济逐步与国际接轨，三次产业全面快速发展，“十五”期间，按照当年价计算，第一、二、三产业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9％、10.7％和9.9％，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提高。到“十一五”期间，三次产业进一步提速，第一、二、三产业平均增速分别达4.5％、12.1％、11.9％。同时，服务业产值占比也不断提高，2001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突破40％以后，2002—2011年间，我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始终稳定在41％～44％左右，并日趋稳定，与制造业占比的差距逐步缩小。2011年，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开始超过第二产业，[5]（见图4）服务业全面发展格局开始形成，逐步改变了长期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局面，服务业逐渐与工业共同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我国告别物质短缺时代，居民消费开始升级，汽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成为消费热点。特别是入世后，原有工业化路径难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以消费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工业化思路逐渐清晰。

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总结我国工业发展和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要求以改革为内部动力，以开放为外部动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6]我国也开始从工业化初级阶段向工业化中期过渡。在此背景下，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出现新动向：首先，制造业内部分工不断深化，制造企业逐步将大量非生产性的活动外包，服务业占比不断增加。其次，制造业的结构转型使生产过程中对中间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带动服务业水平的提升，工业与服务业在交织互补中共同发展。[10]同时，服务业在体制改革中也取得长足发展，2001年12月出台的《“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要求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及加入WTO的承诺，有步骤地进一步开放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外贸、商业、文化、旅游、医疗、会计、审计、资产评估、国际货运代理等领域，大力发展信息、金融、保险、法律服务、科技服务等中介服务行业。“十五”期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5％，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1.7个百分点。新兴服务业日益成为工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为进一步强化服务业对新型工业化的支撑作用，2007年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要求大力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细化深化专业分工，加快走上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网络银行、地理信息服务系统、合同能源管理、连锁经营等服务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新型工业化进程的适应性进一步加强。以现代物流业为例，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减少了企业建造仓库和配置车间的必要性，[11]极大地降低了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大幅提升。2008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占社会物流总额的88.8％，占GDP的18.1％，高出同期发达国家1倍左右。[7]这一时期，服务业与工业互补性发展在大幅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同时，“人口红利”带来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空前繁荣。随着国家对外贸进出口自主权的逐步开放，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大量商品和劳务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明显，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开始遍布全球。

加入WTO后，为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和促进农民增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鼓励发展农机服务、金融服务、农技推广服务、农业公共服务、土地流转服务、建设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等。[12]在政策支持下，政府部门和涉农站所纷纷开展面向农业产业链的公共服务，依托邮政部门和供销社构建农资、农产品配送和销售服务网络体系，利用产地批发市场和农机批发市场带动了农民经纪人、营销大户和农机服务主体迅速崛起，一大批农业生产性服务企业或非营利机构脱颖而出，[13]走上了农产品服务规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的路子。此外，这一时期农业人口的进一步转移对服务业发展也提供了强力支撑，取消农业税之前，较重的农业税费负担也使大量农民选择进城务工。2003年进城务工的农民约9900万人，且每年约有100多万人进城打工，[14]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劳动人口流向工业和服务业。2004年，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分别占58％和52％，已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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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1年，服务业与工业的互动关系较为突出，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工业的壮大与服务业的成长显示出很强依赖性和互补性，服务业与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趋于一致，服务业与工业并行发展，共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第二，服务业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也是分工不断细化的结果。城市化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拓宽了空间，随着城市数量增加和规模的提升，服务业承接了农业、工业的劳动力，非农人口比重的提高极大地刺激了服务业的需求，最终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第三，传统服务业较为发达，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较为落后。农业服务业发展整体滞后，但巨大的发展潜力已显现。 本文来自织梦

五、2012年以来：信息技术变革引发了服务业与工业、农业互融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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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我国传统工业增长动力减弱，服务业一直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领跑者。2012年服务业增速首次超过工业，2013年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超过工业。按当年价计算，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0.5％。而按不变价计算，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高于工业和GDP增速2.3个和1.4个百分点，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占比远超第一、二产业，分别高出15.8个和14.7个百分点。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达38.3万亿元，贡献率达57.5％，（见图5）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标志着我国产业结构已基本实现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格局的转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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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从要素市场看，我国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自2011年达到峰值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红利逐步减弱，土地、能源等资源要素成本进入上升通道，以增加要素投入和无限制攫取资源来扩大经济规模的工业化模式已难以为继。从产品市场条件看，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39个行业中有21个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国际市场上受到低收入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收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双重挤压，对外开放后发优势减弱。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研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继而又明确了“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消费升级为引领，以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3D打印、个性化定制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一方面向传统产业不断融合渗透，并不断拉近三次产业间的距离，另一方面产生共享经济、平台经济、IP经济、微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为产业融合发展创造了技术条件。特别是在大数据应用方面，我国凭借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巨大的应用市场优势，使大数据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加速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大数据相关服务业与工业紧密融合，不断推动制造模式变革和工业转型升级。制造业与服务业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服务不仅成为制造业中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而且各种服务产品已成为制造业产品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服务型制造成为制造业增加值和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同时，信息技术的大量使用使服务业的自动化和标准化水平程度大幅提高，大规模、低成本、定制化的服务提供成为制造业的关键环节。 dedecms.com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围绕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提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如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精准扶贫等，使农民收入显着提高，农村面貌也发生巨大变化。但农业产业质效双低、国际竞争力弱等问题突出，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短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上议事日程。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强调要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工流通企业与电商企业全面对接融合，推动线上线下互动发展，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随着农业信息化、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深入推进，原先成长发育于城市的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咨询、培训、快递等服务业开始走向农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将科技、信息、资金、人才等有效植入农业产业链，农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形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种植业、农产品加工业融合发展，各种涉农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农村产业融合能力不断提高，成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17]近年来，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纷纷致力于通过创新消费方式逆向牵引生产变革，即依托数据驱动、人工智能、万物互联，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平台，推动多种业态、多种产业融合，实现“线上+线下”“商品+服务”“零售+科技”，全方位向农产品市场与贸易领域进军。

服务业在此阶段的发展、与农业和工业的互动关系有以下特点：第一，在信息技术向各产业不断融合渗透的背景下，服务业逐步成为主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格局正在发生改变。第二，服务业的发展与信息化、大数据、互联网、科技发展等专业领域的创新性结合越来越紧密，与传统工业紧密融合并对其加以改造。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成为推进工业化进程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第三，从服务业与农业的互动关系看，近年来农业要素投入的增加、要素成本的提高及农业发展的粗放经营导致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提高、农业经营比较效益下降，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引擎。第四，在农业和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服务功能变得日益重要，不仅生产活动中与服务相关的业务比重不断增加，在整个价值链中与服务业相关环节的价值含量也在提高，这种转变过程实质上就是这些产业的服务化过程，是通过相关服务业向农业、制造业的广泛渗透来实现的。服务业在崛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服务体系，在信息网络技术的“黏合作用”下，原来基于机器大工业专业化分工之上的迂回生产方式逐渐被更具有社会分工基础的直接生产方式所取代，并使传统农业和制造业价值增值方式和路径发生了转移，传统工业经济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便让位于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服务业对农业和工业的深度融合将成为新时代产业发展主线，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服务经济时代即将到来。

六、服务业与工业、农业协调发展的展望 内容来自dedecms

（一）遵循三次产业互动发展规律制定服务业发展政策 copyright dedecms

由于劳动力、生产资料等流动需要一定时间和社会基础，三次产业间的互动是渐进、有序的，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因此，在制定服务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三次产业间的密切联系，遵照三次产业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第一，明确目前三次产业各自所处的发展阶段，纵向把握政策时机。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对服务业的需求有很大不同，要遵循产业演化的规律，根据服务业的规模和结构，分阶段制定政策，并不断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调整；同时，要把服务业政策制定与服务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结合起来，只有服务业结构与服务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同步进行，服务业政策才能够顺利实施。第二，明确当前阶段服务业与农业、工业间的互动情况，从横向上把握三次产业间的互动关系。产业间要素的流动是双向的，不能单一追求服务业的高占比、高质量，就忽视农业、工业的发展实际，服务业政策的制定要有助于三次产业的协调融合发展。第三，区分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优先次序，以核心行业带动其他行业。根据现实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确立优先发展的重点行业，在其中培育典型，取得一定经验后，再逐步扩展到其他行业，做到有条理、有步骤地实施。 内容来自dedecms

（二）以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促进产业间良性互动 内容来自dedecms

首先，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促进劳动力要素在行业间的充分自由流动是实现产业良性互动的基础。要建立和规范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劳动力跨企业、跨行业、跨地区自由有序流动的机制，才能形成有利于产业间协调互动的就业结构。其次，土地要素的充分使用和集中是提高三次产业发展效率的保障，所以在确保不改变农地用途的前提下，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再次，促进资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是三次产业良性互动的“润滑油”。要放宽投融资条件，为企业直接融资提供良好的平台。积极推动民间资本进入三次产业，同时有重点地搭建金融支撑链条，提高资金对三次产业的服务能力。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以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农业兴旺的重要路径

随着我国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在大中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好。而在农村，由于农民收入低、居住分散、农村基础设施较薄弱，服务业发展出现“规模不经济”问题。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跨越小规模经营的障碍，有助于破解农村劳动力外流引发的农户兼业化等难题。经过多年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升级的引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粘合了农村一二三次产业，构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产业通道。因此，从发展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要求出发，有必要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战略定位，使其服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中发挥更大作用，从而促进产业间的竞争关系转变成协作关系，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织梦好，好织梦

（四）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作为推动工业发展的强大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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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时期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看，政府作为重要主体起到引导作用。首先，通过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国制造2025》《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等文件，充分利用新兴生产性服务业推进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其次，通过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与运用，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并以此为媒介实现我国制造业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粗放制造向绿色制造转变，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由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变。在此过程中，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促进制造业创新和转型，产生了很多生产性服务业的新业态、新模式。这类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依靠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促进二三产业的快速融合，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度高、专业化程度高和产业融合度高等特点，与制造业的融合过程中，既能提升工业产业的附加值，还能提高制造业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进而形成推动制造业发展的强大动能。 copyright dedecms

（五）以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来打通产业间联系

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历程，正是每一次关键时点的重大改革，促成了三次产业间的良性互动与融合发展。改革为打通三次产业间的联系提供了动力：家庭联产承包制促进了服务业从工业和农业中的初步剥离；城市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促使产业裂变，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全面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诱致了服务业与工业、农业互为支撑，共同成长；加入WTO推动了我国产业走向国际化，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使三次产业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为三次产业协调互补提供了契机；信息技术的时代变革模糊了三次产业的边界，服务业与工业、农业进入了互融共进的阶段。改革是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鼓励生产效率较高或改善较快的部门和企业得到较快发展，从而影响了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开放是以推动我国产业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为目标，加强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从而使产业结构演变更加合理、更加遵循市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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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便于比较和统计分析，本文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等同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 织梦好，好织梦

[2]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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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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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copyright dedecms

[5]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内容来自dedecms

[6]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瓷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 本文来自织梦

[7]《2009年中国物流行业发展报告》，中国经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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