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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东京、首尔都市圈人口演变的基本特征的分析发现，东京根据人口变动加强规划布局调整，通过提高生存成本筛选人群，通过“住民票系统”给予本外地人平等资格等调控手段；首尔通过行政上的疏解对策、新城与新农村建设、区域管理的政策、绿带的实施、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以及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人口管理是当前我国特大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应深入认识并顺应人口流动规律，注重发挥特大城市周边中小城市的作用，强化对人口的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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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调控和管理 新型城镇化 东京、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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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最大的都市地区，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的人口变动趋势及政府治理手段值得研究。概括而言，强制性的机构搬迁、引导性的新城建设（新农村建设）、交通完善等措施是大都市调控人口的主要方法。东京通过精细的住民票系统管理人口、高昂的生活成本，起到了市场化的人口调控作用。首尔在首都圈整备规划的实施中，利用经济杠杆的办法有力地引导企事业单位分流。东京和首尔的经验做法对于我国北上广等特大城市人口调控和综合管理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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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京的人口调控和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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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京都市圈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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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上，东京有3层含义。狭义上广泛使用的“东京”通常是指“东京都区部”，亦称东京23区、东京特别区。东京都区部面积共约623平方公里，人口约为906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4543人。比东京都区部大一层的是东京都，东京都下辖23个特别区、27个市、5个町、8个村以及伊豆群岛和小笠原群岛，总面积2155平方公里，人口约1350万（2015年）。广义的东京都市圈即“一都三县”地区，包括东京都、崎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东京都市圈总面积1.3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3.5％。都市圈总人口占日本1／3，达3700万左右，是全球最大的都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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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北京，北京辖区面积1.68万平方公里，人口2173万人。北京五环以内的面积约667平方公里，人口约1000万人；六环内面积2247平方公里，不到30公里的半径，人口约1477万人；以50公里为半径，面积约8000平方公里，人口约2500万人（含河北部分地区）[1]。东京都市圈的辐射扩展与北京功能的外扩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情况类似，北京可较好地借鉴东京经验实施人口调控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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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京都市圈人口的演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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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70年代，是日本整个国家的城镇化高速增长期，在承接欧美国家产业转移的同时，本国工业化的推进为城市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此外，这一时期也是日本出生率较高的时期，即所谓“婴儿潮”现象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城市地区转移。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使得东京每年人口净流入量达25万人左右。 copyright dedecms

这一人口流动趋势与2000年～2010年期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非常相像。 织梦好，好织梦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因中心城区地价上涨、土地利用限制、房价高涨、用工成本上升、生活成本高等因素，日本东京部分市区居民和企业逐步从市中心向周围城郊迁移。8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心城区人口进一步减少，加上日本制造业开始向中国等海外地区转移，资本输出在国内的体现，就是大城市的发展速度减缓，东京的人口增速相较前30年有了明显下降。 本文来自织梦

新世纪以来，东京核心区开始了较大规模的“都市更新”，中心地带的商贸和居住环境很快得到改善，人口再次内聚。在这一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土地用途的转变为经济活动转型提供支撑，大量位于主城区的棕地转为城市混合功能用地，使得中心城区的密度大大提升。

（三）东京人口调控与管理的手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为控制东京都市圈人口过快增长，日本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如制定6次国土整治规划；对在都市圈内新办学校和工厂的规模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设立都市副中心及新城。人口聚集带来生活成本的阶梯化也对人口分布产生重大影响[1]。

应当看到，在相当长时间内，东京除了中心城区人口下降外，都市圈人口增加的趋势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到2010年，按“一都三县”统计的东京都市圈人口仍由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2704万人增加到了3561万人，净增了800多万人。2015年2月5日，日本总务省发布基于居民基本台账（户口簿）的2014年人口迁移报告（外国人除外）显示，日本人口向东京周边集中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东京都市圈的人口净迁入较上年增加12884人，达109408人。其中，仅东京都净迁入73280人，东京圈人口净迁入已连续19年。在净流入的109408人其中，103325人处在15～29岁的年龄段。而日本另外两大城市圈的名古屋圈（包括爱知县、岐阜县、三重县）和大阪圈（包括大阪府、兵库县、京都府、奈良县）则连续2年出现净迁出，人口向东京圈单级集中的趋势突出[2]。

1.根据人口变动加强规划布局调整。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政府相继启动了大规模的国土整备计划，三大都市圈的规划每10年左右修订一次。目前的日本首都圈整备规划分别于1958年、1968年、1976年、1986年和1999年修订5次。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第一次和第四次规划。第一次首都圈整备规划的核心内容是以东京站为中心30公里半径的范围内，建设5～10公里宽的绿化环带，城市中心地域建设不能拓展到绿环上，新建住宅必须在绿环以外。以此控制城市建设无序蔓延，保障中心区的环境质量。第四次首都圈整备规划的重点内容是提出发展新的产业核心，即形成副都心。发展副都心的意图是把部分产业和政务功能分解出去，缓解中心区的压力[3]。

规划不仅仅是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且提升到立法的高度。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和东京政府先后颁布了《首都建设法》（1950年）、《首都圈整备法》（1956年）、《首都高速公路公团法》（1959年）、《首都圈建成区内工业等限制法》（1959年）、《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1962年）、《工业整备特别地区整备促进法》（1964年）、《住宅建设规划法》（1966年）、《古都保护法》（1966年）、《城市规划法》（1968年颁布，1992年和1999年先后修订）、《首都规划法》（1968年）、《工业布局调整促进法》（1972年）、 《过疏地区振兴特别措施法》（1982年）、《高度技术社会法》（1983年）、《娱乐休闲地区开发法》（1987年）、《多核分散型国土形成促进法》（1988年）等关于东京都市圈建设和规划的法律。这些法律是保障规划顺利进行的关键[4]。 内容来自dedecms

2.通过提高生存成本筛选人群。在2012年全球生活成本最高城市排行榜中，日本首都东京高居榜首[5]。生活成本包括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东京中心城区最贵的地价达到每平方米30多万元，大部分中等收入人群难以在此居住。值得注意的是，东京生活成本和商务成本的居高不下，加速了制造业的不断撤离，增加了人们的迁移成本，致使产业价值链低端的就业人口无法长期滞留。但以金融业和信息业、传媒业为首的第三产业，日本大公司的总部，以及外国大公司，却看好东京，纷纷迁往东京寻求进一步的发展[5]。东京都新增的外来人口中，大部分从事高端服务业。这些人群需要相应的生活性服务业予以支撑。随着东京金融业、信息服务业的辐射力越来越大，高端人才还是愿意留在这里，尽管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但他们能够从中获得的收益更高。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3.通过“住民票系统”给予本外地人平等资格。日本是少数实行户籍制度模式的发达国家之一，户籍登记制度已有150多年的历史Ⅲ。与日本其他地区一样，东京对人口的管理采取的是一整套“住民票系统”。所谓“住民票”，又称为“居民卡”，是指政府为在当地确定住所的居民以个人为单位制作的记载有该居民最基本信息的卡片。住民票着重于居住登记，政府据此掌握社会成员的实际居住和流动情况，以更好地为市民服务，维护社会秩序。 本文来自织梦

东京地方政府对外来人口无区别地给予法律意义上完全平等的“住民”资格。一旦在东京居住，住民在子女教育、国民健康保险、公共设施利用和公共服务享用等社会福利方面，就与原有的常住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受法律意义上的任何歧视。当然，新住民必须在当地遵纪守法、照章纳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日本政府出台了“住民基本情况网络登记制度”。每个居民有一个登录号，行政部门通过登录号就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每个居民的国籍、性别、出生地、出生年月、职业、住址、联络电话、标准照片等个人基本信息。由于日本有严格的户籍登录制度和高度发达的社会治安摄像监视系统，一旦发生刑事民事案件，警察部门很容易快速破案，因此，不用担心流动人口过多带来社会治安问题。东京属于世界上物价最高的都市，能在东京安身立命的，只能是那些拥有厚实家底或稳定职业收入的人。虽然东京也有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流浪者，但他们一旦触犯法律便会受到严厉制裁，东京的警察为了维护市容，也经常突查无家可归者的集中露宿点。因此，无稳定收入的流浪者在东京的生存空间是非常有限的[7][8]。 dedecms.com

总体上看，东京户籍管理实践的经验和启示是：在控制人口流向时，切实做到了“完备的行政管理手段”和“健全的市场竞争机制”有机结合，前者保证了对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的“疏而不漏”，后者保证了流入大城市人群的“优胜劣汰”。实际上，完全遵循人口迁徙自由原则的东京都，不仅保持了世界一流的秩序，城市管理有条不紊，而且没有发生我国一些人所担心的低素质人口大规模涌入东京的情况，有效避免了拉美和南亚国家在“过度城市化”过程中伴生的“贫民窟”现象；不仅较好地维护了首都的社会经济秩序，而且促进了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已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户籍管理模式[8]。 copyright dedecms

二、首尔的人口调控和管理经验 dedecms.com

（一）首尔都市圈的人口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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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国一样，韩国城市化也曾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显示，1960年，韩国的城市化率仅为27.71％，但自此开始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1970年，城市化率达到40.7％，城市地区人口从1960年的693万人增加至1312.33万人，几乎翻了一番。1977年，韩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48％，城市地区人口也达到了1874.33万人。1988年，韩国举办汉城奥运会，当年的城市化率跃升至70.4％，城市地区人口达到2958.54万人。2000年前后韩国城市化率接近80％，之后进入平缓发展阶段（见图1）。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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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国相比，韩国很小，国土面积只有9.9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4800万人。就是这样一个土地狭小、人口也不很多的国度，却有着人口上千万的城市一一首都首尔。20世纪60年代，首尔人口还只有244.5万人，到20世纪90年代人口猛增到的1060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11％。此后，数量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1000万人以上。首尔市的地域也不断扩大，1973年面积达到627平方公里，比1949年增加2.3倍。从人口密度看，首尔每平方公里达到1.73万人，是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从空间发展看，汉江两岸的市区各有人口约500万人，而北岸的发展用了600年，南岸仅用了30年的时间。首尔扩张的同时，也是韩国人口持续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的过程[10]。1960年，韩国1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人口数量占全国的比重只有21.56％。此后，该比例稳步上升，1970年达到31.59％。1991年，这一比重达到51.84％，之后平缓下降，2017年降至47.4％（见图2）。 dedecms.com

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韩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实行“政府主导性增长战略”，即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政府利用强大的行政管理职能，通过各种途径有力地推行经济计划，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达到最大的限度。从五年计划的目标，到各个发展阶段的战略工业的选择，以及各项经济政策的制定，都体现出政府对经济很强的计划性干预。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的财力、物力、技术积累有限，韩国政府强调规模经济效果和对有限资源的有效配置，确立了“工业为主、大企业为主、大城市为主”的政策，从而使韩国的产业、经济力非常集中。正是在这一思想战略指导下，首尔的首位度持续提升。20世纪90年代，首尔都市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已分别占到全国的51.7％和49.6％[11]。2010年，首尔市总面积606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050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73万人。以首尔为核心，包括仁川和京畿道的首尔都市圈总面积1.1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300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965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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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首尔人口调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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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开始，韩国明确了控制城市快速增长的方针。此后几十年里，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经济杠杆等手段，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令，采用了许多的具体措施以贯彻这一方针。

1.行政上的疏解对策。韩国政府认为，城市的生产部门和政教机构是首尔市吸引入口的主要因素。为此，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分散工业、学校和政府机关。1964年的《控制快速城市增长的国务决策》提出，“不鼓励首尔的新工业开发”以及“二级政府机构在地方城市的重新分布”。1967年颁布地方工业促进法，鼓励生产设施向人口较少的省区转移。1972年的《首尔土地利用控制》又提出，“减少首尔居住和工业用地的区划”和“在首尔外重新安排政府机构”。1977年，韩国制定《工业分散法》，规定与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相违背的工厂必须进行搬迁[13]。同年，颁布《环境保护法》，将污染工业强行迁至首尔西南的安山新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工厂、学校等人口集中诱发设施的新、扩建进行总量控制。 dedecms.com

2.新城与新农村建设。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韩国政府一直在推行新城政策，以分散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的首尔。新城政策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具体任务和目标。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当时的区域振兴政策而推进。开发了昌元、骊川、丘尾等新城市。20世纪70年代，新城市建设政策是以重化工业的疏散为重点，首尔西南部区域的安山新城市就是为了转移首尔市内中小工厂以及公害企业而建设的[14]。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解决严重的住宅不足和土地、住宅价格上涨等问题，韩国加快卫星城建设。首尔的卫星城由1980年的6个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的16个。首尔市部分城市功能开始外迁，如1978年，隶属韩国中央政府的国土研究院搬迁到距首尔中心约30公里的京畿道安养市；韩国负责中央政府土地和住宅事业的LH公社也设在京畿道城南市。2000年以来，韩国继续推进首都圈内新城建设，除担负中央政府行政职能的世宗市外，已建和在建的新城大多在距离首尔市中心3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

3.区域管理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向大城市过度集中的问题，均衡开发国土。同时，为了建立国家重化学工业基地，韩国政府提出培育相对于首尔的增长极，在具有区位优势的东南沿海地区蔚山、浦项、马山、温山等地建设机械、石油化工、钢铁、输出自由基地等产业园地，并为有效地开发建设工业园地，制定了《产业基地开发促进法》（1973）[15]。 本文来自织梦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实现全面发展，培育更多的成长据点城市，在《第二次国土综合开发规划》（1982—1991）中，韩国政府提出国土多中心开发构想，并出台了两个战略规划——整体生活圈战略和增长中心战略。1982年，韩国颁布《首都地区管理法》，对整个首都地区的经济发展、土地使用和基础设施安排进行统一部署和管理，取代先前局部的管理和控制方法[16]。该法确定了首都地区的边界，即将迅速发展的城市化了的地区作为首都地区，范围包括中心城市首尔市以及仁川、京畿道行政区和64个低级别的地方行政区，面积达到11235平方公里，人口1600万人；该法提出要制定首都地区规划，设置首都地区管理委员会。 dedecms.com

20世纪90年代，进入全球化时代，韩国政府在区域发展政策上引进“地方广域圈开发战略”，认为如果把具有职能联系的城市捆绑在一起，即以城市群为单位进行开发，可以互补职能上的不足，提高投资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获得开发共生效果，从而能够发展成为可与首都圈相竞争的、与国际社会直接接轨的城市圈（区域）[15]。基于上述认识，韩国政府决定促进可与首都圈相竞争的具有规模经济的地方广域圈的开发，并于1994年制定《有关区域均衡开发及中小企业培育法律》，以奠定法制基础。 dedecms.com

4.绿带的实施。为防止大城市市区的无序扩散，参考英国大伦敦规划，即在大城市周围设置绿带、开发卫星城市。1970年，韩国城市规划法颁布。该法是创造开发限制区（主要就是绿带）的法律基础[14]。1971年开始设置开发限制区域，首先设置在以首尔为首的大城市周边区域，后逐步扩大设置于中小城市周边地区。首尔的绿带由农田和林地构成，设在围绕城市密集区15公里半径处，总计1567平方公里，占首都地区的29％。首尔绿带政策控制了城市向周围农村地区的蔓延，并且保护了城区周围的自然和半自然环境。这项政策的成功是由于政府对指定地区土地使用强有力的法律控制，对该地区的限制严格到可称为“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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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1982年和1983年，《首尔都市圈整治规划法》和《首尔都市圈整治规划法实施令》相继制定实施。根据这些法律要求，韩国政府制定了“首都圈整治规划”。该规划将都市圈分为5个分区，对各地区实施不同的发展战略[18]。各地区申请项目由首都地区管理委员会审查决定。规划的主要目的是根据不同地区的基础条件，制定和限制各自行为，通过开发鼓励发展地区，吸纳从限制和控制发展地区分散出来的人口和工业。1993年，首都圈整治规划进行了修改，将5个区合并为3个，即拥挤限制区、增长管理区和自然保护区。这个划分类似于我国的主体功能区。不同的区域对应着不同的开发管制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拥挤限制区内，原则上禁止新建诱发人口集中的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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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经济政策。为了加速工业的外迁过程以及控制学生和其他人口的内迁，韩国政府还采用了税收、收费等不同经济手段。如对迁出首都的公司和企业实行减免税，而对都市区企业的建立和扩张征以3～5倍的重税；对首尔与其他地区学校采取不同的收费方案，以限制中、高等院校学生向首尔转移；引入大城市新居民人头税；对拥塞抑制区内的人口诱发设施如写字楼、商业用建筑、公共楼房、复合用途型建筑的新建、扩建或变更用途时，征收拥塞费；对一定规模以上的大型建筑物所征收的拥塞费为新增建筑费的10％，并按地区条件可下调至5％[17]。此外，对于首尔市特别设置了“过密负担费”，其征收对象是2.5万平方米以上的写字楼建筑物和1.5万平方米以上的商用建筑物以及2.5万平方米以上复合设施等大型建筑物。对城市更新开发所新建的建筑物，为了促进中心城区再开发减免其负担费的50％。负担费的用途有两种，50％进入到首尔市财政，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城市开发事业；剩下的50％进入到金库，用于地方发展。 copyright dedecms

三、启示与建议 dedecms.com

（一）人口管理是我国特大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 copyright dedecms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稳步推进，对城市管理的重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城市规划修编都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从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角度看，人口因素已经成为城市发展领域的核心议题。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014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明确指出，原有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已难以适应城镇化发展等新形势要求，为更好地实施人口和城市分类管理，对城市划分标准进行调整。与原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相比，新标准有四点重要调整，其中两点与特大城市人口管理有关：一是将统计口径界定为城区常住人口，我国特大城市长期以来以户籍人口为基准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将逐步调整；二是城市类型由4类变为5类，增设了超大城市，即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构成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织梦好，好织梦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抓住城市管理和服务这个重点，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与上世纪60～70年代的东京、80年代的首尔一样，城市规模扩张到一定阶段后，硬件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生存环境、生活质量为导向的人口管理和服务成为城市政府的关键工作，进而深刻地影响一个城市的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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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入认识并顺应人口流动规律 本文来自织梦

《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世界上大部分生产活动都集中在大城市、领先省份以及富裕国家，半数的生产活动位于1.5％的陆地区域。发达国家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表明，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迁移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部分。20世纪50～70年代，东京中心城区每年人口净流入量达25万人左右，此后经历了分散、再集中的过程，但东京都市圈的人口在持续增长，成为当前全球最大的都市地区。首尔的历程也相似。我国的人口数量10倍于日本、20倍于韩国，城乡差距如此之大，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依托较高的行政级别而拥有更好的公共服务资源。这些都决定了城镇化过程中不可回避“巨型城市”的现象。

截至2017年底，我国城镇化率为58.52％，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2.35％。在未来20～3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持续快速提升仍是大势所趋。除北上广深外，很有可能还将出现10个左右超大城市（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人）[18]。一味依靠行政手段驱赶所谓“低端人口”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相反，应当认真系统总结发达国家（尤其是人口密度较高的东亚发达国家）在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验，从中提取对中国超大城市治理有益的政策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大城市在集聚所谓高端精英的同时，也一定吸引“低端产业人口”。以北京为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政治中心，同时是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心，需求集聚，分工深化，势必提供别处难以比拟的收入机会。应该把集聚在京城自食其力、提供各种服务谋生的人口，看作是送进城门里来的“扶贫”，而不应当一推了之[19]。 dedecms.com

（三）注重发挥特大城市周边中小城市的作用

东京和首尔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都特别注重开发周边的新城，将其培育成为功能完善的中小城市，并通过轨道交通加以连接有效地减轻中心城区的压力。在我国的特大城市周边，也有为数众多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如何发挥其作用，是研究我国都市圈问题的重要课题。

东京都市圈周边的新城大多在半径30公里范围之内。原因在于这是充分发挥了城市聚集功能之后的合理交通半径的选择，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一方面，交通通勤时间不能过长；另一方面，交通费用不能过高。更重要的是，半径30公里意味着都市圈的面积在2700平方公里左右，按照最低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万人，也可容纳2700万人。据此，都市圈的人口密度将会大幅度下降，自然会形成沿城市轻轨放射性展开的卫星城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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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市域（郊）铁路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至2020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长江中游、成渝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超大、特大城市及具备条件的大城市，市域（郊）铁路骨干线路基本形成，构建核心区至周边主要区域的1小时通勤圈；其余城市群和城镇化地区具备条件的城市启动市域（郊）铁路规划建设工作。此举有助于扩大交通有效供给，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从而增强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活力。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四）强化对人口的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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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人口管理主要依靠户籍体系及一系列行政手段。随着人口流动与集聚成为主流趋势，僵化的人口管理方式呈现出许多弊端。2015年11月，《居住证暂行条例》正式发布并于次年1月1日正式施行，以居住地为依据的人口管理和服务体系成为未来城市管理的重中之重。然而，当前的居住证登载的内容仅包含10项，即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本人相片、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居住地住址、证件的签发机关和签发日期。这对于庞大的人口管理和服务需求来讲，实在是过于简单。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日本依托住民票建立起来的居民基本台账制度是人口精细化管理的典范。这套系统加上人口普查、住房登记、医疗保险、国民教育等领域的数据整合，能够对都市人口建立涵盖几百个乃至上千个指标的多维度、立体式、动态化的信息系统，从而及时、系统、精确掌握人口基本信息，为人口管理和服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做法无疑值得我国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学习。只有把人口管理和服务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使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供给规模与人口分布、环境交通相适应，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对人口集聚和吸纳能力的支撑，最终不断优化城市人口规模，改善生存环境，提升生活质量。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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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首尔-仁川同城化做法对沈抚同城化有借鉴意义[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7bf5bbf10101n46k.html copyright dedecms

[17]项鼎，汉城都市区的发展与规划管理[EB／OL].http：／／www.docin.com／p-914081476.html

[18]陆铭.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织梦好，好织梦

[19]周其仁.发挥都市的扶贫功能[EB／OL].http：／／www.nsd.pku.edu.cn／home／viewpoint／2017／1230／34499.html

(作者：张惠强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李璐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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