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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转移支付对县级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影响研究

发布时间:2019-04-04 作者:派智库 来源:《中国物价》2018年第10期 浏览:【字体:

摘要:文章基于2001~2009年县级层面数据,实证研究了转移支付对县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转移支付对县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有显着正向影响。相对于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县级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影响程度更大。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之后,实证结果表明,转移支付对中西部地区县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影响程度要大于对东部地区县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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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移支付 县级政府 财政供养人口 织梦好,好织梦

一、引言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统筹行政机构设置,深化简政放权。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财政供养人口问题成为学术界以及政府关注的焦点话题。财政供养人口泛指由国家承担工资等福利的工作人员,我国财政供养人口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比如国家机关部门、党政机关部门以及社会团体部门工作人员;另一类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目前,我国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庞大,且增长速度过快(陈锡文等,2002)。 dedecms.com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大量措施来控制财政供养人口扩张,在1982~2003年之间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但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仍然呈快速增长趋势,特别是市县一级的财政供养人口。快速扩张的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给地方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尤其是财力薄弱的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财力勉强只够用来负担财政供养人口的支出,其他公共服务的供给则是无从谈起,典型的“吃饭财政”。 织梦好,好织梦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我国实行事权与财权同时下放的“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的上解,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将收入藏匿于地方,导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不足。为缓解中央政府财政困境,1994年,分税制改革有效改善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逐渐形成了“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财政格局,中央政府财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为缓解由于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财权上移、事权下放而对地方政府造成的财政压力,同时也为了减少地区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政府以分税制改革之前的1993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作为基数,通过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进行补充。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以及专项转移支付是转移支付制度的三大形式,其中税收返还带有补偿性质,随着时间推移,规模不断降低;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带有减少地区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的,且这两种转移支付随着时间推移,规模不断增加。随着中央政府财政集权程度不断强化,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总量也随之不断增加,县级政府是转移支付的主要接收方。2012年中央财政收入有5.6万亿元,通过转移支付传递给地方的有4.5万亿元,占地方政府总财力的74%。转移支付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平均而言,转移支付占县级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0%,财力薄弱的贫困地区甚至达到了61%(陈锡文,2002)。转移支付规模庞大,能有效补充县级政府财力(特别是对于欠发达地区),有利于负担更多的财政供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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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假设:县级政府收到的财政转移支付越多,财政供养人口越多。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由于税收返还带有补偿的性质,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分税制改革时期协商的产物,因此与传统意义上的转移支付存在一定差别。借鉴马光荣等(2016)的研究,我们将转移支付根据性质分为一般与专项两大类。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为充实欠发达地区财力、弥补收支缺口、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设计的补助形式,主要根据财政收支缺口,依据公式化形式计算转移支付数额,分配形式较为科学规范,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名义获得的资金,具体用途不做限制;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为实现某个特定政策目标,委托地方政府实施并进行补偿而设立的转移支付,该类转移支付往往采取项目制的形式确定,分配过程主观性较强,限制资金的具体用途,“专款专用”。鉴于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对资金用途的限制差异,地方政府不能随意挪用专项转移支付用于负担财政供养人口的支出,由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对资金使用用途不加限制,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挪用”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负担财政供养人口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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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假设:一般性转移支付对财政供养人口的正向作用大于专项转移支付对财政供养人口的正向作用。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要优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在利用来自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激励上也存在差异。对于获得的转移支付资金,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提高自身政绩;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转移支付资金用于谋取自身利益,提高公职人员待遇、增加财政供养人口等。发达地区拥有良好的经济发展禀赋,地区之间经济竞争非常激烈,地方政府将资金用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以及经济建设具有更高的收益。欠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处于劣势,地方政府更要激励提高公职人员待遇、增加财政供养人口、巩固自身的政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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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假设:转移支付对中西部县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正向作用要大于转移支付对东部地区县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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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2001~2009年县级数据,实证研究了转移支付对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影响。鉴于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对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可能存在异质性机制,本文进一步将转移支付划分为一般与专项后,分别考察其对财政供养人口的影响。为分别考察转移支付对不同地区财政供养人口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地区划分为东中西部之后进行分类回归。通过计量模型及描述性分析得出实证回归结果,具体细分为基准回归结果以及异质性回归结果,最后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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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量模型及描述性分析 本文来自织梦

基于以往研究,本文计量模型如下: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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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标i代表县级地区,t代表时间。lncaizhengrenkouit是本文被解释变量,代表财政供养人口;lntransferit是本文主要解释变量,代表各县级单位收到的转移支付规模;Xit是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lngdpit)、一般预算收入(lnincomeit)、一般预算支出(lnexpendn);αi代表县级地区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各地区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县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影响;μ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与时间相关的政策冲击对县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影响;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文中数据来源于2001~2009年《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为消除价格因素以及减少异方差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文中所有变量均平减到2000年价格水平,所有水平变量均取对数值。表1为变量描述性分析结果,财政供养人口共有16285个观测值,取对数后的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均值为9.293,标准差为0.662,其中取对数后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最小值为6.267,最大值为11.831。取对数后的转移支付均值为9.408,略大于取对数后的财政供养人口均值,取对数后转移支付标准差明显大于取对数后财政供养人口标准差,达到1.080,且取对数后转移支付数值取值范围也大于取对数后财政供养人口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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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回归结果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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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一系列控制变量以及固定效应的条件下,转移支付对财政供养人口有显着正向影响。鉴于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存在性质差异,表2第(2)列与第(3)列回归结果分别展示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对县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影响。从表2第(2)与第(3)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一般性转移支付对财政供养人口影响显着为正,专项转移支付对财政供养人口影响不显着。这可能与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专款专用”的特性有关,地方政府不能将获得的专项转移支付挪用于负担财政供养人口支出等方面,因此专项转移支付对财政供养人口无显着影响。此外,为检验转移支付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从表2第(4)~(6)列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转移支付对中西部地区县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影响程度要大于转移支付对东部地区县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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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内容来自dedecms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而控制县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将更有利于深化简政放权,深化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文章基于2001~2009年县级数据实证研究了转移支付对县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转移支付对县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有显着正向影响。将转移支付划分为一般与专项后,回归系数仍然显着为正,且相对于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县级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影响程度更大。为分析转移支付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异质性影响,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之后,实证结果表明,转移支付对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县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影响程度要大于转移支付对东部地区县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影响程度。 dedecms.com

财政供养人口需要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规模,过多或过少都会有不良后果。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口众多,政府行政管理压力大,保持充足的财政供养人口对经济社会可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财政供养人口并不是越多越好,财政供养人口越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越大,提供公共服务的激励越小。转移支付有助于充实地方政府财力,负担更多的财政供养人口。为保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有效利用,应加强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监督机制、完善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机制,真正做到“钱有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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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本文来自织梦

[1]财政部.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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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锡文.中国县乡财政与农民增收问题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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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飞,陶然,徐志刚,等.财政集权过程中的转移支付和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J].经济研究,2008(5):70~80. 内容来自dedecms

[4]范子英,张军.粘纸效应:对地方政府规模膨胀的一种解释[J].中国工业经济,2010(12):5~15. copyright dedecms

[5]程文浩,卢大鹏.中国财政供养的规模及影响变量一基于十年机构改革的经验[J].中国社会科学,2010(2):84~102+222. copyright 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