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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利用1992～2015年HS-6位产品层面贸易数据，将中韩双边贸易增长分解为广度、数量与价格三个维度，并通过测算三者的贡献率分析双边出口的主要推动力。在此基础上建立模型考察关税对三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从三元边际变化来看，样本期间中国对韩出口产品种类丰富，出口数量高速增长，但出口产品质量却有待提升。同期，韩国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明显，但数量及种类增长相对缓慢。从贡献率来看，双边出口贸易增长均主要源于已有产品出口数量的增长，而非新产品种类的增加或单位产品价格的提升。随着FTA的实施，关税下调将促进韩国出口更趋多样化，但对我国产品出口的多样性水平促进作用不显着。 copyright dedecms

关键词 中韩FTA 关税 出口多样性 三元边际

一、引言 copyright dedecms

自1992年建交以来，中韩双边贸易快速增长，2015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2760亿美元，比初建交时增长了50余倍（图1）。从双边这二十多年的贸易发展历程看，中国对韩国进出口额年均增速分别高达20.20％和17.67％，使得中韩双方成为对方现今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1]。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推动了双边贸易额的高速增长?传统贸易学说通常认为关税减让带来的贸易成本下降促进了已有贸易的深化。然而从中韩贸易增长及关税演变历程来看，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相对于高速增长的贸易额，关税削减的幅度是十分有限的。以近年来双边贸易往来最为密切的资本品为例，1992～2015年期间，我国对韩出口资本品平均关税总体仅下调了9个百分点，而同期资本品出口额却增长了296.24倍之多。如此来看，若直接用关税变化解释贸易额的增长，所需要的弹性将是异常巨大，超出合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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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范围内贸易壁垒的降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日趋盛行，在东亚地区发展尤为迅速，中韩贸易正是以加工贸易为基础迅速发展起来的。这种分工模式使得传统生产过程得以在全球进行分解，每个国家或地区根据其比较优势占据生产过程的特定阶段。Yi（2003）提出由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存在，产品在不同国家完成生产和加工，关税对贸易的增长效应得以放大，这一方面是因贸易成本的大幅降低促进了原有贸易量的增长（即集约边际），另一方面是因为增加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发生的机会，因而使更多产品参与跨国分工生产，通过贸易种类的扩张实现贸易量的增加（即广延边际）。Hummels和Klenow（2005）进一步将集约边际分解为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研究表明，贸易大国60％的出口增长是由广延边际，即出口种类多样化带来的，且集约边际的增长取决于数量的增长而非单位产品价格的提升；富有的贸易大国通过质量的提升（表现为价格与数量的同时增长）实现集约边际的增长，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贸易大国则单纯依赖数量的增长，价格则处于劣势。进一步的相关研究表明三元边际在促进贸易增长及贸易所得等方面的作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沿广延路径的出口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更为稳定和持久，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以集约边际为主导，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是很难持续的[2]，除非是由价格因素引发的集约边际路径扩张（Dutt等，2008）。因此，基于三元边际识别中韩双边贸易增长路径，并预期外部变化对于贸易扩张模式的影响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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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韩双边贸易额呈爆炸式增长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是源于单位产品数量的增加?还是价格的提升?又或者是产品种类的扩张?双方出口贸易的增长路径有何差异?我国作为富有劳动力资源的国家，是否如Hummels和Klenow（2005）所言，对韩出口贸易额的增长是以量取胜，而韩国作为相对富有的贸易大国，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则表现出量价齐增的质量优势?作为我国迄今为止对外签署的覆盖议题范围最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协定，中韩自贸协定（FTA）的正式签署及生效将成为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新引擎。随着中韩FTA的实施，关税进一步降低，将会对中韩双边贸易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会促进已有贸易流的深化还是会鼓励新贸易流的产生?本文的目的就在于以广度、价格和数量三种不同贸易边际为分野考察中韩双边贸易的扩张，从而细化和深化对中韩双边贸易增长模式的认识，并进一步探讨关税减让对双边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以此预期中韩FTA将给双边贸易扩张模式带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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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传统贸易理论主要以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认为现有产品的出口增长（即集约边际）是出口扩张的唯一途径。沿着这一思路，Armington（1969）通过建立模型表明在经济体系迅速扩张下，国家间差异会导致贸易的“边际集约化”增长，与之伴随的是贸易产品价格的下降，从而意味着贸易条件的恶化，然而这一关系并未在实践进程中得到较为有力的验证。Krugaman（1980）等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由此开创了新贸易理论，为解释贸易增长展开了新思路。Krugaman模型的核心特征是同时考虑了企业方的规模经济和消费者方的多样性偏好，由此暗含的寓意是：贸易扩张既可能源自原有贸易产品数量的增加，又可能源自新产品种类的增加，据此使得广延边际成为解释出口扩张的新渠道。而直至Melitz（2003）提出企业异质性模型（将生产率高低作为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门槛条件，既决定着出口企业的数量（广延边际），也决定着出口企业的平均出口量（集约边际）），贸易扩张的“二元边际”才逐渐受到贸易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视，并迅速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新热点。在实证方面，Feenstra（1994）较早试图对二元边际进行量化并衡量贸易多样性带来的贸易所得，开启了以两种不同边际为分野来考察贸易扩张的研究热潮，从而发现了一些微妙且耐人寻味的结果： copyright dedecms

（1）关于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对贸易增长的相对重要性目前仍是一个争论热点。一些研究认为广延边际在贸易扩张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Hummels和Klenow（2005）通过对工业化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的考察，发现贸易大国60％以上的新增贸易发生于广延边际；Evenett和Venables（2002）以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作为研究对象，同样得出广延边际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些研究则认为贸易的增长应归因于集约边际。例如，Helpman等（2008）通过分析全球158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流量，发现1970～1997年世界性的贸易扩张主要源自集约边际；国内大部分研究的结论也同样表明，中国出口主要沿着集约边际而非广延边际增长（施炳展，2010；黄先海和周俊子，2011；史本叶和张永亮，2014）。

除研究对象及时间段不同之外，以上研究结果差异可归因于各研究基于不同层面划分二元边际。总体可区分为三种：产品层面（Hummels和Klenow，2005），即将二元边际定义为“相同产品出口的增加”和“不同产品出口的增加”；企业层面（Bemard和Jensen，2004；Lorz和Wrede，2009），即“已有企业出口的增加”和“出口企业数量的增加”；国家层面（Felbermayr和Kohler，2006），即“国家间贸易关系的加深”和“建立新的贸易关系”，此外还有各层面间相互交叉而引出的新的界定。基于二元划分的多层次性形成了多种测度二元边际的方法，应用较为广泛的有：产品种类数量法，即通过计算出口产品的种类数来衡量出口扩张边际；Amiti和Freund（2007）提出的分解测度法；指数法，主要包括Funke和Ruhwedel（2001）基于Feenstra（1994）的FI指数在CES生产函数假设条件下推导出的FR指数，以及Hummels和Klenow（2005）基于Feenstra（1994）进口多样化计量延伸出的HK指数。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在考察关税对二元边际的影响时，多数研究聚焦于关税变化对广延边际的影响，并且发现关税的削减会使贸易量沿广延边际增长，但究其作用强弱，结果不一。例如Klenow和Rodriguez-Cliare（1997）的研究表明，1986～1992年间哥斯达黎加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伴随着进口种类的增加，关税每降低1％，进口产品种类将增加0.5％；Feenstra和Kee（2007）考察了关税减让对墨西哥对美贸易的影响，发现由NAVFA建立带来的关税自由化显着增加了墨西哥对美的出口产品种类，但由于其产品类别划分过于粗略，且未考虑面板数据的序列相关问题而使其结果受到质疑（Christian和Sandra，2009）。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由于贸易存在固定成本，使得适度的关税减让并不足以引发新贸易流的产生。例如，Debaere和Mostashari（2010）在研究美国关税变化与进口产品种类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关税对广延边际的影响作用十分有限，关税下降最多可解释12％的广延边际提高；Feinberg和Keane（2009）基于企业层面研究了1984～1995年间美国-加拿大间企业内贸易及一般贸易的增长，发现企业是否参与国际贸易与关税减让无关，因此关税对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集约边际而非广延边际；汪颖博等（2014）的研究认为CAFTA政策通过下调协定关税促进了中国进口贸易的集约边际扩张，而对广延边际发挥促进作用的是非关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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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对宏观贸易总量进行微观层面的边际分解为我们深刻把握中韩双边贸易增长的结构和性质提供了可借鉴的工具和方法。本研究将沿袭以往研究的思路，与之不同的是，本文将借鉴Hummels和Klenow（2005）的研究框架，将“集约边际”即贸易的深度增长进一步分解为数量增长和价格增长，并基于此判断双边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化趋势。因此本文将以广度、价格、数量这三种不同贸易边际为分野考察中韩双边贸易增长结构，量化三元边际对贸易增长的贡献率，并实证研究关税削减对双边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及差异，以此预期中韩FTA将给双边贸易扩张模式带来的变化。 本文来自织梦

三、中韩双边贸易扩张的三元边际 织梦好，好织梦

1.测算方法 织梦好，好织梦

度量多样性最简单的方法是以6～8位HS编码或SITC4位编码为基础，对出口商品的品种数量进行简单加总，但是该方法忽略了各贸易品种在贸易中的份额或权重。为此，Feenstra（1994）以CES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导出FI价格指数，并表明产品多样化降低了实际的价格指数。Hummels和Klenow（2005）基于该指数延伸出HK指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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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以整个世界作为参照国，记作F。h国出口到j国的产品种类Ihj提参考国F出口到j国的产品种类IFj的一个子集，h国对j国出口额在j国总进口中的份额分解为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之积。其中，广延边际的定义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4] dedecms.com

至此，t时期h国相对于全世界对，国的出口比重（即h国在j国的市场份额）可被分解为外延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三者的乘积，表示如下： dedecms.com

Rt=EMtPtXt（6） copyright dedecms

将其对数形式取一阶差分即为增长率，则h在，国的市场份额增长率可表示为外延、价格、数量边际三者增长率之和： 织梦好，好织梦

gr=gex+gp+gq（7） dedecms.com

以此计算三者的贡献率，可表示为： 织梦好，好织梦

rex=100（gex/gr），rp=100（gp/gr），rq=100（gq/gr）（8）

2.特征事实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基于产品层面测算多样性往往会因产品分类数据过于粗略而难以准确捕捉产品种类的变化，可能会忽略一些新出现的贸易品种类，以致影响测量的精度（Blonigen和Soderbery，2010）。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利用Uncomtrade 1992～2015年细化至HS-6位的产品层面贸易数据分析中韩双边出口三元边际结构及其特征。参照UNCTAD的分类标准，基于加工和使用程度将出口商品划分为四类，分别为初级品、中间品、消费品和资本品：1）初级品，共对应584个条目，主要指未经加工或简单加工的农产品原料和资源产品（原油、煤炭、铁矿石）等；2）中间品，共对应2049个条目，是指经过一些制造或加工过程，但还没有达到最终产品阶段的产品，例如显像管等电子组件以及棉纱等纺织品原料；3）消费品，共对应1533个条目，是指用以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那部分产品，又称为“生活资料”；4）资本品，共对应906个条目，一般是指一切协助生产其他商品或服务的物品，例如企业用于生产的机器设备等。分解结果表明中韩双边贸易增长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内容来自dedecms

（1）中国对韩出口产品种类得以丰富，韩国对中出口产品种类先升后降 copyright dedecms

从广延边际来看，如图2所示，样本期间，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我国对韩出口产品种类不断丰富，多样性程度明显提升。建交伊始，我国向韩国出口产品种类覆盖其进口种类的69.29％，至2001年该比值已增长至90.60％，年均增速为3.02％，此后基本维持在该水平小幅波动。而韩国向我国出口产品种类在1992年就已覆盖我国进口种类的78.67％，且于1993年跃至90.85％，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之后呈波动变化态势，金融危机之后下降趋势明显，于2014年跌至历史低点77.94％，2015年该比重回升至88.67％，但仍低于我国同期水平。 dedecms.com

从不同种类来看（如表1所示），以不同加工使用程度划分的我国四大类产品的广延边际均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其中，中间品出口多样性增长最为迅速，1992年仅覆盖韩国进口中间品品种的57.85％，到2015年覆盖率已达到93.66％。资本品出口多样性亦得到较快发展，1992年覆盖韩国进口中间品品种的69.78％，到2015年覆盖率已达到96.90％。目前资本品已成为我国对韩出口产品四大类中多样性程度最高的种类。同期，韩国对我国消费品出口广度呈下降趋势，其他种类出口多样性虽有所增长，但增速较为缓慢。从绝对值来看，除消费品以外，我国对韩国在原材料、中间品、资本品的出口多样性水平已超过韩国对我国出口水平。从不同类型部门间的比较来看，表2列出了中韩双边贸易较为密切的4个典型部门的三元边际分解结果，分别为资本密集型部门机电类、劳动密集型部门纺织服装类、资源密集型部门金属及制品类以及技术密集型部门化学制品类。可以看出，在这4个部门中，除机电类以外，2015年我国对韩的出口多样性水平均已超过韩国对我国的出口水平，其中，我国在纺织及服装类的出口多样性优势最为明显。 内容来自dedecms

（2）我国对韩出口产品数量高速增长，质量发展停滞，韩国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升级 内容来自dedecms

从中韩双边出口产品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同期变化来看，样本期间我国对韩出口数量边际增长的同时价格边际略有下降，产品质量未明显提升。具体来看，数量边际从1992年的8.28增长至2015年的29.19，价格边际从0.79波动下降至0.78。而同期韩国对我国出口产品则呈现量价齐增的特点，数量边际从1992年的3.53增长至2015年的8.10，价格边际则从1.17波动增长至1.46，符合Hummels和Klenow（2005）对于质量提升的界定[5]。从价格边际绝对值的比较来看，样本期间，中韩双边出口的价格边际均值分别为0.703和1.755，说明中国对韩出口的产品价格低于韩国同产品的平均进口价格，而韩国对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则远高于我国平均进口价格。鉴于此，我国对韩出口产品质量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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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品种类来看，样本期间我国资本品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表现出量价齐增的特点，其数量边际在以13.50％的年均增长率迅猛增长的同时，价格边际也明显提升，1992年我国对韩出口资本品价格仅为其进口资本品均价的0.44倍，到2015年已提升至0.74倍，产品质量大幅提升。而中间品及消费品在出口增长的数量边际大幅增长的同时，其价格边际则基本保持稳定。整体来看，除初级品以外，我国对韩出口各品种价格均低于韩国平均进口价格，其中消费品的提升空间最大。同期韩国对我国出口四大类产品中，仅资本品出口质量有所提升，由此可知，韩国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总体提升主要是通过升级资本品出口质量实现的。1992年韩国对我国出口资本品价格还略低于我国资本品平均进口价格，至2015年已达到我国资本品平均进口价格的1.86倍，与此同时数量边际也以4.70％的年均增速保持扩张。从四大典型部门产品来看，我国对韩出口各品种价格均低于韩国平均进口价格，其中机电类的差距最大，2015年我国对韩出口机电类价格仅为韩国平均价格的0.72倍，而韩国对我国出口产品价格是我国进口同类产品均价的1.8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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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韩双边的出口增长均主要沿集约边际扩张，且数量边际的贡献率要大于价格边际 本文来自织梦

从整个样本期间来看，数量边际对双边出口增速的贡献率最高，即双边出口贸易的增长主要源于已有产品种类出口数量的增长，而非新产品种类的增加或单位产品价格的提升。具体来看，1992～2015年间我国在韩国市场份额的年均增长率为6.57％，其中数量增长的贡献率为83.31％，其次是广延边际（17.92％），而价格因素则表现出负增长。同时期韩国在我国市场份额5.04％的年均增长率中，数量边际的增长贡献了70.70％，其次是价格边际（18.98％）及广延边际（10.32％）。 dedecms.com

由于经济数据存在非稳定性，本文按重要节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复苏期）将样本期间分为4个阶段，以考察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分时间阶段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阶段我国对韩出口波动的决定因素均为数量边际，而韩国出口波动的推动力则有所差异。具体来看，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数量边际一直保持着最高贡献率，与此同时出口广度也不断扩张，对我国在韩市场份额的增长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而价格边际则对贸易增长起到了阻碍作用，说明这段时期我国的贸易增长是典型的牺牲质量的以量取胜阶段。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尤其是2004年我国提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以来，我国对汇率机制和贸易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出口产品质量明显提升，2002～2007年间数量边际与广延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均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价格边际对出口增速的贡献率一度提升至32.78％，但数量边际的贡献率仍最高，为64.11％。2008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主要受数量边际下滑的影响，我国在韩市场份额紧缩，然而出口价格的提升则对出口下降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2013年以来我国在韩市场份额的恢复主要来自出口数量的增加，种类的扩张以及价格的提升亦有一定的贡献度。

样本期内，韩国出13贸易波动在不同阶段的推动力有所差异。韩国在我国市场份额的两次下滑分别出现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同的是，1997年的亚洲危机中价格下落主导了出口份额的下滑，出口产品种类及产品数量则保持增加，起到了缓解作用；而在2008年的出口下滑中主要表现为出口产品种类及数量的紧缩，而价格增长则挽回了部分出口份额的下滑。两次危机之后出口份额复苏的增长路径是相似的，价格边际表现出两轮快速拉升，贡献率最高，其次则是得益于出口产品种类的扩张，而数量因素的贡献率为负。2013年以来，价格边际与广延边际对韩国出口扩张的贡献率分别高达120.07％和112.57％，而出口数量有所减少，这说明韩国在金融危机之后通过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扩张出口产品种类重拾在我国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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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税影响中韩出口三元边际的实证分析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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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urgo和Pierola（2008）基于对梅里兹模型的引申，对出口边际扩张的决定机理进行建模。假定某国在经济均衡状态下进入本国市场和国外市场都有一个特定的“临界条件”（Cut-off Condition）。他们提出用于出口的种类是由国内生产和出口国外的双重临界点共同决定的，作用机理如图3所示。

横纵坐标分别表示边际成本及出口额，ad和ax分别表示进入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两个临界点，密度函数曲线描述该国边际成本的分布情况。当边际成本小于ax时，出口该产品有利可图，企业愿意出口；而当边际成本在ad与ax之间时，企业则会选择仅在本国销售。由此可看出，出口门槛是影响出口产品种类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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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less（2007）基于进口国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推导出产品得以出口的门槛条件，并将出口贸易成本分解为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进而考察其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基于D-S模型（Dixit-Stiglitz Model），进口国j的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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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ε是行业内部各种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假定其在0～1之间，那么j国对产品i的需求为：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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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不变贸易成本的下降只会吸引一些低生产率的企业参与出口贸易（外延边际），无法促进原有企业扩大出口产品的数量（集约边际）。而可变贸易成本（关税等）的下降既可促进已有企业的平均出口（集约边际），又使得部分生产率偏低的企业得以进入出口市场（外延边际）。 dedecms.com

2.模型设定 内容来自dedecms

本文参照Feenstra和Kee（2007）的方法建立模型，考察关税对中韩双边贸易扩张边际的影响。基于上文提出的该研究中产品类别划分过于粗略、未考虑面板数据的序列相关问题等不足，本文参照World Custom Orgainizations（WCO）对产品部门的分类标准，将出口产品细分至16类[6]以体现不同部门产品对关税变化的敏感度差异。此外，对于关税这一变量的设定，参照Christian和Sandra（2009）的研究，设置对象国绝对关税税率及与其他国家的相对优惠（Preference Margin）作为关税政策的代理变量，表示如下： 本文来自织梦

[7][8]

其中，yit表示出口扩张边际，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产品部门和第t年；ci为不可观测效应，在固定效应模型下代表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异质性，而在随机效应模型下则无需单列；μit为特异误差。当不可观测效应ci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时，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反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于上述两种模型的选定是处理面板数据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运用Hausman检验对模型类别进行识别，检验结果显示，各方程不可观测效应ci均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因此应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处理长面板数据时，本文对“不同个体的扰动方差均相等”、“不存在组内自相关及组间自相关”等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扰动项μit存在显着的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为纠正以上问题，本文采用全面的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同时采用矫正标准误差（Panel-Corrected Standard Error）的OLS回归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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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归结果 本文来自织梦

表4和表5为关税影响中韩双边出口三元边际的回归结果，两种回归结果显示，除对价格边际的影响以外，关税综合效应的系数符号和显着性基本一致，说明FGLS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本文来自织梦

从关税综合效应的系数来看，综合关税（包括绝对和相对关税）的降低可以显着促进韩国对我国出口广延边际的增长，综合关税每降低一个单位，其出口广延边际将增长4.068个百分点。相较而言，关税变化对韩国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较小，关税每降低一个单位，其出口集约边际仅显着增长0.612个百分点。这说明随着FTA的实施，关税下调会促进韩国在更多产品种类上对我国实现出口贸易，但对已有产品出口量的增长影响相对较小。本文进一步对数量边际及价格边际进行回归发现，关税降低会在提高出口数量边际的同时，对价格边际也有一定显着的促进作用。理论认为，关税下调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从而降低出口产品价格。同时，也有研究表明贸易开放会通过贸易成本下降促进产品质量升级（殷德生等，2011）。但该结果并未通过稳健性检验，在OLS回归下，关税对价格边际的影响并不显着。 本文来自织梦

从关税影响我国对韩国出口三元边际的回归结果来看，关税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显着为负，综合关税每降低一个单位，我国对韩国出口集约边际将显着增长3.290个百分点，但对我国出口广延边际的影响不显着。这说明随着中韩FTA的实施，关税的下调会带来我国已出口产品数量的进一步增长，但不会显着促进我国在更多产品种类上实现对韩出口贸易。进一步对我国出口数量边际及价格边际进行回归的结果与韩国相似，关税降低对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均有显着的提升作用，但在OLS回归下，关税对价格边际的影响不显着。 内容来自dedecms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来自织梦

基于Uncomtrade1992～2015年HS-6位贸易数据，本文测算了中韩双边出口三元边际及其对出口贸易增长的贡献率，得出以下结论：（1）从广延边际来看，中国对韩出口产品种类不断丰富，目前在多数产品类别上的出口多样性程度已超过韩国对我国出口多样性的同期水平。（2）将集约边际进一步分解为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综合分析这二者的同期变化发现，整体来看，我国对韩出口产品数量高速增长，质量发展停滞，在多数出口产品类别尤其消费品出口中，中国对韩出口产品价格明显低于韩国同类产品平均进口价格。而同期韩国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则进一步升级，对我国总体出口产品价格明显高于我国平均进口价格，其中资本品出口表现尤为显着。（3）从三元边际对贸易增长的贡献率可得出，总体来看双边出口贸易的增长主要源于已有产品种类数量的深化，而非新产品种类的增加或价格的提升。进一步分时间阶段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阶段我国对韩出口波动的决定因素均为数量边际。而韩国对我国出口波动的推动力有所差异，现阶段表现为价格与广延边际拉动下的贸易增长。 dedecms.com

随着中韩FTA的实施，关税的下调是促进双方在更多产品种类上实现交易还是对已有贸易产品的深化?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进一步建立模型，考察了关税对中韩双边贸易扩张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关税（包括绝对和相对关税税率）的降低可以显着促进韩国对我国出口广延边际的增长，对集约边际的影响较小。即随着FTA的实施，关税下调将促进韩国在更多产品种类上对我国实现出口贸易，但对已有产品出口量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关税变化对我国出口的集约边际影响显着为负，且影响较大，但对广延边际的影响则不显着。这说明随着FTA的实施，关税下调将会带来我国已出口产品数量的进一步增加，但不会显着促进对新产品种类的出口。 dedecms.com

基于以上结果，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对韩出口增长仍为数量主导型增长，对韩出口产品价格水平较低，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而除消费品以外，在多数种类产品出口中广延边际的增长空间较为有限。中韩FTA框架下关税的下调将有助于我国对韩出口额的扩张，但主要源于原有出口产品数量的增加，而非新增产品种类或价格提升带来的贸易增长。尽管这种路径亦可实现贸易的增长，但可能因单纯的出口数量扩张而引发贸易条件恶化（Hummels和Klenow，2005）。而对韩国而言，现阶段其对我国的出口增长是价格和种类主导下的良性增长，且关税的削减不但会深化已有贸易流，更会拓展新的贸易流，因此中韩FTA的实施将成为韩国进一步优化出口结构的一个有利契机。为避免在FTA框架下双边贸易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如何有侧重地提升消费品等产品的出口多样性程度，并实现我国对韩出口从“低质低价”向“优质高价”转变将成为中韩FTA框架下的重要研究课题。 本文来自织梦

参考文献 织梦好，好织梦

[1]黄先海，周俊子.中国出口广化中的地理广化、产品广化及其结构优化[J].管理世界，2011（10）：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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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炳展.中国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J].经济学：季刊，2010，9（4）：1311-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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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本叶，张永亮.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分解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J].财经研究，2014，40（1）：73-82. dedecms.com

[4]汪颖博，朱小明，袁德胜.CAFTA框架下贸易成本、自由贸易政策与中国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J].宏观经济研究，2014（10）：41-51. copyright dedecms

[5]殷德生，唐海燕，黄腾飞.国际贸易、企业异质性与产品质景升级[J].经济研究.2011（S2）：136-146.

[6]钟建军.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真的超过日本了吗——基于三元边际分解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6（11）：86-96. 织梦好，好织梦

[1] 2015年，韩国已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中国则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以及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内容来自dedecms

[2] Türkcan k.（2015）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对某些特定产品的出口持续增长，将导致对部分原材料的供需平衡诰成压力。 内容来自dedecms

[3]该方法采用的权重为每种产品在全世界向目的国j出口中所占的份额，而非在出口国h出口中所占份额，这样避免了由h国的出口份额单方面决定某种出口产品的权重，缺点是可能存在h国极少量的出口集中在目的国大量进口的类别，而导致多样性被高估（Hummels和Klenow，2005）。本文的测算经检验并不存在该问题。

[4]为了计算h国对j国出口的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我们实际上需要采用j国的进口数据。 内容来自dedecms

[5]以往部分研究以价格作为质量的代理变量（Schott等，2008；钟建军，2016），本文按照Hummels和Klenow（2005）的研究思路，认为质量提升表现为价格因索和数量因素的同时扩张。

[6]主要包括动物、蔬菜、食品、矿产、石油、化学制品、塑料或橡胶、生皮、木制品、纺织服装、鞋、石头和玻璃、金属制品、机电、交通、杂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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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权平均关税是指各国在HS-6位数分类的关税税率的基础上用进口量进行加权计算出各产品分类的关税率，然后再对各国进行简单平均计算出世界平均关税。数据来自Wori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WITS）数据库。 本文来自织梦

[8]采用该形式的原因在于避免零关税样本的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