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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不容低估，成为当前影响我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如何有效应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二十世纪日美贸易摩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镜鉴。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和贸易地位提升，日美贸易摩擦从1960年代初起始，1970-1980年代升级，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进入白热化阶段，最终于1990年代中期，以日本经济步入衰退而逐渐缓和，持续时间长达三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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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汇率政策看，日本政府对“广场协议”后日元短期内大幅升值估计不足，导致“日元升值恐惧症”，且日元升值也未能有效缓解贸易摩擦升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强势美元使得美国出口特别是制造业出口受到沉重打击，到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总额已经从1980年的194亿美元上升至1091亿元美元，其中对日贸易逆差462亿美元，接近总额的50％，强势美元与经济基本面出现背离，美元已处于强势周期尾声。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政府主动接受“广场协议”干预汇率，极大强化了市场对日元升值的预期，导致随后日元升值很快失控。

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日元兑美元达到了日本政府认为的20％的升值上限，此后虽然日本调整了对汇率干预的方向，但为时已晚。1988年初，日元汇率达到1美元兑换120日元的水平，比“广场协议”前升值一倍。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日元最高达到了1美元兑换80日元左右，是“广场协议”前日元汇率的三倍。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没有达到削减贸易顺差的预期效果，日本在汇率上的妥协让步并没有改变美国贸易保护的立场。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恶化。在汇率调整未能奏效后，美国将视线移向市场准入，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比如，1985年，双方达成“市场导向型个别领域协议”，要求日本放松对电器通信、林业产品、医药医疗器械及电子计算机等领域市场准入标准，扩大日本对上述美国优势产品进口。1988年，为迫使日本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美国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祭出“超级301”条款，使日本所有出口商品都处于美国贸易制裁风险之中。与此同时，美国还要求日本修改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的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在美国的压力下，1986年和1987年，日本先后发表两份“前川报告”，指出日本经常收支顺差根源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经济增长方式应转为内需主导。1989年，美国与日本就消除两国间的结构性贸易障碍达成协议，以推动日本在反垄断法、专利法、定价机制等方面改革。从“广场协议”后日美贸易摩擦的演变来看，日本在汇率问题上的主动妥协退让并不能阻止贸易摩擦升级。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长期低迷，日美贸易摩擦逐渐平息。 织梦好，好织梦

“广场协议”的重要启示是，日元被动升值，不仅无法达到削减贸易顺差缓解贸易摩擦升级的预期目标，反而给日本国内宏观政策调整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国际贸易协调中汇率政策的调整应审慎而为，避免引发剧烈变化的“休克疗法”。在这一过程中，面对美国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日本主要是根据本国主导产业国际竞争力状况分阶段逐步开放国内市场，通过企业联合改组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来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有效防止了外资对本国产业的冲击。目前，日本国内市场尤其是主要工业品市场，基本被本国产业部门所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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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经济发展战略看，贸易摩擦下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倒逼日本加快产业升级和海外投资，在取得显着成效的同时，也导致了产业空心化 织梦好，好织梦

19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改变，创造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日本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逐步由“贸易立国”转向“海外投资立国”和“科技立国”并重。

随着发展战略向“海外投资立国”转变，在日元升值的推动下，日本对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1990年跃居世界第一对外直接投资大国，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所得收支盈余首次超过贸易盈余，成为日本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最大顺差来源。截至2017年，日本海外净资产已达428.45万亿日元，连续第27年保持全球最大海外净资产国地位，成功打造了一个强大的“海外日本”。但大规模海外投资导致产业空心化。在纺织品、机械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部门全面转移的同时，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未能弥补国内产业转移形成的空缺。 copyright dedecms

在“科技立国”方面，日本大力推进科技研发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成功转型为先进的创新型国家。战后初期，日本比较成功的工业产品大都是在美国完成基础研究，再通过技术引进等方式在日本进行应用研究和商品化。进入1980年代，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让日本意识到，单纯依靠“技术引进”的模式不能促进日本经济的持久发展，必须培育自身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不败地位。基于此，日本政府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开始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取得了显着成效。目前，日本在技术研发方面有4个指标名列世界前茅，分别是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世界第一、由企业主导的研发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例世界第一、核心科技专利占世界第二、专利授权率高达80％。 copyright dedecms

三、从货币政策看，日本采取了长时间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冲日元升值的经济冲击，为日本“泡沫经济”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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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典型的出口型经济，“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对日本出口以及经济增长均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为对冲日元升值的不利影响，日本采取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在经济泡沫处于高位时又过快收紧，被普遍认为是这一时期最大的政策失误。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一方面，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日本央行延缓加息，错过了货币政策纠偏的有利时机。由于1970年代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带来的债务压力，1980年代后日本逐渐转向紧缩的财政政策。特别是1982年成立的中曾根内阁以紧缩财政为目标提出了“不增税的财政再建”的方针，极大制约了财政政策的扩张空间。即使在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带来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日本仍坚持财政平衡主义，并未大规模采取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体现在国债余额上，日本国债余额GDP占比在1986年达到最高记录42.7％之后持续下降，1990年底为38.1％。在财政政策缺位的情况下，为了应对“日元升值萧条”和扩大内需，日本央行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连续五次降息，将贴现率从5％降至2.5％的历史最低水平，累计下调250BP。此外，由于受到“卢浮宫协议”要求日本扩大内需的政策压力和日本国内“日元升值恐惧症”的影响，当1987年日本经济趋于好转且美国开始加息后，日本仍保持2.5％的“超低利率”一直到1989年5月，持续时间长达27个月，错过了加息的有利时机。 copyright dedecms

另一方面，在经济泡沫高位阶段，日本政府选择了主动挤泡沫，导致股市暴跌和房价崩盘。1985-1990年间，受宽松货币政策推动，日本M2同比增速从8％上升至12％以上，从银行体系源源不断溢出的流动性进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这一时期日本股市指数及主要城市土地价格指数同比增速均出现大幅增长，流动性催生的资产价格泡沫迅速形成。1989年，日本银行意识到金融风险。1989年5月底，日本政府正式启动金融紧缩政策。日本央行持续升息，1989年5月将贴现率从2.5％提高到了3.25％，到1990年8月进一步提高至6％，一直维持到1991年7月1日，直至把泡沫彻底击破。 copyright dedecms

事后看，日本政府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的主要问题在于面对已有外部压力，不是选择改革来应对，而是通过货币宽松刺激房地产市场来延续繁荣，导致股市和房地产泡沫持续上升，之后再高位强制打压，将日本经济带入长期衰退。 copyright dedecms

四、从金融监管看，金融自由化下的监管缺失助推资金“脱实向虚”，进一步推高宏观杠杆率，在助长泡沫风险的同时，加大了泡沫破灭后的通缩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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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日本大藏省发表了《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加快了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步伐。在货币宽松的背景下，监管缺失为资金流入房地产和股市提供了通道，进一步推高宏观杠杆率，加剧了资产泡沫的生成，也放大了泡沫破灭带来的冲击。 织梦好，好织梦

由于监管放松，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和股市迅速推高了日本宏观杠杆率。1985-1990年，日本企业杠杆率提升了30个百分点，达到了140％以上的绝对高位；居民杠杆率也上行了16个百分点。总体来看，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也是通缩去杠杆的二十年。 内容来自dedecms

日本金融自由化下的监管放松，便利了企业和居民的融资行为，但也助长了泡沫风险，摩根士丹利对1600年至今的经济数据分析发现，如果一国非金融私人部门债务与6DP的比值在五年之内增幅超过40％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将会有很大的可能性陷入危机。比如，日本在私人非金融部门负债占-GDP的比值超过200％的时候爆发了1990年经济危机；美国在达到170％的时候就爆发了次贷危机。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监管不足，金融机构缺乏风险意识与规则意识导致投机泛滥所致，在主动去杠杆过程中必须坚持货币中性与严格监管并举。（nc-1820180727） 内容来自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