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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东变局发生至今已有4载，它把阿拉伯世界拖入了漫长的“严冬”。4年来，中东政治生态、地缘政治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其中库尔德人的异军突起格外引人注目。库尔德人认为当前中东大面积动荡和地缘政治板块大变动可能是其面临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由此迎来“库尔德之春”。尤其是2014年夏天以来，“伊斯兰国”的突兴以及伊拉克陷入瘫痪，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建国似乎在即。虽然未来库尔德人能否独立建国还存很大变数，但他们日益成为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伊朗人和犹太人在地区并驾齐驱的五大主导力量，这将是难以逆转的趋势。面对“库尔德之春”的到来以及库尔德人在中东开始扮演新的角色，中国对这一地区新兴力量采取何种态度与政策日益引人关注。

关键词 地缘政治 库尔德问题 “库尔德之春” 中国外交 织梦好，好织梦

爆发于4年前的中东变局，不仅带来地区大动荡，还使中东传统政治生态发生剧烈变化，催生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秩序。传统上中东四大主体民族（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1]正在上演新的沉浮记，而库尔德人作为地区新锐正在崛起。在地区大变局下库尔德人面临何种新历史机遇，能否抓住机遇实现独立建国的百年梦想，库尔德人的崛起对地区将造成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做出回答。而如何面对在新中东秩序中扮演新角色的库尔德人以及日益演化的库尔德问题，也是中国中东外交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新课题。 织梦好，好织梦

国际格局与地缘政治变动中的库尔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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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问题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迄今已有百年历史。库尔德人拥有3 000万人口，主要分布于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是全球没有建立属于自己民族国家的最大民族。百年来，库尔德人的生存环境与政治社会地位总体上呈现不断改善和提高的趋势，这既是库尔德人长期斗争的结果，也与国际格局和中东地缘政治的变动紧密相关。毫不夸张地说，外部环境的变动对库尔德问题的百年演化起着关键性作用。库尔德问题既是一个跨地区民族问题，也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其产生、发展与国际格局的演变和地缘政治剧烈变动紧密相连。而其未来如何解决，不仅取决于库尔德人自身能力的提高、库尔德人所在国的政策变化，也取决于地区乃至全球格局的调整。

从全球秩序和国际格局演变看，近代以来呈现给世人的是由东方向西方的演进过程。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西欧的崛起，剧烈改变了已延续上千年的以东方为中心的传统全球政治秩序和力量格局，大国的兴衰出现了历史性变化。到19世纪末，全球传统大国如奥斯曼帝国、波斯和中国日益走下坡路。20世纪全球格局的3次大调整（“一战”、“二战”和冷战结束）全面确立了西方的主导地位，彻底改变了世界秩序，同时也带来了3次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催生了100多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当前，世界正处于新的格局转换期，美国的超级霸主地位以及西方的长期主导地位正面临强大挑战，世界权力格局正发生由西向东的逆转。而当前中东呈现的大动荡、大调整、大变局，也是这一国际大环境深刻变迁的结果。

库尔德问题正是与国际和地区格局的演进相伴而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直接导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这是20世纪第一场重大国际格局变动，并释放出第一次全球民族主义浪潮。库尔德民族主义是伴随着奥斯曼帝国衰落以及西欧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而诞生的。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灭亡，其属地被英、法、意等国瓜分，与此同时，阿拉伯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和库尔德民族主义等随之兴起，一大批新兴国家诞生，如也门（1918年）、叙利亚（1920年）、外约旦（1921年）、伊拉克（1921年）、埃及（1922年）、土耳其（1923年）、沙特（1927年）等。一战结束以及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为库尔德人独立建国带来了最佳历史机遇，但这一梦想却被自身准备不足以及西方殖民者所打碎。战后，西方殖民者不仅将奥斯曼帝国属下的库尔德斯坦一分为三（土耳其库尔德斯坦、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库尔德斯坦和英国委任统治下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还背弃了在《色佛尔条约》中做出的许可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承诺，放弃支持库尔德独立。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脆弱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了新的国际格局——雅尔塔格局，全球进入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阴影之中。二战彻底摧毁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战后释放出第二次全球民族主义浪潮，广大亚非拉地区纷纷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诞生了一批新民族国家。伊拉克、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和伊朗等中东国家大多在二战后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内容来自dedecms

二战及随后建立的冷战格局在多方面对库尔德问题产生影响：一是极大地推动了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以及转型。战后的新型库尔德民族主义政治组织纷纷建立（如1946年8月库尔德民主党的成立）。1946年，在苏联的支持下，位于伊朗境内的“马哈巴德库尔德共和国”宣布成立，这是现代史上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建立的第一个新型民族国家。共和国虽然短命，但其影响深远，极大地推动了各地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发展。二是战后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为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政治空间，如1946年土耳其启动民主化进程、1953年伊朗摩萨台民族民主革命以及1958年伊拉克推翻费萨尔王朝的“七月革命”。但是，与之相伴的大民族主义泛滥，尤其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对库尔德运动产生很大负面影响。革命胜利后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都积极推行泛阿拉伯主义，强调国家和民族的阿拉伯属性，不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属性，并多方采取民族同化政策，即阿拉伯化政策。加之，这一地区国家政局不稳、政变频繁以及当政者对库尔德人的严厉镇压措施，这一政策导致库尔德民族运动日益走向暴力化道路。三是冷战期间反帝、反霸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进一步扩大，使库尔德民族主义打上了深深的亲苏和左翼的烙印。不管是奉行民族主义的库尔德民主党，还是库尔德共产党、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基本都奉行亲苏政策，将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斗争手段上也多采取武装斗争形式，强调反帝、反封建，推行土地改革和发动工农大众等斗争路线。四是冷战格局下库尔德问题成为大国争霸的利用工具。美、苏为维护自身利益和战略目标，在中东争夺中大打库尔德牌，不惜牺牲库尔德人利益。例如，为拉拢土耳其和伊朗巴列维政权反苏、确保反苏前沿阵地的存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两个政权在库尔德问题上采取的高压政策视而不见。对亲苏的伊拉克政权，美国则支持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的反政府活动。不过，一旦利益需要时，它们又随时抛弃库尔德人。如1975年美国出于拉拢伊拉克的需要，突然放弃了对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的支持，导致伊拉克库尔德人损失惨重，其领导人穆斯塔法·巴尔扎尼被迫流亡并客死美国。苏联在二战结束初期一度支持库尔德人成立“马哈巴德共和国”，但很快就与美国以及伊朗政府达成协议，牺牲库尔德人利益，导致“马哈巴德共和国”垮台。伊拉克库尔德人后来日益转向美国，也是由于对苏联日益失望。

1989年，苏联和东欧剧变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冷战由此结束。两大阵营对抗时代终结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第三次全球民族主义高潮的出现。美、苏原先争夺的第三世界，，因冷战结束突然陷入权力真空之中，地区格局失衡，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泛滥，引发冲突与战争。与前两次主要以反殖、反帝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为主要特征不同，这一次更多是以民族分离主义和国家分裂为主要特征，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联邦国家解体，出现了新的民族国家。进入21世纪，尤其是“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为新的战略重点。在中东，美国以反恐和民主改造为两件利器，不顾全球反对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加大对中东的民主改造力度。

冷战结束对库尔德问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深刻影响地区格局的两场伊拉克战争，同样对库尔德问题的走向与库尔德人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冷战刚结束，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突然发动侵略科威特战争，而美国借机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和中东新秩序，发动海湾战争，并在伊拉克北部建立安全区，库尔德人在西方保护下乘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建立了独立王国。而2003年伊拉克战争进一步改变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命运，伊拉克联邦制的建立、教派分权制度的确立、库尔德人就任伊拉克总统，库尔德人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第二，冷战结束后，民主和人权问题开始在全球政治议程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分量。库尔德人的人权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也推动库尔德运动日益转向以要求民主和人权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阶段。第三，伊拉克库尔德人取得成功极大地刺激了周边邻国的库尔德人，鼓舞他们开展争取自身民族权利的斗争。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也为其他国家库尔德人开展斗争提供了基地。库尔德工人党、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自由生命党等诸多组织纷纷将伊拉克北部作为活动大本营。第四，冷战结束后，欧盟积极东扩，接纳土耳其为候选国（1999年）并启动了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2005年），而土耳其也加大了以早日加入欧盟为目标的改革力度，国内民主化进程加快，扩大了库尔德人政治参与，放松了对库尔德语言和文化的限制，同时还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建立关系，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开展合作。第五，库尔德人争取支持和开展民族斗争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各国库尔德组织纷纷由亲苏转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寻求支持，在意识形态上也实现了由左向右转。 本文来自织梦

从上述可以看出，每一次全球格局与地缘政治秩序的变化给库尔德人都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第一次全球格局大变动促使中东政治地理版图重新洗牌，昔日的奥斯曼帝国和伊朗由两个帝国分裂为十多个国家，昔日由西欧殖民者以及奥斯曼土耳其、伊朗三家主导中东演变为西欧一家主导。库尔德斯坦由一分为二（分属奥斯曼帝国和伊朗）变为一分为四（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传统的库尔德人与奥斯曼土耳其、波斯的矛盾演化为库尔德人与英法等新殖民者、新生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波斯统治者的矛盾，而其中它与新殖民者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第二次全球格局大变动给中东带来的是旧殖民体系在中东彻底瓦解，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地区潮流，其中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不断发展并统领阿拉伯国家，美、苏在中东争霸并将中东国家纳入两大阵营对抗之中。这一时期，库尔德人既处于大民族主义的压迫之中，也处于美、苏对抗的两大阵营的撕裂之下。这一状况一方面使库尔德人遭遇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被同化的压力，另一方面激烈的对抗以及严重依赖外部大国也使库尔德人付出惨重代价，库尔德人与所在国主体民族关系严重恶化，并沦为大国玩弄的工具。冷战结束后，苏联退出中东，美国一家主导中东并野心勃勃推动建立中东新秩序。萨达姆企图利用冷战刚结束出现的权力真空建立海湾乃至中东霸权，入侵科威特，但遭美国的阻遏。东遏两伊，西促和谈，成为冷战后相当长时间里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内容。地区国家由过去分属两个阵营变为基本上一边倒地亲西方，并开始启动政治、经济改革。在此背景下，库尔德人命运出现转机，尤其在伊拉克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伊拉克库尔德人利用两次伊拉克战争，借助外力建立了事实上的国中之国。而伊拉克的剧变不仅刺激了周边国家库尔德人，也迫使地区相关国家调整库尔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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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新秩序下的“库尔德之春” copyright dedecms

始自2010年底中东变局的爆发，既有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固有因素，也与外部世界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全球力量格局的演变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无关系。中东变局以及奥巴马政府从中东实行战略收缩直接促成了中东的大动荡、大变局，推动了中东秩序再次发生重大演化。这种秩序变化主要体现在五大方面：美国主导地位之变、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之变、地理政治版图和阿拉伯体系之变、传统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之变、地区安全秩序之变。[2]“中东变局的爆发是中东旧秩序崩溃，并进入新秩序构建历史阶段的开端”。[3]而在这场中东大变局中，一度被看好、被西方国家称为的“阿拉伯之春”正悄然失色，并日益转化为“库尔德之春”。 织梦好，好织梦

中东变局的爆发虽被西方学者称为“阿拉伯觉醒”，但实际上刺激了“库尔德人的觉醒”，推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等国库尔德人发起规模不一的要求扩大民族权利、实行民主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在此情势下，一些国家也被迫调整库尔德政策，以缓解压力，客观上使库尔德人生存状况获得好转。更为重要的是，中东变局致使地区陷入大动荡，引发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剧变，传统政治地理边界被打破，库尔德人所在国又大多深陷这一动荡的漩涡，这也为库尔德人扩充实力和加快独立步伐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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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别看，四国几乎都不同程度发生了“库尔德之春”。在土耳其，受阿拉伯人抗议以及领导人埃尔多安公开支持阿拉伯人民主抗议活动的影响，2011年春爆发大规模库尔德抗议运动，库尔德人的“和平民主党”（BDP）发起“非暴力抵抗运动”，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呼吁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仿效阿拉伯人，占领广场，搭建“民主解决帐篷”，发动抗议。大规模抗议活动导致2人死亡，308人受伤，2 506人被捕。土耳其媒体称之为受到“阿拉伯之春”影响的“土耳其之夏”。库尔德工人党自2010年5月重新恢复武装斗争，尤其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与土耳其政府军冲突不断加剧，仅2012年冲突就造成541人死亡。在此背景下，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决心“以民主方式”推动库尔德问题的解决，加快国内和解进程，以打造“新土耳其”。2011年11月，埃尔多安总理对20世纪30年代政府军屠杀上万库尔德人表示道歉，这是土耳其历史上首位政府总理对这一事件道歉。2012年，埃尔多安宣布允许公立学校教授库尔德语，这是土耳其历史上首次允许在公立学校进行库尔德语教学。同年10月，土耳其政府秘密重启了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和平谈判。12月28日，埃尔多安在电视采访时表示政府情报机构（MIT）与关在狱中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奥贾兰举行了会谈，寻求谈判解决冲突。2013年3月21日，双方宣布达成停火协议。库尔德工人党武装表示愿意放下武器并撤离土耳其，前往伊拉克北部。2013年4月，土耳其政府组建了一个由全国七大地区各方面有名望人士构成的“智者委员会”（the Wise People Committee），专门研究如何解决库尔德问题。2014年6月，土耳其第一个带有“库尔德斯坦”名字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成立，并得到官方批准。2013年9月，埃尔多安政府重启“解决进程”，实施一系列国家民主化改革方案，允许在竞选中使用库尔德语，降低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 dedecms.com

在伊拉克，由于中东变局和2011年底美军撤离的双重效应，伊拉克宗派政治斗争加剧，库尔德人与中央政府矛盾加深，库尔德人开始绕过政府石油管道自行对外出口石油，中央政府停止向库尔德地区政府拨款。尤其是2014年6月“伊斯兰国”攻城略地、中央政府近乎瘫痪后，库尔德人离心倾向进一步加强，乘乱占领了基尔库克以及两处油田，并再次发出了寻求独立的呼声。2014年7月1日，库尔德地区政府（KRG）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公开表示，“伊拉克已不可能回到过去，决定我们命运的时机已经到来，我们不能坐等由别人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声称将在库尔德人自治区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投。与此同时，为了利用库尔德武装阻击“伊斯兰国”，美国、法国、德国、捷克、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纷纷首次直接向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装备援助，壮大了库尔德武装实力。因此，在“伊斯兰国”崛起、中央政府失控的大乱局下，伊拉克库尔德人乘机独立建国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值得一提的是，伊拉克库尔德人还竭力为叙利亚库尔德人加强团结、争取自治提供了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大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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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利亚，少数民族身份从未得到承认的库尔德人（约占叙利亚总人口的10％）正取得前所未有的事实自治地位。最初，库尔德人并未加入反政府抗议活动之中。但2011年10月，著名库尔德政治领袖马沙尔塔莫被政府暗杀后，库尔德人开始参与抗议活动。在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以及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由11个库尔德政党组成的“库尔德全国委员会”（KNC）于2011年10月成立。[4]随着叙利亚危机不断恶化升级，针对库尔德人不断高涨的民族情绪和抗议活动，叙利亚政府也着手采取措施，安抚库尔德人，避免库尔德人加入反政府阵营，以缓解压力。2011年3月31日，巴沙尔总统下令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解决1962年贾兹拉人口普查引发的问题。同年4月7日，巴沙尔总统颁布法令，决定赋予登记在册的“外国人”以叙利亚国籍，彻底解决了30万无国籍库尔德难民身份问题。2011年4月，叙利亚政府宣布从2012年开始将库尔德新年作为公共节日。5月31日，巴沙尔总统颁布大赦令，释放所有政治犯，其中包括很多库尔德政治家。6月8日，巴沙尔总统邀请12个库尔德党派代表进行座谈。此外，随着叙利亚内战的爆发，政府军还主动从库尔德地区撤出，以换取库尔德人在内战中保持中立。库尔德人乘机取得了对库尔德地区的实际控制权。2012年6月，库尔德全国委员会与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5]达成合作协议，组建“库尔德最高委员会”，统一协调和领导叙利亚库尔德地区事务。7月，库尔德最高委员会组建了武装组织“人民护卫队”（YPG），该武装随即控制了科巴尼、阿夫林等库尔德城镇。目前该组织规模已达6万余人。2013年7月，叙利亚库尔德人宣布成立自治政府，统辖卡米什利、阿夫林和科巴尼3个地区。新政府设立了包括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在内的61人委员会，以及13人组成的执委会。上述3个地区均成立了地区议会。2014年年底以来，“伊斯兰国”猛攻科巴尼，曾使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一度陷入绝境，但最后由于美国以及伊拉克库尔德武装出手救援，科巴尼才得以幸免陷落。在当前局势下，叙利亚库尔德人的主要目标是寻求自治，而不是独立。2013年6月，库尔德最高委员会代表艾哈迈德·苏莱曼表示，库尔德人无意寻求独立，因为叙利亚库尔德人是叙利亚社会和国家的一部分。 内容来自dedecms

中东大乱局和地区秩序大重组，为库尔德人走向独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的中东国家政治地理边界大多是一战后建立的，而今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中东地区陷入全局性大动荡之中，教俗、民族、教派等三大矛盾日益突出，许多国家原有政治版图遭遇强大冲击，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国均面临国家分裂威胁。而库尔德人则成为此轮地区格局大调整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德国前外长费舍尔指出，库尔德人正成为新中东秩序的赢家。一个新的中东正在诞生，它在两个重要方面区别于旧中东：一是库尔德人和伊朗的作用日益增强，二是中东地区逊尼派力量影响相对下降。中东大变局极大改善了库尔德人的生存环境，扩大了其活动空间。可以说，库尔德人正面临提升本民族地位、改变历史命运的新战略机遇期，百年独立建国的梦想日益接近实现。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主席理查德德·哈斯指出，美国应加大对库尔德人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尤其是后者），而无须担心此举将加剧伊拉克的分裂，因为“马已经离开谷仓。库尔德人的独立已成现实，各方需要接受这一点。” copyright dedecms

不过，虽然库尔德人的春天已经到来，但并不意味着库尔德人独立建国在即。短期内一个统一的“库尔德斯坦国”仍不太可能出现。即使最有可能率先独立建国的伊拉克库尔德人也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独立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伊斯兰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伊斯兰国”的出现对库尔德人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场考验。作为美国所仰仗的主要地面作战力量，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向库尔德人提供军事援助，库尔德人抓住机会借力整合提升了自身武装力量，向国际社会证明了自己是维护地区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强化了它与西方国家的伙伴关系，“为库尔德人赢得了国际合法性”。但是，库尔德人固有的弱点和缺陷也暴露无遗。2014年7～8月，“伊斯兰国”不断发动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进攻，并占领摩苏尔等地，一度逼近库尔德自治政府首府埃尔比勒，库尔德武装节节败退。辛贾尔山被围困，大量亚兹迪人（被视为库尔德人一支）遭屠杀。进入9月以来，“伊斯兰国”又开始猛攻叙、土边境的库尔德城镇科巴尼，造成库尔德人大量伤亡和集体逃难。虽然最终得到了西方的救援，但科巴尼至今仍未完全脱困。从辛贾尔山到科巴尼，既凸显库尔德人实力明显不足，军力仍很孱弱，建国准备远不充分，也彰显出库尔德人对外部的严重依赖以及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大国对库尔德人见死不救、仍将库尔德人作为利用工具而无意真正支持库尔德人独立的真实心态。美国首要关切的是伊拉克不瘫痪、不分裂，它既借助库尔德人打击“伊斯兰国”，又担心其闹分裂，故对其恩威并施，千方百计调和、撮合库尔德人与中央政府再度达成和解协议。对此，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库尔德人仍在等待出现“战略性的盟友，真诚的朋友”。但是，作为中东变局以及地区大动荡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库尔德人崛起并在“新中东”拥有更大发言权将是难以逆转的地区发展大趋势，成为21世纪中东最重大的政治生态变化之一。由此，也将重新塑造地区相关国家以及地缘政治秩序，改变地区主要政治力量对比，库尔德人将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伊朗人和犹太人一起跻身地区主要政治力量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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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于库尔德问题的态度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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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形势与战略环境的快速而剧烈的变化，无疑是近年来全球政治发展的众多“战略意外”之一。它给该地区国家以及包括中国、美国等区域外大国的中东政策带来了诸多挑战，而库尔德人在中东的新角色以及库尔德问题日益发酵升温就是其中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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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库尔德人之间相互并不陌生，但关系并不密切。中国与库尔德人的接触与交往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至1990年），系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和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第二个阶段（从1991年至今），即后冷战时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中东外交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支持反殖民和反封建的世界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60年代后期及其后，则转变为支持反帝反霸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因此，总体上包括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库尔德民族主义在内的中东地区民族民主运动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政治支持。 织梦好，好织梦

冷战时期，中国在库尔德问题上的政策有几个特点：第一，缺乏单独的库尔德政策，对库尔德人的关注被纳入到中国对外政策总体框架以及地区外交政策之中，重视程度不够。其次，政策不明晰，前后不一致。不仅对各国库尔德人态度不同，在不同时期对一国的库尔德人态度也有差异。第三，意识形态色彩较浓。中国将库尔德人纳入中东“被压迫民族”之列，认为库尔德民族遭受的压迫主要来自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优先于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优先于民族主义运动，优先支持当地共产党和工人党，并提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库尔德民族的指导作用。这一时期，中方与伊拉克共产党、库尔德民主党、库尔德爱国联盟等库尔德左翼组织以及民族主义组织进行了接触，并帮助其培训干部。而当时很多库尔德组织也都主动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毛泽东思想，有的甚至自称“毛派”，在实践上武装割据，走上了通过游击战，发动群众，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70年代，土耳其的“毛派”组织有库尔德工人党、“铁匠”、土耳其革命工农党（TIIKP）、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党（MKP）[6]，伊朗有“库尔德斯坦劳动者革命组织”（Komala）。同时，中国政府在国际范围内给予包括中东在内的民族民主运动以政治和舆论上的支持。第四，对库尔德人态度受冷战格局以及中国与美国、苏联、库尔德人所在国等关系的影响和左右。1960年6月的《人民日报》文章大加赞扬伊朗库尔德人的斗争，称伊朗在1945～1946年建立了包括库尔德地区的两个地方自治政府，这两个地区的“民主运动的胜利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并大大削弱了伊朗中央政府”[7]。当时，中苏关系还未完全决裂，且都视伊朗巴列维政权为反动政权，持批评态度。但1979年5月《人民日报》又指责苏联煽动伊朗库尔德人搞“动乱”，批评苏联将库尔德叛乱者视为“起义者”，在库尔德人中宣传“分离主义”[8]。这一变化与当时中苏关系状况有密切联系。 织梦好，好织梦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库尔德人的接触进一步增多，对库尔德问题的关注逐步增大，重视程度增加。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随着中国日益崛起，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利益不断扩展，客观形势发展推动中国必须更加关注中东地区的每一个重大变化，尤其是重大地区安全问题。第二，两次伊拉克战争深刻改变了伊拉克，伊拉克国家权力架构和运行机制发生深刻变化，库尔德人地位历史性提高。1991年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库尔德人在西方所设的“禁飞区”里建立了自治政府，成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库尔德地区不仅获得了联邦自治主体地位，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分量进一步提高，成为左右伊拉克政坛的三大力量之一[9]。世界各国纷纷加强与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关系，并建立准外交关系，在库尔德自治地区设立领事馆。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底，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在全球设立了13个代表处[10]。第三，中国对中东的能源依赖日益加深，而伊拉克以及库尔德斯坦地区的能源地位显得日益重要。1993年，中国首次成为净石油进口国，随后石油进口呈快速增长态势，作为世界油库的中东成为中国石油进口的最主要供应地，目前中国约一半的石油进口量来自中东。而伊拉克已探明原油储量居全球第三，且主要集中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战后伊拉克百废待兴，石油业更是商机无限。中国与伊拉克以及库尔德地区政府之间在商业、能源和投资等方面合作兴趣浓厚，潜力巨大。

总体而言，与美、欧、俄相比，中国在库尔德问题上属于后来者。虽然中国与库尔德人的交往历史悠久，但中国涉足库尔德问题时间不长，介入程度不深。库尔德问题在中国而缺少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库尔德问题虽在中东存在很久，对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了一定威胁，但并未对全地区的安全稳定造成重大威胁，对中国而言仍相对遥远。第二，对中国而言，库尔德问题虽是跨国界民族问题，但主要是该地区所在国的一国内部问题，属于内政。不干涉内政一直是中国外交的核心原则之一。第三，库尔德问题作为涉及多国的跨界民族问题非常敏感，一旦处理不好，可能损害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必须保持谨慎。不过，在当前中东秩序面临重组和库尔德人在地区日益开始扮演新角色，中国外交进入更加自信、更加有所作为的“新常态”的新时代背景下，新环境和新现实日益需要中国直面库尔德问题。[11]其一，在中东格局与地缘政治秩序面临历史性大调整之际，库尔德问题已日益上升为重大地区安全问题，关乎地区安全与稳定，关乎地区新秩序安排。其二，库尔德问题事关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准则，尤其是“民族自决权”和“国际保护责任”两大敏感问题。库尔德问题并非孤立案例，不仅在中东，在全球范围内也有一定代表性。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发展中大国，中国难以回避该问题，必须直面应对。其三，在中国外交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中国对中东外交更加积极和奋发有为，将以更大力度全面参与中东事务，参与中东安全治理和重塑中东秩序。巴勒斯坦问题、库尔德问题、地区性教派冲突、领土边界冲突、海洋通道安全、核不扩散等地区重点和热点问题，无疑是中国中东外交的主要着力点。其四，近年来，中国在库尔德斯坦地区尤其是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利益不断增加，涉及政治、能源、经贸、投资和安全等诸多方面，日益需要中国参与相关事务，扩大与库尔德人的交往，以维护利益。比如，“伊斯兰国”的兴起对中国在该地区的人员安全和商业利益构成了直接威胁。例如，2014年8月，3名中国工程师在土耳其库尔德地区遭库尔德工人党绑架。此外，据报道，少数东突恐怖分子前往该地区参加“圣战”，[12]这不仅危及该地区安全，也危害到中国国家安全与西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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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问题事关地区安全与稳定，事关国际法准则和国际道义，涉及中国利益与国家安全，中国难以回避。但是，如何处理与库尔德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库尔德问题，却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挑战。笔者认为，在处理库尔德问题上，中方的政策应把握好几个方面。第一，把握原则。中方应明确宣示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所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其一，主张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强调维护库尔德人正当的民族权利；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反对分裂主义。其二，通过和平手段，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纷争，反对恐怖主义。其三，反对外来力量干涉内政，主张本国事务由本国人民来决定。在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上，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主张维护伊拉克主权和领土完整，积极支持并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扩大双边经贸合作。1991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拉克库尔德问题通过决议，决定设禁飞区，中国投弃权票。中国代表解释时表示，中国对土耳其和伊拉克面临的难民问题表示同情，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涉及一个国家的内政，安理会不应审议任何一国内政问题并就此采取行动。[13]第二，既要积极应对，又须谨慎低调，要把握尺度，注意平衡，保持一定的政策模糊性。鉴于库尔德问题具有高度敏感性、复杂性、国际化等特点，事涉多国多方，可采取一国一策、一事一议的工作模式，不刻意追求制定统一的库尔德政策，要区别对待，但又要注意保持平衡。同时，又要保持谨慎低调，静观其变。第三，在发展与库尔德人所在国中央政府关系的同时，中方也要多方面加强与各地库尔德人的直接接触与交往。其一，以经贸、投资为重点深化合作。其二，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其三，官民并举。鉴于官方渠道有一定风险，中方可主要通过政党、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开展交流。其四，全面交流。中方既要加强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合作，也要开展与土耳其、叙利亚等国库尔德人的接触。其五，适时提供援助。如2014年底，中国政府向伊拉克库尔德人提供了3 000万美元援助。第四，发挥大国作用，秉持公正立场，发挥调解作用，以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积极帮助解决库尔德问题。最后，国内学界和智库对库尔德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应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 copyright dedecms

[1]中东主要有五大民族：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犹太人和库尔德人。国内学界一般倾向于将前四大民族作为中东主体民族，而未将库尔德人纳入其中，这既与库尔德人在地区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发挥的作用有关，但核心原因则是库尔德人未能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库尔德人的人口数量（约3 000万）虽然少于阿拉伯人（约4亿）、土耳其人（约5 000万）、波斯人（约4 000万），但远超过犹太人（全球约1 400万，其中以色列约600万），且冷战结束后库尔德人的地区影响力不断提升，故笔者倾向于将库尔德人视为五大中东主体民族之一。

[2]唐志超：《中东新秩序的构建与中国作用》，载《西亚非洲》2014年第5期，第64～69页。 dedecms.com

[3]同上文，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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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到2012年5月，该组织成员已达15个。

[5] 2003年成立。该组织被视为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分支，是叙利亚实力最强的库尔德政党。人民护卫团主要归该组织领导。该党也是叙利亚反对派联盟“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创始成员之一，亲巴沙尔政府。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6]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成立的土耳其共产党——马列派（TKP—ML），该组织建立了土耳其工农解放军（TIKKO）。2003年，该组织更名为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党（MKP），其武装更名为人民解放军（HKO）。

[7] 《庆祝伊朗共产党建立四十周年》，载《人民日报》1960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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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苏联在库尔德人中制造动乱》，载《人民日报》1979年5月7 日。 本文来自织梦

[9]伊拉克战争前，阿拉伯逊尼派一家独大，并长期压制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什叶派。战后，确立了教派分权原则，阿拉伯逊尼派、阿拉伯什叶派与库尔德人三分天下。依照分权协议，总统职位归库尔德人（设2名副总统，什叶派、逊尼派各1名），总理职位归什叶派（外交部长归库尔德人，国防部长归逊尼派，内政部长归什叶派），议长职位归逊尼派（设2名副议长，第一副议长属什叶派，第二副议长为库尔德人）。

[10]这13个代表处分别设在美国、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波兰、西班牙、瑞典、瑞士、欧盟、俄罗斯、澳大利亚、伊朗等国和组织。在库尔德地区设立领事馆和代表处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罗马尼亚、荷兰、波兰、西班牙、奥地利、斯洛伐克、俄罗斯、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巴勒斯坦、埃及、约旦、阿联酋、丹麦、匈牙利、巴西、韩国、日本。希腊、奥地利设商务代表处。捷克设联络处。

[11]唐志超：《中国须直面库尔德问题》，载《环球时报》2014年9月2日。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2] 《中国称，可能有中国公民在伊拉克作战》，[英国]路透社2014年7月28日。

[13] 《就安理会通过有关伊境内库尔德问题决议我代表阐述中国立场》，载《人民日报》1991年4月7日。 内容来自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