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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史上少数几个没有遭遇过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等所谓的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巨额货物贸易乃至经常项目逆差通常是几乎所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软肋。新加坡货物贸易赤字占GDP的比例最高时将近50％，经常项目赤字占比持续维持在10％以上，它何以能够摆脱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陷阱呢?理解新加坡的制胜之道及其国际收支结构的演变，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中国的债务问题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动荡的时代。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1973年间的瓦解和1973年、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等事件，使得国际货币体系陷入无序状态，美元汇率大幅波动，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欧美国家经济普遍出现滞胀现象，而1975—1978年间的低利率和石油美元回流需求等因素促使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向了发展中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欧美国家的宏观政策基础由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美联储开始严格控制通胀，并于1979—1982年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时期受到冲击。1982年，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达8310亿美元，以墨西哥财长于同年8月宣告无力偿还约800亿美元的外债为开端，拉美国家陆续出现债务偿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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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外债高企的韩国或陷入危机的拉美国家，新加坡并未因对外经济失衡而背负外债，也未因国际经济环境变动而诱发宏观风险。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加坡国际收支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根本性改善，经常项目和货物贸易先后转为顺差，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发展，并于1996年迈入发达国家行列。 dedecms.com

新加坡避免债务危机的原因 dedecms.com

一是新加坡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而且政策制定遵循比较优势，顺应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通过对新加坡、韩国与墨西哥三个国家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新加坡稳定发展的第一个原因是选择了出口导向模式，而且产业政策遵循比较优势，顺应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一般而言，在进口替代阶段，尤其是在高级进口替代阶段，需要实施汇率高估方案和高关税、进口限额等贸易保护政策。该模式下，本国企业虽然受到保护，但也难以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和资源；出口部门更是受到抑制，国际收支状况长期难以改善。出口导向模式则强调自由贸易方针和鼓励出口的经济政策，常以出口补贴、汇率低估方案和利率调整等来配合产业政策。 织梦好，好织梦

二是对于发展阶段的经常项目长期巨额逆差，新加坡引入稳定性的、生产性的外商直接投资进行融资。以吸引稳定、长期、具有生产性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来解决其发展阶段的资金缺口，为经常项目赤字融资。而韩国和墨西哥的外资政策存在结构或来源不稳定等问题，其高风险的特点在国际经济环境进入变动期后暴露了出来。

三是新加坡的其他经济政策与其发展配合良好，保持了长期宏观目标的一致性，主要包括高储蓄政策、开放金融业和审慎的资本流动政策，其长期发展目标具有顶层一致性。首先，新加坡在发展阶段推行了高储蓄政策，储蓄率从1970年的19.2％持续上升到1980年的38.1％。从长期来看，高储蓄政策帮助新加坡弥补了储蓄一投资缺口，使得经常项目逆差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转正。借助有效的储蓄财政政策，新加坡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收支转向平衡。其次，新加坡通过开放金融业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稳定外界信心，并促进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最后，作为开放程度非常高的经济体，新加坡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对资本流入保持了审慎态度。

关于新加坡经验的主要结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综上所述，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在经济起飞、贸易赤字阶段避免货币危机、债务危机，关键是因为采取了出口导向型模式，实施了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而且其他主要经济政策也帮助保持了长期发展的稳定性。通过出口导向型模式，新加坡在国际价格机制下实现了资源的最佳配置，并根据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动灵活调整。而通过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新加坡以具有生产性的长期导向型外资为经常项目逆差融资。最终，新加坡的国际收支结构收敛于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崛起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迈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本文来自织梦

新加坡幸免于债务危机的制胜之道及其国际收支状况演变的经验，对于今天理解中国的债务问题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首先，高债务问题并非中国独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采取了私人部门去杠杆、政府部门加杠杆的政策，宏观杠杆率并不低，事实上只是不同部门间的杠杆发生了转移。中国则在危机后进行了国有企业部门逆势加杠杆和地方政府加杠杆。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很难讲政府部门加杠杆就一定比公司部门的效率更高。企业债务问题是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而政府债务问题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于高杠杆问题，中国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必妄自菲薄。而在债务问题上，西方很多国际评级机构显然是一如既往地采用了双重标准。 本文来自织梦

其次，债务用途比债务规模更加重要。在进行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时，需要区别对待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以韩国为例，虽然其1983年的债务总额规模与墨西哥相仿，但是部分外债是以长期导向的低息国际贷款，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部分外债事实上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铺垫性作用。如果未能充分考虑由外债融资的公共投资所可能产生的未来收益，则可能造成过度悲观的风险评估。当前，中国企业（包括政府融资平台）的加杠杆主要是用于投资而非消费。考虑到中国目前的人均资本积累水平依然偏低，如果能够解决投资效率问题，则加杠杆并非是绝对的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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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债务融资结构比债务规模重要。20世纪90年代以前，新加坡的对外经济失衡问题也很严重，但因其是利用稳定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进行赤字融资，所以规避了债务危机陷阱，成为为数不多的没有发生过典型国际收支危机的新兴市场。有研究显示，应考虑到资金具有异质性，而如果以长期和短期导向来区分资金，那么外商直接投资或超长期债务等耐心资本可对经济发展做出比短期资金更明显的贡献。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政府债务率超过250％，但其债务的90％以上为本国机构和家庭持有，而南欧五国政府其债务约60％为非居民持有，却在超过100％的债务率水平上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中国的债务主要是稳定性较强的内债而非波动性较大的外债，这大大增强了中国债务问题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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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国债务问题的前景依然是杠杆率要趋于收敛。新加坡的国际收支结构最终还是要收敛于经常项目顺差，因为不论是借外债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都是要还本付息或者汇出利润的，经常项目顺差才意味着国际收支有正现金流。对于高杠杆问题，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去杠杆已成为十九大确定的三大攻坚任务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内容，必须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中国经济增长从追求速度和规模逐渐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也为下一步去杠杆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本文来自织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