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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土耳其的政治发展道路内涵丰富，从政权模式、政治文化和政党政治三个维度可以探究土耳其的政治制度变迁趋势、政治发展道路的路径选择。《宪法》的更新和修订体现出土耳其从君主立宪制到议会共和制再到总统制的转变，说明其宪政秩序趋于巩固；从奉行世俗主义到调和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过渡，表明其主导意识形态趋于多元化；从一党制到多党制再到一党独大的变迁，彰显该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土耳其探索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表明：理解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需要将其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考察；建立现代政治制度，需要消除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发展中国家需遵循社会稳定优先和稳步渐进的原则，推进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有多种实现路径，需要植根于本土国情和顺应现实需要。当下，土耳其仍然面临政治治理的困境和现代化发展的难题，需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不断探索适应自身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关键词 政治发展 道路自信 土耳其 政治体制 政治文化 政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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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艳枝，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

始自2010年底的中东政治动荡，造成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中东诸多国家的制度性危机，引发人们对中东诸国政治发展道路的路径选择及其挑战的深度思考。政治发展道路指的是达成政治发展目标的途径，即通过选择某种类型的政治体制以实现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的过程。政治发展道路关乎国家发展方向、关系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其内涵丰富，而政权模式、政治文化和政党政治作为政治体制的载体无疑是其核心内容。事实上，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对国际政治秩序的塑造和对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干预使得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深受西方影响，西方政治发展理论[i]也成为审视和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理论参照。纵观从晚期奥斯曼帝国改革迄今的200余年发展史，土耳其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借鉴西方现代军事与科学技术，到制度层面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和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世俗化趋向，再到探索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的政治发展道路新模式的转变，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探讨政治发展道路的典型个案，这引起国内外学者对土耳其模式和现代化路径的深入思考。[ii] copyright dedecms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却通过不断探索与自我完善，最终形成一条符合中国独特文化传统、独特历史命运、独特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中国“独创的”，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打破了过去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道路上对西方的“路径依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做法丰富了国际政治发展模式，彰显世界各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多样式。 织梦好，好织梦

基于此，本文尝试在批判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从政权模式、政治文化和政党政治3个维度探析土耳其的政治制度变迁趋势、政治发展道路的路径选择和土耳其模式面临的挑战与出路等问题。在结语部分，本文拟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道路自信”，进一步揭示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成败得失和政治发展道路的曲折反复，以期对正处于政治发展道路选择迷思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历史启示。

政权模式：从议会制到总统制

奥斯曼帝国向土耳其共和国的过渡伴随着政治制度的转变。“政治制度主要指政体，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和管理形式以及有关国家政治活动的制度。”[iii]从晚期奥斯曼帝国开始，土耳其人通过制定和颁布《宪法》界定公民权利，确定国家政权组织管理形式，以及规定国家政治活动范围。《宪法》更新对民主化进程和政治发展道路影响深远，土耳其历史上的4部宪法——1876年《宪法》、1924年《宪法》、1961年《宪法》、1982年《宪法》和数目众多的《宪法》修正案，反映了土耳其从君主立宪制到议会共和制再到总统制的变迁，也促使土耳其从集权到分权、到再集权化的转变。

第一，宪法制定和颁布是制度转型的基础，促进了土耳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引起开明人士的救亡图存运动，但器物层面的西方式现代化改革并不能真正挽救帝国衰亡，以青年奥斯曼党、青年土耳其党为代表的帝国精英通过在制度层面植入宪政体系逐步实现从传统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1876年《宪法》的颁布和立宪君主制政体的建立是制度层面转型的重要表现。青年奥斯曼党制定并颁布的1876年《宪法》以比利时宪法和普鲁士宪法为蓝本，规定成立由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的两院制议会，上议院议员由苏丹任命，终身任职；下议院议员选举产生，任期4年；全体议员宣誓效忠苏丹。内阁对苏丹负责，内阁成员由苏丹任免；苏丹拥有解散议会、任免内阁大臣、批准议会制定的法律、统率军队、对外宣战与缔结和约等权力。这“至少在理论上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从独裁君主制转变为立宪君主制，苏丹不再享有绝对权力，民众分享政府的权力得到确认，尽管这样的权力可能受到种种限制”。1876年《宪法》还包含自由、平等、选举、司法独立和权力制约等现代政治要素，有助于塑造奥斯曼帝国臣民的现代意识。青年奥斯曼党推动奥斯曼帝国的议会选举，建立立宪君主制，但苏丹哈米德二世旨在借助宪政运动来巩固自身权力，所以一旦达到目的便宣布议会休会，1876年《宪法》下的宪政制度名存实亡。青年土耳其革命终结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系统修订1876年《宪法》，规定苏丹必须效忠沙里亚法、宪法和国家，取消苏丹任免内阁大臣的权力，限制其签订条约的权力，取消其驱逐对国家安全有危险的人的特权。继续实施两院制，上议院1/3议员由苏丹指定，且终身任职，另2/3议员和下议院议员由选举产生，任期4年；内阁对议会而非对苏丹负责，议会行使充分的立法权而无须苏丹批准。修订后的1876年《宪法》旨在建立一个能够维护领土完整的立宪政府，青年土耳其党扶植新苏丹穆罕默德五世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建立议会、内阁和政府，引入现代官僚机构和民众参与的政治机制，西方意义的代议制政府初具规模。 dedecms.com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面临被肢解的危险，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主义者肩负反抗外来侵略和捍卫民族主权的双重使命，建国理念逐渐明晰。1921年，大国民议会通过具有临时宪法功能的《基本组织法》，确定土耳其的政权形式：大国民议会行使国家最高立法权和司法权，议员由国民选举产生，总统由议员选举产生，政府对议会负责，议长兼任政府总理，确立议会共和制的雏形。1924年4月20日，大国民议会在国家政治建构和世俗化改革的基础上颁布《宪法》，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延续《基本组织法》的议员和总统选举方式，议员不得兼任政府和军队职务，总统任命总理和统帅军队，批准议会通过的法律；政府对议会负责且无权解散议会；司法独立；公民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政治权利和信仰自由等。1924年《宪法》确立了议会制的制度框架，但凯末尔凭借奇理斯玛权威、借助共和人民党控制政府和议会，逐步建立威权政治体制。虽然凯末尔政权的同质化民族政治建构带来一系列民族宗教问题，但是实现了土耳其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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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宪法》更新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体现了土耳其政权模式选择的曲折反复。《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确认新发展成果，才具有持久生命力。凯末尔去世后，威权政治体制逐渐弱化，《宪法》修订提上日程，1946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直接选举大国民议会议员，不再间接选举，多党民主制的推行为威权政治的终结埋下伏笔。1950年上台执政的民主党延续1924年《宪法》的政治框架。伊斯兰主义的复兴、民主党的独裁倾向和军人权利的被剥夺，导致土耳其1960年发生军事政变。军人依靠民族团结委员会出台新《宪法》，以重塑政治秩序。1961年《宪法》规定土耳其实行两院制——参议院和国民议会，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议会议长由议员选举产生，且不得参与政党活动。“总统由大国民议会在年满40岁和接受高等教育的议会成员中选举产生，且由2/3的议员经过秘密投票而获通过，任期7年，不得连选、连任。”总统任命总理，总理任命政府成员。1961年《宪法》反映了脱胎于凯末尔主义的精英阶层的权力角逐，他们通过引入西方两院制议会来实现制度上的妥协，结果权力更加分散，带来政治动荡。20世纪60至80年代，左、右翼政治势力的激烈斗争使得1961年《宪法》所捍卫的民主政治模式伴随着联合政府频繁更迭和暴力行动频仍而黯然失色，军方再次以捍卫秩序为名发动军事政变。“面对迅速动员起来的下层民众，当政者由于害怕革命暴力或在选举中被推翻，所以压制社会动员的扩展，由此掀起一波右翼军人的夺权浪潮，导致很多新兴国家刚刚发展起来的民主政治被打压下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和威权统治。”[iv]尽管土耳其并非建立寡头和威权政治，但政变后的新秩序也体现出对民主政治的监护。

1980年军事政变后的军人政权颁布了1982年《宪法》。1982年《宪法》坚持分权原则，立法权属于大国民议会，行政权及其职能由总统和政府按照宪法和法律行使，司法权由独立法院以民众名义行使，全体公民不论其语言、种族、肤色、性别、政治观点、哲学信仰、宗教、教派等，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v]1982年《宪法》重申总统由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任期7年，且不能连任；拥有任命政府总理及其成员，否决议会通过的法律和将议会提出的《宪法》修正案提交全民公投，任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和宪法法院法官、最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成员等权力。“没有一个法定权威部门作为申诉机构，包括宪法法院在内的所有决定和命令都是依据总统个人的判断力进行。”由此，基于总统权力膨胀的事实，一些学者认为土耳其建立起半总统制政体，[vi]但议会与总统、政府的关系决定1982年《宪法》框架下的政治体制仍然属于议会制范畴。1982年《宪法》是土耳其国家精英对1961～1980年间政治混乱的总结和反思，但对民众权利、言论自由和政党活动进行严格限制，未能实现保护公民权利与维护国家权力良性运行的统一，包含诸多与民主政治相悖的因素，需要不断修订以日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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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宪法》修订伴随着激烈的政治力量博弈，凸显了土耳其在民主巩固过程中政治转型的艰难与复杂性。《宪法》修订是《宪法》变动的主要形式。尽管1982年《宪法》旨在整饬政治秩序、终结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及联合政府更迭频繁的局面，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土耳其政坛再次面临联合政府更迭频繁、伊斯兰主义主宰政权和库尔德分裂运动升级的局面，于是不同社会力量积极推动修订《宪法》，以期消除上述政治危机。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上台以来，先后出台10余项《宪法》修正案，这包括废除埃尔多安参政禁令并为其当选总理铺平道路的2002年《宪法》修正案，降低议员年龄和允许私人经营国有林地的2003年《宪法》修正案，废除死刑和国家安全法院、强化性别平等、限制军人权利以符合入盟标准的2004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广播与电视最高委员会成员（RTUK）选举、任期及其职能权限的2005年《宪法》修正案，缩短议会选举周期和实施总统直选的2007年《宪法》修正案，废除头巾禁令的2008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司法机构改革、议员资格、政变领导人和军人犯罪、经济与社会权利以及保护个人权利自由等的2010年《宪法》修正案，改革立法机构、实施总统制的2017年《宪法》修正案等[vii]，其中对政治发展道路影响最大的是推行总统直选的2007年《宪法》修正案和实施总统制的2017年宪法修正案。2007年，由于总统选举遭到军方和反对党的抵制而难产，正发党提出实行全民直选总统的《宪法》修正案，将议会选举期限从5年缩短为4年，总统任期五年，可以连任两届。正发党的《宪法》修正案最终依靠全民公投获得通过。2017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由全民直选产生，支持率达到50％即可当选，且可以保留其政党身份；废除总理而代之以副总统；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有权决定国家安全政策，任命和辞退副总统、部长；任命和解聘高级公职人员，签署行政命令等，且不需要大国民议会批准。正发党政府将修宪后的政权形式视为多元主义的“土耳其式总统制”，但被一些学者视作一种缺乏制衡的“赢者通吃”的制度。尽管遭到反对党的抵制，该《宪法》修正案于2017年4月16日凭借全民公投获得通过。埃尔多安宣称：“我们在共和国历史上首次通过公民政治改变了政治制度形式。”土耳其实现从议会制到总统制度的转变。尽管埃尔多安通过推行总统制和压制反对派而使土耳其政治呈现威权主义倾向，但民主化进程中的持续动荡导致民众将秩序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恰如亨廷顿所言：“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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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制和总统制作为现代国家的两种政府体制并无本质区别，议会制伴随着近代政治的兴起自发产生，总统制作为美国开国元勋留下的历史遗产是人为设计的结果。总统制经常被提及的优点之一是其行政机构的稳定性，但也由此带来个人权力的高度集中，政治活动需要强有力的政权形式，但这以国家元首的权力膨胀为代价，多数总统制国家都无法摆脱这个悖论，埃尔多安推行总统制饱受诟病也源于此。民众对于议会制的质疑源于议会制带来的政治动荡，议会制政府经常表现出更迭频繁和反复无常，这在很大程度上遮掩其稳定性的优点。由于议会制的稳定性主要通过执政党和政党联盟为保持其执政权力所采取的方式而表现出来，通过执政联盟而代表广泛的民众利益，所以体现了制度的张力。而总统制作为一种“胜者通吃”的制度，当政者可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实现其强力领导意图，避免过去弱势的联合政府的状况。[ix]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3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负责制。他强调在三者排序中，强政府居于首位。也就是说，一国在进入现代化转型阶段，应先建立强势政府而不是民主制度，尚未建立有效统治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会遭受失败。[x]当然，在上述论断中，“强势政府”并不是“民主制度”的对立面，民主的反面是专制与独裁。但福山强调政府执政能力建设这一点值得关注。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以及实行总统制、建立正发党一党制强势政府的现实选择也证明了该论断。显然，土耳其的集权政治模式与该国政治发展与社会情势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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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世俗主义还是伊斯兰主义?

世俗主义是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中东诸多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是奥斯曼帝国教俗合一的历史遗产和官方与民间意识形态的二元并立导致其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博弈。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斗争、调和以及整合是贯穿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政治文化发展主线。 copyright dedecms

第一，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和凯末尔主义的立国之基决定了土耳其实行国家控制宗教的世俗主义模式。凯末尔在民族解放运动期间得到教界势力的积极支持，但凯末尔革命的终极目的是建立强大的、民族的、世俗的国家，所以在国家权力重组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将19世纪以来的现代化改革推向顶峰，并且凭借独特的个人魅力和战胜强大敌人的民族自豪感将世俗主义渗透到政治、法律、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凯末尔实现了从奥斯曼主义到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转变。伊斯兰教、民族国家及世俗主义构成了理解现代土耳其的三角结构。”[xi]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实质上是限制、剥夺传统的教界权威以建立威权政治权力基础的过程。凯末尔主义者认为伊斯兰教是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根本原因，所以要缩小土耳其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差距必须削弱伊斯兰教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真正的宗教表达可以通过运用大家都能理解的土耳其语而非阿拉伯语礼拜，将《古兰经》翻译成土耳其语。历史上新教徒反对罗马天主教就提供先例。通过宗教的净化，没有神秘主义，没有圣人，没有独立的宗教机构，而实现国家对宗教的严密控制。”“对凯末尔党人来说，他们要把国家从伊斯兰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宗教与国家政权分离，并把宗教的解释权控制在现代国家及其领导者手中，还要以服务于国家现代化的体制内‘公务员’取代传统的宗教人士，并剥夺和终结后者在政治、社会及文化事业中所具有的那种传统权威。”[xii]虽然土耳其通过世俗化改革使伊斯兰教局限于私人信仰领域而不影响公共事务，但实际上伊斯兰教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整合作用。 dedecms.com

土耳其世俗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国家体制的世俗化和官方意识形态的非宗教化，强调宗教信仰的个人化和非政治化，公共生活的非宗教化和国家对于宗教机构的绝对控制。[xiii]土耳其的世俗主义不同于西方国家基于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而是国家对宗教严格控制的世俗主义。内务部官员曾对此解释说：“宗教应该局限于意识和信仰领域，而不能与物质生活和世界事务相混淆。”政教分离的原则是排斥国家对宗教生活的干预，就此意义而言土耳其是一个半世俗的国家，它所倡导的世俗主义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凯末尔曾经指出：“世俗主义从来不是无神论，而是打开错误的信仰和迷信的大门，允许发展真正宗教，那些将世俗主义与无神论混淆的人是反对进步的敌人和东部的部落狂热分子。”凯末尔政权希望用民族主义填补因排斥伊斯兰教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后留下的空白，所以土耳其民族主义就有了“公民宗教”的意义。“民族主义者日益变得狂热与宗教信仰的下降有着因果关系。民族主义已经变成一种宗教替代物。在民族主义者看来，民族是一个替代的神灵。”[xiv]凯末尔世俗化改革自上而下推行，尽管官方抑或上层领域的世俗化改革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很少触及普通民众的生活，民众仍然保留了他们的传统信仰。卡尔帕特曾说，“乡村和城镇……继续保持他们基本的伊斯兰传统和习俗，世俗主义的文化目标只在部分意义上得以完成。”这为伊斯兰主义兴起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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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伊斯兰主义复兴及对凯末尔主义的反思导致“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xv]的治国理念盛行。在凯末尔威权政治时期，凯末尔主义者隔离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蛰伏状态体现官方的强力控制和民众建设新国家的热情。随着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和凯末尔威权政治弱化，宗教作为传统文化的内核逐渐复苏。温和的世俗主义者认为激进的世俗化政策破坏了民众的宗教认同，弱化了土耳其的民族意识，导致社会道德沦丧与文化认同危机，因而应重新解释民族主义，重新评价宗教的社会文化功能，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化。在左、右翼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背景下，左翼思潮的崛起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激发导致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担心无神论对世俗民族主义意识的消解，强烈要求民族主义回归伊斯兰文化，这促进了伊斯兰教与土耳其民族意识相结合。 本文来自织梦

1973年，由土耳其保守的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启蒙之家”正式提出“土耳其-伊斯兰合一论”的意识形态体系，标志保守民族主义终于完成了思想理论的建构工作。[xvi]“‘土耳其一伊斯兰合一论’是当代土耳其思想界对凯末尔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做出的重大理论修正。”[xvii]随后，该思想通过各种场合被加以宣扬，促使以民族行动党为代表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接受伊斯兰教和以民族拯救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政党吸纳民族主义，并付诸实践。1980年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军方认为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的根本原因是“民族文化”倒退，只有强化“民族统一与团结”才能结束政治动荡、意识形态分化和道德沦丧的局面，因而推行“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思想，用“民族文化”和“伊斯兰价值观”来改造政治与社会。“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具有强烈的政治使命意识，旨在推动宗教与国家、政府与军队的联合，以将伊斯兰教作为建设社会的基础。随后军方发布“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的文化报告，指出家庭、清真寺和兵营是土耳其的三大支柱，这3个支柱将会创造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和谐的国家。显然军方着眼于利用宗教和传统纽带来实现社会稳定和民族统一，通过“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思想来强化土耳其人的认同和统一，通过建立一种将奥斯曼、伊斯兰和土耳其文化有机结合的意识形态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论证。“这种一体化的目的是集权而不是建立伊斯兰国家，在这里宗教仅被视为文化和控制社会的核心，将宗教在教育系统而非政治系统内得以扶植。”尽管该思想旨在强化以凯末尔主义捍卫者自居的军方的领导权，却增强了民众对伊斯兰主义的支持。“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土耳其世俗主义发展方向，却忽略了社会中多种文化交织的现实，对逊尼派伊斯兰教义的支持引起阿拉维派的不满；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强调引起库尔德人的质疑。1983年大选后成立的祖国党政府被视为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力量崛起的标志，延续军方所主导的“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思想，积极致力于伊斯兰教与民族文化、民族主义的融合。“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祖国党统治时期，‘土耳其-伊斯兰合一论’终于完成从知识思潮到政治运动，再到国家意识形态和右翼党派执政理念的巨大转变，使土耳其形成了政治上严守政教分离、文化上回归传统和伊斯兰教的基本格局。”[xviii] 织梦好，好织梦

第三，全球化潮流促使伊斯兰政党调整意识形态，正发党的执政理念体现了伊斯兰主义的回归和世俗主义范式的转移。随着全球化浪潮和多元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同质民族利益和民族意识为号召力、实现从多民族国家中的分离或跨越国界的民族聚合、谋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出现退潮，全球化则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打破地域界限和民族壁垒，促进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和沟通，进而实现多种思想意识的交汇融通。20世纪90年代末期，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开始根据人权自由等概念来重新界定其思想意识，由繁荣党骨干组成的美德党坚持社会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利伯维尔场经济，主张现代化、民主、人权、全球化和加入欧盟，这说明伊斯兰主义者已突破狭隘的宗教民族局限而趋于务实开放。继承美德党内部改革派衣钵的正发党反对将其贴上伊斯兰主义的标签，将“保守的民主”思想作为政党纲领，埃尔多安宣称：“正发党正在试图用一种健康的方式来塑造宗教与民主、传统与现代、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显然正发党寻求一种基于伊斯兰教和民主兼容的新话语，这标志着伊斯兰主义者主导话语的转变。正发党认可和尊重土耳其的基本特征，遵循阿塔图尔克的民族主权传统，同意政权的世俗来源，所以说正发党建构的土耳其新模式仍然基于民族历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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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正发党出版发行《发展和民主化纲领》，指出“我们政党认为宗教是人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世俗主义是民主、宗教与意识自由的前提”。该纲领将世俗主义界定为“允许所有宗教信仰的人们实践他们的宗教、表达他们的宗教信仰并据此生活的原则，并允许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们遵循同样的原则组织他们的生活。从这一点来看，世俗主义是一种自由与社会和平的原则。”“我们的政党认为阿塔图尔克的原则和改革是提升土耳其达到当代文明高度的工具，且是社会和平的一部分。”尽管不排除正发党此举旨在巩固选举成果，因为土耳其政党由于立法限制并不能改变国家的世俗主义结构，坚定的世俗主义者包括军方、世俗政党、宪法法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都捍卫凯末尔主义的基本原则。1982年《宪法》序言写道：“任何违反阿塔图尔克民族主义和阿塔图尔克改革原则的活动都不能得到保护”。尽管正发党为适应社会基础的需要而提出复兴传统文化的诉求，也出于谋求和巩固政治权力的需要而出台复兴伊斯兰文化的举措和《宪法》修正案：取消对伊玛目-哈提普学校毕业生进入大学的限制，取消妇女在学校、政府部门戴头巾禁令，限制酒类销售，关闭公立大学的男女生混合宿舍等，并拟议出台一部新《宪法》来突破凯末尔主义对国家的限制。对此，一些学者指出，“土耳其政府最近推行的修宪改革实际上是世俗主义框架内的一次理念上的变革，其核心在于将传统的军人威权体制下的国家强制式的世俗主义，转化为现代条件下尤其是土耳其彻底民主化后的‘自由的世俗主义’”。[xix]这体现了正发党执政期间世俗主义的范式转移，但并未突破凯末尔主义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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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的演进，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博弈、整合、调和与融合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选择与国家政治道路的选择密切相关。无论是采取世俗主义思想意识，还是“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思想，以及在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重新解读世俗主义，表明土耳其当政者从模仿西方思想意识到立足本国文化传统的转变，也体现了执政党对意识形态主导权、话语权的把握和控制。作为掌权者强化统治地位的手段和措施，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都服务于土耳其政治发展的需要，体现了独特的土耳其模式在精神层面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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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政治：一党制与多党制的博弈

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不仅要创建成熟的政治制度，更要建立高效的政党体系。政党制度既是政治稳定的一大支柱，又是现代政治建设的重要环节，还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政治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重要载体，源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转型，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而渗透到东方国家，所以晚期奥斯曼帝国出现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政党——青年奥斯曼党和青年土耳其党，它们作为现代意义的政治组织推动现代政治模式的构建，并对土耳其政党政治影响深远。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一，凯末尔通过共和人民党一党制统治确立土耳其威权政治模式，但“奇理斯玛”权威（Charismatic，意为“个人魅力”）的丧失导致威权政治的松动。凯末尔通过世俗化改革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然而“民主生活必需的多样性和多元主义从一开始就被抑制了。”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捍卫民族独立和强化凯末尔主义者的权力，凯末尔试图建立政党体制。1923年4月，凯末尔在安那托利亚和鲁米利亚“保卫权利协会”的基础上组建人民党，一年后改名为共和人民党，并将其政治纲领渗透到宪法中。凯末尔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政治思想影响的领导人，曾经推行多党制尝试。1924年底，允许右翼倾向的议员脱离共和人民党而组建进步共和党。进步共和党倡导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因对凯末尔政权构成威胁而遭到取缔。1930年8月，凯末尔委托共和人民党的温和派成员费特希·奥克亚尔组建自由共和党，作为反对党来制约伊诺努总理，因其发展迅速和议会席位攀升而遭解散，凯末尔最终确立一党制政治体制。在一党制下，政府决策和政治领导人的选拔过程在单一政党的构架内进行，虽然允许小党存在，但其对政治制度几乎不能施加任何影响，所以呈现鲜明的威权政治特征。1931年，共和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确立党国合一体制。1935年，共和人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共和人民党与政府部门的一体化。1937年，凯末尔主义被写入《宪法》而成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形成“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局面。在一党制时代，土耳其的现代化改革在上层精英范围影响较大，凯末尔主义者也借助建构民族国家的名义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所以从晚期奥斯曼帝国以来的精英与民众的二元对立未随着民族国家建立而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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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威权政治体制与其“奇理斯玛”式的个人威望密切相关，总统控制政府，政党、议会和政府构成威权政治的主要工具。随着凯末尔的去世，尽管伊诺努沿袭凯末尔政权的威权政治模式，但是严格的党政合一政治体制则呈现松动的迹象。1939年，共和人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启动政党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分离，以推动执政党内部的改革。1945年6月7日，共和人民党议员杰拉尔·拜亚尔、阿德南·曼德列斯、福阿德·科普鲁卢和雷菲克·考拉尔坦联名向大国民议会提出针对共和人民党的《关于修改党章若干细则的建议》，要求建立反对党、取消经济限制。11月1日，伊诺努总统在议会宣称，“为了适应国家的需要，在适当的民主自由气氛中，有可能建立另一个反对党”。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是发展我国政治生活的正当途径，而且也是促进民族福利和政治成熟的更带建设性的办法。我们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防止因政治上见解不同而形成同胞之间的彼此敌视。”民主党随之成立。在1945～1950年间，土耳其先后成立20多个政党：社会公正党、工农党、一切为祖国党、纯洁与保卫党、捍卫伊斯兰党、理想主义党、纯民主党、自由民主分子党、土地财产自由企业党以及由苦力和工人、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所组成的形形色色党派，[xx]这些政党为土耳其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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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冷战背景下两极格局的确立和亲西方的政治定位促使土耳其从一党制到多党制转变，但多党制下的政治动荡带来政党政治模式的调整。二战后，由于冷战的开启全世界迅速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土耳其的西方化战略促使其认同西方的多党制。伊诺努总统启动的多党制选举为民主党赢得1950年大选而上台执政铺平道路。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的一党统治仍然带有威权政治的显着痕迹。1960年军事政变终结民主党的统治，1961年《宪法》所确立的政党政治呈现碎片化特征，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促成多元政党的广泛建立，民众积极参与民主选举，投票率呈现递增的趋势。1961～1980年间，土耳其政坛除了中左的共和人民党和右翼倾向的正义党主宰政坛外，还出现共和农民民族党、新土耳其党、土耳其工人党、民族秩序党、信任党、民族行动党、民族拯救党等政党，这些政党积极参与此间的议会选举，部分政党成为联合政府的组成部分。左右翼政党出于掌握国家政权的需要组建联合政府，但由于意识形态的歧异，联合政府更迭频繁，所以政党政治碎片化趋势愈益明显。伴随着伊斯兰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兴起，土耳其军人于1980年再次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以整饬秩序为名对政党进行重新洗牌，建立带有鲜明的军方监管色彩的多党民主制。随后，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政党广泛建立，包括祖国党、民族民主党、正确道路党、社会民主平民党、民族工人党、繁荣党、民族行动党、民主左翼党等。为了防止议会席位过于分散和联合政府更迭频繁，选举法规定了政党进入议会需10％席位的门槛。1983年后，祖国党先后3次赢得大选而单独执政，其他政党借助民众支持在土耳其政坛崭露头角。20世纪90年代以来，祖国党相对衰落，繁荣党、正确道路党的兴起和民主左翼党的壮大导致民众支持率更为分散，土耳其政坛再次呈现联合政府更迭频繁的局面。从1991年大选到1999年大选，很少有联合政府任满一届，而且伴随着伊斯兰主义和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世俗的中右政党、民族主义政党和伊斯兰主义政党呈现合流的趋势，土耳其政坛再次呈现以共和人民党为代表的中左政党与以正发党和民族行动党为代表的中右政党的意识形态分歧。进入21世纪以来，正发党的连续执政使土耳其政党政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全球化浪潮和多元主义思潮带来人心思定，正发党—党独大的执政优势带来土耳其威权政治的回潮和秩序优先的政治发展定位。2002年以来，正发党连续5次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形成一党独大的执政优势，并致力于打造伊斯兰+民主的“土耳其新模式”，这是民众对多党政治下联合政府更迭频繁的回应。21世纪的土耳其政坛仍然呈现出左右翼政党竞争的基本格局，但历次大选的结果表明意识形态的差异并非是决定选民投票的关键因素，而政党施政纲领的务实性是吸引选民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共和人民党在东南部落后地区的得票率开始上升，而这曾经是伊斯兰传统区域，选民曾经是伊斯兰政党和库尔德政党的积极支持者。民族行动党支持率的上升体现民粹主义在土耳其的抬头，亲库尔德政党——人民民主党进入大国民议会说明库尔德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提升。凯末尔主义盛行的西部大城市却成为正发党的强大后盾。因此，尽管土耳其政坛存在左右派政党的分野，但选民对各个政党的支持是基于政治纲领而非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差异。近年来，正发党为强化执政优势而放慢政治社会改革的步调，其对政党自我利益的过分关注、对一党得失的宪法修订和对其他政党的排斥均遭到军方和反对党的质疑与反对，尤其是2016年未遂政变后对反对派和异己力量的清洗，埃尔多安通过修宪实现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过渡，使土耳其呈现威权政治的回潮，正发党一党独大的执政优势也体现了新威权主义[xxi]在土耳其的政治实践。一些学者由此指出，“随着2017年的修宪公投成功，埃尔多安的权力个人化也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土耳其官方宣传所谓的‘新土耳其’论——后凯末尔主义的、后西方的、后威斯特伐利亚的，强势民主、活力经济、积极外交构成了三大基本特征。然而，从一个外在观察者的角度看，威权政治和民粹主义正成为土耳其政治的发展趋势。”[xxii] 织梦好，好织梦

土耳其从共和人民党一党制统治到多党制联合政府更迭频繁，再到正发党—党独大的蝉联执政，反映了土耳其政治发展的曲折多变，这不仅仅是政党政治形式的改变，更体现了基于民主选举的政治体制日趋完善。虽然土耳其政党政治历史悠久，但在威权政治体制下诸多政党由于缺乏社会基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非常有限。随着民主政治体制不断完善，各政党广泛参与政治和政治动员，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各领域，宪法和法律对政党的地位、作用、职能、活动规则等逐步做出明确规定，政党与选举制度、政府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为政治体制运转提供重要动力。目前，土耳其国家体制的固有惯性导致威权政治仍然体现在政党政治的建设中，土耳其经历从稳定的威权政治到动荡的分权政治的过渡，再到新威权主义的回归。 copyright dedecms

对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的几点思考土耳其经过近百年对政治发展道路的艰难探索，逐渐形成相对成熟的政治体系：宪政秩序愈益巩固，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日趋完备，政府制度趋于稳定，意识形态建设更加符合本国国情。但土耳其的政治发展道路仍然面临多重挑战：历史遗产依然是影响制度更新的重要因素，制度合法性仍面临诸多危机，局部政治动荡使国家政治体制面临运转失灵的风险，所以建立稳定的社会与政治秩序尚需当政者持续努力。显然，反思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的成败得失，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借鉴和启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一，理解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需要将其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考察。尽管以凯末尔为首的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极力隔断与奥斯曼过去的联系，但是深化于民众心底的伊斯兰文化信仰和民族认同直接影响着土耳其精英分子的道路选择。“有着真正民主头脑的土耳其人，包括大多数伊斯兰主义者，都能够认识到土耳其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在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沿袭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要想解决当代土耳其的许多与文化心理相关的问题时，都需要与奥斯曼帝国的过去相融通。”所以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传统、民族认同和文化思想意识对土耳其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内容来自dedecms

首先，土耳其的威权政治传统源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制度，军人干政和政党威权政治造成政治发展的曲折反复。皈依伊斯兰教的奥斯曼突厥人，在蒙古征服的压力下，逐渐迁居小亚细亚地区，完成从部落到国家的过渡，实行君主制的政治统治和奉行家族世袭的继承原则。随后，奥斯曼苏丹通过对伊斯兰世界的征服和对东南欧基督教世界的圣战建立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在拜占庭、阿拉伯和波斯帝国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封建军事政治体系。奥斯曼苏丹是帝国的最高领导人，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大权，尤其是攻陷马木鲁克王朝僭取哈里发称号后，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伊斯兰三大圣城的庇护人和“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奥斯曼苏丹分别建立以大穆夫提和大维齐尔为代表的宗教和世俗政治体系来保证帝国的良性运转，军事制度和行政制度的交互融合使其具有浓厚的军事封建帝国特征。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崛起裹挟而来的坚船利炮冲击了东方的古老文明，奥斯曼帝国传统政治秩序无以为继，苏丹中央集权式微、蒂玛制度衰落、米勒特制度解体和穆斯林内部的离心倾向加剧帝国危机，奥斯曼帝国内部的开明人士积极推行现代化改革和构建现代政治体系，这包括塞里姆三世、艾哈迈德二世和坦齐马特改革以及青年奥斯曼党的宪政尝试和青年土耳其党的宪政革命，强化中央集权则是现代化改革和宪政革命的重要目标，军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也成为政治生活的显着特征。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军方以凯末尔主义和国家秩序的捍卫者自居，作为“超政府力量”拥有较高政治地位，先后发动5次军事政变，旨在推翻民选政府，并建立军方监管下的宪政秩序和政府体制，这与奥斯曼帝国的军人传统不无关系。从晚期奥斯曼帝国军人阶层演化而来的凯末尔主义者，依靠个人权威和御用政党逐渐建立威权政治体制。建国之初的党国合一威权政治体制使新生民族国家获得完全独立，并在相当长时间内捍卫国家统一，但对国家利益的高度强调而导致忽视民众的权利和自由，执政党的社会基础逐渐弱化，党国合一的政治体制逐渐让步于多党议会制，但威权政治仍然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潜在因素，当正发党能够凭借强大的执政优势再次实现国家权力的集中时，土耳其政治再度呈现威权主义的倾向。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其次，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意识植根于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排他性造成旷日持久的民族问题。奥斯曼苏丹们依靠军事征服和宗教动员实现对国家政权的强力控制，借助米勒特制度维系庞大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大帝国。近代以来，在西方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地区纷纷独立，奥斯曼主义随之萌生。“奥斯曼主义是一种期望创建奥斯曼民族，并以此达到对奥斯曼帝国的认同，从而维护这个帝国统一的民族主义思想。”[xxiii]阿拉伯主义的离心倾向导致哈米德二世的泛伊斯兰主义兴起，“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其注定要沿着教派/族裔的边界发生分裂，才能适应民族主义时代的要求，也注定了泛伊斯兰主义在民族主义时代难以取得实际效果。”[xxiv]这导致宣扬突厥人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的兴起，旨在通过语言的同化和民族的整合来实现民族认同。土耳其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人为地建构均质性的文化认同，进而建构单一的民族认同，据此建立西方意义的民族国家，这就解构了多民族的奥斯曼帝国，“从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土耳其主义到凯末尔主义，最终实现了土耳其的重生。”[xxv]凯末尔主义的排他性使其试图组建单一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尽管根据《洛桑和约》和米勒特传统承认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少数民族地位，但否认占人口20％的库尔德人民族身份，称其“高山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为争取独立的民族权利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从暴力反抗到武装内战，成为影响土耳其国内政治治理的重要难题。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框架，建构多元主义的民族认同则是解决土耳其民族问题的关键。

再次，土耳其的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源于奥斯曼帝国世俗与宗教的二元并立，伊斯兰复兴运动促进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理念的土耳其新模式的形成。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结合阿拉伯帝国的宗教、法律和政治惯例，拜占庭与萨珊波斯帝国的治国观念，中亚细亚的草原传统以及“加齐”理想，建立世俗政治体系与教界权力体系并立的教俗合一政治体制。凯末尔政权通过效仿西方国家的世俗化改革将始于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改革推向顶峰，最终形成国家控制宗教的世俗主义思想意识。在凯末尔政权时期，伊斯兰教的蛰伏状态体现了官方的强力控制和民众建设新国家的热情，一旦民族国家建构的任务完成，宗教作为传统文化的内核就开始发挥作用。在伊斯兰复兴的大潮中，被凯末尔改革排斥在权力之外的民众阶层逐渐被纳入现代政治体系之中，所以马丁宣称：“在伊斯兰复兴的不同外表面前，我们遭遇了来自边缘省份和小城镇的冲击……边缘地区已经着手征服中心地区。”这说明伊斯兰教强大的社会动员作用，伊斯兰主义者借助宗教形式否定传统政治模式，进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实现民众的权力分享，从而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如今，正发党建构土耳其新模式的努力仍然基于悠久的民族历史传统，其将现代政治理念与伊斯兰文化传统相调和的尝试，追根溯源体现了对奥斯曼帝国传统的坚守，埃尔多安也多次宣称重现奥斯曼帝国的辉煌。有学者指出，“传统的反对社会力量的归属感和共同的目标不仅推动了国家内部的协商能力，而且也提升了国家和社会之间协商的能力。国家和宗教活动家之间基本性的一致是政治多元主义和竞争性政治的前提。”这不仅指明土耳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也说明奥斯曼帝国传统对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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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土耳其的政治发展路径表明，尚未完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任务的发展中国家需遵循社会稳定优先原则和稳步渐进的民主化探索过程。在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很多后发现代化国家中，民主化的初期阶段通常采取威权主义政体。凯末尔通过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通过国家强力重塑权力机构，强化共和人民党—党执政局面，民众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冲淡了对政治参与和权利自由的向往。凯末尔政权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实现民族独立的政绩，但一旦民族独立任务完成，威权政体带来的一些负面现象使政府依赖政绩建立起的政权合法性受到质疑。凯末尔改革自上而下的精英性特征，决定凯末尔主义者不能凭借其政策和纲领充分动员民众或整合多种族的民众，所以凯末尔政权陷入合法性危机，威权政治的弱化便成为必然。土耳其遂开启了多党竞选、两院制的西方式民主转型，这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凯末尔议会共和制的框架，但多党制启动后并未真正促进广泛的政治参与，精英与民众的对立并未得到真正的弥合，两级格局的对立反而引起国内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这表明土耳其照搬西式民主的不适应性。 织梦好，好织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进入民主巩固阶段。土耳其民主政治呈现突破1982年《宪法》监护框趋于相对巩固阶段。民主巩固并不是简单的民主制度的维持，而是民主制度所引导的政治行为者的准则与规范的巩固，包括宪政机制、表达机制、行为与支持民主的市民文化的巩固。[xxvi]1982年《宪法》基于1980年军事政变后军人掌权的现实，所以《宪法》及其主导的选举法和政党法都带有限制民众权利的显着特征。历届民选政府通过修改《宪法》，一步步弱化军方对民主政治的监护，进一步巩固政治权威和强化政府能力。尽管正发党一党独大和埃尔多安的集权行为广为诟病，但是巩固政治权威并不意味着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而是要建立以理性和法律为合法性基础的现代政治权威，以弱化政治动荡造成的对民众权利自由以及政治参与的限制。而且，土耳其通过修改《宪法》条款以进一步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扩大少数族裔权利，建立保护儿童、老年人等群体权利的《宪法》机制，扩大公众政治参与机制等。目前，土耳其正在威权体制下推进民主化进程，即土耳其旨在建立以总统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框架，完善和强化新权威主义下的宪政体制，应对军人政变和伊斯兰极端势力所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使土耳其从中东剧变的社会动荡中逐步走向政局稳定。 dedecms.com

由此看出，土耳其的政治发展与亚非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具有“强人政治”的特点。该国总统制的实行，是通过修宪公投民主方式进行的。正发党长期执政也符合多党制和竞争性选举等西式民主要件。土耳其新威权政治体制的建立，背后折射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民主政治及其现代化进程相伴而出现的社会稳定难题。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先完成民族国家建构再推进政治民主化不同，土耳其等众多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民族国家建构与民主化进程同步推进，使这些国家不仅面临着体制转型摩擦的内在矛盾，而且还面临着民族问题、恐怖主义渗透、外部势力干政等诸多影响社会稳定的外在负面影响，因此它们的民主政治及现代化发展道路更为复杂。这些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坚持稳定优先原则，高度重视社会稳定，积极而谨慎地进行民主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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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证明只有植根本土国情和现实需要，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建立民主政治。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既非个人或群体的主观意志左右，也非某个政党或政治力量决定；国家政治发展道路是政治精英基于历史文化传统、本国现实国情和全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做出的历史选择。发展道路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价值取向，向民主制度过渡是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的价值取向。20世纪早期的学术界关于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主流观点认为，政治发展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普遍的、必然性的过程，所有国家都要遵循这种模式。市场经济的引擎一旦启动，随之而来的便是中产阶级的成长、工人、农民和社会大众的政治动员，从而导致社会和政治变迁，其发展趋势是走向更高水平的多元民主政治。这一单线的、可预测的发展过程的最终产品是民主和自由公正的社会。[xxvii]土耳其的政治发展道路实践表明，由于国情和政治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并非千篇一律，也不可能套用某种固定模式。作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对西方政治民主模式的模仿，照搬西方宪法和制度框架确立三权分立国家政权形式和多党民主制的政治模式，但舶来的现代化模式造成水土不服和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使得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沟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主流意识形态与民众信仰的二元对立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化解的难题，军人和文官争斗频繁。各种矛盾集聚从而形成一系列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渗透危机、分配危机和参与危机，进而导致土耳其政治动荡和社会发展停滞。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耳其出于化解危机的需要开始探索整合伊斯兰文化传统与现代西方政治理念的土耳其新模式，尽管该模式目前还面临一系列挑战，但带来的社会多元主义和民主倾向也顺应了土耳其政治发展的潮流。土耳其的实践证明，一味地迷信西方民主思想，机械地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并不能解决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只能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而探索本国政治发展之路才是正确的选择。诺斯的路径依赖原理[xxviii]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对非西方的本土性文化、制度传统和发展模式的研究，使寻求单一政治发展模式的努力转向对具有多元本土发展模式可能性的探讨，这既体现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进步，也是土耳其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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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土耳其共和国成立近百年来发展史，该国一直在探索有利于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发展道路。从议会制到总统制、从世俗主义到调和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从一党制到多党制再到一党独大制的过渡，以实现国家建构、法治和民主之间的平衡，这不仅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也反映了民众的选择。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奉行“脱亚人欧”战略，在实践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坚信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只能有一种发展模式，即西方国家所经历过的发展道路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土耳其早期的政治发展道路体现了对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模仿。但由于发展过程中面临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化发展与民主制度化等多重任务，出现民族国家的同质化建构对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压制，进而形成旷日持久的库尔德问题、伊斯兰主义和军人干政问题，政治发展过程伴随着动荡、冲突和曲折反复，引发世界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质疑和思考。 dedecms.com

的确，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发展经验一再告诉我们，作为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发展，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直接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习近平主席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裂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xxix]上述这段话不仅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总结与提炼，而且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各国在发展道路选择方面需要坚持“道路自信”。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具体而言，一国的发展道路需要结合该国的历史发展源流和民族文化基因，具有内生性特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时的中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道路选择问题。基于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的历史失败教训，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过几十年中国领导人一以贯之的持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不断被赋予新内涵。而且，中国悠久绵长的文化传统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着中国的“道路自信”，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既是政治选择，同时也是文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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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道路自信”不仅源于历史、源于文化，而且源于吸收人类现代文明成果，其根本在于形成独创性。一个国家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对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吸收与借鉴，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所提出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xxx]。更为重要的是，当今世界是复杂性与独特性的统一，没有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经验具有普适性，这就需要每个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实践证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中国特色民主制度，不同于西式民主制度，具有独创性。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证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每个国家都可以基于自身历史与文化，适当吸收外部国际经验，逐步创造出具有国别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由此，在探索政治发展道路方向问题上，土耳其既要尊重和体现土耳其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又要正视和应对土耳其政治发展所处的特定环境；既要善于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又要立足本国的历史传统；积极推进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和系统化建设，走自主务实的政治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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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政治发展理论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60、70年代达到理论繁荣的顶峰，随后逐渐衰落。参见[美国]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娄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按照其演进的脉络大致可以分为3个时期：以现代化为核心的政治发展理论，将维护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作为政治发展价值的亨廷顿理论；基于制度变迁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等。参见陈文新：《政治发展理论：转型社会的政治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31日。

[ii]国外学者主要从土耳其现代化进程和“土耳其模式”的视角来探讨土耳其的政治发展道路，这包括[美国]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增健、刘同舜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Ylldlz Atasoy，Turkey，Islamists and Democracy：Transi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a Muslim State，New York：I．B．Tauris，1981；Javaid Saeed，Islam and Modernization：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akistan，Egypt，and Turkey，Westport：Praeger，1994；Jacob M．Landau ed．，Atatürk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Boulder：Westview Press，1984；Walter F．Weiker，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from Ataturk to the Present Day，New York：Holmes＆Meier Publishers，1981；ümit Cizreed．，Secular and Islamic Politics in Turkey：the Making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New York：Routledge，2008；M．Hakan Yavuz ed．，The Emergence of a New Turkey：Democracy and the AK Patti，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2006；William Hale and Ergun ?zbudun，Islamism，Democracy，and Liberalism in Turkey：the Case of the AKP．New York：Routledge，2010．Ylldlz Atasoy，Turkey，Islamists and Democracy：Transi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a Muslim State，London·New York：I．B．Tauris，2005；Ahmet T．Kuru and Alfred Stepan eds．，Democracy， Islam，and Secularism in Turke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国内学者多从土耳其模式着眼探讨土耳其的发展道路问题，如王林聪：《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土耳其民主模式》，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8期；王林聪：《“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昝涛：《“土耳其模式”：历史与现实》，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李秉忠：《“土耳其模式”刍议》，载《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郭永超：《“土耳其模式”的研究——基于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视角》，外交学院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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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袁东振：《理解拉美主要国家政治制度的变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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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美国]霍华德·威亚尔达：《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董正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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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参见姜士林：《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504页。

[vi]详见陈德成：《土耳其的多党制半总统制政体》，载《西亚非洲》2000年第2期，第46～50页。

[vii]李艳枝：《试论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修宪公投》，载《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第33页。

[viii] [美国]塞谬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 dedecms.com

[ix]田文林：《中东政治转型：反思与重构》，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1期，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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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参见[美国]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34页。 本文来自织梦

[xi]刘义：《伊斯兰教、民族国家及世俗主义——土耳其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载《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第38页。

[xii]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49～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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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哈全安：《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xiv] [英国]休·希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吴洪英、黄群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0页。

[xv]即“Turkish-Islamic Synthesis”的翻译，有学者将其翻译为土耳其-伊斯兰合一论。本文在引述相关学者的观点时保留了原文，所以文中出现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同时存在的情况。 copyright dedecms

[xvi]敏敬：《转型时期的政治与宗教：土耳其-伊斯兰合一论及其影响》，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